碣石玄武山史话《神武今鑑》

陆丰市碣石镇湖坑村党总支部委会

第 八 章

《玄妙中的大巧合》

一、《方耀修建元山寺留名千古》

清代广东水师提督方耀，鼎力支持修建元山寺。在元山寺修建时，他虔诚地捐题文银一百几十两，并敬题了“不冒海隅”巨幅匾额，悬挂于元山寺殿堂之上。

方耀是广东省普宁县人。他在职时主持海防功绩如何？在潮汕曾一度因人废事，对方耀褒贬不一。这个人在历史上功过如何，自待后人评说。但他捐银建元山寺，及敬匾额一块，却永留元山寺。这在文化积累方面，的确是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自清代至今，游人香客看着金字匾额，就知道广东有个水师提督——方耀。

一块匾额留名千古，这似乎给方耀占了太大的便宜。无怪乎“文革”期间，有人恨不得将它砸烂。当时，有人把它收藏起来，直至元山寺重修后才献出，让方耀之名重显于世。

二、《炸塔者何功何过？》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中国多少文物被砸毁，元山寺也难逃厄运，其僧人一概被遣散回乡务农，或到工厂做工，各自食其力。1971年1月26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日。这一日下午四点多钟，万家俱乐，准备围炉吃团年饭的时候。突然，一阵震动整个碣石镇的轰隆炸炮声响过，几百年矗立在玄武山上的福星塔，在浓烟中轰然倒地了。

碣石人立即放下饭碗，走出门外朝玄武山上惊望，福星塔被炸毁了，人们惊愕相视，也各自缄口，进屋捧起饭碗再吃，竟连什么团年饭也吃不香了。

主张炸毁福星塔的是谁？平民百姓当然无此胆量。公正地说，炸毁历史文物福星塔，在下面当干部的谁也都没有这个权力，这肯定是执行上级的指示；而上级的指示，也是在当年那股“不破不立”的极左思潮支配下出台的。据说石塔被炸毁之后，大年初一，执行炸塔的干部，还忠心耿耿，组织党员干部，带头扛走被炸毁的石塔石料，去筑建碣南跨海大桥，使原对岸的孤岛能与碣石镇连通一片。在那个疯狂年头，这位干部执行炸塔，只能说他做了一桩违背民心的蠢事。但在“文革”当年，违背民心的蠢事，又何止炸塔这一件？

碣石民风古朴，评事公道，对炸塔事，笔者听到不少干部和群众的评论，说：“在当年那股极左路线的压力下，谁来碣石当书记，谁都会照样执行炸塔的。”人们对这位干部作风的评价是：“不贪不馋，廉洁奉公，算得是个好干部。”公正的评说，足见碣石人豁达大度。本来，按《续传灯录·太平安禅师》名言：“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是是非非，路人自有评说。但笔者既然写了玄武山史话，怕后人不了解“文革”历史而胡编瞎说，故有补上这一客观公正评价的必要。

老百姓对炸毁福星塔这件事，当时只能是敢怒不敢言。于是，民间便以街评巷议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抗议：

据说当年被指派爬上塔顶装炸药包炸毁福星塔的人，本来都是彪形硬汉，但自从炸毁石塔之后，先后不到几年，却相继死了。

这些倘是真事，那么照中国中医理论，无非是“邪之所凑，其正必虚”；倘若按心理学作浅易分析，则是某一个人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受人冷视，感到孤立、后悔，憔悴闷气，无能自我解脱，致病而死。

想来，炸毁福星塔，在当年的客观条件下，不过是盲从的结果。即使是“天不怕、地不怕，一切神鬼都不怕”的人，在碣石的街评巷议中，也是很难挺住的。这真是“人言可畏”！

三、《建塔者何得何求？》

陈书燕，此君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干部。1958年中国大跃进时期，农村到处大搞“浮夸风”，当时作为大队干部，他看出这个时弊，便以“瞒天过海”之计，避过“浮夸风”，使得其治下农民不致饿肚子。

陈书燕从一个农村干部被提拔为国家干部之后，始终保持务实的工作作风。1976年，他从陆丰潭西区调到碣石镇当党委书记。上任之后，见碣石镇这个原来拥有“渔、农、盐、工、商”，海港加边防的重镇，由于年年运动不断，弄得百业萧条，致全镇有五千多名剩余劳动力整天在“数街石”过日子。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出路，陈书燕和领导班子同心同德，大力开办各种大小工厂，并实行“产值、利润、工资”挂钩，调动干部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经过两三年的艰辛拼搏，终于使流落街头失业者“伸手有工做，张口有饭吃”。

在办好工厂之后，他看到碣石乃历史悠久的卫城，历来海内外游人香客到玄武山进香的人很多，便萌生了将在“文革”期间被荒废的元山寺，及被炸毁了的福星塔重新修复的念头，认为这无疑是联结海外侨胞情谊的一个好途径。时为八十年代初，虽然改革开放的思潮已初步兴起，而地处天边海角的碣石镇，旧的思想束缚尚未消除，要作出修建元山寺及福星塔，发展旅游业的决定，在当时来说，没有一定的胆识，不敢把自己“乌纱帽”的得失置之度外的人，是断不敢大胆“妄为”的。

陈书燕一经拿定主意，立即挑选三四个办事精干的干部，一面筹款，一面派人上北京聘请设计名家，又到福建省泉州请来名师名匠，紧锣密鼓地动土兴建。在兴建过程中，陈书燕虽然得到县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海外侨胞的支持，却也惹来了一封封揭发他“搞封建宗教迷信”的控告信。面对这些“吠日蜀犬”，陈书燕挥笔写下“文明参天地，翰墨贯古今”的对联，让石匠镌刻于石塔之内，以示“石敢当”。

经过九个月的拼搏筹谋，一座比原来镌刻得更精工，造型更为古朴典雅的福星塔，以雄伟新姿矗立于玄武山上，从而恢复了陆丰县旧八景之一的“碣台观海”和“佛灯引明”的名胜古迹。这一举，倒又印证了“不破不立”之说。

新兴的碣石旅游业，给碣石人带来了可喜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然而，玄武山佛祖并没有显圣保佑陈书燕“官运亨通”。相反，在换届投票选举时，就因“复辟宗教迷信”，这个原县委常委，被碣石人称誉的“有食书记”，转眼间被贬为“下马常委”。

人的价值在竞争中时高时低，不足为奇。就在陈书燕“贬值”时，汕头经济特区有个“刘伯乐”，却看中陈书燕是一匹难得的“野马”，于是一手将他拉到汕头经济特区。开始，让他“当牛做马”开拓龙湖工业区建设，后又让他当上汕头特区物资总公司经理。经过八九年的艰辛开拓，这家公司一跃成了汕头经济特区列强中的大企业。

昔时参与建寺的方耀，文革中执行炸塔的人，重建福星塔的陈书燕，这三人都是普宁县人，这无形中又给玄武山增加了一道玄妙的巧合色彩。

四、《最虔诚的香客》

他是千千万万个香客中的一个，但却算得上是对玄武山佛祖最虔诚，捐题最多中的一个。此人是位个体经商者，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他发起来。他先后给新修葺后的元山寺捐题大约二十吨原铜，作为北极真武玄天上帝铸造铜身、以及大香炉、大神柱神具等之用。可说是元山寺最虔诚的信徒之一。

此香客再三恳请笔者，不要写出他的真名字，说：“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捐题，一切都归玄武山佛祖的恩赐，若写出自己的名字，就显得自己对佛祖不虔诚了。”

特殊的心理，来自一个人的特殊经历。说起来此香客的确有一段戏剧性的特殊遭遇，这才使他对玄武山佛祖如此虔诚。

据说，1971年1月，也即是农历大年三十日，他家住汕头，大清早就骑着自行车从汕头出发，准备到碣石玄武山拜佛祖。谁知自行车踩至岩石磊口斜坡处，一辆大卡车迎面冲来，他一时惊慌失措，车子一转，“哗”地一声，立即连人带车滚下几丈深的坑里。当他定神爬起来，只见车子尚未损坏，自己竟也未被撞伤。他暗自庆幸：不是玄武山佛祖保佑，这几丈深坑，自己怎能一点不碰伤？他就抱着得到神明保佑的信念，继续骑车上路。

从汕头到碣石，全程百把公里，当他骑车到了碣石玄武山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他抬头一望，一班人正在紧张地爬上福星塔上装炸药，准备炸毁福星塔。这一切叫他大失所望。但他想：不管怎样，自己从汕头迢迢而来，你炸归你炸，我拜归我拜，自己还是非进元山寺拜一下佛祖不可。

假若于往日，他要在佛殿前叩一百、一千个响头谁都不管，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要进元山寺拜佛祖，执行炸毁福星塔的人员当然是把这看成“对着干”的“反革命”行为。此时要炸毁福星塔，还有个人身安全问题。因此，执行人员坚决不让他窜进元山寺。但此兄拜佛祖心切，死也不听劝阻，结果在几番冲突之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捆绑起来，押到一间临时监房关禁。

福星塔被炸倒了，关禁这位香客的民兵也没安排被关者吃饭的事，就一拍手回家吃团圆饭去了。直到初五上班时，忽然才想起还有一个被关禁的人没有放出来，急忙到禁房里一看，见他还活着，便报告了当权者，经同意后，就忙将这个香客放了。

原来这个香客一连被关了六天，当他被关在房里正饿得要死时，忽然有一个人给他送饭来。香客忙问送饭人：“你怎么知道我没人送饭？”送饭的人说：“是一位留有长须的老人告诉我的。”这位香客一听，又坚信这一定是玄武山佛祖化身，叫人送饭来了。当他被放出来之后，立即又跑进元山寺，跪于玄天上帝殿前祈祷立誓：“深感佛祖保佑，今后治子若能发迹，一定为佛祖铸造金身！”说罢，拿起银纸，咬破指头，用指血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烧化于香炉之中。

事过十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国运亨通，这位香客在汕头经营个体纸业，多少也发了财。当玄武山元山寺福星塔重建时，这位香客即按当年在佛祖面前所发的心愿，四出购买铜板，并亲自到潮阳县请了古铜器铸造师，为元山寺这尊武神铸造铜像，并铸造宣德大香炉。

这位不愿露名的香客在元山寺的遭遇，及至发财和虔诚的捐题，本来纯属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反正大千世界，每个人都各有各的志向，也各有各的认识。一物一事的作用，好坏各自内悟于心。有人捐钱赈灾，捐钱修桥造路，捐钱兴建学校，有人又偏偏要捐钱修建庙寺。反正是自己腰包里的钱，谁都无法束缚他。倒是，与其说有庙寺神象的存在，就必然有虔诚的香客；不如说没有虔诚的香客；则什么庙寺神像也就无法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