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和父亲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日子，写在父亲逝世四十七周年的忌日

郝言好语（洪山）

追忆和父亲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日子，写在父亲逝世四十七周年的忌日 郝洪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父亲 今天是12月10日，也是父亲逝世四十七周年忌日。1973年的12月10日，父亲在河南省焦作市“隔离审查”期间逝世。那一年他55岁。记得当时我们军区体工队男女篮是在昆明进行冬训，好像就在刚到昆明第二天我们篮球队在昆明军区的国防体育场正要训练的时候，一个队友拿着一封电报急匆匆地朝我跑了过来。他一边把电报递给我，一边劝慰我不要太着急。说心里话，当我接到家里来的这封父亲逝世的电报时，我的脑子里顿时也是一片空白了。因为，就在半年多前我回河南焦作探亲的时候，父亲他虽然身体不是太好（主要是心情），但也并没发现还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记得当年接到电报后我也是立即给队领导请了假奔向昆明火车站。然而，当我从昆明紧赶慢赶地回到家里的时候，居然也还是没有来得及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在回到家中的当天，依然在悲痛之中的母亲告诉我，我们家人也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才得到的通知。而且，专案组还专程派人向我母亲转达了省里的三点指示，一、立即火化，二、问题性质暂不定，三、后事按一般干部标准处理。第二天，当哥哥、姐姐我们一起来到了当年的新乡市殡仪馆时，我看到的父亲也只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了…… 想起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应该是1973年的五月份（也就是当年）。当时我是在西安参加完全国青年篮球分区赛之后，向队上请了假回焦作看望正在那里休养的父亲。说心里话，当时我的心情也的确是充满了激动与兴奋的。而这种激动与兴奋还不只因为这是我到部队之后的第一次探亲，更还是因为在此前几年里一直被批挨斗的父亲不仅终于得到了“解放”，而且省委还批准了父亲到焦作市去休养的请求（因为，父亲1952年从平原省委到焦作矿区一直到焦作建市都在那里工作）。而这所有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无一不都是自己这些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好事。况且，焦作也是我的出生地，从小离开了这里的我这一次也算是重回故里了。 记得那一次我是从西安到新乡后又换乘了去长治北的慢车，到达到焦作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而前来接我的哥哥那时也已经在站台上等候多时。在我和哥哥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哥哥悄悄地告诉我：“现在的政治形势又有些紧张了，在全省刚刚开始的‘刹翻案妖风’运动中，父亲又首当其冲的被点了名。”哥哥还说，父亲现在的心情十分糟糕，这对他的身体恢复也很不利（当时父亲还是在中风之后的康复期，所以才暂时来到焦作市休养）。哥哥又说，让我在家的这段日子尽量多陪陪父亲。记得当时我们家就住在位于焦作市解放路上的老市委院里（当时又叫焦作市干休所）。听说，院里的那个“地楼”曾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英国福公司的办事处。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这个“地楼”也是当时焦作矿区（后来的焦作市委）的办公所在地，当年父亲他们一班人就是在这栋楼里办公。 那一次我在焦作见到父亲后，自己也真的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父亲在那个时期的孤独与苦闷。况且，在那个又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父亲的苦闷也不知道能给谁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更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所以，父亲平时在家里的时候，经常都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我那次在家里时，还发现从来都不吸烟的父亲床头前居然还放有一盒牡丹烟。后听哥哥说，有时父亲苦闷之极的时候也会点上一支香烟，但从来几乎都是光点着并不真吸，一会儿就又把它掐灭了。在焦作的那些日子，我每天都会陪着父亲出去散步。而且，因为那时十分敏感的大形势，尽管父亲有很多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当时还都在市里工作，可是为了避嫌和怕给别人带来麻烦，父亲也是从来不会主动去找他们的。 记得我当年陪父亲散步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离我们家不远的郝岐山叔叔家（郝岐山叔叔是我父亲的山东老乡、老熟人，一个一直在焦作市工作的老基层干部）。而每次在郝歧山叔叔家，父亲他们也仅仅拉拉家常、聊聊天和说说当年山东老家的往事。当年我陪父亲散步时，或许他知道给我这个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说的太多、太深，我也可能听不太懂或理解不了。所以在我们每次散步时，父亲也是很少谈起他自己的事情。即使是聊天，他也只是问问我在新疆的情况和部队的情况。记得有一次在走到我们家的大门口时，父亲指着路对面的一个大门给我说，那里以前叫中山公园，也叫大礼堂。你当年在焦作出生后带你的阿姨就住在这里边，你这次抽空应该去看看她…… 那一次在家期间，父亲还难得的和我有过一次聊天。那天父亲和我都坐在家里的院子里，他在问了我关于新疆的一些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我对新疆的认识与感觉后，父亲貌似半开玩笑的给我说：“我看新疆那个地方也不错。以后你在那里成个家，当个篮球教练或体育老师也挺好。”当时听了父亲的这番话，我一时也没有答上话来。因为，我听得出父亲在故作轻松的话语背后有一种不得已的勉强和无奈。记得那一次父亲还给我说：“你不是在部队是打篮球的吗？你能不能现在做几个打篮球的动作让我看看？” 听父亲说完，我也是立即给父亲解释说：“这里一没篮球，二没球场。等下一次有机会咱们一起去球场我再打给您看。”父亲当时听了之后，笑了笑再也没有说话。然而，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年我离开焦作的8月份，父亲又一次被“隔离审查”了。而在父亲在这一次被“隔离审查”的三个多月后，他老人家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我当初对父亲曾经的那个承诺，竟然也是再也没有机会兑现了…… 说起来，我在1973年与父亲的这最后一次见面至今也已都是四十七年前的事情了。而且，在这四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我自己也已从当年的一个孩子成为了一个父亲，如今也已又成为了一个父亲的父亲。然而，在这么些年里，尤其是在我自己的年龄也在越来越大和越来越老的时候，每每在我想起当年最后一次在焦作和父亲在一起的那些点点滴滴和一幕一幕，心头已然会有了一种越来越多的温暖和越来越甜的思念。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兄弟姐妹以及我们的家人在心里都一直坚信，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而是在一个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方一直关注着我们和护佑着我们。而且，他们也在为我们今天的三代同堂和家庭和睦而感到欣慰与高兴。因为，无论是我们的父亲、还是我们的母亲，无论是在从前、还是在现在，也无论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他们永远都一定会是与我们的心心相印和心心相通的…… 想念父亲， 想念母亲…… 2020年12月10日 于乌鲁木齐 1945年-1949年父亲在冀鲁豫边区郓巨县民主政府任县长时（右为父亲） 焦作建市之前的中共焦作煤矿工作委员会，（后中为父亲） 父亲1954年的代表证 1956年焦作市成立 在焦作市期间父亲与前苏联专家在一起（右二为常继忠伯伯，右四为父亲，左一为段松会叔叔） 1957年父亲调离焦作时留念，中排右二为段松会叔叔（后任平顶山市委书记）、右三为任青一叔叔（后为焦作市委书记）、右四为张超伯伯（后任煤炭部副部长）、右五、六为父亲和母亲、右七为常继忠伯伯（后为鹤壁市书记处书记）、右八为刘酉山伯伯（后为焦作市政协主席）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和母亲在北京 1957年7月11日，中央批准关于父亲任鹤壁市委书记的任命 父亲、母亲与小时候的哥哥、姐姐和我 1972.9.刚刚获得“解放”的父亲和母亲专程到兰州去看望正在那里参加全国青年比赛的我 1973年12月10日父亲去世后，我们在焦作的合影 父亲临终前留在一个小药袋上的遗言 摘自中共焦作党史-1973年“刹妖风”与“双突”一节 1978年，河南省委下达了为父亲平反文件 当年的河南日报 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的张超伯伯在父亲平反时写给母亲的亲笔信 父亲曾经发表的战争年代回忆文章 河南党史人物传 在父亲的遗像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