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十一）回长安

长安人

文字撰写：杨种田编辑制作：长安人文中插图：网络 第十一章回长安 1983年11月底，我回到了梦回萦绕的家乡长安。 12月1日，我去西安市邮政局报到，先到组织部，见到组织干事李富林，李的第一句话就是，“杨局长字写得真好。” 当然，他是从我写给王治民局长的信看到的。 他把我直接引到市局党委书记刘玉辉办公室。 刘书记说：欢迎你到市邮局来工作。 同时讲到，现在市邮局好多岗位都缺人，如邮政科、小寨邮电局，还有才接收过来的兰田邮电局都没一把手。 你先回去，等我们研究后再通知你。 从西安回来后，我便到长安邮电局周克明局长处。 周首先给我介绍了长安局的干部情况。 他谈到，这个人不错，这个人是我用上来的，那个人是谁的人时，我感觉又碰上一个窝里斗。 这样的是非之地，在我没正式通知到长安邮电局之前，还是少来为好。 回到老家后，我又给市局刘书记写了封信。 谈了第一次见面，当面不好说的话。 就是希望市局领导最好能安排我到长安局，我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孩子的问题。 因为西安市这个副省级城市那个时候，城市人口控制得相当严格。 凡确因工作需要，调入西安的干部，一个人只能带一个孩子进西安。 我三个孩子，就是妻子今后能调进西安，其中就有一个孩子不能进西安，这个孩子今后的上学、就业怎么办？ 何况妻子调进西安谈何容易，而调长安就容易多了。 再则考虑安排到长安，有乡党周克明局长的关照，工作好搞些。 当然这个话不能明说，只能写长安老家有老母无人关照的理由。 在老家直等到12月27日，长安局职工孟宪瑞找到我们村给我说：“姚（振杰）局长找你到他那里去。” 我随即骑自行车到了长安局姚副局长的办公室。 姚振杰副局长，满头银发，小小的个子，胖墩墩的身体。 他热情地告诉我：“市局刘玉辉书记找你，让你到他办公室去。” 并说他到三中弟弟处找过我，你弟说你在老家。 孟宪瑞说他知道你老家的路，便让宪瑞把你叫来。 第二天，我便到市局刘书记处。 刘书记讲，原打算让你到市局来的，看到你的来信，考虑到三个孩子进西安的实际困难和长安老家有老人，我们研究同意你到长安去。 长安局现在两个领导，局长周克明，副局长姚振杰。 考虑到周克明已56岁了，年龄偏大。 副局长姚振杰地方上来的，邮电业务不熟悉。 因此决定，周克明退二线，由你接替主持长安局的工作，姚振杰任专职书记，再提拔两个人协助你工作，一个是原长安局秘书黄爱民任副局长；另一个是原长安局人事员张文英任工会主席。 当听到让我主持长安局的全盘工作，我真如五雷轰顶，因为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长安局是西北五省最大的县局，其邮电业务量高于铜川、商洛两个地区邮电局，这样重的担子我能挑得起吗？ 我赶忙说：“既然周局长退了，那就让姚局长主持工作。” 刘书记说：“不行，他业务不熟。” 我又说：“那就让黄爱民主持工作，毕竟黄爱民对长安局情况熟悉，我保证配合黄爱民把工作搞好。” 刘书记说：“就别推辞了，你的情况榆林局领导给我们说过，你肯定能干好。” 没办法，诚惶诚恐，赶着鸭子上架吧。 12月31日，西安市邮政局王治民局长、市局组织部刘绪昌部长、及市局职能部门的领导等，一行人来到长安，宣布长安局的领导班子。 宣布后，首先由我表态，我说：“主持长安局的工作，实感突然，没有想到，感到责任重大，压力更大，但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市局领导相信我，支持我，又有德高望重的姚书记、周局长及新鲜血液黄爱民副局长、张文英主席的努力和协作，我有信心把长安局的工作搞好。新的领导班子要精诚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搞好工作的基础，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市局领导对我们的希望，才能对得起长安局的全体职工。” 1984年元月2日，我正式站在了长安县邮电局这个舞台上。 前面我已讲到和周局长的首次交谈，感到长安局是个是非之地，班子不团结，不协调，情况确实如此。 周是1981年才从陕南石泉调回长安，因此关系单纯，与直接上级西安市邮政局及长安当地政府关系不熟悉。 姚尽管是从地方上调入邮电局，但进局已多年，不但熟悉长安当地的情况，而且与上级西安市邮政局也建立了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周是单面手，势力弱小，姚则实力较强。 在我还未回长安，1983年11月我离开横山时，除随身衣物自带外，其它书籍资料和被褥我直接寄到长安局。 这时长安局一些敏感的人就说，我要来长安了，加之周克明局长的嘴不严密，说我与他是一个村的，这些人便猜疑我到长安后肯定与周克明联手没有他们的好果子。 这个时候，这些人就三番五次到市邮局去游说，说我是周克明的乡党，甚至传言我和周克明是叔侄关系等等，以达到我不能到长安局来的目的。 我回西安后近一个月待在老家不能安排上班，周克明突然退二线，与这些人的活动不能说没有关系。 我到长安邮电局后，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1969年12月战备原因，邮、电首次分家到1973年10月合并，分家时形成的邮、电职工之间的矛盾，直到我1983年回到长安，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从长安邮局的地理环境，分为南、北两院，行政办公和电信业务在南院，邮政业务在北院，两院相距400余米。 这样也无形中增加了邮政、电信职工之间的隔离和隔阂。 我上班后，有的职工给我说，长安邮电局瞎人多，好人少，二毬把人能绊倒。 有的职工说，长安邮电局废领导，有多少从市上调来的领导，哪个能在长安干下去，都是三天两后晌，最长不过三年就得滚蛋。 1992年，我调到西安市局后，碰到服务公司经理胡守一给我说，一年市局把他调到长安局，头一天到长安，第二天他把铺盖就背回了西安，长安邮电局的人难缠得很。 还有人背后讲，陕南来的老邮电周克明把长安邮电局也没办法弄好，陕北小县来的年轻娃想弄好，更没门。 1984年元月25日（腊月二十三），春节快到了。 清早八点上班，我正准备带领相关人员到基层邮电局、所对旺季通信生产和春节通信安全进行检查去。 营业班营业员刘致信挡住我的去路说：“杨局长，我头痛，今天不能上班。” 我感到很奇怪，一般职工临时请假都直接找局长，班长、行政职能部门都干什么去了？ 检查到杜曲邮电支局，女营业员因服务问题和用户叶桂莲打架，把用户的下体抓伤。 检查到王莽邮电所，快11点了，营业室还没开门，营业室外公示牌写着上班时间9点钟。 营业门前等候了好多用户，看到我们检查的来了，议论纷纷。 有的说，年关快到了，我们急着办年货取钱，从清早等到现在还不开门；有的说，这个邮电所就是这样，经常不按时开门。 快12点了，营业员才骑着自行车不紧不急地来了。 门开了，我问营业员，你几点上班？ 营业员不予理睬。 我的随行人员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局长。” 营业员即暴跳如雷：“新来的局长咋了？新来的局长把人杀了。” 这天的事情还没完。 晚上快11点我回到办公室准备休息，那时我的办公室也是宿舍，宿办合一。 邮政业务指导员何满桂敲开我的门说：“今天早上营业班汇检员，把49张汇票延误了。” 这就是当时的长安邮电局。 事后通过相关会议，对25日发生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落实处理。 在对营业室汇检员延误汇票严重差错进行处理时，遇到了阻力，局内局外的人来找我说情。 他们说：“汇检员的爱人是长安县人民银行原来一个中层干部，和人行的关系很硬，现在是长安县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听说嫂子（指我的妻子）也在银行工作，准备调来长安，对汇检员的处理弄不好会影响嫂子的调动。” 我还是顶着压力通过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给予了汇检员行政警告处分，调离原工作岗位的处理。 这个被处理的汇检员以后多年见了我头一仰不说话。 再叙述一件一般职工发生的事情。 1985年5月24日中午一点钟，我正在午休，电话突然响起：“杨局长，赶快过来，姚书记被职工缠住了。” 前面我已写到长安邮电局分南、北两院，行政机关大部分在南院办公。 我到长安后，听职工反映，局领导班子重电轻邮，就是说局领导重视电信，轻视邮政。 加之为了消除邮、电职工之间的隔阂，我选择了在北院办公。 我放下电话，骑上自行车，从北院赶到南院。 在不知事情原由的情况下，被这个职工拉进他住的房间。 那个时候职工住宿和单位在一起，两口子半间房，进门就是一张双人床。 进门后我看到床边放着一把菜刀，一个鎯头，并闻到有酒味，我一时有些紧张，但很快也就镇静下来了，我便有意识的坐在床边的菜刀和鎯头上。 这个职工叭的一声，按了一下收录机说：“这是我和姚振杰对话录音。” 从录音听到，这个职工说：“三天内把我媳妇调到县局来！”姚说：“行。”职工又问：“能办到办不到？”姚说：“能办到。” 后来听姚书记讲，以上对话是这个职工把他压倒在床上，膝盖压着胸口，菜刀放在他的脖子上说的这番话。 这个职工对我采取的办法是，他先抓住我的手腕把我往倒按，没有弄成。 又跪下抓住我的两脚腕，把我往倒放，我重心前移，又没弄成。 最后这个职工从我屁股下抽出菜刀鎯头，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鎯头，把菜刀向我手里递着说：“你把我杀死，我把你砸死。” 并说“我要杀的人，是你、姚振杰、黄爱民（主管人事的副局长）和王欢农（人事干部）以及你们四个人的全家人。” 我一再给这着个职工说：“你冷静一点，你的行为后果不敢想。” 这期间，房门外不时有人喊我，到郭杜去看望机线班架设电话线路，碰伤了家户的小孩，到其家去慰问，因上午已作了安排。 谁喊骂谁，我与这个职工僵持了半个多小时，我说：“你看大家都等着我，我说话算数，晚上我回来咱们再谈。” 我才走出了这个职工的家门。 我出来后，进了黄副局长的办公室。 这个职工也跑进黄的办公室，拉黄到他的房子去，黄未动。 当时黄六岁的孩子也在办公室，这个职工抓住孩子的胳膊和腿说：“你和你爸你妈在一起，俺娃一天也见不上她妈。” 我上前拉住了这个职工。 黄副局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的遭遇时，失声痛哭，我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到了晚上，县公安局及市邮政局公安处贺清波处长等相关人，还有这个职工的妻子及其小舅子均在我的办公室。 已11点多了，县公安局和市邮局公安处意见：“先把人拘起来，明天再说，以防晚上再出事。” 我说：“人先不要抓，现在人已酩酊大醉而入睡，今晚不会再闹事。” 其妻弟看到姐夫的作为，很生气地给姐姐说：“走！往回走！跟这人干啥呀！” 其妻弟说的往回走就是回西安，因为职工的妻子是西安的知青，安置到长安邮电局来的，娘家在西安。 姐姐说：“哪，娃咋办呢？” 我给这个职工的爱人讲：“大家都要冷静，你只听我局长一句话，今天晚上你不要走。” 当时是这样想，若当晚公安局把人抓了或者其爱人回了娘家，只能激化矛盾，甚至毁了这个职工的家庭。 还好这个职工的爱人给了我这个局长面子，当晚没有回娘家。 公安局也没有抓人。 第三天，5月26日是个星期日，这个职工找到我家，赔礼道歉，说他错了。 该职工父亲是位陕北老干部，已双目失明，拄着拐杖摸到我的办公室，赔礼道歉。 并表示：“现在坚决不能把媳妇调到县上来，不然你们今后的工作咋搞。对儿子要从严处理，我坚决支持。” 真是一个可亲可爱又明白事理的老革命。 事情平静后，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原则，对这个职工进行了严肃且留有余地的处理。 后来这个职工还成了我的朋友。 再讲一件发生在管理干部身上的事。 1985年11月15日凌晨3点10分，电话铃声骤响。 我拿起电话，五星邮电支局贾印祥局长说：“话务员值班，其丈夫酒后到电话房闹事，两人撕打，把机房弄得一沓糊涂，明线线路全部中断，只能用载波通话。给县上2131值班室打电话，无人接，只能打到你局长办公室。” 清早上班，检查值班记录，应该是供应员值班。 问供应员，供应员说会计员替他值班。 我知道，这个会计员大家反映轮到她的通信值班从来都不到值班室去值，怎能替他值班呢？ 会议研究处理，大家意见：就事论事，轮谁值班处理谁。 在干部会上，我对供应员擅离执守进行了批评和纪律处理，对会计员也没点名的予以批评，就这样把这个会计员惹下了。 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见到我，就对我进行辱骂。 一次我去姚振杰书记办公室商量工作，冤家路窄，碰到会计员，开口就骂，继而爬在地上抱住我的腿，嘴里喊着：我豁出去了，大家都来看呀，我和杨种田骂仗呢，我老命不要了，你把我开除了，日你妈，你打！你打！你把我这80斤报销了…… 当时我只能强忍怒火。 局长这个枷锁套在我的身上，既不能骂，也不能打，从此我的头发便一块一块往下脱。 由于会计员的丈夫在省委上班，她多年要求调到西安，没有办成。 1987年市局领导考虑到我的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把会计员调到市局安排。 好多人说，你就不要放他，看她能怎么样。 我还是本着与人为善，不计前嫌，同意了市局的意见。 市局组织部长找其谈话，当问到她和我的矛盾时，她却说：“其实我和杨局长没有啥。” 真使人忍俊不禁。 在长安邮电局职工之间，管理与被管理之间，打架骂仗时有发生。 搬弄是非，无中生有，明枪暗箭司空见惯。 市邮局主管信访的人员说，长安局一直是个上访大户，从1984年统计，长安局职工到市局和上级上访（包括信件）56件（次），1985年38件（次），1986年16件（次）。 从长安局的问题看，表面发生在一般干部和职工身上，纠其原因，根子在局班子成员领导身上。 有章不循，无章可循，执行制度不严，不平等，领导之间口径不一致等。 因此到长安局后，我十分注意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协作，特别注意搞好与书记之间的团结配合。 姚书记尽管在我未到长安局上班，就已给我套上了周克明的人的框框。 但在处理与书记的关系上，我始终把姚书记以长辈人对待。 工作上注意听取他的意见，勤沟通，勤汇报。 姚书记每次有病看病、住院都是我相送相陪，关心照顾。 对小事小非问题，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原则问题尽量沟通交换意见，求大同存小异。 如在会议上研究有些问题时，书记多次发无明之火，并强调这事不这么干，我就不干了。 我则一笑了之。 事情依制度，依不激化职工矛盾为原则，该怎么处理还得怎么处理。 会后再沟通。 在企业管理上，局务会议、党委会决定企业的一切大事小事。 为了不使班子成员在会议上发生矛盾，避免不必要的分歧。 我主持长安局工作后，采取的方法是，须上两会讨论的大的问题，首先召开班子成员通气会议，形成一致或较一致的意见后，再上两会决定。 1988年，邮政股长何满桂要退休了，谁来接何的班？ 邮政股长的人选，涉及邮政业务的发展，邮政业务在当时可是邮电局的多半壁江山，是原则问题。 领导的任务就是出主意，用干部。 我通过全面而慎重的考虑，感到引镇支局的王生勇局长可担当此任。 王生勇文革前就是宝鸡邮电局保卫科副科长，为解决与家属两地分居，调回长安。 曾在局机关作过管理工作，是个老邮电，业务熟悉，有管理经验。 我征求黄爱民副局长意见，黄说他也认为王生勇可以。 但又说王生勇与姚书记、张文英主席有矛盾，怕通不过。 原来王生勇从宝鸡刚调回长安时，和姚书记关系相当好，睡觉一个房间，吃饭不分你我。 可能由于世上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朋友的哲理法则，两人后来分道扬镳，王被安排到支局去工作，两人从此心存芥蒂。 我和黄副局长沟通意见后，如何通过对王生勇的使用呢？ 我对班子成员进行了分析，当时班子成员书记姚振杰、副局长黄爱民、常忠民副局长、工会主席张文英和我五个人。 黄没问题。与书记和工会主席，若私下交换意见肯定行不通，只能会上见面。 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常副局长是问题的关键。 我找到常副局长问：“你是主管邮政的局长，何满桂股长退休了，谁接何的班比较合适？”常说：“他还没考虑这事。” 我说：“你看王生勇怎么样？” 常考虑了片刻说：“我看行。” 我说：“班子通气会你可不能变卦呀。” 我又与黄副局长进行了沟通，说班子通气会，我提出议题，你首先发言提出王生勇就行了。 班子通气会上，我提出了邮政股长的人选议题。 黄副局长首先发言，提出王生勇可胜任。 我接着就问常副局长的意见？ 常说：“同意黄局长意见。” 我再分别问张主席、姚书记的意见，他们均表示无异议。 可见工作方法与策略的重要性。 在陕北工作了十几年，我把青春献给了陕北。 在长安工作近9年，可以说我呕心沥血，把人生最旺盛，最成熟，最美好时期的全部心血和热情献给了故乡。 这九年，我可以说没有休息日，没有上下班时间的概念，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了工作上。 早上我第一个出现在单位门口，迎接职工新的一天工作的开始。 晚上已下班了，还要到基层邮电局、所检查安全工作，检查营业场所是否有人值班，钱是否按规定存放保险柜或送银行，回到家常在深夜以后。 这九年，长安局南、北两院的旧房屋全部进行了更新改造；新建了全省县局面积最大的邮电大楼；新征了家属区用地，盖了家属楼；在北塬新征了现在是电信局家属院的用地，这里当时还是大片麦田；对马王、支午、引镇、鸣犊、太乙宫邮电支局的局房全面进行了更新改建。 1985年全局邮电业务收入仅91﹒9万元，当年自筹资金19万元，在全省邮电系统的县局第一个为职工修建了1470平方米的家属楼。 那时因职工住房欠帐太多，分不到房的职工是大多数，心里不平衡。 吿状到省邮电管理局，省局审计部门在全省抽调八人，来长安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审计。 当然审计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我而来。 审计组成员我的老熟人，府谷邮电局局长张昇局长私下对我说：“杨局长，你胆子真大。” 我说：“审计以下也好，反正我没往个人口袋装一分钱。” 审计接束，审计组没人找我谈话，就走人了。 家属楼建成后，迟迟不能交工使用，又和施工单位长安三建打了好几年的官司，真是好事多磨。 楼房分配时，上面已说到，历史欠帐太多，住房矛盾太大，僧多粥太少，我自动放弃了分配权。 1987年，长安局被评为全省邮电系统先进单位，政策性奖励百分之三的职工可晋级调资，作为一局之长的我完全有条件晋级，但我让给了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包括为行政服务的汽车司机。 1989年，我被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和工会评为全省邮电系统“标兵”，并被陕西省委、省政府评为“企业改革先进个人”奖励我300元钱。 我感到荣誉我已得到，但功劳是全局职工的，我把他缴给局财务，让分配给局近300名职工，尽管每人1元钱，但我心里坦然。 在长安局我与职工打成一片，同娱同乐。 1985年、1990年春节的两次组织职工耍社火踩高蹺，我身先士卒，抽空与大家一快学踩高蹺。 1985年正月十五正式踩时，我的腿已绑好，张主席、姚书记他们硬是挡住我说：“把你摔伤了，咱们的工作怎么办呀。” 我听了劝阻没有出场。 1990年正月十五，这一次踩时，他们又来挡。 我说：“再不让踩，今生就不会再有机会了。” 我硬是绑好腿，与我15岁的儿子和职工一起穿上戏装，走上了长安韦曲的街头。 黄副局长拿着棍子，随时注意怕把我摔了。 两次社火的企业文化活动，凝聚了全局职工、家属的人心。 孩子们也都高兴地跑前跑后，自豪地见人就喊：俺邮电局耍社火呢！ 1990年我又使出我的老行当，组织成立了局职工电声铜管乐队，每逢周末为职工舞会伴奏，还经常应邀参加社会活动。 这些有益的活动，有力地增强了企业向心力凝聚力，提高了企业知明度和影响力。 在长安局的工作，造成了我头上一块块脱头发，不明原因的经常发生眼底出血，血压不稳，左心室肥大等。 但一份血汗，一份收获。 长安局的工作一年比一年顺畅，一年比一年好。 1984年，通过重点抓通信纪律和劳动纪律，整章建制，长安局当年被上级验收“企业整顿合格”。 从1985年至1991年连续7年被省邮电管理局、省政府、邮电部分别评为先进企业，全行业先进单位。 长安九年，我打破了刚来长安时，有人说的“不到三年就得滚蛋”的预言，并成为长安局历史上干得最长的市局派来的领导。 我的价值也得到上级的认可。 1992年4月20日，省邮电管理局主管干部的副局长王保成，把我找去谈话说：“省局研究调你到省邮电技校去主持工作。” 我还真没想到，便问到：“我的户口是否转西安？” 因为省邮电技校地点在长安，这主要涉及到孩子们很快就将面临的西安市就业。 王说：“你先去接手续，户口过后再说。” 过了几天，我给王保成打电话说：“若不转户口，我就不去技校。” 省局张作瑛局长对我的拒绝感到很奇怪，这杨种田从县局越级提到正处都不干？ 市邮政局领导听到省局调我到邮电技校而未去，五月的一天党委书记史海生、政治部主任骞玉山到长安找我，谈到调我到市邮政局多经处任处长，征求我的意见。 为了孩子今后的安排，我感到，到市邮政局去，是可以考虑的地方。 我便到当时的主管上级西安市郊县邮电局，找毛克勤局长汇报此事。 毛局长听后，坚决不同意我到市邮政局去，说道：“想离开长安可以，可到郊县局来。” 并许诺以后接任郊县局副局长。 长安九年确实使我筋疲力尽，身心俱疲，这时候我完全可以像好多为官的一样“混工作”，但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不能让人背后指着脊梁骨，干就干好，不干就腾位置。 加之长安当时已是陕西邮电系统数得上的先进单位，常言激流勇退，正是好时机。 再则我走后，黄爱民、常忠民两个副局长也就有了升迁的机会，我想这也是让位推贤的明智善良之举。 当然主要考虑的还是为了孩子，当时社会好多作官的个人目的，就是为了“三子”，即房子、工资、孩子。 在长安，为避免矛盾，我放弃了分房权利，工资让给了别人。 现在孩子过不了几年就该安排工作了，安排西安是最好的选择。 我到郊县局和到邮电技校情况一样，孩子还是要在长安邮电局进行安排，其实安排长安也没什么，问题是三个孩子都在长安安排，肯定要和长安局的职工利益相冲突，也会给今后长安局的新领导增添负担。 只有到了西安市邮政局或电信局，几千人的单位，三个孩子的安排就容易多了。 再三权衡取其利，我还是选择了到西安市邮政局去。 由于我坚决要离开郊县局，从而引起当时对我也很看重的毛克勤局长及郊县局其他领导的不高兴。 没办法，领导们，理解万岁。 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