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回眸

树叶

来自梁尚文老师笔记及口述，梁尚素、梁莉人、梁谦人、梁毅人等提供资料，吴树叶整理

引子

2020年11月初，我突然接到高中时的班主任梁尚文老师打来电话，他说有很重要的资料想要交给涟源市地方志办保管，不知愿不愿意接受，于是我当天下班后就去了梁老师家。几年不见，梁老师又老了不少，但视力、听力都还好，特别是思维很清晰，他颤颤巍巍地搬出九个大笔记本，缓缓地说：“我今年九十二了，这是我八十岁开始做的读书笔记，都是从权威刊物上摘录下来的，你先看看，有没有价值？”我打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而又工工整整地抄录着《知识博览报》等刊物上的国际国内重要时事评论，从那一丝不苟的笔迹可以想见他当时抄录是何等的投入，看着老师那么郑重其事的神态，我真不知如何回答。但我还是不愿意欺骗自己的老师，于是也认真回答：“梁老师，你抄录的这些内容确实是很重要的，都在国家正规出版的权威刊物上发表过，国家图书馆、档案馆都有保存，互联网上也可以搜索到。市志办也可以收藏保存。”他认真地望着我，一如30多年前在讲台上的神态。但我的回答显然不令他非常满意。我于是继续解释：“梁老师，如果笔记本上记叙的是你九十多年的亲身经历，是你的耳闻目见，那更有价值。”他移动了一下身子，点了点头。其实我当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一个九十多岁的人哪还有这样的精力？我当时郑重地接过他交给我的九个笔记本，就立即送回办公室。
后来，梁老师几次打电话给我，每次都说得比较长，说要是早提醒他就好了，他确实想把自己的坎坷经历记录下来，告诉世人。后来他又委托其堂弟尚素来我办公室，又委托其儿子、儿媳送来一些资料。然后是我去看望他，打电话问他。渐渐地，我才知道自己以前对梁老师的了解是何其肤浅与片面，觉得很有必要把梁老师那些不为人知而又真实生动的一幕幕记录下来，告诉我的同学、朋友，告诉梁老师的所有亲人与学生，告诉所有认识和不认识梁老师的人……
哦，闲话少说，还是听我们梁老师自己细细道来吧——

民国十八年（1929）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我出生于三甲澹园（今三甲乡人民政府所在地）。澹园位于一片开阔的石脚田凼中，占地八千多平方米，左右是玉屏峰和大山岭两峰护卫，文塔与武塔遥相呼应，左前方一座石山形如狮子，名狮子山，右前方是蓝田通往宝庆（今邵阳）的青石板官道，一条名叫墨溪的小河蜿蜒流过。大院前后两栋，左右偏房，中是天井，座势左有花园池沼、亭台假山，右有偏房、走马楼。那时，正是祖父和父亲辈家业兴隆，接近如日中天的时候，祖父铭甫公出身时家境贫寒，在新屋坳上“随安第”租屋居住，人称半边锅子打豆腐，靠其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后娶妻殷氏，生七子一女，家庭和睦，父子兄弟同心协力，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锑矿行销，全家投身锑矿贸易，从新化锡矿山把锑通过人工运到蓝田，过磅装箱上船，经涟水入湘江，运至长沙、武汉出售，供需两旺，利润可观。财富与日俱增之时，父子兄弟继续扩大生意经营范围，在蓝田雷总（今新建街）购地建房，开办源源裕织染厂，织染土纱布，形成雷总织染一条街。
可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在我的记忆中，常听家人讲龙山土匪，讲吊羊，什么是吊羊呢？就是把富人或其子女捉去，藏入深山，叫家人拿钱去赎。龙山土匪出没无常，心狠手辣，我们一听到风声，就东躲西藏，多半躲入附近农家。我8岁的时候，也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澹园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匪劫，具体抢去多少钱不得而知，但全家上下哀声一片，男女老少无不泪雨涟涟，澹园的创始人铭甫公，还有姨祖母被当场炸死，堂兄尚善右眼被炸瞎，四伯父凭着一身武功奋力反抗，打翻几个劫匪，终因寡不敌众被绑架，途经财溪水坝时乘机跳入水潭，终被乱枪打死。劫匪之可怕与可恶，可想而知，后来父亲兄弟与族人商量，以澹园为主成立乡民自卫队，由12人组成，在澹园走马楼设炮楼、枪眼，每天站岗放哨，上午、下午均要巡查三甲周围几公里。是时，堂兄尚勤升任浙江省象山县县长，对澹园的建设非常支持，按江浙一带的设计修建花园亭台，假山鱼池，使澹园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保安设施进一步完善。在三甲，当时方圆百里闻名的大花屋一百多栋，澹园首屈一指。
不知是不是从此次重大变故中吸取了重要教训，我的父亲辈在扩大生意的同时，尤其重视教育。我的五伯就没有从商，专心读书，后考入复旦大学。我只稍微读了点私塾，就在族小接受新式教育，几个堂兄弟和我都是在长郡中学读初中，我在82班，当时抗日烽火蔓延长沙，湖南名校长郡中学搬迁在蓝田中山街。老师慷慨激昂地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时，师生常常泪流满面。我的唱歌兴趣，还有爱国热情，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埋下的种子。
1945年，抗日胜利后，长郡中学搬回长沙，我考入长郡中学高中22班。那时长沙市多次发生反内战学生爱国运动，游行示威。长郡中学管理甚严，每天紧闭校门，不准学生外出，但我还是常常瞅机会逃出校门看热闹。1948年寒假后，我与部分青年学生结伴，转道宁乡去长沙，准备投考大学。在岳麓山湘江边上，目睹大批人民解放军，雄纠纠气昂昂渡江西进，秩序井然，很是威武雄壮！1949年8月，我便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被录取时，安化湘乡一带尚未正式解放，我父亲朋友极力阻拦我入校，说时局未定，我坚持说“天下已定”。9月，我便瞒着家人，偷偷入校，被编入二总队六大队九中队，校址在南岳。从此我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军营成为我流动的家。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
刚进入军大，大家都有一种新鲜感，学校很重视文艺活动，唱革命歌曲，扭秧歌，官兵同歌共舞不分职位高低。我积极参与，中队领导有意要我负责俱乐部工作，那时刚走出校门，胆子小，不善言辞，缺乏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于是婉拒了。对于争取进步，赢得领导信任而言，或许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惜我未能把握住。在军大学习10个月，完全军事化管理，十分严格，有的学员不能适应，受不了那个苦和累，我初中时一个叫吴尚文的同学就开了小差。但我很快适应，跟着形势走，没有动摇，没有退却。那时每天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总队或大队集合上课听报告，主要讲社会发展史，也讲一点唯物辩证法。中队组织讨论。通过军大的学习，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紧跟共产党走，决不动摇。
因为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我们提前于五零年七月毕业了，绝大部分学员分配下部队，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52军214师640团直属迫炮连任文化教员。1950年底，52军受命从湖南茶陵醴陵一带开赴广西剿匪，年底前到达阳朔，稍做休整，那时我没有丝毫恐惧感，在阳朔主持排演了一场街头剧。连队有几个湖北战士会踩高脚，我设计扮蒋介石的角色头顶一个乌龟模型，其他角色也有不同模型放在头顶，元旦那天在阳朔街头演出，影响很好，赢得了部队和群众的交口称赞。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尝试，成功了。
元旦后，部队开赴广西东部荔浦平乐前线，进入匪区，部队夜行军前进，每人左手缠一块白毛巾，心里虽则有些紧张，但我并不惊恐害怕。大部队到达荔浦时，匪军就分散了，我们也采取分散的办法，组织工作组分驻在各村落做群众工作。我是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每天带领组员深入群众各家各户，做这做那，帮东帮西，建立感情，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让群众站到解放军一边来，支持解放军开展剿匪工作，自家有当土匪的主动投诚。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只有极少数几个顽固匪首，深藏山中。这时，我们开展搜山活动，我两次主动报名参加。有一次最为惊险，在深山中听到山下有小孩哭声，山下有房屋，我们快速从山上滑下去，土匪闻风逃跑，只有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孩子，我们才松下一口气。有一次，我们连队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不知团部在何处！连领导派我带三个战士通过匪区去找团部所在地。据后来降匪交代，那天，他们几个人在林中发现了我们四人，但没有向我们开枪，解放军的雄威让他们感到害怕，吓退躲起来了。剿匪后期，我担任降匪集训队指导员，每天上课之外，作个别谈话，了解敌情，追缴枪支弹药。那个时候，有人拿了“梁尚文”签名盖章的通行证，在那个区域就可以畅行无阻。有一次，一个土匪头目前来自首，有人向我举报，该头目有一支蛮好的快慢机，并把这支枪的来历和枪主姓名一一告诉了我。我叫来该头目，把枪主的姓名写了出来，问他认不认识。他连忙承认自己藏有一支快慢机，愿意缴械，并立即回家把这支枪取来交给了我。事后，这位头目悄悄地对降匪们说：“解放军神机妙算，真了不起。”在荔浦前线，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转正后，任连队团支部副书记（书记是连副指导员兼）。
完成这次剿匪任务后。1951年下半年，部队又移师广西西北部的南丹一带，帮助该地区巩固剿匪成果，然后转柳州北部进行休整。不久，部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任连队打虎队队长。据举报，连副指导员在大别山时期贪污了8个戒指。我们日夜审讯，几个队员轮流值班，打疲劳战，逼着副指导员承认贪污。经过几个日日夜夜，他竟然都承认了。不过我后来经过反复仔细调查，得知这位连副指导员出身于珠宝世家，从小叛逆，十五岁被父亲赶出家门，离家时，母亲暗暗给了他8个戒指，以备不时之需，后来他投身革命，部队经费困难时，就把这8个戒指交了出来，所谓贪污，纯粹是子虚乌有。我还了副指导员的清白，平生作了这么一次包青天，避免了一桩大冤案的发生。
1952年上半年，湖北荆州荆江分洪工程开工建设，这是解放后新中国第一个大水利工程，它的作用是利用当地的大围堰积蓄洪水，当洪水季节长江上游洪水猛涨时，让部分洪水分流进入大围堰，减缓长江洪水对下游的冲击，防止洪水冲垮下游河堤，保护广大江汉平原，保卫武汉，意义重大。这就需要在围堰上游修筑一座至关重要的坚实的54孔大进水闸，下游一座出水闸。必须在洪水季节前完成，时间紧迫，任务艰巨。那时，没有任何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依靠人力，只能依靠有高度组织纪律、有战斗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部队接受了建进水闸的任务，从广西经湖南过洞庭湖来到湖北工地，扎好工棚，准时进入战斗。每人一条扁担一担箢箕，日夜轮班挑运土石方，在荆州大片平地上，一路来，一路去，密密麻麻，结成了一张巨型的活网，煞是壮观，堪称天下奇景。经过多少个白天黑夜，经过几番轮战，终于大功告成，一座大型现代化的进水闸如期横卧在江汉大平原的长江边上，高大坚固，稳如泰山。若干年后，据新闻报道，这座进水闸发挥了巨大作用，降伏了多次大洪水逞凶，人民安然无恙。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我在这次任务中，劳动积极，宣传鼓动工作比较有力，立功受奖，颁发给我一块奖牌，保留至今。这是我一生得到的唯一一块奖牌，我很珍惜它。还得到奖金10元，当时我三弟在长沙读书，没钱交伙食费，濒临停餐，我及时全数寄去，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荆州分洪工程完成后，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214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第九师，战斗队变成工程队，部队奉命开赴海南。1952年8月，骄阳似火，大部队从湖南岳阳乘火车到达广西贵港，然后步行军向雷州半岛进发，每天早晨走，下午行，中午休营，十分艰苦。我不但没有任何一丝畏难，还每天拿着一个喇叭筒，表扬先进，鼓舞士气。经过多少天的行军，部队到达湛江附近，中南军区司令部来了命令，调若干个知识分子往广州，我是其中之一。这样，我们坐汽车经过阳江江门，再坐船经珠江口进入广州，住进军区司令部招待所，等候分配。
中南军区直属部队新成立速成学校，地址在广州市北龙归市小镇，我被安排当文化教员。后来学校更名中南军区第四速成中学，我教初中数学，后改教地理，我的地理课得到好评，荣获通令嘉奖。1954年年中，学校更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步兵预备学校，直属中央军委，校址迁往湖南南岳，面向全国招收学员。我被派往华东招生，几个教员在几个领导带领下，前往南京、上海、杭州三地招录学员，在那些地方，我们受到高规格接待。我管财务，一丝不苟。10月，学校奉命迁往河南许昌，我请了个假，顺便到长沙，见到了父亲。又到武昌东湖邮政学校，见了三弟梁尚礼，照了相，给他买了一点学习用具，鼓励他努力学习。按照请假期限，我提前赶到许昌新校址，后专心教学，心想总算安定下来。
1955年7月，上级宣布我复员。开始，我有点茫茫然，不知所措，对多年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战友，难舍难分。但在组织决定面前，无任何价钱可讲，于是含泪离开了许昌，离开了军营，结束了我六年火热的军旅生活。
回到故地涟源，澹园已经物是人非，成了人民政府的区公所，家里被定为商业地主，已是一贫如洗。这一切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平等。我先到县民政局进行复员登记，等候分配工作。当时，县教育局局长刘仲廉启发我，要我负责办一所民办公助学校，为农村合作化培养人才。我马上行动，取校名为“建农补习班”，校址定在老火车站，教师主要靠刘局长帮助聘请，大多是当时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而成绩不差的学生。招生对象是高小毕业生，教学内容以文化为主，兼学会计。当时，学生报名踊跃，来源广泛，甚至有从益阳等远地来就学的，第一期就招了四个班。我们很快订立制度，严格管理，按规矩行事，学校很快走上正规，通过一年的努力，学校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这段办学经历在《涟源教育志》有记载。
这一年，我26岁，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午夜梦回时，也还牵挂着一个人。在我几岁时，父亲与其生意场上老友、原湘乡县灌湄肖锦云先生约为儿女亲家，肖先生将女肖新禧许配与我。1949年春节后，我到了她家，那年她16岁，在长沙燕山中学就读，于是我们结伴去长沙。我在岳麓山那边租房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时，也去看过她。这年8月，我报考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被录取，9月入校，她则回到涟源一中读书，住在蓝田我家，跟我母亲住在一起。我复员回来时，她已是一名小学教师。当时我的生活有些窘迫，但在1956年上半年，她还是与我结了婚，三天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学校——砂石完小。1956年下学期，我才正式分配工作，安排在涟源四中，校址在桥头河。1957年下学期，为照顾夫妻关系，把我调往砂石中学，妻子则在常林完小，两地相距十来里远。1957年寒假，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在涟源一中整风，当时我是超龄团员，仍然参加团的会议，在团小组会上，领导一再动员大家积极向党、向领导提意见，我便说了蓝田卫生工作太差之类的话。没想到几天之后，我便成为砂石学区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被认为地主崽子永远是地主崽子，不可改变，我的“复员军人”身份也未能给我加分，说复员军人是被部队淘汰下来的。我的人生于是跌入深谷，我写了认罪书，签名盖了章，但我不想死，我要活着，要堂堂正正地活着，要用事实证明我是跟着党走的人，当时很多被划为右派的老师，都低着头往食堂去，但我不肯低头。会后回到学校上课，学生不向我敬礼，认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这才感到万箭穿心。1958年5月，我被安排到龙山林场接受监督劳动，离开了工作才半年多的砂石（今金石镇），妻子也不敢来送别我，她当时也是地主子女的身份。到了龙山，我下定决心，努力劳动改造自己。我担任四组组长，每天带领组员开荒、挖山、栽树、种菜，后来还挑菜到杨家滩去卖，挑菜下山时，因为肩膀不硬，疼痛难忍，只好采取快跑多停的办法。这年年底，妻子向杨家滩法庭提出离婚申请，法官来龙山找我谈话，说对方要求离婚，态度坚决。为了不牵累她，为了她的幸福，我没有多话，立即满口答应，并定下去杨家滩法庭办理离婚手续的时间。那天，我按时赶到法庭，一等再等，等到下午两点以后，她还是没来，经法庭同意，我签完字后就走了，于是相识十年，结婚两年的她真正离我而去，我又成了孤家寡人，但我理解她的苦衷，丝毫也不埋怨她。后来我又被安排到龙建茶场短期劳动，不久又到涟源人民医院新建工程抬水泥钢筋预制板，这些苦力我都吃得消。
1962年，又是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这些经过集体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可以陆续摘帽，恢复工作，美之名曰“摘帽右派”，但帽子摘了还保留在那里，可以随时戴上，就如一把无形的剑依然悬在头上！当年下学期，分配到大桥公社（今湄江镇）栗山完小任教，从中学教师降为小学教师，工资由原来的48.5元连降四级，定为26.5元，次年普调一级，定为34.5元，数字非常好记，“咪发嗖”，像音乐一般美妙。在这里，我孤身一人，以校为家，幸运的是，遇上了好领导，一个是学校支书刘桂元，一个是校长张毓枚，他们关心我，信用我，委我重任，担任六年级语数两门课程；户外写宣传标语、画领袖像，派我去；龙塘湾河道大弯改直工程测量，派我去；甚至连操坪围墙大门框上，用沙浆做立体五角星，也派我去，请泥工做了两天不合标准，我半天就完成了。办五七学校，负责人邱圃新老师指名一定叫我去，除了教学和劳动，常组织文艺宣传活动，一次全公社学校文艺大会演，五七学校宣传队名列前茅。后来刘支书受到批判，说他重用右派。我至今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是我的恩人。
一晃眼，四年时间就在辛苦与忙碌中过去了。1966年，是我受灾的年份，也是我得福的年份。年初，有领导、老师和农友帮忙牵线，37岁的我幸运地认识了南风农村姑娘李小莲。当时她18岁，刚从农业中学毕业，黄花闺女，风华正茂，而我的年龄是她的两倍还不止，又结过一次婚，并且是地主崽子、摘帽右派。但她父母了解到我为人善良、身体健壮，领导老师们评价好，便毅然答应把爱女许配给我，更加意外的是，小莲竟然也同意。不久就与之结婚，在南风成家，我成为了上门女婿。几个月之后，全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大桥学区立即行动起来，由姓龙的姓廖的为头成立战斗队，斗争对象主要是出身不好的教师——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我是双料货，自然首当其冲。首先被捆绑起来押到公社关起来，写坦白书、交代材料，然后接回排门大桥中学，接受批判斗争，站、打、跪，我心中默念着“男儿膝下有黄金”，但一个扫堂腿过来，双膝已经跪倒在地上，我昂昂头，想倔强地站起来，有人搬来大土砖压住跪下的双腿。那时，有一位本队嫁出去的李女士，带一位男士到我家，说我此生没有了出路，动员我妻与我离婚，与此男士结婚。我妻李小莲当场回绝：“已经嫁出去了，不再嫁人，没有工作了，回家来学泥工。”我听到这些时，立即泪如雨下。在我被关押批斗不能回家的那段时间，小莲和我岳父几次送来美食，我叫他们不要送，但他们不管不顾，坚持要来。至此，在我心里，我这辈子终于有了自己名符其实的家，一个有夫有妻的家，一个同甘苦共患难的家，一个后来生儿育女的家。后来，我每月从微薄工资中拿出25元，投资给生产队，家人则从生产队分得口粮。星期天回家，享受农耕生活，帮助种植蔬菜，拖运煤炭，其乐融融。后来我父母也来这里居住，这里虽然是土砖瓦屋，墙面粗糙，家具简陋古老，但我们苦中有乐，相处十分融洽。我是外地人，生活在南风，周围都是农民兄弟，我跟他们步步接近，步步熟识，坦诚相见。有人家操办红白喜事，托付我写对联，我一口答应，不问笔，不问墨，不问纸，更不问要钱，恭恭敬敬写好如期送去。于是我站稳了脚跟，三个儿女在这里安心生活成长。
这里的人用广博的胸怀接纳了我，我则用微薄之力帮助这里的人，尤其是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并推而广之，帮助所有的学生，给他们垫学费，背他们去看病，帮他们烘烤淋湿的衣服鞋袜，抚慰受伤的心灵，指点激励迷茫困惑的人，人或以为烦，我则以为乐。同时，我用我的良知坚守道德底线，批斗总务主任阳迪明老师时，造反派命令我用鞭子打他，叫坏人打坏人，戴罪立功，但我坚决不肯动手，不用人家的痛苦来为自己表功。
一年又一年，冬去春来，我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在烈火中燃烧，也在烈火中重生。尽管一直没有离开大桥公社，但教学层次，还是不断提高。由小学而初中而高中，有一期担任高中数学、英语、物理三门课程教学，实在吃不消，但还是硬着头皮坚持。苦则苦矣，但汗水还是没有白费，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说我能干肯干，说我是多面手，甚至有人说我德高望重。廖雪花老师是一位出身很好的年轻女教师，敢于直言直语，她说大桥中学有三个半好人，其中我算一个。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中央对于过去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彻底平反，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档案中的黑材料被彻底销毁，不实之词得到改正，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杆了！期末，我被评为先进分子代表，出席涟源县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我的心在笑——风雨之后真的有彩虹啊！
1980年，我在大桥中学教完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班高12班，调往伏口刚成立一年的涟源五中。1982年担任第十班班辅导，第十班期期被评为先进班级，毕业时，我教的数学成绩比同年级第十一班平均高出两分多。1984年，我调到安平涟源六中，这一年，我全家妻小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农转非”是“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的简称，在当时这可不是一般的好事，意味着全家都吃上了国家粮，那时多少人梦寐以求，走关系、开后门也办不到。1985年，我携全家迁往涟源六中，告别了居住19年的南风第二故乡。那一天，我频频回首，感慨万千：南风呀南风！我的父亲长眠在这里，我栽的树木还在这里，我的屋基还在这里。南风的亲戚们、乡亲们！你们宽宏大度，接纳了我，帮助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年，我56岁，小莲37岁，脱离了农业劳动，在学校食堂工作，后来我的母亲也来这里居住，全家大团圆。人生几何，漂泊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后来，小莲承包学校经销店，校外群众来店买货，有要求赊欠的，她满口答应，生意做开了，群众关系也搞好了，一举两得。那时，刚刚放开市场经济，临近的个体店比较少，小莲差不多两天要到蓝田进一次货，可见生意有多么红火。但这时要求承包商店的教师家属很多，两年后商店就由一位学校领导的家属承包了。好在不久，幸运又一次光临了我，1989年，我几十年未归的堂三兄梁尚德，第一次从美国回到涟源，目睹祖父遗产——原源源裕铺屋处处是断壁残垣，摇摇欲坠，很是同情住在涟源的三个兄弟，拿出一万美元，帮助重修祖业，那时有一万元人民币就是一个致富名星，整个涟源，万元户屈指可数。蒙堂兄的帮助，新房1991年建成。到1992年2月，我办理退休手续后，到新建街才有了栖身之所。
工作三十六年，卷起铺盖回家，点数钱包，却没有多少存余，退休金比原来工资减少，小莲没有收入，而一女二男却已到了婚嫁的年龄，怎么办呢？于是又到私立群策中学和市卫生学校任教。但还是入不敷出。1994年，远在美国的尚德老兄心系亲人，想帮助在家乡的几位堂兄弟重振澹园当年雄风，借给每位3万元，让大家放开手脚做生意，我呢，先在新建街让小莲开一个小百货店，后来想借鸡下蛋，依靠别人赚钱，与妻弟一道到湄江镇塞海某煤矿投资入股，等到出大煤了，煤却卖不出，煤价大跌，于是亲自送煤到益阳、湘潭、常德，煤送出去后，煤款却收不回，那些企业有不少自保都难，奄奄一息，回天乏力。把煤卖给涟源的煤商某光明，没想到他名字叫光明，言行却一点也不光明，几个月之后逃之夭夭，连踪影都找不到。有时，我也到煤矿里去看看，个别好心的矿工暗暗对我说：“七十二个窑pài子，你一个都不晓得，办么子窑？杀猪都有叫声，你连叫声都没有。”我虽然不完全明白他们的意思，就是那个pài字，也不知道怎么写，但还是隐约知道办煤矿这个行业水很深，我太外行。这时，我六十多岁年纪，虽然身体吃得消，还能够吃苦霸蛮，但想到一沓沓崭新的钞票数出去，如石沉大海，一个声响都没有，怎不心如刀绞？实在对不起身在异国的堂兄，也对不起长眠地下的祖辈和父辈，为什么他们的生意就那么风生水起，一帆风顺呢？夜深人静时，我暗暗思忖：澹园之兴起，一靠人才，二靠时机。祖父铭甫公七个儿子，老二早逝，老三不管事，老五专心治学。但老大永孚，老四次吕，老六邑新，老七世周，都是生意场上的能手。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他们共同做生意，有的站锡矿山，有的站蓝田，有的站长沙。后来到三甲建澹园，到蓝田雷总建源源裕织染厂，添办设备，购买原料，雇佣员工，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暗藏私心。第二就是靠时机，那时做锑生意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做枪弹需要大量的锑，做织染布生意正逢抗日战争，洋布进不来，土布占据市场。同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据说有一年，有位德国人在长沙要买900吨锑，价格比平时高，进货要快，两位湘乡老板，其实也是两兄弟，接单后非常高兴，立即分头行动，永孚公兄弟4人与他们分别签了900吨的合同，过几天那两兄弟碰面才发现，多签了900吨。但他们为了保全信誉，还是按合同收购，在两个货栈同时进货，前门高价收购澹园的锑，后门低价出售，而澹园则低价收购他们的锑，又高价出售给他们，后有人形容，澹园赚钱比印钞机还快。但我所遇到的某些企业呢，简直就如泼皮无赖，根本无信誉可言。 幸而山穷水尽时，又迎来了柳暗花明。1998年某一天，中共涟源市委老干部工作局通知我，说我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离休”与“退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待遇有很大的区别，工资全发，医药费全报，还有其他福利直接归老干局管。更重要的是，心里高兴，说明党和政府看得起我，尊重我那时的选择。四五十年来，整个涟源享受离休待遇的只有两百来人，当时健在的只有一百多人。
但也就在此时，一个熟人介绍我认识了永兴街谢某，谢某一见到我就非常热情，一见如故，他说自己常年在外包揽工程，在政界商界都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我跟他出去跑了几次，也确实如他所说，在政界和商界，和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朋友很多，他也很受人家尊重。我当时想，跟他只要成功一次，就能把以前所有的损失都挽救过来。于是在新建街，在亲戚朋友家到处借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广州投了好几万元，在武汉投了好几万元，又在上海又投了十几万元。谢先生要钱投入时，急如星火，似乎慢几分钟煮熟的鸭子就飞走了，且拍着胸脯，一再保证，百分之百赚钱。但几年之后，最终杳无音信，到最后连电话都不接了。于是，我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所谓投资项目，从一开始就是精心设计的陷阱。相隔不过两条街，同饮一河水的晚辈竟是口舌如簧、心如毒蝎的骗子！
到2007年，我欠债将近二十来万元，更为不幸的是，与我生儿育女历尽艰辛共同生活42年的夫人李小莲，因为糖尿病并发，腹腔积水，在长沙附二医院医治无效，离我而去。那天是阴历九月初十日，离她六十寿辰还差4个月，我十分惋惜，万分悲痛！没想到她比我年轻十九岁，竟先我而去，我快八十岁，又面临孤苦一人独居生活。这一年，我走到了人生的最低点。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在有生之年，把债务一一还清。
2009年，我又幸运地找到了吴数容女士，与她结为夫妻。这时候，我的两个孙子都是十几岁的人了，住房很紧张，加之顾虑到今后可能发生家庭矛盾，以及诸多不方便，于是决意搬出对我来说是非福之地的新建街，在安居小区租住私人旧房。室内装饰陈旧，家具破损。我搬去的都是破椅烂凳，老被旧衣。全靠新婚妻子支持我，我每月的退休金全数用来还债，到2012年底，主要债务如数还清，连本带息一分不少。
2013年，碰上分配六十亭廉租房，靠着学生和亲戚的帮忙，我以离休干部在外租房住为由，分了一套65平方米的公租房，两室一厅，方便适用。这是我一生室内现代化设施最齐全、打扮得普通而又漂亮、生活过得最舒适的落脚点。我心满意足了，在这里，我解除了债务的困扰，消除了贫困，开始过着轻轻松松、无忧无虑、越来越好、有了余钱的宽裕晚年生活，凡事顺畅，这里成了我一生十分难得的福地！托党之福！
但是万万没想到，此生命途如此多舛，2020年6月，吴数容女士中风瘫痪，双方儿女决定，把我们分别接回各自家中，于是，我只能偶尔去医院看看她。
现在，虽然身体明显大不如以前，幸而听得见，看得清，吃得下，睡得香，思维也还清晰，仍然能够坚持天天看新闻联播，做读书笔记（从82岁开始，每天从《知识博览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权威刊物上摘录时事评论，一直未间断，至今已有九大本，500余万字）。生逢盛世，我要用我的有生之年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要记录和讴歌祖国的大好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