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今天当兵穿上绿军装——《当兵的日子》

星光熠熠

　　五十年前的今天—1970年12月4日当兵穿上绿军装。

1970年12月4日于河南商丘与四叔、堂弟小进的留影。

　　四叔授衔照 ，四叔196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 据说当年不好分配，一位中央领导KS就说那就到部队吧。1970年12月四叔时任河南省军区商丘军分区宣传科科长 。

　　1970年12月于河南商丘地区宁陵县人民武装部应征入伍。

　　《当兵的日子》

1970年11月，北去的列车载着我当兵的愿望驶向远方…

11月4日，我刚15岁零10个月，背着行囊，告别送行的爸爸、妈妈、阿姨、姐姐，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乘上去郑州的列车。因羡慕在春季征兵中参军的同学，我放弃有可能直接升高中的机会，一意去当兵，这种强烈愿望支配我，冲淡了临别的伤感。5日晨，我独自从郑州转乘开往商丘的火车，去找在商丘军分区任宣传科长的四叔，之前，爸爸已与四叔说好，让我去参加体检，争取在12月冬季征兵中参军入伍。

1969年初，中国与苏联两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在黑龙江中苏边界的乌苏里江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回击了苏联边防军队的武装挑衅，可能因为此，1969年、1970年实行了每年春季与冬季两次征兵。

四叔四婶在商丘军分区家属院的一间小平房里为我铺了床铺，在等待和参加体检的近一个月里，四婶不仅要照顾出生不久的三儿子小健，也悉心照料着我。

与我同样情况去商丘军分区的子弟有十几个，体检前，军分区司令部军务科的参谋先对我们进行了一次目测。那时，我的个头已接近一米七零，但年纪小，透着稚气，我担心目测不过，就有意将脚踮起一点，想略显高点，面部表情也故意沉一点，显老成一些，其实还有比我矮小的。我们一起去军分区所辖的宁陵县人民武装部进行体检并办理征兵（入伍）手续。我们头天离开商丘，当晚睡在宁陵县人武部，十几人并排挤在一个大土炕上，冬天了，几乎是和衣而睡，凌晨时静脉抽血，白天作各种体检。我身体合格被武汉军区后勤部征召入伍。

12月4日，我穿上还未配戴帽徽领章的军装，乘上被征用的卧铺专列回驶郑州。记得也是早晨到的郑州，兵站为我们准备了早饭，就在火车站的站台，在凛冽的寒风中，我吃了参军后的第一餐，五花肉炖大白菜。

随之，我与一批新兵换乘货运闷罐子铁皮火车，我只知道被武汉军区后勤部征召，内心期待着能回到武汉当兵，那不仅仅是在家人的身边，而且还可以在同学面前炫耀。哪想闷罐列车经一天一夜于第二天清晨直接抵达襄樊。十几辆大解放牌军用卡车一字排开，将我们这批新兵拉到了地处襄北的武汉军区后勤部襄樊基地兵站（番号为0244部队，正师单位）农场，开始新兵连训练。

在新兵连架起行军锅煮毛衣

空旷的农场，无遮无掩，寒风凛冽。清晨则更是冷，我们这群十五、六岁的小兵，还有女兵就围在水塘边刷牙洗脸，水没那么清亮，不说年纪小，就是从城里来到这里也难以适应。

新兵训练无非是队列训练、射击训练、投弹训练，其次如早操跑步、紧急集合训练等。在早操跑步和紧急集合训练中女兵是出丑最多的。早操要求快速集合，女兵不是来不及系鞋带，就是扣错了扣子。紧急集合中女兵的笑话就更多，特别是夜间紧急集合不许开灯，所以女兵有穿错衣服、穿反了鞋，更多的是背包打得不牢，跑着跑着背包就散了，很是狼狈。

我的训练成绩都不错，自动步枪射击，九发子弹打出81环，平均九环以上。手熘弹也可投掷20多米远，基本达标，这也是经过训练才能取得的成绩。但在手熘弹实弹投弹中出现了险情。一位新兵因投出的手熘弹在空中的弧度太小，就像是砸在地上一样，只投出了几米远，带兵的排长大声呼喊我们卧倒，并迅疾将那位新兵按倒在战壕里，从而避免了伤人事件发生。印象中那位投弹失误的新兵比我大，多读了年把书，稀稀拉拉地有点怪里怪气，从接触起，我就对他有种反感，果然，怪人出怪事。他挨了严厉批评。

训练之余，新兵连的这些“劳动力”被拉到襄樊火车站去卸闷罐火车皮的军用物资。一次卸电线电缆，至少是30公斤一卷，一次卸水泥，一袋50公斤，十五、六岁的小兵一样的扛着。幸亏我有这个头，不然真难以消受，可我的身高一直一米七零，没再长高，我想一定是当新兵扛活给压矮了的。扛完水泥满脸、满身都是灰，我们才得以有机会被拉到襄樊铁路局机务段的大澡堂子洗了个热水澡。

在新兵连哪能洗澡，为此，我深受其害。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床铺睡，一个班12个人齐刷刷地睡在房间的泥巴地上，地上铺着稻草，再铺上军用棉褥。我从河南入伍，一同入伍的都是河南兵。有些天我怎么全身痒痒地，像有虫子爬，果然，衣服上有了虱子，白嗤嗤的，老也弄不掉，而且毛衣上最多，我可犯愁了。他们建议我用高温消灭，所谓用高温就是用开水煮。这样，我处于两难境地。这件大红颜色的新毛衣是我的老阿姨亲手为我织的，我与老阿姨感情很深，在我还未出生时老阿姨就来到我们家，并带我们度过文化革命中最困难的几年；我要当兵，老阿姨特意为我织了件贴身穿的新毛衣。如果用开水一煮不就煮坏了？可不煮又不行。一个休息日，我约了班上一位小河南兵，在离开驻地不远一点的地方挖了一个土坑，将扛去的行军锅支起来，捡了些柴禾将水烧开，将那件新红毛衣煮了……心里是疼痛的感觉，毛衣那样一煮，不仅红颜色败了色，保暖性也差了，辜负了老阿姨的一片心。现在想，如果不煮，放些天，虱子是不是会饿死。

新兵训练就要结束了，要举行会餐。连队将白面和带肉的饺馅分配到各班，各班自行组织。和面、包饺子都没错，问题出在了煮饺子上。各自挖坑、安行军锅也没问题，关键在煮，有的班成功地吃到了饺子，可我们班失败了，煮出来的不是饺子，而是面片或叫面疙瘩，饺子全煮烂了，我们全班也就吃了一顿肉菜面糊糊作为会餐，而以此告别了新兵连生活。

　　131野战医院俱乐部电影放映员

大概看我来自大城市，有点文化，新兵连结束后分配我到131野战医院政治处俱乐部放映电影。131野战医院驻扎在光化县，即现在的老河口市，抗日战争时期，老河口曾是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司令部所在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主席在中苏发生武装冲突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实施大规模加强“三线”（依边疆、沿海等划分一线、二线、三线战略防备区域）战备建设战略。襄樊、十堰一带驻有大量铁道兵、工程兵部队，主要进行襄（襄樊）渝（重庆）铁路的修筑等，相应配备了后勤兵站及所属野战医院、油料仓库、军需被服仓库、军械仓库等。

131野战医院下辖三个野战医疗所，院司、政、后机关及第一野战所占用了县医院大楼及附属建筑，另两个野战所部署在县城关周边。野战医院同时也为老百姓接诊。政治处设在一个小院里，俱乐部就三个人，解主任、李红、我。除一般性工作，我们主要是放映电影，使用135毫米的提包放映机，我初学时，是在房间里架起机器对着墙放映，主要是掌握装卸放映机、装片、放映操作等技术要领。

妈妈1968年9月作为“三结合”的领导干部成为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任“军代表”暂缺），我在部队放电影从妈妈那里索寄电影放映专业书籍轻而易举，很快，妈妈为我寄来了专业书籍。在解主任和李红手把手教学下，我很快掌握了放映要领，并随他们下到各野战医疗所放映电影，有时也到周边部队慰问放映，同时，自制幻灯片放映，宣传部队好人好事。

李红跟我说起她家在西安，父亲是老红军。她性格豪爽，不时喝点酒，导致胃不太好。后来她早我一年复员，安排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工作，后来也做过播音。我复员以至多年后与她还有交往。我听到过几次她后来的播音，声调改变了风格，有似当年李谷一开启的轻声唱法，李红播音的这种声调后来竟蔚然成风。她与七四三五军工厂的胡发云结为伴侣，我去过他们当时在大东门的小家作客。胡发云后来成为湖北的多产作家，著述颇丰，没想到李红却英年早逝。

解主任是广东人，由部队转业后分配至武汉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所属武昌人民电影院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我任省文化厅电影处副处长、处长，与解主任还有工作交往，我很尊重解主任，忘不了他的指教。

　　在0244部队宣传服务队

1971年5月，医院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前往襄樊，参加基地兵站组建的文艺宣传服务队。文艺宣传服务队既演出文艺节目，同时下部队演出时也携带缝纫机等开展后勤服务，为干部战士补衣修鞋。

我在131野战医院实际上只待了三个来月，然而离开时还是依依不舍。本来，从城里来的兵文化程度高一点，又是男兵，在女兵特多的野战医院还是很难得的，放一段时间电影后我没准会被推荐到上海或西安的军医大学深造学医，有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是不错的出路。

在新兵连我并未表现什么文艺天赋和才能怎么会选我参加文艺宣传队？大概是因为带新兵的章干事，他被抽掉到宣传队后把我要了去。我什么都不会啊，就让我学习扬琴演奏。宣传队住在樊城离兵站机关（当时占用了刚建好的襄江大楼，即现在的襄江商场）不远的一家建筑公司的院子。宣传队就好像是一个地方单位融入了社会，我就跟着襄樊棉纺织厂宣传队的杨琴演奏员学习，不久就能进行基本的演奏，但主要是在小乐队里打节奏、压拍子，偶而出点旋律，数滥竽充数型，毕竟，大家都那个水平。

那个年代演八个京剧样板戏，宣传队排演了《红灯记》、《沙家浜》的一些折子和唱段。记得演铁梅的女兵叫陈念林，肯定是1953年出生，因纪念斯大林逝世而得名，皮肤白白的有点胖，有男兵喜欢她，我在宣传队属年纪小的，对大一点男兵女兵的这些事，只是模糊有些感觉。

下部队慰问演出主要是到基地兵站后勤保障的那些部队。七、八月间，一次我们到了驻扎在随县的高炮七十一师的两个团，晚上慰问演出，白天就摆开摊子为战士补衣修鞋。女兵用缝纫机补衣，男兵修鞋。正值夏天，战士要修的多是塑料凉鞋，鞋带、鞋帮断了、脱了，我们就用土法、燃起煤炉，用烧红（热）的旧钢锯条“焊”接。虽做的是些很小的事，但体现了后勤基地兵站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精神和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七十一师宣传干事将我们文艺宣传服务队下部队基层服务的好人好事拍成照片登载在《解放军报》和《湖北日报》上，《湖北日报》登的那张正是我为战士修鞋的一张。我看到就写信给家里，觉得是荣誉，而丝毫没有为在部队修鞋而不好意思，是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感。

还有一项服务是为战士拍一点照片，回到襄樊驻地洗印后再回寄。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章干事承担的，我也帮助做了很多事，而章干事更多的是带一位叫姚洁的女兵来做。很巧，姚洁是我汉口天津路学校同一届的中学同学，在文艺宣传服务队我们成了战友。姚洁皮肤很白，脸部轮廓很好，高挑的个子，但不太注意挺直身板，眼睛也近视，人比较憨直，但给人的印象总好像精软塌塌的。章干事带着她在暗室里洗照片，常常废寝忘食。姚洁后来也是战士复员到了北京。若干年后她成为很多中国人都知晓的人物。

八月间，基地兵站供应（财务）处在襄北农场举办了一期直属部队财务(出纳)培训班，文艺宣传服务队推荐我参加学习，因为要经常下部队基层，离开驻地就会发生经费支出，需要一位队员一肩挑、担负经费管理工作。在培训班学习了近一个月，当时部队财务实行的是收付记账法，简言之，经费收入（即上级拨款）应记在付方栏，向上级报决算（还款）应记在收方栏，而就是这样一种相反的收付关系让许多农村兵（事务长）学员怎么也掌握不了。我是学得很清白的一位学员，测试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才16周岁呀。

学习了财务，马上就被派上用场，在宣传队兼做起事务长的事（事务长是专职管理伙食的），管理队里的账目，不仅如此，竟还让我负责采购，每天买菜。我哪会买菜，尤其是买肉，根本弄不清腿肉、里脊肉、五花肉，好几次买回了母猪肚子下的肉，大家怎么也咬不动，可也无法怪谁，我还得硬着头皮干，在部队只有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没有什么条件可讲。

一次在大街上骑着三轮车去买菜，在那个铁桥下正巧碰上到襄樊出差来宣传队驻地看望我的妈妈，我好像有点脸红，觉得到部队却做些买菜做饭的事，但妈妈鼓励我，让我安心做好领导安排的每一项工作。队领导接待了妈妈，并表扬我工作上劲，学习认真，勤于读报，且读过的报还都整理得好好的，妈妈十分高兴。

1971年妈妈到襄樊出差来部队驻地看望。

已经着冬装了，因此妈妈不止一次来部队看望我。

1971年于0244部队宣传服务队。

1973年摄于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

0244部队宣传服务队首长与战友

0244部队宣传服务队战友孙贵福

0244部队宣传服务队的战友姚洁（右）

　　“以兵代干”在兵站机关代理财务助理员

1971年底，文艺宣传服务队撤销。兵站当时举办财务培训班的老师是兵站供应处的助理员，肯定是他举荐，我这个培训班的优等生直接被调到兵站供应处做出纳工作，身份是“以兵代干”。部队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不带“长”的干部分别是参谋、干事、助理员。在兵站供应处，除我都是排、连、营级干部，处长正团。可一些助理员曾叫我老邢，我真是少年老成吗？也许在这些干部面前我毕竟拘谨，不苟言笑。无独有偶，多年后，我在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资料室做资料员与一位老师同住一室，他也称我为老邢。我性情耿直、率真、与人为善，但是否有难让人接近的地方？

襄樊基地兵站担负着为在襄阳、十堰地区进行三线建设的部队和驻军如铁道兵第一师、第十三师，工程兵第五十二师（八十年代初，铁道兵、工程兵两个兵种全建制撤销了），高炮第七十一师的两个团，陆军8222独立师等十多万部队的后勤供应保障，包括军费、被服、油料、武器弹药以及医疗服务。兵站供应处主要是经费管理，一方面承担兵站机关本级财务，如工资、津贴发放，日常开支、差旅费报销等，所以作为出纳会有一些现金结算；一方面承担十多万部队的军费预决算和拨款，同时也负责当时实行的干部、战士军用布票和汗衫背心票证的发放。经费预、决算上对武汉军区后勤部，下对各部队。

兵站机关占用了在樊城中心城区刚建好的、本用做百货商场的襄江大楼，俨然一个部队大机关的派头。我在其中工作，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对于现金出纳，我是一丝不苟，每天都做到账款相符。一天快下班了，清理现金时发现差了20多块钱，我一个月的津贴才七元钱哪，就是赔也赔不起的。但因现金发生笔数并不多，我一笔笔回想，最后找到一位报销差旅费的助理员追回了多给他的钱，但也没声张这事给人以难堪，他或许是无意的、或下意识的，也可能是一念之差，不至于大做文章。这样，自始至终经手的现金毫厘不差。

运用参加财务培训班学到的知识，我也参与制定对各部队的经费预、决算。记得当时铁道兵一个师一年的经费预算是100多万元，这样，在按季度拨款时，基本按分解数即每季度拨付三、四十万元。大多情况下，季度拨款时，我这个出纳直接用异地转账方式就将经费划出去了，因为几枚财务专用章都同时在我手中。

1972年三、四月间，为在夏季来临前将军用布票和军用汗衫背心票发到干部战士手中，处里派我出差到武汉，去武汉军区后勤部供应部领取军用布票和军用汗衫背心票。头天晚上在襄樊乘汉丹铁路火车清晨到汉，要求当晚就返程。这是我当兵离家近一年半后第一次回汉、回家。到汉的当天上午我就去位于汉口黄浦路的军区后勤部办完了公事，下午在家见到了爸爸、妈妈、老阿姨、姐姐和两个弟弟。当晚，老阿姨、姐姐送我到六渡桥电车站，我从武昌火车站赶乘返襄樊的火车，行色匆匆，已顾及不了那些与家人见面又离别的伤感。有趣的是，我领取的十多万部队的军用布票和军用汗衫背心票足足塞满了一大旅行包。一个十七岁的小战士完成这样的任务领导也放心得下。好在那年头社会治安还好，但我还是格外小心，故意表现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将装满军用票证的大旅行包枕在头下，一人睡一条长凳上（不够坐卧铺资格），就这样圆满完成了第一次重要出差任务。

炎热的七月前后，兵站机关组织干部去襄北农场割麦子。早上五点乘解放牌军用大卡车从襄樊市区出发，一个多小时到农场便开始紧张地割麦战斗，这也是我平身第一次割麦子。中午饭后有短暂的休息，我就直扑扑地往地上一躺，出了汗的身体这样躺在多少还是有些凉的泥巴地上，加上直到晚上八九点才返回驻地这样高强度的劳累，这为后来我身体出现的不适埋下了根子。在这次部队麦收中，兵站直属的第三七○野战医院（驻地襄城）的一位战士坐在麦子堆得高高的大卡车上，车开时颠落下来，头朝地负了重伤。为了抢救这位战士的生命，军区后勤部从武汉派来军用直升飞机降落在襄江广场，许多群众围观，我们出勤维持秩序。那时的襄江广场是黄泥地，直升飞机螺旋桨卷起的黄土沙尘飞扬，群众惊呼四散，大概都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直升飞机降落。据悉那位战士的生命保住了。

盛夏八月的一天，我骑自行车从樊城去襄城办事，到了目的地，脱下军帽随手将自行车钥匙放进帽子，一会又戴上军帽。办完事后到处找车钥匙，可怎么也找不着，只有步行回到樊城，一到办公室，摘下军帽擦汗，钥匙露了出来，就又步行去襄城骑回自行车。那么年轻怎么会这样健忘？也许一向过于思虑。那时我经常坚持步行办事，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有公共汽车也不坐，大热天，军容严整，让汗水将军装的后背和帽沿沁湿觉着是显出军人的威严与荣耀。这年夏天，襄樊驻军举行武装泅渡襄江，我1968年13岁时就曾横渡长江，我踊跃参加。襄江江面并没多宽，水流也不怎么急，但穿着军装、背着枪泅渡仍然是对体力和意志的锻炼与考验。

1972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28”号文件，要求部队一律从“三支两军”中占用的地方房屋中退出交还地方。兵站机关紧急动员起来，一两天就腾出了襄江大楼。整个机关挤进了街对面的一个小院，部队的严明纪律可见一斑。

1972年1月至2月，在严格加强部队训练、加强战备的形势下，部队实行野营拉练，训练长途行军、野营能力。兵站机关也不例外，几乎全体出动，在寒冬雪天里野营拉练，我们背着枪和背包，最多的一天走了九十多华里，这是我平生一天走路最多的。我虽年纪不大，但兵站机关还有女干部和女通讯兵，我的耐受力总比她们强，特别是宿营，又冷又不方便，很艰苦，但都挺得住。拉练途中，一个清冷的早晨（大约是1月7日），大伙都站着吃馒头喝稀饭，广播喇叭中传来了哀乐，陈毅元帅逝世了。大概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逝世的党、国家和军队中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因此给人很大震撼。

那时很多部队子女大家都传抄一些在公开出版物中看不到的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诗文、格言、家训等，如毛主席对干部子弟提出的要求：“个人的历史，必须要由自己来写，任何人也无法代笔。父母的功劳不等于自己的功劳，父母的职位更不能说成自己的骄傲和特殊的本钱，越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对革命传统的继承应该越好，就要保持老一辈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作风。”以及毛主席给他侄子的亲笔信和《思想作风十条》等；

如周恩来总理说的：“你们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你们应该特殊的是在学习和政治上的特殊，走在青年学生的最前面”；这也都成为我思想的旗帜和行为的戒律。

陈毅元帅《赣南游击词》中“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啼知了，满身沾野草……”以及“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等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著名词句等我都抄有。陈毅元帅在“文革”中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刻，听到陈毅元帅逝世的噩耗亦为之动容。后来得知，毛主席在病中亲自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当时还传抄了一篇鸿幅巨制的抒情长诗《我们时代的人生――给青年伙伴们的话》，三章，约1000多句，有叙事性，虽带有文化革命红卫兵的历史印记，但也具有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豪迈：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就在这个历史的站台上，我们这一代来到了人世间，开口啼哭就伴合着新时代的奔啸，张眼阅世就看见了新时代的风烟；

……这样的时代不是在引我们走英雄的道路？！不是在教我们续先烈的史卷？！

……走一段弯路才懂得什么叫前进，喝两口苦水才体会什么是困难，在自身错误中学习斗争才理解‘尖锐复杂’，在深刻教训中阅读马列主义才领会‘物极必反’；

……前人 比我们艰苦－光荣，后人 比我们幸福－可羡，但是 我们－我们根本不会懊脑晚到的出生，要是有人问我们你的一生是怎样渡过？我们照样可以骄傲地回答!

……你可以挑选自己的理想现实却只同意由它将你挑选，理想总是那样让人激动现实却往往冷冷淡淡，你越想得轰轰烈烈现实越显得平平凡凡，你越迷住顺利美满现实越安排曲折坎坷，你越以为自己高大现实越说你非常一般；

……假若你没有理想精神你现实的舟就会在苍海迷茫，合不上时代的拍节又套上庸卑的锁链，你的骨骼会总是弯着你的灵魂会染上污点；假若你没有现实精神你理想的太空不过虚无缥缈，做不成一件小事还总是将一切抱怨，你蔑视一切终将蔑视自己，你雄心勃勃终将心灰意懒；

……为理想付出的不要向现实索取，向现实付出的更不要以为它应该连本带息向你偿还，为理想献出自己的心就必须向现实交出自己的力！

……谁的人生一马平川？要顺 只有桃花逐水，要平 只有漫步庭园，也有人寻找过醉里的乾坤日月壶中的杏树桃源，这样的生活醉生梦死 麻木迟钝，这样的幸福痛苦于醒 安然于眠。

……撇开那 清清树荫莫依在 岌岌危栏，带着你坚强的意志走万水千山，我们 有的是青春活力撒在哪里都是露，开在哪里都鲜艳！我们 有的是革命的乐观冲到哪里都是美，飞到哪里都是欢！悲哀 永远不属于革命者！

这样的诗文现在读来亦令人感到鼓舞，觉出它蕴含的哲理。

0244部队（襄樊基地兵站）警通连的战友王哲光。

军用仓库保管员轶事

在机关“以兵带干” 似乎不好解决提干问题，也可能我这样从学校门进机关门的学生兵不符合干部提拔要求。1973年3月左右，兵站机关将我调至所属的油料被服综合仓库。这是个正营级单位，一个建制分为两处，油料库在光化县的仙人渡，被服和物资库在襄阳县的肖湾，我分在被服物资库这边。

仓库库房挨着铁路边，是为了便于各种物资的装卸，而装卸工就是我们这些干部战士，每到部队春季和冬季换装，我们就会格外忙、活儿特别累。当然，各部队是分开做报表，远处部队有铁路线的，就会直接从武汉军区后勤部将被服发到部队。竟管这样，到季节时，来我们库上交旧被服、领取新被服的部队车辆依然骆绎不绝。

1973年4、5月间，我又领受了一次出差任务：与另一名战士将两火车车皮旧被服押运至黄陂县滠口的武汉军区后勤部被服仓库上交。火车皮就是那种闷罐车皮，当被服快堆到车顶棚了，人爬上去，躺在上面。装有军用物资的火车皮一般是不会被耽搁的，但是要经过襄樊和汉西的几次列车编组，我们的车皮头天下午拖动，第二天下午才到达滠口。闷罐车门稍许开一点缝算是采光、通风，要自带干粮和水。列车编组时，可以听到蒸气机车头在来回鼓捣，这也算是一次特别的经历了。

完成任务从武汉转乘火车时，自然在家逗留了一天。那个年代，军装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即使不当兵，穿一身军装是很神气的，我押运整火车皮的军装，哪里有数可点，却没有给弟弟拿一件。

刚到综合库时，部队正在进行“批陈（伯达）整风”学习教育活动，虽只是个营级单位，也不会捺下，加之赵教导员常住肖湾库，政工人员嘛很重视政治工作。每当较重要的学习讨论或阶段性学习结束，赵教导员都安排我来写出简报上报兵站机关，写得好的、有时效性的，赵教导员往往会连夜或一大清早派专人送往襄樊兵站机关。我也少不了经常得到赵教导员的表扬。我在高兴的同时，也隐隐感到来自部分战士的嫉妒，也只有随他们去。赵教导员是东北人，个较矮，脸肥肥的、黑黑的，是这儿最大的官，会不会因为我“帮他”写了这些材料他对我另眼相看而总是客客气气的。

1973年5月，我时时有些腰疼，便去370医院检查，发现尿中有蛋白一个加号，继而出现少许管型，370医院收我住院治疗。从小到大恐怕这是我第一次住医院。我的管床医生小韩医生对我很好，她也很年轻，爸爸是某军分区司令员，与她很要好的小郭护士（爸爸也是军分区司令员，全国战斗英雄）也渐渐与我熟了，而与我很要好的兵站首长子弟（张站长、敬政委、穆副站长的儿子）来医院看望我也与她们熟起来。后来，我们会偶尔聚会，一起登上襄阳烈士陵园的山峰或在襄城护城河边合影留念。在“文革”这个非常年代，在部队这个特殊环境里，一群男女青年的交往与友谊，为在军营的生活增添了色彩，使贫乏、空落的情感得以慰藉，同时，也蕴含着对未来的憧憬。

在370医院住院治疗后，我依然感觉不适，我写信告诉家里，家里着急，爸爸通过襄阳行政公署的领导找部队领导商量，让我转到了汉口黄浦路陆军161医院继续治疗。其实直到后来也没有给我确诊过，是肾炎还是肾盂炎，还是生理性的，也就这样好了。当时为消除其他病灶，161医院五官科给我会诊，看扁桃体是否大、是否经常发炎，为防止诱发肾炎，我从内科转到五官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五官科小王护士很好，我们很谈得来，她父亲是野战军的副军长，她在大城市当兵，比我见多识广。那是个文化封闭的年代，可她那儿有俄罗斯作家、也是学者和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又译《做什么》），这部大部头著作被誉为“论战性的小说”，“这不是一篇小说，而是一篇论战的文章”，它甚至成了好几代革命家的行动纲领，列宁念高中时就读过，“后来他又用‘怎么办’的观点去阅读其他小说”。她借给我看，这本书放在我手上有较长时间，我还作了部分摘抄：“只要你有着一颗纯洁的心和正直的灵魂，有着现代的人权观念，善于尊重同你在一块生活的人的自由，此外并没有什么秘诀”。“倘若有个教养更好，对于事情认识得更清楚、理解得更透彻的人经常帮助一个陷在错误中的人，虽然跟他作理论斗争要花费很多时间，还是能把他从错误中引拔出来，错误也就不会持续下去了。”虽然我并未看完这一大部头书，也无法深刻理解，但在那个年代能读到这样的书，增强了我的文化自觉。还有一位皮肤特白、显得有些调皮的小吴护士，每每是她推着送饭车送饭，她父亲是大军区的副司令员，其实，这些部队子女参军在部队也做着极平常的工作和最普通的劳动，她们克服在优越生活环境中养成的娇气，热心为普通战士服务，理应受到尊重。口腔科的小宋医生（护士）高高的个子，其医术我可不敢恭维，毕竟，她们都没上过医学院校，住院期间，我们都是好朋友。一位部队诗人谢克强与我同住一个内科病房，他在病房朗读自己的诗作，有才气与激情，这位谢克强便是现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这位谢克强，湖北文化名人。

在161医院住院是六、七月间，留给我了一些特殊环境氛围的印记。每天清晨和傍晚，161医院的广播喇叭都会放送李双江、李光熹等演唱的歌曲《北京颂歌》、《我为伟大祖国站岗》、《雄伟的天安门》等，这仿佛成为一种符号，直到现在，每当听到这些歌曲，我就会想起那段岁月，眼前浮现出那幕幕生活场景。在161医院一个多月的治疗，也使得我有机会经常回到家中，这缓释了我离家两年多对家人的眷念之情，并且有时间去探望中学老师和与同学会面。

回到部队，仍处于襄阳肖湾一隅，好像有了文化的饥渴，于是写信给家里，请求给我买一把小提琴，我自学，也为了不浪费空余时间。如愿以偿，爸爸买好一把练习小提琴托省群艺馆馆长陈怀宇来襄阳出差带到肖湾，是范师傅开北京牌吉普车带过来的。就像小孩呀呀学语，我开始用简谱学习在琴上拉出音符，每天傍晚时练习，在空旷的库区也吵不着谁，三三两两蹦跳的音符为贫乏、沉寂的军营凭添了几分雅趣。在部队开始学拉小提琴，上大学后参加院文工团演出小提琴齐奏《送你一枝玫瑰花》、《花儿与少年》。

1973年下半年时，为了加强仓库的安全保卫，领导安排曾厚辉（能记住名字是因为他后来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班长带领我在仓库靠铁路这端的铁栅门旁搭起一个芦席棚作警备用，先平整出约15平方米的一块地，四周用里外两层砖垒起20至30公分作墙基，沿内侧打上树木桩子，再钉上芦席，盖上顶、铺上油毛毡，曾班长和我就住在里面。也就是说，在从部队复员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就没再住过营房。冬季来了，芦席棚怎么御寒？经请示，我们从库房里挑出最旧的羊皮毛军大衣沿着芦席棚墙基四周铺上，以堵住透进来的风，在室内的木桩上也钉上钉子，把羊皮毛军大衣扯开挂上，以尽可能地档住透风、抵御风寒。

那么冷的天半夜起床站岗值勤的确是很苦的事，得咬牙坚持，我往往在棉大衣外再披一件羊皮毛军大衣。要值勤两小时，巡逻一会后，我就钻进露天堆放的被服垛子里，垛子被防雨的大帆布盖住，躲在里面就没那么冷，我随身还带一个小收音机，能收到短波。一天半夜，正是我值勤，突然感觉有动静，等我巡逻一番，发现放物资的地方被人动过，我赶紧报告。一会，赵教导员亲自出马，带着曾班长我们几个开起卡车就出了营区。下了坡，车子沿着公路开，大灯亮着，隐隐发现远处前方有人在拉板车，拉车的人大概也感觉后边有汽车，就转将板车往路边地里拉，并很快撒腿就跑。这时，赵教导员用手枪向天上鸣放示警。汽车很快开到那个路边停下，我们一起向那逃跑的人追去。没一会，我们抓住了跑的两个人。经过询问，这两人确实偷了东西，是两捆电缆线，但并不是偷我们仓库的，是某地方单位的。我们连人带车拉回营区，第二天将他们送到地方派出所。可这事发生后，兵站机关突然将我们肖湾库干部战士的枪支弹药全部收走（留两只枪值勤），说我们擅自使用武器开枪，对我们进行一星期的教育后才将枪支弹药发还我们。

1974年初，部队已在酝酿复员战士的名单。我已服完三年兵役，由于仓库很艰苦，我体质也没那么好了，更重要的，兵站机关把我放到基层却没任何信息和迹象说我有可能提干，也就萌生了复员回家的念头。也记不得是否找赵教导员谈过，我开始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2月，曾厚辉班长做入党介绍人，支部大会通过，党总支（抑或上一级党委）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9周岁。我对曾厚辉班长的印象很深，广西人，脸长，嘴唇很厚且有些发紫，下唇还有些外翻，皮肤棕红，人非常忠厚，我们相处很好，彼此真诚，不知道他后来复员地方后生活一向可好。

1974年2月15日，复员前夕，兵站警（卫）通（迅）连的战友王泽光在赠送给我的纪念品――笔记本的扉页上写道：“小光：在我们即将分离的时刻，已没有语言所能描绘感情了，仅以德国共产党员尤和乌斯.伏契克的一段话做为分别赠言吧，‘……而对于我，生活总是有趣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在铁窗内，到处你将是精神充沛的，总会找到光明的，假使在你的面前还有一个将来的话。’”（自注：摘自《绞刑架下的报告》）。那个年代，革命信念便是年轻人的精神支柱。泽光是我在兵战宣传队时就结识的，他父亲是学者，受其影响，泽光比较有文化，我们的交往常常是谈学习，到现在我都记得很牢的四句话便是他教给我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四句话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世界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是辩证法的核，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规律存在于对立统一之中；“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髓，克服了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窠臼。将这些哲学基本问题放大到社会学领域，于是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与反作用。这四句话我现在依然转教给儿子，让他作为学习哲学的纲，纲举目张。

1974年4月我复员回到了武汉，回到了家。16岁至19岁的年龄，还是花季少年和意气风发大学生的年龄，可我们这代人却承受了许多特殊时代的重负，有了太多并不透彻的人生历炼。但同时也要说，我们虽劳苦过，却并未彷徨过，因为我们没有当代青年人或许找不到工作的困顿与茫然，因此，我们又是幸运和幸福的。三年多的部队生涯，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所经受的锻炼和吃过的苦都转化为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试想，如果那段时间仅仅只是在学校读高中，我就不敢说我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就不会对中国和政治有更深刻地理解和认同。即或不以此为荣，但总可以说现在骨子里那点钢硬的东西、不为小事而失态、荣辱不惊、泰然处之的精神气质无不得益于那个特殊年代的经历所给予的莫大教益。

（写于2008年元月、五十余年未遇的大雪纷飞的日子里）

1974年复员老兵照，其实时年方19岁。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73年10月与韩医生、郭护士、穆泉、徐一江摄于襄阳烈士陵园的山峰 。

　　1973年10月与370医院战友摄于襄阳烈士陵园。

370医院的战友

1973年冬摄于襄阳护城河边

0244部队宣传服务队的战友马力

0244部队战友刘晓蔚

161医院战友

　　也在襄阳空军医院当兵的堂姐，当年空军医院的驻地就是“习家祠”，有时候我会去空军野战医院看望堂姐。

大哥在一军三师当兵提干，曾来襄阳看望我和我堂姐。

与中学同学杨少彬在光化县131野战医院（今老河口市）

兵站汽车营战友彭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