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土司遗珍~四川平武明代土司家族文物精品展"

雏菊

　　你是否想要一睹土司尊荣，领略地方民族首领的别样风采？请跟随我的“美篇"，让它为您展现历史上辉煌灿烂的土司文化。

　　随着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和夷夏观念的形成，如何处理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成为历代王朝的难题。13世纪起，中央政权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委任当地首领担任土司，世袭而治，体现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西南民族地区“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

平武，古称龙州，位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地处边陲，界在氐羌”，是“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区的典型代表，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居之地，属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与冲突的地带。平武土司是我国历史上承袭时间最长的汉族土司之一（从南宋末年扬州府兴化县进士王行俭入龙州任判官开始，平武土司开始了长达近八百年的统治），有别于其他地区，平武土司尤为特殊，平武诸土司无一为少数民族，亦非龙州本籍，均为原籍外地的汉人，多以南宋末年抗击蒙古军队，守城有功而始获世袭，土司间相互联姻，最终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汉人土司集团，创造了独特的土司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土司遗存。

2015年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成功，土司文化由此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本次展览主要展出平武明代土司王玺家族墓与薛继贤夫妇墓出土的精品文物，包括石刻，金银，玉石与陶瓷等各类遗物，系统展现了平武明代土司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信仰，由此亦可一窥西南土司文化特色。

平武报恩寺王玺塑像

王玺石买地券（明，1368年至1644年，王玺墓出土）：买地券最初出现于汉代，是购买阴宅的象征性契约，用于向冥界神邸宣示墓地所有权；以后发展为厌胜之物，券文中长附有道教符箓，以求镇墓解崇，王玺家族墓出土的多件买地券，明确记录了各墓主的生卒年份，亲属关系，社会地位等内容，为研究土司家族墓地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王玺石诰命符（明，1368年至1644年，王玺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藏）：诰命原为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后为道教用作太上老君口吻发出的命令，这件诰命符正面刻符箓一道，背面所刻诰命文本为符箓的详细解释，也是葬礼中神符安放后所念咒语的主要内容。王玺家族墓出土的众多道教文物，反映了该土司家族乃至龙州地区丧俗与信仰中的道教成分。

火把簇千户所铜印（明，永乐九年1411年，四川博物馆藏）：明初政局未稳，政府为强化军事管理而创立卫所制度，火把簇千户所即上属洮州卫，其地在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县，“簇”为“族”的别写，明政府分封洮州地区内火把族及其余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土司，依据地位高低授予卫所指挥，千户，百户等职。

🐲以享以祀 事亡如存🐲

明代墓葬装饰以壁画，砖雕及石刻的形式继承了宋元墓室建筑装饰风格，现已发掘的平武明代土司家族墓均为石室墓，墓室装饰以石刻为主，部分题材继承了四川地区南宋石室墓的传统，又出现了明代典型纹样，在宋明墓葬石刻艺术中体现出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特征。

墓葬石刻内容丰富多彩，栩栩如生，以墓主人坐像为中心，辅以男女侍从、茶酒供奉、文官、武士、伎乐演奏、舞蹈表演等，他们或侍饮宴起居，或献歌舞音乐，或持兵器镇守，各有职司，分工明确，向我们展现了一副生动的明人世俗生活画面。同时墓室石刻中的神异图像，既有表征祥瑞的龙鹤麟鹿，祈福增祥的民间八宝，长寿多福的寿山福海，也有来自佛教的飞天形象，出土的金银首饰中也有不少释道宗教题材纹样，展现了平武明代土司的精神面貌。

男侍像石浮雕（明，1368年至1644年，高56厘米，宽37厘米，厚4厘米，王玺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

男侍像石浮雕

女侍像石浮雕（明，1368年至1644年，高54厘米，宽42厘米，厚6厘米，蔡氏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

女侍像石浮雕

🐲四川明代石室墓🐲

宋代以来，四川地区便是南方墓葬装饰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石室墓也是这一区域传统的埋葬形式。与其他地区明墓装饰多承元风不同，四川地区因其受蒙元统治时期较短，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其明代早期石室墓在形式与装饰上均延续了南宋时期的本地传统。

以王玺墓为例，石雕表现的墓主坐像、男女待从、歌伎乐舞等反映墓主生活场景的内容均为四川地区南宋时石室墓流行的装饰题材。这类题材至明代中晚期后逐渐消失，墓主牌位、建筑架构、家具陈设、花草果木等图案大为流行，世俗化趋向更为显著。

双鹤图石浮雕（明，1368年至1644年，高34厘米，宽68厘米，厚6厘米，王祥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

文史像石浮雕（明，1368年至1644年，高38厘米，长68厘米，厚5厘米，王玺家族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

武士像石浮雕（明，1368年至1644年，高42厘米，长80厘米，厚8.3厘米，王玺家族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

🐲信仰崇奉🐲

明代社会生活中僧道写经造像、开坛做斋、水陆法会等活动，都集中反映出佛道宗教观念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明代提倡儒佛道三教合流，其结果之一便是导致三教世俗化，民间信仰日趋兴盛，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面的信仰，始终围绕祈福求祥这一主题，体现了世俗化的倾向。

在明代，将佛道宗教题材运用于器物的装饰设计上，大多寓意吉祥。佛教题材如各类佛像与法器图案，其用意多在祈求平安、消灾解难，以各种传说仙人为主的道教题材则多寓意于多福长寿，除了王玺家族墓出土的各类石雕，王玺营造的报恩寺中至今仍保存大量反应世俗信仰的文物，以工笔重彩的佛道人物壁画最为突出。

金银锭纹石浮雕（明，1368年至1644年，高30厘米，长64厘米，厚3厘米，王玺家族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

🐲堂供炉具🐲

烧香祭祀，古已有之，周代就有以烟祭祀上天的传统，汉代有了专门的焚香炉具，在上层社会中可用于香薰衣服被褥。至唐宋，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以及香料种类、数量的增加，烧香普及至市井生活中，“烧香请佛力，礼拜求僧助”，焚香供养佛神天地，祖先考妣渐为流行。

商周时期用于祭祀的鼎、鬲、簋等铜礼器，因造型庄重典雅，在宋元明时期成为祠堂供养的焚香炉具，甚至被陶瓷炉具所模仿。以炉为中心配以两花瓶的“三供”、或配以两花瓶两烛台的“五供”的香供礼器组合，在宋元明时期广为流行，其中“五供"因实为三种类型，故又称“三具足"，象征圆满无缺。

🐲头面配饰🐲

明代的首饰俗称“头面”，“首饰一副”即为头面一副。所谓一副头面，是指插戴在鬏髻周围，且装饰题材一致的各式簪钗一类，常在十至十二三事左右。，首饰插戴之满，是明代女子的装束风格。贵族女性一般拥有数副头面，头面即象征着贵族女性的财富、身份和地位。

下图中“头面"分别为：金瓜叶形簪（通长20厘米）、金瓜果纹簪（通长17厘米）、金镶宝群仙庆寿纹分心、金镶绿松石掩鬓一对（通高3.4至3.6厘米）、金葫芦耳环一对（高1.9厘米）、金狮形戒指一对（戒面长1.7至1.8厘米）、金连珠手镯一对（直径七厘米，整体呈C型，镯身为金珠相连，镯头为六边形，其中一件镯头内侧一面分别阴刻楷书“能造"“赤金”。明代记录皇家婚礼制度的《礼部置稿》中就有“金龙头连珠镯"，连珠镯的样式盛行于元，而为明代所继承）。

金镶宝群仙庆寿纹分心：（高8厘米，长11.2厘米，王玺家族墓王文渊夫人朱氏墓出土），整体呈“山"字形，正面饰围栏，栏后人物分前后两排。后排居中处为寿星，又称“南极仙翁"，右侧为仙翁的坐骑仙鹿，仙翁慈眉善目，长髯，左手持杖，右手置腿上，前排八仙各持贺礼依次朝拜。

金观音菩萨凤鸟莲花纹满冠：高8.5厘米，长18.4厘米，王玺家族墓出土

银瓜果纹簪（通长18厘米）

银莲花纹簪（通长12厘米）

银菊花纹簪（通长11.9厘米）

均为王玺家族墓出土

金蝶赶菊纽扣（一对）

金鸳鸯胸佩：通长28厘米。清初叶梦珠所作《阅世篇》卷八云：“环佩，以金丝结成花珠，间以珠玉、宝石、钟铃，贯穿陈列，施于当胸，便服则在宫装之下，命服则在霞帔之间，俗名坠胸。"坠陶的佩系方式，清楚见于明末时期的荣像。

金镂空绣球双钟腰佩：通长35厘米，王玺夫人蔡氏墓出土

金镶玉观音菩萨纹分心：高8.9厘米，长10厘米，王玺家族墓出土

🐲带具制度🐲

中国古代有一套复杂的带具制度，自北朝晚期以来，以不同质地、环扣与銙的计量来甄别官员等级逐渐成为礼制上的需要，唐、明两代最为典型。唐代在制度上采用简便的突厥系统带具，并明确了服色与銙质、数的使用情况。

明代的腰带是舆服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形成了定式。一套完整的带饰一般由20方带板组成，分为三部分，前部正中为“三台”，三台左右两侧各有三圆形（多为桃形）带板，向后各有一块“金宅（cha二声）尾，“金宅（cha二声）尾前各有一小辅条，带饰后部连缀排列七块方形带板（亦即排方）。

金镶玉带銙

青玉带銙

金麒麟纹带銙

金花卉纹带饰

🐲明代青花瓷🐲

从元代开始，景德镇逐渐成为中国瓷都，青花瓷是明代景德镇陶瓷生产的主流，民间中、上阶层居民，几乎普遍使用景德镇民窑所产瓷器，平武明代土司家族墓所出青花瓷胎釉洁润、色彩鲜艳，均为景德镇瓷。

明代常用谐音表意和象征手法寄托吉祥的寓意，既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常见的莲花即为佛教的圣洁之花，又寓意“清廉"；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松竹梅合称“岁寒三友”等。

青花龙纹盘：明，1368~1644年，高3.5厘米，口径12.8厘米，底径4.5厘米，薛继贤夫妻合葬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

🐲空白期瓷器🐲

明代景德镇瓷业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自永乐皇帝（1403~1424年）起，官窑瓷器开始书写帝王年号款识，此后历代官窑皆书写本朝年号款识，成为官窑生产的定式。而明代英宗、代宗相继统治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1436年~1464年）未发现官窑款识的瓷器，有断代价值的民窑瓷器也很稀少，因此，陶瓷学者称这段时期为“空白期”或“黑暗期"。

平武王玺家族墓地所出明代红绿彩瓷器、白瓷及青花瓷器等，多为空白期景德镇民窑精品，是极为难得的纪年材料。

🐲明代红绿彩瓷器🐲

红绿彩瓷是一种低温釉上彩瓷器，是在高温白釉瓷上，以红、绿二色为主，间或局部使用黄、金、黑、孔雀绿彩等颜色，勾勒、绘制图案纹饰，在二次入窑低温烧制而成，色彩艳丽夺目。其烧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金代后期，到了元代，景德镇瓷器受北方磁州窑的影响，产生了红绿彩瓷，其后又烧制出“鲜彩夺目，堆垛可爱"的宣德五彩瓷。

15世纪红绿彩是彩瓷的主流，王玺及其夫人蔡氏两墓出土的三件红绿彩瓷器是景德镇民窑产物，是迄今发现体量最大的明代早中期红绿彩瓷器，对研究15世纪中期景德镇民窑瓷器及瓷业发展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绿釉狮耳三足陶香炉

红绿彩缠枝莲池纹盖罐：明，1368~1644年，通高31.8厘米，口径15.7厘米，底径13.5厘米，王玺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

八卦十二生肖纹铜镜：宋，960~1279年，直径28厘米，王玺夫人蔡氏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

龟形钮，镜面呈同心圆，布局由内而外依次为卦名、卦象、12生肖、铭文“水银是阴精，百炼得此镜，八卦气象福，卫神永保命"。

八卦镜兴起于唐末，两宋时期都有制造，多见天地八卦镜、符箓八卦镜、符箓干枝八卦镜、八卦十二辰镜等，有些镜背有道家语。这类铜镜也可能与当时道士们的迷信活动有关，被道士视为法器，百姓也用此驱邪避凶。

仿宋“湖州府"仙人龟鹤纹铜镜：明，1368~1644年，直径20厘米，王玺家族墓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

镜钮左侧一仙人端坐，右侧竹下立一童子，上方有仙鹤飞翔，下方有灵龟爬行，体现了“长寿"的美好寓意；竹枝旁有铭文“湖州府仪凤桥南孙家造"，颇有广告般的商标意味。

该镜的纹饰与铭文均为宋代风格，但锭形镜钮、狭窄镜缘以及泛黄的铜材色泽则是明代的典型特征。

　　平武土司在四川土司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王氏土司承袭时间长达731年，历宋、元、明、清、民国至新中国，是平武土司中出现时间最早，消失最晚的土司家族，也是我国历史上承袭时间最长的汉族土司之一，在我国土司制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他所留下的家族墓地，是迄今四川地区发掘的唯一一处明代土司家族墓地，由王玺父子主持修建的报恩寺，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建筑群之一。

一处处遗址的保存和揭露，一件件文物的出土与解读，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土司遗产系统，它不仅是明代平武土司雍容别致生活的折射，古、雅、精、丽审美情趣的体现，丧葬习俗，生死观念的还原，更见证了平武虽僻处边陲，但在古代中国“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多民族管理智慧下发掘出的边缘活力。

🐲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曾发挥积极作用，但其本为权益之计，是中央政府尚无能力采用郡县制直接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暂时措施，因此，在条件成熟时，需采取各种策略与办法，废除土司世袭，改为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流官进行管理，即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中叶，清代继续实施，并于雍正四年（1726年）起大规模推行。乾隆元年（1736年了吗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土司叛乱，设置美诺厅（后改懋功厅）、阿尔古厅，四川西北部土司的改流基本完成。因平武土司薛兆乾叛乱，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朝廷改龙州宣抚司为龙安府。改土归流历经民国，一直延续至1956年10月民主改革结束，平武土司也最终废除。

改土归流，历时五百余年，促使原土司地区以内地相对区隔的状态逐渐消除，是中华民族一体融合的重要一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