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核科学家——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兰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参加了《核科学家的足迹》一书的写作，书中记述了19位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核科学家的故事，这些科学家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隐名埋姓多年，那次是中国核科学家的第一次集体大揭秘。

我们参与写作的没有作家，没有记者，大都是科学家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大都与这些科学家相识。但在参与写作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每天都被感动着，对这些科学家充满了敬重。记得写邓稼先的小刘，高声读着写的邓稼先院长的稿子，泪流满面。

曾因写作，我先后走近了姜圣阶，王承书两位院士，随着他们的叙述，走近了他们波澜壮阔一生，同样被感动着。

姜圣阶院士是我国化工泰斗侯德榜的高徒，一生致力于实业救国，曾为永利宁战后重建立下汗马功劳，建国初期，其主持高压容器的研制，使我国化肥生产实现跨越式增长，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社论。在前苏联撤走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面临前所未有困难时，周恩来总理约他进京，亲自和他谈话，调他到四零四任总工程师。姜圣阶安顿好半瘫的妻子，从绿树成荫的古都南京，来到了寸草不生的荒凉戈壁，一呆就是二十年。

1956年，已经在米国科学界取得一定成就的王承书夫妇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王先生用三次“我愿意”，承担起祖国的重托，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为我国铀浓缩理论的奠基人和实践领头人。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先生毕生致力于科研，她曾信奉“君子群而不党”，战乱时，她在湖南湘雅任讲师时，因不接受加入国民党的条件，宁愿放弃得来不易做导师的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后，她目睹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加入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后，年近50岁时，她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申请。

在她入党后，她一直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那年，王先生生病住院，我到医院去看她，正好遇到刘书林部长也去医院看望王先生。刘部长趴在王先生床头，两个花白的头紧紧地靠在一起，一个是曾经担任过毛主席警卫员，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革命，一个是海外归来在学术上卓有成效的科学家。在王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在一起谈着信仰。王先生问刘部长：“刘部长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你还记得吗？”刘部长说：“记得记得”，王先生说：“我这个党员做的不够好，你介绍我入党没后悔吧？”刘部长说：“你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能够介绍你入党，我感到自豪！”王先生摇了摇头，说：“我做的不够好，我还应该做的更好些！”

看着眼前此情此景，听着他们的对话，我背过身去，擦着止不住的泪水。

这是王承书院士在我的报告文学上写下的一段话。

作为一个科学家，王先生严格的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一生苦苦追求，功勋卓著，她对自己仍然不满意。

她在遗嘱中说：虚度八十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的一些工作，但是由于主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

王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科学，包括自己的遗体。

这是王先生缴纳最后一次党费的收据。

在王承书众多的头衔中，她最钟意的是“先生”这个头衔；她最敬重的人是她当了一辈子教师的大姐；她心中最美好的回忆，是少女时代站在黑板前，手持教鞭，为同学补课的场景；她最欣慰的是为核工业培养了“几名”人才；她最遗憾的是只有“几名”，而不是“一大批”。

所以，当一个“希望工程”在中华大地展开时，王先生要解开这个在她心中多年的情结，她要把她毕生的积蓄留给“希望”！

这是王先生把自己的积蓄捐给希望工程的文件。

王王先生的一生是非凡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不止是她的书，她的钱，更重要的是她的精神！她的书留给了科学，她的钱留给了“希望”，她的精神留给社会，这一切都是为了祖国更美好，明天更美好！

这些科学家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批人，一个群体！他们中有核事业的科技领军钱三强，有用生命保护了重要资料的郭永怀，有率先冲进爆破场取样的邓稼先，有核潜艇总设计师红二代彭士禄……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核工业。正是有了他们，我们才有了两弹一艇，才有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