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点异味的古巴糖谈开来

一帆在汕头

      在潮汕，过去人们经常用“遍地都是蔗林，村村有糖寮”来形容甘蔗的广泛种植。上世纪80年代，潮汕蔗糖的年产量可达200万担，投入甘蔗生产的农田估计超过50万亩。可以这样说，甘蔗是潮汕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也就是说，潮汕人从来就是不缺糖的。

      从上世纪60年代过来的潮汕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在那个供给的年代，有一段时间，凭糖票还买不到本地产的白砂糖和红糖，糖专门店卖的都是古巴糖。这种古巴糖，是与伊拉克蜜枣和阿尔巴尼亚香烟同时出现在市场上的。古巴糖呈黑褐色，特别硬，颗粒粗大，既有白砂糖的结晶状，又有红糖的黏结性，杂质很多，闻起来有点异味，吃起来带点咸味，在当年的供给体制下，一斤0.49元，较之一斤0.78元的白砂糖便宜了近四成。这种异样的糖类，是糖份从甘蔗中提取出来后，经过粗加工而成，在物资匮乏的60年代，只有少部分糖会进一步精细加工成为白糖，绝大部分就直接在门店中顶替白糖配给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古巴糖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过，进口后都要经过国内炼糖厂深加工成白砂糖后才会流通到市面上，也就不再叫古巴糖了。

      当年古巴糖的来源，从收集到的资料，有两个方面的记载，一是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我国，为了“有力支援古巴的经济建设”，我国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口古巴糖，从此古巴糖走进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与潮汕人的生活也有了密切的关联。二是1960年11月，中苏两国达成谅解，随后两国关系开始得到缓和，原来的援助再次开始。从1961年开始，前苏联部分恢复了对我国经济的援助。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电中国政府，主动提出通过“借用”方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中方出于“不愿受制于人”的目的，只同意接受古巴糖。同样的年份，同的古巴糖，说法不一。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渠道都是有可能的。从第二个方面，还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话题：前苏联逼债，是不是造成我国“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题为《那些年，苏联“逼债”了吗？》的文章，其中披露的详实材料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明了这个大家关切的问题：1959年，赫鲁晓夫为对华施加压力，突然通知中国，准备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上下都憋着一口气，想要勒紧裤腰带还清债务。

      那么，当时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武器费用。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折合美元13亿。1955年苏联从旅顺撤退时，又向中国方面移交了价值9.8亿人民币的武器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其次，是中国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获得苏联援华的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的方式交付的，而且技术方面完全无偿提供。但“大跃进”开始后，中国的农副产品供应紧张，无法按照贸易合同按时对苏联交货，因此又欠下了25亿卢布的商贸债务，折合人民币总共57.43亿。

      中国对前苏联欠下的57亿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究竟占多大比例呢？据有关资料记载，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而且在1960年以前，我国已还债33亿人民币，这就基本上已经还清了军事武器装备的债务。剩下的基本上是“大跃进”时期欠下的商贸债务。

      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当时国内正值经济困难，坊间遂传出“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的言论。久而久之，这种言论被一些文艺作品引用，致使许多人信以为真。但在中苏两国的官方声明和来往文件里，从未提到“逼债”一事。其实，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对外援助的费用。据此可以推断，那些年，苏联其实并未逼债；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