《中华史》之《安史之乱》读书笔记（14）

海棠花雨

全文约万字，共七部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1..女皇是大唐的掘墓者，也是建设者。

2..睿总三让天下。

3..玄宗的宰相们。

4..安史之乱。

5..东方滑铁卢怛罗斯战役。

6..帝国沉沦的原因。

7..唐诗精神。

女皇是大唐的掘墓人？守陵人？还是建设者？

兼有吧！毕竟，有能力掘墓的人，才有能力守灵与创新。唐太宗也不例外，在维护既得利益的长孙无忌等人撺掇下，选择了能力最弱的李治为接班人。也许在他看来，无能点儿的守业即可，可避免祸起萧墙而导致帝国分裂，可保住自己的政治路线。但太宗皇忘记了，没能力掘墓的人往往也守不住陵。于是，李治将帝国让给了一个女人，武则天。

武则天当政期间也很值得肯定，首先她保证了帝国长期和持久的统一，并让它充满活力。之后的改朝换代，代价也很小。何况，她还把帝国还给了李唐。

不过，武则天搞特务政治、暗箱操作、制造冤案和滥杀无辜对世道人心还是有着破坏作用的。

与世无争，唐睿宗三让天下

睿智一生让了三次皇帝，第一次让给母亲武则天；第二次让给哥哥李显；第三次让给儿子李隆基。这第三次，在睿宗宣布做太上皇之后，大唐的第六任皇帝玄宗的时代开始了。

玄宗的宰相们

谋臣之忠与贤臣之忠

忠诚历来是君主对臣僚的要求，只不过忠诚或忠臣也有两种。一种是谋臣之忠。他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殚精竭虑替君主谋划，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敢冒风险也甘冒风险。至于所谋之事是否正当，则不再考虑之列。另一种是贤臣之忠。他们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的事业鞠躬尽瘁。但这与其是说忠于君主本人，不如说是忠于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贤臣们想借助君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就看看李隆基的宰相们吧！

在隋唐定局的读书笔记（13）中，对唐代的宰相制度已做了详细记录。唐代的宰相是群体。但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在政事堂议事）的，不论人数多少都是宰相。宰相也没有正副，只有轮值主席，叫执笔。可以理解为，唐代宰相没有正副总理，全部是国务委员。区别仅仅在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是宰相。还有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也是宰相。与汉代不同，汉代宰相是个人，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救时之相姚崇

故事是这的，玄宗与太平公主集团斗争结束，在渭水之滨打猎，姚崇被召见于马前。玄宗让姚崇跟宰相们一起策马随行。姚崇不跟。理由是：小地方官，不该与宰相同列。玄宗说：你现在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替了郭元振的相位）。故事还没完，接下来，玄宗赐坐，首位中书令(张悦)起身为姚崇让座。姚崇说：中书令是首相，姚崇岂敢僭越。玄宗说：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认可一个人可以这么痛快，也只有李隆基了。把苍生交给某个人，人治还真需要苍生靠运气。

其实，张悦、姚崇和郭元振是李隆基的太子党。李隆基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的作用如同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张悦当时在洛阳，也在事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有姚崇因为则天皇帝逊位，中宗君臣弹冠相庆时，自己哭得泣不成声被贬到了外地，他并没有参与平叛。

新皇帝新气象新年号“开元”，玄宗的走马换将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姚崇作为开元新政的当头炮，不负玄宗，苍生的运气也还过得去吧。姚崇随机应变将百废待兴，过来弊病及一团乱麻的政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帮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当然，当这一历史使命接近完成时，姚崇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了。在一位叫齐瀚（换）的智者建议下，他“逊位避祸”，辞去相职，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也寿终正寝。

制度建设靠宋璟

宋璟的正派耿直举世闻名。据说专横跋扈的武则天都不得不让他三分。在进入制度建设阶段，玄宗靠宋璟的浩然正气和稳扎稳打顺利完善了制度建设。宋璟官至侍中（中书令缺位），自然是首席宰相。

中书令的缺位，优缺点也很显然。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提高了。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平衡制度。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便于相互监督。而现在，中书门下两位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就变成了失衡，分权就变成了集权。

宋璟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比如，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发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开元盛世初见端倪。宋璟跟姚崇一样也做了三年宰相，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

导致宋璟下台的原因是司法和财政出了问题。由于宋璟不允许罪犯们上诉，造成了不少冤案。直接原因是帝国没有银行，官铸铜钱跟不上需求，民间有私铸铜线现象。宋璟操之过急，在整顿私铸问题时导致物价大幅度波动，结果，民不聊生。

百日宰相宇文融

宇文融是鲜卑人，理财高手，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仅九十九天。他的办法是查户口，仅三年多时间，八十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亩被登记在册，相当于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

反对宇文融的声音不绝于耳。一是在儒生们的观念里，管理才能不及道德文章，而理财是管理才能中被视为小人的伎俩和行径；二是触动了土豪们的既得利益，毕竟移民他乡的农户之前得以逃税，是依附于当地土豪，而这些土豪往往是帝国的官员和大家族；三是宇文融是皇帝的特派员，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特殊群体，各级地方官畏惧其特权，大小政务都要先报告宇文融，再报告中书省，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毕竟，中央集权的帝国不该政出多门。宇文融犯了众怒，被一贬再贬，死在了流放的路上也不为怪。

不知轻重的王毛仲

王毛仲是高丽人，玄宗当王子时，府上的家奴，由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有功，成了玄宗皇帝禁卫军的首领，因治军有方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头衔，与姚崇和宋璟的政治待遇相同。

王毛仲栽在了刚出生的儿子身上。玄宗得知毛仲添了儿子，派三品宦官高力士前往祝贺，并封婴儿为五品官衔。王毛仲抱出襁褓中的儿子，为羞辱宦官高力士说：这样的孩子不够三品吗？玄宗得知勃然大怒。高力士又趁机加了把火：北门（玄武门，常发生政变）奴才气焰太盛，结成了团伙，恐怕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王毛仲便死无葬身之地。毕竟，玄宗将王毛仲等家奴安排为北门禁军的将领，就是要让他们当看门狗。但是，走狗如果对主人龇牙咧嘴，则非杀不可。

当朝师表，一代宗词张悦

张悦是在宇文融担任特使之后重归相位的。他先是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后担任中书令。

说起来，张悦是早在武则天时代就已名闻天下了。一次，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女皇的男宠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张悦需出庭作证。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嚷：张悦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的催张悦敢快作证。张悦不慌不忙，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自从张悦让人刮目相看。后来还成了太子党。

玄宗既用一位词宗和师表为首相，也可看出皇帝开始由求真务实变得好大喜功。毕竟，制定礼仪需要当朝师表，粉饰太平需要一代词宗。

不过，张悦并非只务虚不务实。首先，张悦在执政期间改革了兵制，边防军由六十万变成四十万。最为主要的改革，是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这可不仅仅是更名的事情，政事堂是会议，加盖的政事堂之印的文件只能算会议纪要。中书门下却是机构，形成的便是政府文件。以前宰相们开会的地点不是在门下就是在中书，现在则不但有了正规的官署，还有了五个下属办事机构。相当于国务会议变成了国务院，与之相适应，原来的集体负责制也会变成个人负责制，甚至首相的独断专行。后来一位宰相能独专朝政十几年，原因之一在此（虽然，集权化在姚崇时代就已经有开始的趋势）。

张悦下台是宇文融之流为排除异己，状告张悦私聘术士夜观星象。张悦是以尚书省副长官的身份在洛阳退休，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成果有《大衍历》和《开元礼》等等，其寿终正寝。

之后的宰相班子都是一朝之中双上双下，先有萧嵩和韩休，后又裴耀卿和张九龄。

裴耀卿解决了长期困扰帝国的粮食问题，据说三年之中积粮七百万石，节省运费三十万贯。

而创作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名句的张九龄则是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加科举考试也一举进士及第。他的风度更是堪称玉树临风，以至于玄宗皇帝每次选拔人才都要问上一句：像不像张九龄？

不过，在我看来，张九龄在处理政务时也未免太过迂腐。主要表现在提出放弃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允许民间铸造铜钱。当然这一提案遭裴耀卿强烈反对，提案胎死腹中。不过，也暴露了张九龄的不切实际。他的迂腐还表现在纵容民间视为正当的父之仇、夺妻恨可私自报仇。当然，这些又遭到了裴耀卿和李林甫的强烈反对。

张九龄直接被罢相的原因是从洛阳还都长安事件与皇帝闹得不愉快。特别凑巧的是，玄宗在李林甫的撺掇下坚持离开洛阳，而刚离开洛阳不久，洛阳就地震了。这让玄宗认为，他和李林甫是正确的，而张九龄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应该是宰相不合格。于是裴耀卿和张九龄同时被免。

李林甫擅权十六年可以说，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是李林甫执政之日，已经执政三十多年的皇帝，对政治实在打不起精神。他甚至提出过自己修身养性，将天下交给李林甫。

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李林甫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由此产生了《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天下安静祥和，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这是李林甫的功劳。李林甫时期，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据说，天宝八宰，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于言表。

然而，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他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是“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太宗皇帝时代，边关番将多半是贵族，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铁勒酋长。但，他们也不是专任，只是任临时君职。战争结束，士兵留住战略要地，番将则回京另谋高就。而李林甫在担任首相第十二年时期，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或许他想的是既然是常任，就不会有人跟他争夺相位了。不可思议的是当了三十多年六十三岁的皇帝毫不犹豫就同意了李林甫的建议。这就使帝国的边防军变成了反政府武装力量，置于万劫深渊。

至于李林甫贡献的仗马之鸣和口蜜腹剑，此事真伪难辩，大概因为李林甫在历史上被妖魔化了。足以说明李林甫不是政治家，不过是位政客。

再说杨国忠之前，必须加花絮杨玉环专宠。流水账记录一下这段情感吧，毕竟，在畏难关头玄宗并没有选择站在杨贵妃这边。

话说，玄宗和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是杨玉环的丈夫。而玄宗因怀念死去的惠妃，就让她的儿媳杨玉环来顶替了。李白对杨贵妃的倾国貌有过描述：云想衣裳花想容。据说，玄宗与贵妃是真爱，见证有临潼的华清池，还有帝国的第一乐舞《霓裳羽衣曲》。还需要交代一下，三十多岁的贵妃还收了个四十好几的干儿子安禄山。呵呵，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首相落在杨国忠的头上

由于大唐的关中本位政策，帝国的军事重心偏于西北。吐蕃的崛起和阿拉伯大食的东进，使得唐帝国忽视了华北和东北。尽管契丹和奚人也在骚扰帝国边境。

杨国忠是杨玉环的远房堂兄（共曾祖父）。他的母亲是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的妹妹。此人生性喜赌，也会理财。

据分析，安禄山是他被逼而反。杨国忠集中了行政、人事和财政的权力。而安禄山是最有力量的边江将，他们的对抗导致了帝国的分裂。

安史之乱

话说，混血儿安禄山安禄山是粟特与突厥的混血。凭着自己的聪明做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敢死队，并成为张守珪的养子。

之后，唐帝国将平卢节度使（辽宁朝阳）河北的东部和辽宁南部、范阳节度使(北京)、河东节度使（太原）交给了安禄山。有资本谋反的三镇节度使，偏有杨国忠那一逼迫。玄宗也昏招频频。

安禄山自范阳（北京）起兵，到攻陷洛阳，只有三十四天。

高丽名将高仙芝及封常清由荥阳退洛阳，由洛阳退到潼关，生命也就退到了终点。

在帝国的逼迫下名将哥舒翰（突厥人）引兵出关被俘，是帝国的第二步昏招。

马嵬坡杀杨氏兄妹，一路逃成都，标志着玄宗的时代结束了。

肃宗的帝国救赎

杨国忠和杨玉环被杀的第二天，太子李亨离开了玄宗。李亨走的是救国路线，跟玄宗分手差不多一个月后，李亨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北的灵武（朔方）在当地官员拥戴下称帝，是为唐肃宗。

唐肃宗整合了西北和华北的人心和武装力量开始了平叛。他的得力助手是郭子仪、李光弼（契丹）及谋臣李泌（必）。

安史之乱的最终平息，还要拜叛乱集团的内讧所赐：先是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谋杀，后是安庆绪被部下史思明斩首，然后是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绞死，最后是史朝义自杀。

东方滑铁卢怛罗斯战役

（750）怛罗斯战役是转折性的一场战役，从此，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和西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唐则节节败退步步紧缩。到唐德宗（790）秋天，就连准格尔（北庭）和塔里木（安西）也都彻底失联。

事情的原委大概是这样：天宝六载（747）高仙芝收拾吐蕃，让青藏高原的极西地区重归大唐。高仙芝因此被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750）高仙芝诱骗塔什干（石国）国王，将其俘虏。石国王子求救阿拉伯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高仙芝则率领远征军深入七百里迎战，结果高仙芝带去的铁勒同盟军临阵倒戈，与阿拉伯武士一起加攻唐军。唐败。就连随军的造纸工匠也被胜利者顺手牵羊带回了伊拉克。唐军自此将中亚拱手相让。

帝国沉沦的原因

藩镇割据

最早设立的藩镇是十个军区，其中九个军区的长官是节度使，一个是经略使，统称“天宝十镇”。这十个军区有五个在西北，三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一个在华南，战略目标也很明确：保卫关中，进而保住世界帝国的地位。因此十镇的总兵力竟多达四十九万，是中央军的五倍半。这是典型的强枝弱干。

加之李林甫将节度使换成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结果安史之乱起，原本应该保卫中央的藩镇，变成了反政府武装力量。

还有唐肃宗和代宗被时代推着往前走，不计后果地招降纳叛，封官许愿。后果可想而知，到第十任皇帝宪宗时，全国共有藩镇四十八处，不向中央申报户口的十五镇，每年上缴财税的仅八镇。京畿之外，几乎全是藩镇。

宦官乱政

宦官监军自最后一任唐哀帝之前的九个皇帝，只有两个（宪宗和敬宗）不是宦官拥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加复。

宦官干预朝政的直接原因是宦官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安史之乱时，哥舒翰的神策军(本来是对付吐蕃而建立)被调往东部战区。但是，当他们遭到史思明的迎头痛击后，发现基地已被吐蕃占领。无奈时，宦官监军鱼朝恩收留了这支无家可归的队伍，并将其变成了自己的力量。

神策军两次保卫了皇帝。第一次是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将逃难的代宗接到身边。第二次是德宗时期发生兵变，皇帝逃到奉天（陕西乾县），神策军赶来救驾。对皇帝有救命之恩，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神策军变得腐败，宦官变得嚣张。

仇士良可谓宦官乱政的缩影，他在告老还乡时传授给其他宦官的经验是：把皇帝变成废物，关键是不能让皇帝闲着。闲，就会博览群书，接见儒臣，听取意见，我等就没戏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皇帝声色犬马，忙于吃喝玩乐，朝政自然就归宦官处理了。

大唐第十四任皇帝文宗李昂时代，某天深夜，一位值班的翰林院学士被教进秘殿，只见四周帷幕重重，仇士良则端坐堂上虎着脸说：太后要换皇帝，你起草诏书吧！该学士吓得魂飞魄散：杀头灭族的事情，我不敢!仇士良拉开帷幕，坐在里面的，竟然是文宗皇帝本人。故事到此还未完，宦官头子阴冷地说：陛下，如果不是这位学士不肯草诏，这地方你恐怕坐不成了。文宗居然低头不语。

朝臣窝里斗

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在国家危亡时刻做了些什么？结党营私和勾心斗角中发挥着聪明才智，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中消耗着国力。那就看看中晚唐最著名的派系斗争，牛李党争，也叫二李党争。

鹰派：代表延续百年以来的关东世族；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问题上持强硬态度；代表人物是李吉甫、儿子李德裕、郑覃。

鸽派：代表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问题上主张和平解决；代表人物是李绛、李宗闵、牛僧孺。

两派势力此消彼长，也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毕竟，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也有些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的仇士良，申请退休是遭到李德裕的抵制，感到恐惧而不得已为之。

安史之乱后帝国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举例说明：铁勒人仆固怀恩在太宗皇帝时代成为大唐子民。安史之乱后，怀恩保卫肃宗，平定河朔（甘肃吴忠武威），收复两京，迫使史朝义兵败自杀，可谓厥功甚伟。他的三个女儿远嫁他乡为国和亲，一家四十六人牺牲在战场，可谓忠烈满门。

可就是这样功勋卓著的大功臣骑虎难下，只能反了。安史之乱平息后，仆固怀恩奉代宗之命护送回鹘雇佣军返回草原。然而，路过太原时，河东节度使怕怀恩谋反与回鹘勾结，闭门不接待。怀恩与河东节度使同时告御状。皇帝先是派宦官一探究竟，宦官断定怀恩谋反。当皇帝再派宰相去安抚时，已经于事无补。怀恩抱着宰相的脚嚎啕大会，却拒绝到长安见皇帝，理由是怕死。此后，又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扣留了出使回鹘的御史大夫。事情到了这步，不反也得反了。

反叛为帝国造成的损失也很严重。在吐蕃第二次让大唐皇帝成为流亡天子，郭子仪好不容易救驾返京师时，仆固怀恩率领众多民族联军红尘滚滚杀将过来，一路风卷残云。若不是天佑大唐，仆固怀恩在途中暴毙，联军被郭子仪分化瓦解，很难讲会是怎样的结果。

执政集团昏聩腐败

晚唐时期，百姓向地方官报告旱灾，官员却说，树上不是有叶子吗？哪来的旱灾？然后把报告的人痛打一顿。大批蝗虫遮天蔽日飞到京畿，所到之处变成赤野。京兆尹（首都市长）报告说：蝗虫来到天子脚下就不吃庄家，自己抱着荆棘而死。皇帝却信以为真，宰相也上表道贺。

按照太宗李世民的“水载舟亦能覆舟”，大唐该不该覆灭？

底层人民为生存而战

耳熟能详的就是黄巢起义。从揭竿而起到兵败自杀，黄巢战斗了整整十年，远远超过从安禄山到史朝义的总和。兵锋所至则几乎扫荡了大半个中国，破坏程度也远非安史之乱可比。大唐帝国似乎是想等着起义军掘墓。

然而，黄巢的起义部队斗不过沙陀李克用的乌鸦兵团，它也预料不到自己内部出了叛徒朱全忠（朱温）。朱全忠背叛了黄巢，羽翼丰满后又背叛了大唐，他杀掉了几乎所有的宦官，以及权臣崔胤、皇帝昭宗和李唐宗室，及朝中的士大夫们。朱全忠于开平元年（907），称帝，国号梁，大唐灭亡，五代十国开始。

唐诗精神

用枯燥的统计数字来证明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处于极盛时期，是困难和没有意义的。正如一位学者说，盛世更多的是一种国民心态，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物质充盈和人身安全前提下的内心宁静和骄傲自豪，以及无处不在可以触摸的繁荣昌盛、青春活力和雍容华贵。

李白鲜活地成为时代的形象代言人

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什么情况，在朋友家喝酒，大大咧咧豪气干云地对主人说：喝喝喝，干吗告诉我酒钱不够？你不是还有五花马吗？你不是还有千金裘吗？快快快，把你儿子叫出来，拿这些东西去换酒，我们今天一醉方休！如此反客为主，已近乎无赖。然而在朝气蓬勃百无禁忌的盛唐，这种无赖由于真实、率性、毫不做作，也是讨人喜欢的。

再看看李白自夸到横着走路的模样：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

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哈哈哈！

杜甫是带着悲悯情怀降临人世的

四十四岁的杜甫（756）冬，大唐政府军与安史叛军在长安西北的陈陶作战，几乎全军覆灭。困在京城的杜甫得到消息，悲痛欲绝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蒙东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没有煽情的语言，只有如实的记录：寒冬腊月，十郡子弟，四万青年，同日而死，还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吗？没有。难怪野旷天清，鸦雀无声。悲声从心底发出，穿越千年时空直指人心，让我们至今读来仍不免震撼和颤栗。

杜甫的情怀是真诚的，关切也是实在的。杜甫客居夔州（四川奉节）时，有位寡妇常到他门前打枣，杜甫听之任之。后来，草堂为侨居的晚辈姻亲借用，筑起了篱笆。杜甫听说，便请那年轻人网开一面：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围困琼宁由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照理说，这只是个非亲非故的邻居，杜甫可以不管这事儿。然而惟其如此，才更需要将心比心。体贴入微的诗人甚至注意到，那无助的老妇每次来打枣时，其实是惴惴不安的；而一贫如洗的她，竟是官府征收的对象。杜甫触动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王维是大自然亲切的画家

自称“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对自然界却充满了感情。在他眼里，每一条溪流都有生命，每一朵野花都有故事，空无一人的山林更是充满情趣。看一组空镜头：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寂静的山涧旁，辛夷花悄悄开放又凋谢着。但，没人知道是热热闹闹地开，纷纷扬扬地落；还是委委屈屈地开，凄凄惨惨地落。多半，是旁若无人地开，满不在乎地落。所谓禅意，也就在这里了。

王维是信佛的，曾阪依菏泽神会禅师，还为六祖慧能写过碑铭。有些作品是诗也是偈：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春天里，空山一片寂静，桂花落地无声。早已栖息的山鸟却被悄然升起的明月惊醒，莫名其妙地叫了起来，一会儿响起一声，过会儿又响起一声，反倒更加显得万籁俱寂。这可真是此时有声胜无声。

两首并读，你会发现一切都在有意无意之间。这真是鸟宿鸟鸣都自在，花开花落两由之。这就是禅。王维也因此获得了“诗佛”称号。

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王维是诗佛。盛唐最有成就的三位诗人恰恰对应着儒释道，肯定不是巧合。实际上，隋唐两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混合型的，不但儒法并用，而且兼容释道。统治者并不拘泥于某一家思想，反倒更乐意各取所需为我所用。

中晚唐的诗，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则换了一番景象，沉稳、多样、内向，更在意内心感受。正如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前者耐人寻味，后者清新可人。

无题.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江南春.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韩愈和柳宗元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因此，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都是不押韵的白话诗。

诗的一点基本知识

平，大体上就是现代汉语四声中的阴平和阳平。仄，是上声（读赏）和去声，再加古代的入声。所以，某些现在读平声的字比如发、七、出，也是仄，因为在古代是入声。

平仄的要求叫粘对。粘就是相同，对就是相反。一般地说，一句当中，第二、四个字，第四、六个字都要平仄相反。一首诗当中，第一和二句要相反，否则叫失对。第三和二句要相同，否则叫失粘。以下由此类推。

不过，韵脚的字，平仄是一样的。句中某些字，也可以马虎，但平脚的句子不能除韵脚外只有一个平声。

平仄之外是对仗，包括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每个字都对上了，可称为工对。七律是七绝的叠加，只不过三四两句（颔联）和五六两句（颈联）都必须对仗，四五两句又平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