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一）

易白

（图片：伊宁市东郊吉尔格朗是伊宁市农业技术学校所在地。） 我们的母校伊宁市农业技术学校位于新疆伊宁市东郊吉尔格朗，是个在伊宁市中等学校里最“默默无闻” 的一所学校。而“吉尔格朗”为蒙古语，意有环境优美，安适之地之意，是个形象化的地名。吉尔格朗的地名可能影响了流经此地的，发源于北天山的一条自然河，此河亦称吉尔格朗。这条河最后注入伊犁河。由于长年累月河水的冲刷，形成了一条自然沟壑，吉尔格朗河从沟中急匆匆流过，它既有益于灌溉，两岸台地在行洪时，又会遭到它的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正是由于它狂野的一面，下游形成了很宽的沟，沟中长满了野生的沙枣、河柳、榆树，形成了河滩次生林。这里还有不知是什么年代，何人栽下的大片樱桃树，还有一座估计是解放前由俄罗斯人修建的碾房。碾房用圆木构建，上下两层，颇具规模。碾房用皮带和轴承组合，靠水力驱动。碾盘由下方平铺的石盘和上方竖着的圆型厚度为二十厘米的石磙组成。上方的石磙在水力的作用下，围绕下方的石盘碾压而完成碾稻成米的过程。这种装置共有两组。我觉的这座碾房无论是由它的技术含量和规模而形成的生产力都要比“水磨”之类高的多。在建校时，这座碾房已废弃不用了，但整体还算完整，若稍加修理仍然可以启用。学校就座落在这里，离伊犁河不足两公里。 学校是1965年成立的，是所民汉合校。共招收了65、66两届学生，使用的教材是全日制普通中学课本，老师均以伊宁市小学教师中选调任教。据说，伊宁市考虑到市属四个公社缺乏农业技术员，于是想办个农业技术学校，培养初级农业技术员，充实农业技术员队伍。因为这个原因，伊宁市农业技术学校在1965年诞生，可是，由于“文革”的原因，仅仅招收了两届学生，在办学方向，学校质资，基本建设，师资力量均未得到完善的情况下，便“夭折”了。 （图片：下乡23年后，伊宁市农业技术学校师生重逢于校址伊宁市东郊吉尔格朗河滩次生林。右起四向左依次为老师安惠民、华勤汝、杨桂珍、皮富荣。） 　　1969年4月，解放军宣传队到学校来，是来搞“上山下乡”工作的。来的三位解放军战士也都是二十来岁，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而且都是穿两个兜上衣的战士。我们想他们在连队顶多也就是个班长。但年龄和职位并不影响我们对解放军战士的亲切感。他们来的主要任务是安排学生“上山下乡” 的。有了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解放军战士的动员工作也开展得十分顺利。 伊犁的中学生也像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一样，开始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和关博君、马忠趣、周殿基、刘荣、纪国辉、蔡玉林、闫文华、维吾尔族同学穆塔力甫·罗扎洪、维吾尔族女同学莎达绨·艾合麦提等十一名同学一起下乡，来到离伊宁市东十来公里，离学校只有二、三公里的公社。 公社包括五个生产队，我们下乡点是第五生产队，社员们都习惯地称这里为托克拉克公社盖麦（盖麦，维吾尔语，地窝子之意）。其他四个生产队分别是上托格拉克村、托格拉克村、阿吉买里和喀亚尔村。女同学杨兰、沙莉下乡到了公社第一生产队。吴萍等女同学下乡到了公社第四生产队。     我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有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了广阔天地。唯一值得眷恋的是：我们学校的维吾尔族的老农式的校长艾柏都拉；教导主任安惠民，他是位1953年从阿合买提江专科学校汉文班毕业的老师。安惠民老师的祖辈在清代是随左宗棠收复伊犁大军“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人的后裔，通维吾尔语。还有皮老师，以及在1965年从上海来新疆支边，后来曾任伊宁市红旗幼儿院院长的华琴茹老师、后来调到新源县学校的杨桂珍老师，以及给我们教“yas miq‘ a’； bas miq ‘a’”（维吾尔语，手写体‘ a’；印刷体‘a’。当时维吾尔文改成了采用拉丁字母的新文字，维吾尔老文字当时弃用）的维吾尔文老师阿依古丽。校工麦麦提敏、艾尔瓦洪……     我下乡的地方叫“托克拉克” ，在维吾尔语中是“胡杨”的意思，但我在这里却没见过胡杨；“盖麦” 一词在维吾尔语中有“地窝子” 之意。第五生产队的状况，就像其地名一样。它分上下两个庄子，上庄子北面是伊宁县胡迪尔于孜乡盖买村，吉尔格郎河也由北向南流经这里。此盖麦非那盖买，之所以分别用了“麦”与“买”两字，只为区分两个维吾尔语同名村而已。下庄子与胡迪尔于孜乡阔坦塔木村相邻。阔坦塔木是维吾尔语废弃的牲畜圈的意思。我想，这里，解放前一定是巴依、伯克或乡约的牲畜圈，不然留不下这么个地名，   我们来到上庄子后，只见三家盖有象样的干打垒起脊式房子，没有街道。其余的社员则挖个地窝子，农忙季节时便在这里生活，作为权宜之计。第五生产队的绝大部分社员的家和房子都在伊宁市东梁街，所以这里也就没有几间象样的民房。 （图片：1969年4月，伊宁市农业技术学校的纪国辉、关博君、闫文华、周殿基、文学智等伊宁市农业技术学校的同学，下乡到位于伊宁市东郊托乎拉克东风公社五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右二为马明君，他下乡伊宁市红旗公社。右四为东风公社五队的回乡知青合尔穆。） 　　同学们见此状，心里凉了许多。但静下心来想一想，觉的贫下中农能在这里过，我们知识青年也能行！ 每逢农闲之时，去汉人街大桥板子处，总能见到第五生产队的社员，在人声鼎沸中毫不掩饰地“露着资本主义尾巴” ，他们叫卖汤饭、叫卖被称之为“火烂鸡肉” 的炖鸡肉、叫卖面肺子、米肠子，叫卖水果，本钱小的也会把自己种植并加工好的“莫合烟”拿到这里叫卖。 对这种现象，在”十年”中多少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我们，对生活没有负担的城里娃们而言，总看不惯，总觉的他们没个“贫下中农”的样儿而像十足的“投机倒把”分子。 我们刚到生产队正值春耕大忙季节。生产队正在为播种稻子而整地打稻埂。生产队长玉努孜为我们知青准备了工具“坎土曼”，并特意给女同学刘荣准备了一把小一些的“坎土曼”（坎土曼，维吾尔语音译词：kantuman，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一种铁制农具。有锄地、挖土等用途。），并告诉我们要用碎玻璃片把“坎土曼”的把子刮光滑，免得干活时手掌打水泡。队长玉努孜的关心嘱咐，在我们心里泛起了一丝暖意。 我们知青来到生产队后，考验我们的第一种农活，便是这费力不少的打稻埂。 四月的伊宁市郊野，春风徐徐，阳光和熙。一大早，我们在生产队地头食堂吃过“to kax（托阿西，维吾尔语音译词，指直经约十五公分左右的馕）”喝了清茶，便扛起“坎土曼” 走向农田。 一块百余亩的条田，已被东方红—54型链轨拖拉机犁好，田里散发着泥土的芳香，鸟儿们忽儿飞起，忽而落下，争先恐后地寻觅着田里被拖拉机翻出来的金龟子幼虫—蛴螬及其他不知名的虫儿。 条田里首先要打竖埂，再打横埂，把条田用竖横埂分成二、三分地左右的小畦，以便人工播种和中后期的田间管理。竖埂贯穿条田的首尾，要求打得宽而高。首先，我们抡起“坎土曼” 把竖埂左右两边的土甩向竖埂线处，到一定程度用脚踩实，再用木制榔头把踩实的田埂夯实。我们总觉得竖埂打的太高太宽，播种面积就会减少。老农解释说，不这样打，灌上水后，水在风的作用下，田埂会因田里的水慢慢拍打中垮塌而影响田里的蓄水。对老农解释我们觉的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按要求做了。 一个来星期后，我们所有知青的手掌上都打满了水泡，至少每个手掌上有十来个。对待水泡，我们知青自有自己的办法。我们用针挑破水泡，再剪去水泡皮，涂上紫药水，贴上医用胶布，照样干。 稻埂打好了。灌上水后就要靠马拉刮板平整稻田。负责这项工作的社员下田赶着拉着刮板的马，依据稻田里不同地方的水位深浅来判断田面是否平整。赶马的社员既要驾驭马，又要扶好刮板的扶手，自然十分辛苦。而那拉刮板的马也轻松不了。到午后便要换另一匹马。 稻田平整好后，便采用“五行播种机” ，也就是靠手撒下稻种。   （图片：伊宁市农业技术学校的同学马英和夏兰婷。马英下乡时在伊宁市红星公社、夏兰婷下乡时在伊宁市东方红公社。） 　　撒种是个技术活，一般由有经验的老农完成。做撒种活儿的老农把一条麻袋对折后，把两头相对处绑在胯上处，左手塞进对折处，把稻种兜在麻袋里，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一边把稻种均匀地撒向稻田。老农脚步的迈动与右手撒种动作配合的协调一致，撒出的稻种在老农二三米处划了一个弧形，“唰” 地一声，均匀地落向稻田。 这种播种方式，在大城市人看来，虽然有着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但在国家要求粮食产量“跨黄河，过长江（指当时，要求黄河以南粮食产量亩产500斤长江以南粮食产量亩产600斤）” 的年代仍然是落后的。后来我想，当时插秧的种稻技术怎么就没亲近盖麦的农民呢？     一天傍晚，晚饭后生产队在食堂前召集社员会议。其间，只见五六个小孩，在不远处的馕坑边玩耍。没过多久，其中的几个小孩爬到馕坑上，从烤完馕不久的馕坑里，抠取粘贴在馕坑上残余的馕片。小孩们的这个举动，并不是因为吃不饱，因为这时离“三年自然灾害” 已过去了六年。在上上下下的努力之下，加之伊犁河谷风调雨顺，农业生产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小孩们的这种玩耍的后果，使人预料不及。一个维吾尔族小孩不小心掉进馕坑里。这令人揪心的一幕，在一声“尕娃娃掉到馕坑里哩”话音还没落地时，我们几个知青已飞快跑到馕坑边，把小孩从馕坑里拉了上来。小孩从馕坑里被拉上来后，我们看见的却是小孩的臀部、脚后跟、手掌都被馕坑里的余火烫得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燎泡。社员们见此状也慌了手脚，不知该怎么办。不知谁说了一句，给烫伤处敷上些白沙糖。我们知青都觉的这个办法没什么道理，都涨红了脸反对这么做。这个情况下送医院是唯一而必须的办法了，然而生产队连个卫生室都没有。二话没说我们便背起小孩朝临近现属伊宁县胡地牙圩孜乡生产大队的卫生室跑去。好在路不太远，只有几公里。到了这个大队的卫生室，一个汉族医生见状，也慌了手脚，连连说，要送反修医院（指现在伊宁市州友谊医院，文革时被改为反修医院。）！送反修医院！这已是二度烫伤了。他一边说，一边简单清洗了烫伤处……。情况如此严重，我们又返回生产队，套上两匹马拉的槽子车，车里铺上干麦草，由家长送到近十公里处的伊犁反修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友谊医院。生产队长玉努孜派会计和家长一同去，以及时解决医疗费用问题。 随着五月伊犁天气迅速转暖，天山上由1968年冬天积存的近三米厚的积雪快速消融，伊犁河各条支流洪水开始肆虐，伊犁河水暴涨。从生产队旁边流过的吉尔格朗河也带着北天山刚刚开始融化的冰雪，毫不掩饰地肆虐着大自然的野性—吉尔格朗河也爆发洪水了。洪水切割着这条自然河的黄土河堤，使两岸河堤不断“轰轰”地塌入洪水里，转眼消失在滚滚的河水里。 河堤的不断倒塌，使河岸越来越与生产队的粮食库房近了。大家正为粮食与库房安全担忧时，我们中间的一个知青，慌里慌张地跑进知青宿室，睁大眼睛十分诡异地嚷道： “吉尔格朗河里冲下了一头驴！”也许是从小在市里长大的缘故，没见过大自然的肆虐；也许是涉世不深的缘故和完全没有退尽的天真，宿室里的我们，三步并着两步地挤出宿室门，朝河边跑去。还没跑多远，身后便转来那位“暴料”知青得意的笑声……顿时，我们几个从他的笑声中回悟过来—上当了！ （图片：伊宁市农业技术学校的马昆、杨兰等六位同学。） 　　“傻子（傻，shaó，新疆方言读音）！你谝啥闲传（谝啥闲传，新疆方言。胡说八道之意）呢嘛！你不胡谝，谁会把你当哑巴卖了不成？”知青中的一个，把极不乐意地话甩给了“谝闲传”的他。  “谝闲传”的他得意地回敬道：“傻（shaó）子不傻（shaó）子的，只有“阿斯玛儿（维吾尔语音译词，意为‘天’之意）”上的“阿吾利亚（维吾尔音译词，神仙之意）”才知道呢！ 他用夹杂着维吾尔语借词的新疆方言说道。实际上，“谝闲传”是我们知青中性格较为憨厚的同学。只是我们当时年青，对他憨厚的性格颇有微词，心不在意地称他为傻子，导致对他的不尊重，而引发了他对这一点的不满，于是，他自编自导了这场小闹剧，以此来证实我们才是傻子。对发生在知青生活中有关驴的这个小故事，现在回想起，深切地感悟到：“恶语伤人三春寒”呀。 驴的故事随着吉尔格朗河洪水的消退而变成了记忆。吉尔格朗河水也恢复了往日的清澈，它欢快地、急匆匆地向南汇入伊犁河。随着太阳不断地向北回归线贴近，上年秋天播下的冬小麦己到了扬花灌浆的时节。近一年的辛勤耕耘，快到收获的季节了。 一天，队长玉努孜安排我到小麦地护青，以防止牲畜啃食。到了麦地，眼前一片浓绿色。在微风吹佛下，小麦地里涌动着绿色的波浪，使人心旷神怡。四周宁静一片，偶尔，传来鸟的啼鸣声，大自然宁静而祥和。正午，和熙的阳光撒向大地，照在身上，暖融融的。于是，我躺在一堆沙石料上，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不大一会儿，突然感觉身下的大地摇动着。“地震了”—我立刻意识到。我想，生产队的食堂该不会因为地震而受影响吧？这干打垒的简陋房子也太旧了点。 回到队里，来到食堂前，问几位当炊事员的回族大嫂：“刚才，地震哩，你们知道不？” “知道哩，知道哩。吓（hà，）死我们哩，幸亏食堂的房子没（mō，）麻达（新疆方言，‘问题’之意）。”她们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回答道。 现在回想起此事，庆幸的是地震震级可能小，或是震源中心离伊宁市很远。要不这生产队的食堂恐怕就得“躺” 倒了，由此引发的其他问题，我想都不敢想。说也巧，没过多久，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号召下，四、五个伊宁市城市市民被下放到我们知青接受“再教育”的生产队，也就是伊宁市公社第五生产队务农。 六月底的伊犁正是麦熟的季节，田野里金黄一片。生产队也忙着夏收。刚来不久的被下放的市民，却主动向队长玉努孜提出要为生产队盖食堂、盖办公室。看来，对生产队的那间破食堂，他们也看不过眼。后来，留心注意他们的言谈后，才知道他们不会割麦子，割麦子的活并不比盖房子轻松多少，而且他们有盖房子的技术。所以为了扬长避短，就主动提出为生产队盖食堂、盖办公室。 好在生产队盖个一、二百平方米的房子，也没有多大的困难。有了会盖房子的人，备些木料、芦苇、芦席便可。墙体不用砖，而采用干打垒和土块砌成的墙便可。 （图片：1970年7月，伊宁市农业技术学校下乡到伊宁市红星公社一大队三小队的女同学马莲慧、马英等同学是三小队铁姑娘队的成员。她们的事迹被登上该年的伊犁日报。） 1969年5月，伊宁市农业技术学校的另一批学生，下乡来到伊宁市西郊红星公社一大队三小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他们一行二十几人，包括马英、马莲慧、贾学礼、何永平、陈小平等同学。 伊宁市红星公社是以水果生产为主的。伊犁的地产苹果，品种大概有七、八种，而且从五月份就有上市的，一直到深秋季节还有成熟的。这些地产苹果口感极佳，香气益人，含糖度高。唯一的不足是在当时不耐长途运输。况且伊宁市周围几乎家家户户院里都有苹果树，所以，苹果在伊宁并不是稀罕之物，因而也产生不了特别的经济价值。 她们下乡后，生产 队把队里的女青年和女知青组织成“铁姑娘队”。队里要发展经济，种经济作物，认为种莫合烟经济效益好，于是队里选了块坡地种莫合烟，说是向“大寨”学习，并让我们铁姑娘队负责田间管理、浇水等农事。但这块地没供浇水的水渠，烟苗因缺水，快干死了。有一天晚上，我们铁姑娘队准备挑水浇烟苗，却遇上刮大风，我们也没管刮不刮风的，用水桶，上下二三十米高的陡坡，挑水浇灌烟苗，。浇田苗不是浇盆花，由于劳动强度大，女知青们肩膀都肿了…… 早田梁上割麦子的时候，为了防止天下雨了，麦子长出麦芽子来，铁姑娘队的姑娘们，把割倒捆好的麦子一捆捆竖立起来，并且整齐的排好，社员们看了，夸奖我们我们铁姑娘队的队员说，我们干得好，想得细。 红星公社一大队三小队也种水稻。为了秋天水稻的丰收，田间管理的主要农事是拔除稻田的野草，像三棱草之类。大家为了争当第一名，争先恐后地早饭都顾不吃，就上工了。第一个到稻田的人，干了不知多长时间，后边的人们才陆陆续续的来。早晨稻畦的水，是冰凉的。有位女知青为了争第一，不顾水凉拔稻草，第二天发起烧来……（待续） （图片摘自新华网；图题自拟：难忘的伊宁市东郊吉尔格朗。） 岁月吟 ——作《风华正茂的岁月》有感 上山下乡未曾忘， 甲子忆事岁已苍。 五十一年念旧事， 枫叶红透奉彩章。 小路坎坷虽不畅， 风雨过后仍自强。 伊犁河水映夕晖， 心潮几度似碧浪。 　　 作者小传：文学智，锡伯族，1949年出生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堆齐牛录文都尔氏家族。童年至青年曾生活在乌鲁木齐、伊宁市。曾在察布查尔寨牛录小学、扎库齐牛录中学任教。2007年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高级中学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