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寇最后一战——纪念陇海路东段战役之炮车战斗胜利 75 周年 文：周星星 陈鲁生

东进续曲 （周东东）

1945 年8 月9 日，毛泽东同志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以及中国抗日战争战场的形势变化，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进行“最后一战”。从此，一直到1946年1 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

在这个阶段，由华中野战军组织实施的陇海路东段战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对拒降日伪的最后一战；还是中国抗日战争战场对拒降日伪的最后一战。炮车战斗则是这场战役的收官之战，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本文将根据与陇海路东段战役相关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最新发现的日军档案资料，炮车战斗《受降条约书》的影印件，对战役作一评述，以抛砖引玉。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举行

一、日本投降后的中国战场形势，我党的方针及华中新四军的任务

    1945 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首先在欧洲战场取得了胜利。随后盟军的作战重心转向亚洲，日本法西斯的丧钟也将敲响。6 日至9 日，美军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 月8 日，苏联对日宣战。8 月9 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 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投降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①但是，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所面临的政治局面却非常复杂。可谓波诡云谲，暗流涌动。就国际方面而言，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实行了一套扶蒋反共政策，给予蒋介石政府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杜鲁门总统还发布了日军受降第一号令：指令侵华日军负责维持占领区的法律和秩序，不得向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投降。美国政府不但派出大批海军陆战队进驻中国的港口和一些大城市，以帮助国民党政府军队抢占战略要地；而且还出动大批飞机、军舰将远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军运往华南、华东和华北各地，帮助其抢夺抗战果实，以增加国民党的优势和力量。而苏联政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外交上只能承认国民党政府，然而，它们过高估计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国民党的力量，却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估计不足，以至于它们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苏联的对华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情况。②

  在国内，一方面，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并没有立即停止作战。直到1945年8 月22 日，日本大本营才命令侵华日军于8 月25 日零时起停止战斗行动，但是还提出“不得已时，可就地实行自卫”。而在解放区内，被我军民包围的日伪军拒绝向我投降，仍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国民党不仅没有参加战略反攻，反而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对拒降日伪实施的反攻采取种种无理的阻挠和破坏。他们置国内进步力量停止制造内战的正义呼声于不顾，竞接连发布命令，不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向日伪“擅自行动”，“而应就地驻防”。

   由于蒋介石长期实行消极抗战策略，对日军迅速投降缺乏准备。国民党军的精锐大都在西南、西北后方。为了抢占战略要地，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国民党军从空中、海上和陆路加紧输送兵力，并大举向解放区推进。蒋介石政府还不顾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单方面接受日军投降，并委任冈村宁茨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令其“维持地方治安，协同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攻”。③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日伪合流的局面已然形成。

举手投降的日军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政治局势，毛泽东同志起草了给各战略区《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的任务的决定》的电报，指出：“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拒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④ 8 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里，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手里。一大批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他特别提到，比如郑州以东的陇海，该地区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演讲还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⑤

   根据党的方针和延安总部发布的展开全面反攻的命令，华中局、新四军迅速展开反攻作战，相继组织多起战役、战斗，收复大批失地，猛烈扩大解放区。

   1945 年9 月9 日，中国战区举行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之后，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的企图更加暴露。

   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蒋介石政府一面抛出“和谈”议题，为发动全面内战争取时间，一面秘密颁发“剿匪手册”，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蒋介石政府的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重点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出兵独占东北。

   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刘少奇同志起草的《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布置的指示》，确定了全党全军在全国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中共中央对战略区进行了新的划分，建立健全了各大区的领导机构。

   在华东解放区，将原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中央局。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兼山东军区，由陈毅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大战略区的斗争。不久，在原华中地区（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对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进行了新的编组：成立了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华中军区由张鼎丞、邓子恢分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华中野战军由北移的新四军江南部分主力与华中留下的部分主力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主任。⑥

   在新的领导机关领导下，华中军民将继续展开肃清拒降日伪，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伟大斗争，并为迎接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作好准备。

陇海路东段战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二、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肃清拒降日伪，完成将华中、山东两大根据 地连成一片的战略任务

华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横贯中国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铁路南侧，长江以北，西临汉水，东濒黄海、东海，是联系华北、华南两大抗日根据地的屏障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战略反攻开始之时，华中敌我双方的态势是：日军为华中中国派遣军第13军团辖第65 师团、独立第6 旅团、独立第90 混成旅团和独立第92 旅团以及第6 军团辖第133 师团。伪军是第一方面军任援道部、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第四方面军张岗峰部以及淮海绥靖公署郝鹏举部。日伪兵力主要占据重要交通线、运河和串场河沿线的城镇。这些日伪所据守的城市和交通干线，大多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包围之中。

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要求华中我军：江南部分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准备反对内战战场。江北部队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整个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镇，解放所有地区，打下长期根据地的基础。

1945年毛泽东（左）、赫尔利（美驻华大使）、蒋介石（右）在重庆谈判期间合影。

毛泽东同志前往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前夕，明确指示华中我军应尽量占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城市，创造数百里的广大根据地，迅速占领运河、串场河沿线城市，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

我华中军民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基本完成了所赋予的任务。然而，由于一些原因，运河、串场河沿线的若干重要城市未能及时攻占，仍为日伪所占据，长江以北的反攻任务未能完全实现。⑦

1945 年11 月9 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半年剿共计划”。并扬言“两个月内消灭苏北共军”。具体军事部署是：集重兵于华东地区，北部以13 个军集结于徐州地区，在日伪军的配合下，企图侵犯山东，打通津浦线。南部集中5 个军，其中国民党25 军等部已占领扬州、泰州，并企图沿河北上，与高邮拒降日伪打通联系，进而合力分割我华中解放区中心区。

国民党军的军事部署和企图，不仅对解放区发展构成威胁，而且对我军主力在华中的坚持与机动形成重大威胁。为了解除威胁，清除障碍，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经过慎密分析研究后，形成了一套作战方案，即在华中南北两线各组织一次战役：在南线，组织高邮、邵伯战役，粉碎国民党军与日伪军合力分割我华中解放区的企图。在北线，组织陇海路东段战役，打破国民党军利用拒降日伪军，攻占铁路线的图谋，完成将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的战略任务。

1945 年12 月3 日，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谭震林联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陈毅、黎玉、张云逸和饶漱石，建议华中三个纵队攻占高邮。15 日，粟裕又发电报给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并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张爱萍，建议：先组织高邮和陇海路东段战役。

中央军委先后批准了组织高邮和陇海路东段战役。

12 月19 日，高邮战役率先发起，经激战，于26 日胜利结束。

高邮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改善了苏中、淮南的战略态势，解除了国民党军与日伪军合力对我华中解放区中心区两淮的威胁。以及我军未来展开北线作战行动的后顾之忧。

抗战时期陇海路铁路车站，大许家车站

1946 年1 月4 日，华中分局再次向中央军委、华东局和陈毅司令员提出组织陇海路东段战役。建议随即获得批准。

此时，“据各方消息，顾祝同为徐州行营主任，汤恩伯、李品仙副之，各该部正向徐州集中，刻徐州已有重兵保卫”。⑧而铁路沿线的车站，城镇仍由拒降日伪所占领。蒋介石政府企图利用这一条件，与其合力控制这段铁路，以达到割断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战略联系的目的。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华中野战军迅速定下战役决心：投入华中野战军第八、第九两个纵队、华中军区特务团和第五、六分区各三个团，共计十八团，近三万兵力。以陇海路东段拒降日伪军为主要作战对象。战役目的是：坚决攻占陇海路东段日伪军据点，并破坏该段铁路，实现将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之战略任务。

各参战部队的作战任务区分如下：（一）张（震）纵以四个团担任攻占曹八集（文〔十二日〕晚开始），其余一步团及骑团担任打徐州之第一次增援。（二）野战军特务团及陶（勇）纵一个团，担任攻占运河站及炮车（有鬼子三十余）至草桥以西线（元〔十三日〕开始），（三）五、六分区地方团担任攻占草桥及瓦窑之线（文〔十二日〕晚开始）。（四）陶（勇）纵三个团寒〔十四日〕晚开始攻击新安镇（有鬼子百余及伪顽共三千余）。（五）以上各地均限于删〔十五日〕晚前完成攻占任务。⑨

草桥车站

战役发起时间，原定于1 月13 日晚发起战斗。由于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议将于13 日午夜生效，“为能命令下达后，五天内仍能达到控制陇海线与打通华中与山东联系”，⑩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决定提前于11 日发起战斗。

前方指挥所开设于炮车正南十余里之乃集。⑾

1 月11 日晚，战斗打响，华中野战军先后攻占了大许家、大小沙庄、八义集、碾庄、赵墩、运河、炮车、草桥、瓦窑、新安镇。控制了大许家至白塔埠约130 公里铁路。共击毙日伪军2800 余人。迫使“炮车、草桥各警备部队正式向新四军第八纵队缴械”。

炮车站

此战，我军彻底粉碎了日伪协同国民党军割断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战略联系企图，胜利地完成了将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的战略任务，为迎接国民党军的大举进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战后，各部队即转入休整，展开群众工作，进行和平停战教育，为迎接新的斗争作好准备。

三、为什么说陇海路东段战役之炮车战斗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在我军的战史里，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对陇海路东段战役的记载过于简单，仅仅寥寥数语，对它的研究和关注度，较之高邮战役也不够。甚至在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中，该战役竟未收入。这些处理方式不但不能充分反映这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胜利，所具有的重要标志性意义，而且也未能体现出这场战役的胜利，对未来华东战场全局利益的重大战略价值。有些结论和史实还大有商榷的地方，需要厘清。

首先，关于战役与战斗。

所谓战役是指军团为达到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全部目的，在统一指挥下，于一定时间内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

战斗则是兵团、部队和分队，在较短时间，较小空间所进行的直接武装斗争。它是构成战役的主体，是达成战役目的，或战略目的基本手段。

作为战役应该具备的主要特征是：参战力量众多，仅就参战兵力而言，一般情况下，一次战役至少应该是师级规模或数万人之众。战场空间广阔。持续时间较长，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甚至更长。与战争全局关系紧密等。

根据前文对陇海路东段战役的战役背景、战役筹划和战役实施的叙述，我们可以确定：陇海路东段战役是由华中野战军所组成的战术兵团，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以拒降日伪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在陇海路大许家至白塔埠约130 公里铁路线，采用破袭战的作战方式，所实施的一场战役攻势。整个战役有多个战斗组成，其中由第八纵队七十团实施的炮车战斗是战役的收官之战。

第二，关于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

由于我军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时，国共两党已就停火达成协定，规定双方在1 月13 日午夜实现停火。所以，一些军战史的编撰者和当事人均以此为依据，将陇海路东段战役的结束时间定在这一天，即1 月13 日。

然而，停火协定生效时，战场的战况是，我军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的目的尚未完全实现。于是，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发出了停战命令生效后的工作任务指示：“各部应对日伪实行包围，政治劝降”。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于停火后的第二天，即1 月14 日，给六、八、九纵队，五、六分区、山野的电报：“我军虽已遵令停止，但各部仍应加强战备，提高警惕”。“炮车据点如尚未攻下，则由野战军特务团及七十团负责监视，并展开政治攻势”。（14）

又据七十团团史记载：“在我军的政治攻势下，日寇在被围的第三天，不得不派出军使与我谈判”。（15）

可见，停火协定生效后，我军仍对日军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并展开政治攻势。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攻势在战争中的作用呢？

众所周知，我军在长期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并成为我军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在战争中，用武力消灭敌人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必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紧密配合军事打击，对敌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16）陇海路东段战役之炮车战斗的胜利，就充分体现了我军政治攻势的强大威力！

由此，我们认为：政治攻势是我军在战争中瓦解敌军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价值和作用与军事手段相同，都是达成战役目的的手段。因此，陇海路东段战役的结束时间延伸至政治攻势阶段既合乎逻辑，也符合战场实际情况。

第三，关于中日双方史料中的陇海路东段战役及炮车战斗

目前，我们所收集到的相关史料，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只对战役作概略性的记述，且均以停火协议生效日，即1 月13 日，作为战役的结束时间。主要有：1963 年12 月编撰的《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2000 年6 月出版的《新四军战史》，1980年8 月出版的《陆军二十三军军史》等，以及一些当年参加战役的老同志的回忆文章。

第二类，主要有作战命令、指示，《步兵207 团团史》，日军资料《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和炮车战斗《受降条约书》影印件。这些资料也是本文观点的重要依据，值得我们详细分析：1.1946 年1 月12 日，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指示。在这份指示中，尽管规定了“各地统限于1 月13 日24 时以前停止一切战斗”。但是“仍可对日军包围，以便交涉争取投降”。（17）

同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发出关于停战令生效后工作任务的指示：“各部应对日伪军实行包围，政治劝降”。（18）

1．由于前文已对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的关系，以及政治攻势在战争中的作用作过阐述，所以在此不再赘述。我们着重谈谈指示中的“包围”。从军事理论，或者军事实践的角度看，在战争中，包围是进攻一方常用的一种军事手段，即“进攻方向敌方翼侧的机动，目的是协同正面部队围歼敌人”。或者，“占据外线地位的一方对敌军形成的围攻态势”。(简单说，包围就是攻势的一部分，是进攻方消灭敌方的重要军事手段。由此，我们认为：将停火生效等同于战役战斗的结束，是不准确的。

2．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关于“先以一部破袭陇海路东段”，给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的请示和关于“控制陇海路东段的部署”。在第一份请示电报中，粟裕建议：“职部为能在停战命令下达后，五天内仍能达到控制陇海线与打通华中与山东联系，决定今晚先以一部破袭。该电报发出时间为1 月11 日，据此推算，五天内完成任务，战役计划结束的时间应该是在15 日。而第二份请示电报则更加明确，命令参战部队，“以上各地，均限于删〔十五日〕晚前完成攻占任务”。（20）可见，无论是战役计划，还是作战部署所设定的战役结束时间，都已超出了停火协定生效日。

而战役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粟裕司令员的战前判断大致吻合，在停火生效后的1 月14 日，粟裕司令员作出了停战后的部署，从电报内容可以确定的是，在电报发出之时，战役的目标尚未完全达成。故命令：“炮车据点如尚未攻下，则野战军特团及七十团负责监视，并展开政治攻势”。（21）

3．《步兵第二○七团团史》（即七十团 笔者注）中的炮车战斗

根据陇海路东段战役，我军各参战部队的作战任务区分，七十团担负攻占炮车车站的作战任务。现将七十团团史中有关这场战斗的记载，摘录如下：副团长黄胜下令向敌人发起攻击，一举突破该地防线，并形成了对炮车守敌的重重包围，另一方面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并限令其三天内缴械投降。在被围的第三天，不得不派出军使与我谈判。我团以参谋长朱昌鲁同志为代表与敌进行谈判。日寇感谢我军宽大政策，主动要求将其所指挥的草桥日寇一小队接回一起投降。1 月16日，按照我团要求，日寇60 余人向我缴械。（22）

这段记载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战史类的史料中，由参战部队明确记载了战斗的结束时间为1 月16 日，而非1 月13 日。同时，它也是我军继高邮战役对日军进行受降后，又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我军对日军进行受降。

4．日军《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

日军《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史料，是中国抗战史，以及陇海路东段战役研究的重要发现。这份史料是日本厚生省援护局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保存。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当年日军被遣返本土，在佐世堡军港登陆时所填写的报告。由于这份报告距离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发生时间非常的近，因而其准确性和可信度都非常高。它与中方的史料形成互补，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这份史料中，我们发现了日军65 师团步兵第72 旅团独立步兵第136大队在陇海路东段役之炮车，草桥战斗中的相关记录。尽管史料时间久远，有个别字和句子已无法辨认。但是，主要史实还是清楚的，完全不妨碍我们对战况地的理解和判断。内容如下：

昭和21年（1946 年，笔者注），1 月18 日，根据旅团命令，撤除新安镇周边东陇海路的警备，向海州集结，但是，敌军约三万仍然包围并攻击了炮车、草桥警备中队。大队以主力实施救出作战，但是按照师团命令，炮车站、草桥站的各警备队在中原大尉的指挥下，成为师团直辖大队（最后一句暂缺）。炮车、草桥各警备队正式向新四军第八纵队缴械后，向海州行进。

从史料中，我们获得如下重要信息：一是直到1 月18日，日军才下达撤出警备的命令，二是炮车、草桥日军遭我军包围，日军曾试图展开营救，三是炮车、草桥日军指挥官是中原大尉，四是炮车、草桥日军向我军正式缴械。据此，我们发现日军史料所记载的时间，要晚于中方的史料记载。而且，这个时点还仅仅是日军下达撤出警备的时间。至于日军何时“实施救出作战”，何时“正式缴械”，史料并不明确。

赵墩站

那么日军所记载的时间是否可靠呢？我们不妨从时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有关陇海路东段战役的回忆中寻找线索。他的回忆录是这样描述的：19 日，粟裕司令员召集我们在赵墩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6 纵队司令员王必成，还有我和饶子健（第九纵队副司令员，笔者注）。1 会议的主要内容，由粟裕司令员分析国共停战谈判生效后的形势，提出当下部队的任务，是“搞好部队形势教育，防止国民党军反扑”。并“研究了部署与补充问题”。在这份参会人员名单中，我们注意到：参加陇海路东段战役的华中野战军三个纵队（第6 纵队原拟入鲁作战，后陈军长未使用），唯独少了华中野战军主力纵队之一的第八纵队司令员陶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陶勇司令员缺席会议呢？根据日方史料，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地推测，当时，第八纵队所担负的作战任务尚未完成，陶勇司令员无暇分身与会。此外，日军所记录的时间节点与炮车战斗《受降条约书》签署的时间间隔非常合理。由此，我们认为日方的记录是可信的。

5．炮车战斗《受降条约书》

炮车战斗《受降条约书》，也是抗战史研究中的重要发现。它极为生动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历史记录，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日伪作战的了解。这份印影件是由时任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陈超凡拍摄并收藏。

陈超凡，1913 年出生于广东梅县，早年在北京求学，后去日本留学，就读东京明治大学。回国后，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从事敌工工作。1945 年10 月底组建华中军区，敌工部改称联络部。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军队通过一场战役或战斗的胜利，迫使日军投降，举行受降活动，并留下实物资料，迄今为止，炮车战斗《受降条约书》影印件是唯一的实物资料。非常难得，意义不凡！

在战略反攻阶段，华中野战军先后发起的高邮战役和陇海路东段战役都曾迫使日军投降，并举行过受降活动。陈超凡作为华中军区敌工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这两次对日受降活动，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有关这两次战役受降活动的文字资料，高邮战役主要有中华民国1935 年1月6 日，苏中二地委机关报《人民报》发表的《高邮战役通信》和时任第8 纵队第66 团政治委员姚力撰写的回忆文章《高邮日寇投降目击记》。（24）

陇海路东段战役则有七十团团史和七十团一营一连党支部书记高增诚的回忆文章《参加日军中队投降谈判的回忆》。（25）

这些史料无一例外地都记录了我军敌工工作的同志，参与对日军受降活动的历史细节。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有关陇海路东段战役的两份史料，在诸多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主要有：对战役结束时间的表述不一和我军参加对日军受降活动人员名单不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这两份史料的成文时间，距事件发生的时间太晚，此外也有政治因素的考虑。例如，七十团团史记载的战斗结束时间为1 月16 日，而同为该团的参战人员，高增诚回忆文章则将战斗的结束时间定在了1 月13 日。显然，高文可能更多考虑了政治因素。再比如，我军参加谈判代表，七十团团史记录：“我团以参谋长朱昌鲁为代表。而高增诚的文章是：当时我方有三个代表，一是团政治处主任夏峰，一是纵队派的敌工部反战同盟会员（此处作者回忆有误，派出的应当是敌工部工作人员，他们是懂日语的或是台湾人或是外籍同志，当时反战同盟组织已经返回日本。笔者注），另就是我”。（26）我们认为对日军受降谈判很可能不止一次。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是，主要事实是清楚的，这就是我军的确与日军就投降事宜进行了谈判，并最终促使日军向我军缴械。

好在我们有日军档案资料和《受降条约书》这两份重要原始文献。它们与这些史料相互补充、互为印证，为我们弥补这些缺憾，全面理解历史事件，提供了有益帮助。

就《受降条约书》影印件而言，其价值在于：①《受降条约书》开宗明义指出，“自日本宣布投降至今已经五个月，在华日军早已大部分解除武装，唯陇海路一段，尚未按照条款解除武装”。

我们认为，以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的工作性质，凭借他们对中国抗日战场形势的了解，作出上述判断是可靠的！也就是说，“陇海路一段”，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对拒降日伪作战的最后战场。②日军番号，在我军的军战史和相关回忆文章中，但凡涉及陇海路东段战役日军番号，均将日军番号误记为：步兵第65 师团，步兵第72 旅团，独立步兵第163大队。而《受降条约书》的相关内容与日军《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记载完全一致，即步兵第65 师团，步兵第72 旅团，步兵第136 大队。充分证明了这份史料的价值和重要性。③关于对日军受降，尽管日军史料中没有正面提及“受降仪式”。然而，“炮车、草桥各警备队正式向新四军第八纵队缴械”的表述，就是投降仪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所谓“正式”，就是“合乎一般公认标准，合乎一定手续”。比如，大家熟知的国与国之间的“正式”会谈等。

《受降条约书》就是“正式缴械”的“公认标准和合乎一定手续”的产物。④《受降条约书》的落款日期，由于日军史料中仅记载：昭和21 年1 月18 日（1946年，笔者注），为日军下令“撤出新安镇周围警备”的时间。至于敌军何时“正式缴械”，日军史料并未明确。所以，我们判断炮车战斗的结束时间，应该介于1 月18 日至23 日之间。

在条约书的落款上，日军使用一月二十三日，中方则是正月二十三日。关于正月的使用，“中国古代记月以序数记，一年的首月叫正月”。（27） 此外，在条约书的正文部分，也使用了“正月”，显然中日双方代表对此用法没有岐见。⑤《受降条约书》中、日双方签字代表，中方签字代表是庄五洲、徐通荣。日方代表为中原武。

谢莫京同志

　　据陈超凡同志的夫人，时任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一师政治部联络部干事、支部书记谢莫京同志回忆，我军签字代表徐通荣等均为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同志。其中徐通荣与陈超凡同志的工作联系紧密。早在民国 33 年 5 月11 日（1944 年，笔者注）出版的新四军苏中区党委机关报《苏中报》第45 期，关于“山本一三等十四个日本新兄弟集体参加日人解放联盟大会”的报道中，就有陈超凡与徐通荣同时例席大会的记载。而在炮车战斗对日军受降现场，他们俩又同时出现，就绝非偶然了。

日军签字代表为中原武。此人在日军《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中记录的非常清楚，“炮车站，草桥站的各警备队在中原大尉的指挥下，炮车、草桥各警备队正式向新四军第八纵队缴械”。此外，这份资料显示，炮车、草桥日军编制相同，而非七十团团史所述：“日寇感谢我军宽大政策主动要求将其所指挥的草桥日寇一小队接回投降”。

第四，关于华丰受降。

1946 年1 月12 日，驻华丰矿区的日军第11 独立警备旅（又称洼田旅团，即洼田武二郎任旅团长的第65 师团步兵第72 旅团），按照国民党军徐州公署副主任李延年命令，于13 日前，撤到济南集中缴械。1 月14 日，在泰安以南，该部被叶飞指挥的第1 纵队包围，经谈判，双方于22 日达成协议，23 日洼田武二郎少将以下3000 余人缴械。

对于华丰受降，我们认为它不是一场战役，或战斗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不属于“一战”。

叶飞本人对此也有类似的评价。据抗战史专家丁星同志回忆，他曾就“华丰受降”，当面问过叶飞同志。叶飞同志的答复是：“我们华丰围而不打，华丰受降是对日军的最后军事行动”。（28）

第五，关于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其他战场情况

等待遣返的日军战俘

在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向拒降日伪军实施的反攻作战。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除我国东北归苏军受降外，原日军侵占的重要地区，大多为国民党军抢占。日本签订投降协议后，国民党利用其合法地位垄断了对日伪军的受降。从1945 年9 月上旬至10 月下旬，日本基本投降完毕（11战区，济南日军是12 月27 日投降）。（29）所以，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晚于我军实施的陇海路东段战役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

在解放区其他战场，在关外，随着1945 年8 月19 日，苏军占领长春日军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签字投降，苏军对东北地区日军受降即告结束。我党为了反击国民党独占东北企图，于12 月28 日指示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将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肃清匪患，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并在有利时机和地区对进犯的国民党军给予坚决反击。

在关内，国共停战协定签字后，解放区军民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自卫联防，主要战略是阻碍迟滞国民党军的北进。针对国民党军的进犯相继组织实施了多个战役。比如，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等。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战役战斗一览表，八路军对日寇最后一战为“泊尔战役”，时间为1945 年11 月4 日至12 月9 日，最后一场战斗是“衡水战斗”，时间为1945 年12 月13 日。（30）另经检索“平禹战役”结束时间为1945年12底。

综合以上分析，自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华中战场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对日伪作战的最后战场。陇海路东段战役则是我华中野战军对拒降日伪发起的最后一场战役。战役于1 月11 日打响，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的巨大压力下，炮车、草桥日军正式向我新四军第八纵队缴械投降。1 月23 日双方签订《受降条约书》，随后日军向海州行进。

尽管，炮车战斗对日受降的规格不算高，但是意义重大。它是抗日战争中，通过一场战役、战斗的胜利，迫使日军缴械投降，签下《受降条约书》的成功战例。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中军民不畏强敌，坚持抗战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结论：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华中军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对拒降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实施了一系列的战役、战斗，最终以陇海路东段战役之炮车战斗的胜利为重要标志，在华中战场完成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华中野战军也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一项伟大历史！中华民族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赢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完全胜利。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6 周年，陇海路东段战役胜利75 周年。谨以此文向英勇无畏的华中野战军将士致敬，向不屈不挠的华中人民致敬，向浩气禀然的中华英烈致敬！

注释：

①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 月出版，第1111 页，第1126页。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7 月出版，第609 页。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 卷，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3 月出版，第518页。

④《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81 年出版，第268页。

⑥ ⑦《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1963 年12 月，第264 页，第260 页。

⑧ ⑨ ⑩（11）（20）（21）《粟裕文选》第二卷，军事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第6页，第17 页，第16 页，第21 页，第20 页，第22 页。

（12）《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日本厚生省援护局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13）（17）（18）《新四军征战日志》，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社，第460 页。

（16）《战略学》，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12 月出版，第387 页。

（19）《军语》， 军事科学院，1982 年2 月出版，第84 页。

（22）（27）《步兵第二○七团团史》步兵第二○七团团史编审委员会，第22页，第23页。

（23） 张震《张震回忆录》上， 解放军出版社，2000 年出版，第255 页。

（24） 姚力《高邮日寇投降目击记》《烽火岁月》 2005 年第6 期。

（25）（26） 高增诚《参加日军中队投降谈判的回忆》 《老兵话当年》第4 辑，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2003 年9 月出版，第271 页。

（27）《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出版，第164 页。

（28）丁星《编辑生涯》， 2015 年出版，第356 页。

（29）陈小功《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解放军出版社，第105 页。

（30）《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5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