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十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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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团记忆》连载之风采篇

作者:傅金保

主编:郑怀盛

出品:管仲建

编辑:韩水霖

傅金保，1942年8月生于山西省长子县，中共党员，大专文化。1962年参军到21军61师183团三炮连，历任班长、排长、参谋、股长、团参谋长，军机关参谋、副处长、处长，62师、61师参谋长，酒泉军分区司令员、天水军分区司令员兼预备役师师长。1985年赴边境作战时任61师参谋长。1997年退休。

　　我于1962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196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21军61师任班长、排长、参谋、股长、团参谋长。在军机关任参谋、副处长、处长。在62师、61师任参谋长。1983年至1985年底在解放军军事学院（现国防大学）指挥系学习，大专学历。在校学习期间，参加了1984年的国庆阅兵式，在将军方队接受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1985年底至1986年6月，参加过边境自卫还击战。1988年授予大校军衔，先后在甘肃酒泉军分区、天水军分区任司令员兼预备役师长。回忆军旅生涯35年间，有几件事令我终生难忘，现奉献给大家分享，供了解或回忆部队在不同时期的概况。

一、边境作战期间我特别重视的三个问题

1985年底，61师奉命执行边境作战任务。张海阳政委到师上任后，第一次与我谈话时就说：“老傅，你既是军司令部作训部门的老参谋、老处长，又是军事学院的高才生，这次作战正是展示你才能的时候了。”这是张政委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期望与要求。我深感责任重大，时刻都在考虑如何履行好参谋长的职责。

1.重视接防后的阵地编成与兵力部署

这个问题，我考虑得比较早、比较细，也比较深。我师4月中旬开始接防，1月底我就拿出了意见，要大家讨论。当时有篇日记：

1986年2月1日113兵站

今天，我要给机关简要地介绍地形及勘察安排。

首先讲，地形特点及其对作战的影响。

我们集团军的作战地区，是两山夹一沟。西边是老山，东边是八里河东山，中间是船头河。

我师位东边的八里河东山。该山成西北东南走向，是由马家湾、罗家岩、白石岩、吊竹山、马鞍山、尖山、1175.4高地组成。

整个防区正面为13.9公里，纵深为4公里。山的比高为1000余米，最低点船头河海拔120米，最高点1175.4米。在这么小的地幅内，高低悬殊这么大，可想而知，山有多陡峭。

交通情况也于我师不利、于敌利。通往战区的一条路，沿途左边是陡山、右边是陡沟，一旦中断，前方饿饭。但通向越南的大小道有10条以上。可谓是：山多山陡植被好，路窄口多大路少。

地形对作战的影响：易守难攻，利于小分队行动，不利于大部队作战。运输困难，生活艰苦。这就对我师坚守阵地提出了要求，必须做到兵力部署疏而不漏，即：守要点、卡口子；占山头、抢山腰；设山脚、制山谷。

其次讲，我师任务区分的初步想法。

张政委与分管作战训练的赵副师长，因为工作忙，还没时间看地形，这就无法就此事进行讨论。但由于工作需要，我得先拿出意见，让大家探讨。譬如：上面通知主要方向团的榴弹炮要换成一六O迫击炮；要对口勘察地形等。究竟谁为主要方向团？任务未定怎对口？像这类问题，必须先议一下。尤其是关于哪是主要防御方向？我与集团军的看法完全相反。最近，到集团军汇报时，钱军长认为我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关系到兵力的部署问题，必须等两主管看完地形后再议。现在，先谈谈我的初步想法：

一团位1175.4米、偏马地区组织防御，一线展开两个营。二团位八里河东山组织防御，一线展开一个加强营。三团位芭蕉坪，全团展开组织防御。师炮团为一团炮群，位偏马地区。三个步兵团的任务都很艰巨，只是任务有区别。一团坚守的阵地，号称“80年代上甘岭”，生活的艰苦不言而喻。虽居高临下，但一线展开两个营，与敌正面接触，战斗任务十分艰巨。二团虽也居高临下，但没有弹性，一旦一线丢了，毫无反击余地，甚至会使我炮群、后方基地，受到严重威胁。三团表面看，位一、二团后，但担负着全师13.9公里近一半多的防御正面。而且，三团的生活艰难程度，绝不亚于一团与二团。

我有三怕：一怕一团挨炮炸，二怕二团丢阵地，三怕三团人被抓。因此，等各级干部看完地形，研究部署时，要考虑如何解决三怕。

以上是我当时的发言提纲。

当时，为何将1团放在主要防御方向、将2团放在次要方向？主要考虑，要想让两个红军团立新功，就要给他们艰巨的任务。将2团放在次要方向，是为了安排他打第一个进攻仗。将1团放在主要防御方向，就是最后师常委确定兵力部署时两主管领导讲的那句话：谁在主要防御方向，且防御得好，将来就立高功。所以让1团在主要防御方向防御，既锻炼部队，也熟悉了地形与敌情。为安排下一个加强营的进攻仗，先奠定基础。

2.重视出击拔点分队在发起冲击前的安全工作

出击拔点分队通过通路与隐蔽待机地域的安全工作，直接关系到战斗成败问题。

2团一个加强连的进攻仗，到达隐蔽待机地域的地形是这样的：总体成Ｖ字形。敌我面对面成对峙状态，直线距离仅700～800米。面向敌人，从山脊线下坡到达沟底，长达700余米，这里杂草丛生，蒿草高达2米。从我防御阵地出发到沟底需要7个小时。地面的石头似尖刀，侦察兵第一次出去穿着高腰解放鞋，返回时近半数战士的鞋底与鞋帮分家了。可见，在这样的地形上开辟通路是很难隐蔽进行的。一旦被敌人发现，这仗就很难打了。

我是如何重视开辟出击拔点通路的？有日记记录如下：

1986年8月7日

今天，与杨科长、张科长、周副科长等，以2团开辟通路一事为议题，研究如何隐蔽开辟。

一是先用炮弹开辟。敌人向我们炮击时，我们在还击时迷惑敌人。用一部火力压制敌人的炮兵和一线阵地，用另一部分火力在多个方向上以通过显示近弹的方法迷惑敌人。

二是用火箭开辟器开辟。当我们向敌人炮击时，趁敌集中注意力防炮时，我们可大胆使用火箭开辟器。一次可炸５米宽、100～200米长的通路。

三是用探雷器开辟。在前两条开辟基础上，工兵用探雷器进一步清理通路上的障碍。

四是用探针排查。为确保出击分队安全，探雷分队确保不留一个地雷。

五是为便于侦察兵抵近侦察与步兵出击时便于识别，通信兵在通道的右侧架条被覆电话线。使进出人员一手摸着电话线，一手提着武器装备安全通行。

该团经过三个月的不懈努力，两条长各500多米、宽各５米的拔点通道，终于在预期内完成。

要使出击分队隐蔽待机，必须有个藏身的地方。我军从出发到占领攻击出发阵地，途中需要步行8个小时，到午时发起攻击还有４个小时。可见，出击分队得在敌军的眼皮底下运动及停留的时间达12小时之久。确保拔点分队的安全，是关系到这次战斗能否取胜的关键。这期间，指派师、团侦察分队，为营、连指挥所，救护所，拔点出击人员，寻找隐蔽处所。侦察兵战士们头顶烈日，历尽艰险，冒着生命危险，在杂草丛生的尖石中，一趟又一趟地反复寻找，经过23次侦察，终于在冲击出发阵地附近，既找到了连、营隐蔽指挥所，又找到一个可容纳300～400人的屯兵溶洞。

3.重视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为保证2团一个加强连的进攻，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团里选择了相似地形进行模拟演练，这既是攻击分队熟悉地形、了解和掌握作战方案、协调作战的需要，也是避免伤亡，减少牺牲的主要措施，还是在特殊情况下仍能圆满完成作战任务的保证。

战斗打响前，该团在相似地形上进行了三次演练，我与作训科长杨家卷、参谋李春红、该团参谋长王振国始终在现场观察、研究。在演练的过程中，对每个环节都要求精确到位，不得有丝毫马虎，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告知每位战士：这一仗该如何打，如何协调，才能将伤亡降到最少。并明确规定营、连、排各级指挥员，在战斗各时段，必须坚守的指挥位置。

针对几次实兵演练，以及我们三次看到的沙盘推演，当最后一次演练时，我对拔点事宜都作了详细交代。有当时日记记录：

1986年10月11日

首先，预祝你们圆满完成出击任务。你们通过多次演练，对这次出击的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攻击地点、穿插时机与路线、左右攻击分队的协同与步炮协同等，都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有两点我还是要强调一下。一是即使没有干部指挥，也要打胜这一仗。就是说，人人都要熟悉作战方案，个个都能当指挥员。即使失去干部，不能乱了阵脚，仍要有人指挥作战。我们一梯队，有四个干部，副连长赵怡忠、万忠勇，排长吕彦松、任长军。这四个人万一有某人联系不上，最高职务的要及时指定负责人，不能缺位。有负责人，才能掌控全局。二是即使没有了通信设备，仍能相互联系。战斗一打响，通信设备有可能被干扰或损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一线的班、排面对面的指挥。

其次，参战人员要随机应变，才能战胜敌人。在战场上，既要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又要灵活处置复杂多变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演练时，虽然我们假设过在各个阶段可能遇到的情况，但打起仗来会遇到什么情况，谁都难以预料。这就要靠你们灵活处理。仅有勇气不够，还要同敌人斗智。碰到出乎意料的情况，不要慌乱，要摸清敌人底细，判明敌人企图、再考虑对策，果断处置。

最后，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你们在接敌运动时，队形不能密集，在敌人阵地上，人员不可扎堆。武器能打到的、支援到的，就不要前出、靠拢。55号阵地，只能容纳敌人一个排的兵力，经过我炮火袭击，敌人已经没多大战斗力了。我们突破敌人前沿上去了两个排，有排长指挥就行了。敌人前沿的战壕，就是你突击群长、副连长的指挥位置，千万不要前出，只要保持与排长的联系就可以了。

这样，才可减少遭敌炮击的伤亡，才能保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二、在21军第2期军事教导队学习时为郑司令员表演“排实弹射击”

1964年．我被推荐到21军军事教导队，编入炮排学习八二迫击炮专业。队长是军作训处参谋沈宝兴，政委是188团政治处主任俞越。一年的集训，我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结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由中士军衔晋升为上士军衔。

我的成长，从这一年开始。作为一个班长，能给北京军区两位副司令汇报，虽然有自己的主观努力，但与部队的强化训练息息相关。

1.苦练技术

重点训练目测距离和实弹射击。

目测距离要求4000米以内，误差不得超过5%，才算合格。全军目测专家广州军区王金凌、北京军区苏庚臣（当时任61师炮团侦察股长）负责给我们授课。每次讲课时，都随身带着测距机手。无论你在任何地方给他指示目标，他目测的距离，与测距手报出的距离，误差均不超过5%。为使我们尽快达标，要求我们对未来战场可能遇到的土包、塄坎、草丛、树木等，在300米、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2500米、3000米等不同距离，不同角度，不同气候条件下，都要仔细观察这些地物特征，并把所有特征认真记录，印入脑际。譬如：有树叶的树，在500米距离上，树叶成团状，各枝杈的空隙清楚；在1000米距离上的树叶成块状，各枝杈的空隙就比较模糊。我们按照他们的方法去观察、目测、记录，果然十分有效。

2.实弹射击

队里给我们班配有一台解放车，每天早餐后，战士们以最快的速度将炮、弹装上卡车，驱车开往太原郊外。每到一个点，教员先用望远镜观测、搜索，当发现目标区域没人，就命我们射击。打一个目标，换一个地方。为节省时间，只要没有哑弹，就不再到目标区域检靶。副队长杨德俊、教员薛万财的检测标准，就是看指挥员对射击法则的运用是否妥当。在连队，一年最多打靶两次。而在教导队，一周则要打5～10次。

打得多了，经验就丰富了。经过严格训练，我们目测距离精准，射击法则也掌握得很好。

我队个个打得优良。说我们是用炮弹“喂出来的”，的确不假。

3.训练自学

在那“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政治是每日必修的重要课程。为了调动学员的学习热情，发挥战士的主观能动性，活跃课堂气氛，使战士与教员互动，政治教员不再采用枯燥无味的注入式教学法，而是先将要讲的课文内容告诉大家先预习。让我们先理顺课文的脉络，搞清楚这篇课文分几段，每段都讲了些什么，整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读后你有何感想等。预习一天后，以班为单位进行讨论，集思广益。

然后，由教员进行精辟的归纳总结，得出定论。这种独到的学习方式，不仅活跃了学习气氛，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还培养了学员们良好的自学习惯，学员们的自学能力与日俱增。

4.学习管理

学习管理的方法，是轮流当班长。头一个月，先当副班长，一个月后，再当班长。

上任前，每人都要就职演讲，畅谈自己如何当好副班长或班长。届满离任时，还得谈谈当副班长或班长的心得及建议。在每周的班务会上，组织大家联系实际讨论一些专题。譬如：什么样的班长、党小组长才能令大家满意，才算是称职。班务会要怎样开，才能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副班长应怎样配合班长工作等。

集训期间，队里安排我给北京军区郑维山、滕海清副司令员汇报“排实弹射击”。汇报前一天，杨德俊副队长给我交代任务：军区领导要来检查我军的训练情况，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教导队的“排实弹放列观察射击”。经队里研究，由我指挥。要求要像平时训练那样，不要紧张，不要有压力，打好打坏没关系，但必须要充分体现射击法则；同时告诉我：队里选了三处汇报表演的地方，出发前请军区机关定夺。

说实话，我很想从杨副队长那里得到准确地点，可他却诡秘地笑着说：“别紧张，虽然这地方你没去过，但凭你扎实的基本功和平时的训练，我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第二天，汽车拉着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位参谋走过来给我指示射击目标。

我立即目测，确定距离约为2500米，就下达标尺、方向，一发试射！炮弹爆炸后，浓烟笼罩目标，显然是近弹。按常规，应加100米或200米，才能把目标夹差住。但是，那个山梁较陡，不需要加100米。更何况，目标到山脊线只有一个塄坎，如加100米，炮弹很可会落到山后面，就成了不见弹。我决心采取最忌讳的爬梯法，加50米打出了第二发。30秒后，这发炮弹在目标远方的山脊线后面爆炸了，这是远弹。显然，目标被夹在两发炮弹的50米之间。我决定：按远弹近弹夹差折半，减去25米的相应标尺，下达“1～3炮两发放”的口令。不一会，6发炮弹在目标周围陆续爆炸，顿时，观众响起热烈的掌声。当我下达“撤出阵地”口令时，那位参谋大喊：“停！”并说：“首长要你再打一个目标！”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是指我右边另一个山坡上的草丛。认准目标后，我又复诵一遍，让他认证。并提醒他：该目标已超出红旗标示的安全区。但那位参谋讲，他已搜索过，目标区域没发现有人。我立即目测距离，约2050米。首发试射的结果是远靠近弹。根据射击法则，靠近弹应原表尺放，就果断下达“原标尺放”的口令，第二发试射的结果是近靠近弹。显然，两发试射都已命中目标，我满怀信心地下达“1～3炮两发放！”的口令。观众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发射８发命中７发，其中一发方向偏差较大。

事后我想：郑副司令之所以要换一个方向给我指定目标射击，可能是他怀疑汇报表演的目标，是我过去已经打过的目标。其实，他哪知道，这个地方我们从未来过。

三、到北京组训红卫兵

1966年11月25～26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为了加强对红卫兵的管理，我61师部分军官，奉命于10月中旬赶到北京，执行军训和管理红卫兵第六师的任务，时间为一个月。师长是61师炮兵室主任王宏民，政委是61师直工科科长张伟论，参谋是我，干事是直工科卢克俭。红卫兵第6师师部，设在西直门外的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内，其他各团住在西直门外附近的各个单位。红卫兵均来自全国各地。

军训的任务是：加强对红卫兵的军事化管理，把他们训练成守纪律、讲文明、服从命令的红卫兵。同时，负责红卫兵的衣、食、住、行以及返回原籍等工作。由于工作人员少、事情多、任务重、要求严，上级要求把对红卫兵的态度，上升到对毛主席客人的态度。党和国家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部队，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决心不辜负上级的希望，圆满完成任务。当时，通信落后、交通不便。如何组织管理好红卫兵6师3万多红卫兵，在上百万的人流中行进，并准时开进到西郊机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面临严峻考验。

为了确保检阅工作万无一失，在检阅的前一天清晨，寒风凛冽，如刀刮脸。我身着皮帽，头顶皮衣，乘着摩托，领着各团团长从驻地出发，勘察驻地到西郊机场的入场路线与接受检阅的场地。途中，凡遇交叉路口，就下车提醒大家，夜间行走，一定要以建筑物为标志来识别方向。到了沙河机场后，向各团交代接受检阅的具体位置、组织入场的措施。特别强调，与兄弟单位并行时，要保证队伍不乱、不散、不丢。我考虑：上百万人往机场走，路绝不会走错。但被挤散，走丢人的可能性比较大。为保证6师红卫兵准时、全部安全地到达指定位置，必须在头天夜间提前入场。我的建议被师长与政委采纳。

25日凌晨4时，在师部统一安排下，各团自行组织入场。经分工，我随朱德侦团长（原工兵营长）的红卫兵团走。我和团长手举帽子在前吆喝：“6师跟上！”紧接着，营、连、排、班长也举着帽子跟着吆喝：“6师跟上！”他们摇动帽子或吆喝的频率，要求同我俩保持一致。至于成几路队形，看情况定。进场人少时成６路、４路。人多时成２路、１路。成两路时要求手拉手、臂挽臂；成一路时要求后者拉着前者的衣服或腰带。一旦掉队，要尽快归队。万一找不到，可加入别的单位，只要能见到毛主席就行。

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很好，6师5个团的人都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沙河机场指定位置，只有通信营营长刘世杰带的那个团，因女孩多，且年龄小，故未提前赶到。

由于入场和等待的时间过长，“方便”就成了大问题，男孩还好对付，女孩就难办了。好些女孩被憋得哭了起来。急中生智，女孩们终于想出以10个女孩围成一圈，轮流在圈中小便的办法。

9时整，检阅仪式即将开始，师通信营长刘世杰那个团刚刚赶到，预留给该团的位置，被现场指挥安排其他红卫兵团到这里补空。位置刚被占去，刘营长带的团就赶到了，现场指挥说：“阅兵式即将开始，你们跑步到原定位置的后面站好。

”哪知后面是块凹地，根本看不清首长车队。事后很多人埋怨说：“没见到毛主席！”刘营长听后不爽地说：“谁说没看见，咱们团那位15岁的女孩，就站在我肩膀上看到毛主席了！”

检阅结束后，要组织红卫兵返回原籍。我们对全国的铁路交通很不熟悉。要做好这项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是分发火车票。我们要根据火车站送来的车票数，理清各段线路的人数。再根据各段线路的人数，通知到各团安排返回人员。由于各团报的是下车地点，这些地点不一定都在线路上。为将车票准确无误地分发到各团，铁路交通图就成了我的好帮手。但图上只标有大站，小站则无法查到。师长王宏民，对全国铁路各站站名了如手指，当我们分发车票时，他就站在我们旁边，一旦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都能解惑。记得有两位女孩家乡站名是鹰潭，我对这个地名毫无印象，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说“京广线的票在武汉转，京沪线的票在上海转”。

二是把红卫兵送到火车站。为了使红卫兵迅速撤离北京，上级指示我们，必须把每批红卫兵都送到火车上。从6师驻地到火车站距离较远，在公交车运行时间内的离京人员，都集体乘公交车去火车站。不在公交车运行时间内的离京人员，则由各团自行联系车辆护送到火车站。

三是安排红卫兵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候车。由于离京的红卫兵数量每天数以万计，原有的候车室根本无法容纳。为解决这一难题，车站为红卫兵搭建了许多临时候车帐篷。

我们根据离京人员的数量、所乘车次，去车站联系候车帐篷。车站根据各师报去的数据，将临时候车帐篷划分到各师。我的任务是：将车站划分给我师的临时帐篷，再划分到各团。为提高工作效率，我叫各团抽出值班干部，轮流去车站接收各团划分到的临时候车帐篷。为御寒，车站在帐篷里铺有麦草、稻草，供候车人员席地而坐而不至于受凉。

这样一来，火灾就成了隐患，严格禁止在帐篷内抽烟，又成了我们及值班人员时刻告诫红卫兵的话题。

四、在181团任参谋长

1976年至1979年初，我在181团任参谋长。在这个位置，如何做好本职工作？

是我离开军作训处下到团里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回顾我在军、师机关工作期间，首长们的教导及工作方法，就逐步理清了自己的工作思路。老军长胡炜、孙玉水，十分注意按级抓，一个时期有一个重点，不出成果不撒手；年终，当各团汇报下一年工作时，他们都要强调：每个团要重点抓好一件在全军有影响的事；给军区领导汇报时，团首长只讲10分钟，只讲请军区办的事。

由于借鉴了机关军、师首长的工作方法，我在181团司令部工作三年间，重点研究了三个课题：一是团机关如何理解与贯彻团首长意图；二是团机关如何抓好部队的训练与考核；三是团机关如何抓好司令部训练与考核。

1977年，师部组织各团司令部业务大赛，根据在军机关工作八年的经验，我用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扎扎实实地训练大家识图用图、编写想定、沙盘推演、堆制沙盘、轻武器射击、拟制战斗文书等。比赛时，团司令部一举拿下总分第一。

过去，在军机关时，大家总感到文件、电报太多。现在到了团里，应怎样对待文件电报呢？上面转来的文件电报，必看不可。而上报的文件或电报，就由自己把握了。如：司令部的文件电报，我认真把关，觉得有推广价值的就报，否则就不报。有一年，师机关年终总结时，对各团司令部上报的文件数量、质量做了讲评。说我团司令部上报文件数量最少，只有三份，但这三份都有实用价值，转报军里后，都转报到军区。这三份材料是：在华阴生产的分队抓好间隙训练的体会；军事训练比赛应多在连队开展的体会；团机关应重点抓好连排干部训练的体会。

五、在182团任参谋长

1979年3月，我刚从181团平调到182团任参谋长。就接到上面通知：下半年军、师要进行军事比赛。我虽任参谋长三年了，但到182团还是第一年。我暗下决心，要在这次比赛中，让这个红军团夺魁。

首先，撒网寻找训练尖子。根据连队训练进度，一是让各兵种股把各连各科目前三名登记在册，作为参赛候选队员。二是把各兵种主要科目技术最好的干部挑选出来，准备配备给参赛队员做教练员。

其次，从各连训练尖子中选拔参赛队员。基础训练即将结束时，就开始选拔参赛人员。步机分队下设九个班组，一个班组担负一个参赛项目，每个班组有1～2名专业技术优秀干部负责。这九个班组是：步枪精度射击、步枪对抗射击、班用机枪射击、重机枪射击、四○火箭筒射击、投弹、班攻防战术、障碍、捕俘等。经过一周训练、摸底，各个项目最后确定了三名参赛队员。同时，还开办了参赛突击训练队。我任队长，二营副教导员周德丰任副队长。

最后，借东风鼓干劲。在这期间，兰州军区组织部在182团试点开展立功受奖试点工作。1959年后，连队只评比“四好连队”，战士评比“五好战士”，但立功活动销声匿迹了。直到1979年，军区决定继续开展立功活动，定在182团试点。这项活动在部队震动很大，我想，如果把军区的评功试点活动与团里的参赛活动相结合，对团里的参赛定有很大促进作用。当我把这个想法汇报给政委杨根法后，他立即向在该团搞试点工作的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如山作了汇报。张主任听后异常兴奋地说：“这次试点很快就联系实际了。”之后，团常委会上决定：凡是参加这次军、师比赛中获得军里前三名、师里第一名的教员或队员，都记三等功。

当我把这个决定传达给负责训练的教员及参赛的战士时，大家都拍手叫好，极大地鼓舞了参赛人员的斗志，他们人人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尤其是服役即将到期的战士和即将转业的干部，都高兴地跳了起来。有的说：“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一定为团里争光，为自己唯一的机会拼搏！”打这以后，团里上下众志成城，训练的劲头倍增，积极性空前高涨，科学训练深入人心。副队长周德丰接到爱人生孩子的电报都没请假。几个教练员的家就在天水师部家属院，在天水郡训练期间他们一个都没回家，唯恐耽误训练。

182团官兵的汗水没白流，他们出师制胜，一举夺魁。师里设的九个单项红旗奖，一个团体总分奖，共10面红旗。除了捕俘那面红旗被其他团扛走外，其余九面红旗全被182团扛了回来。

61师比赛刚结束，21军在平凉组织三个师九个步兵团参加的军事竞赛就开始了。

军里这次比赛，182团也以总分第一夺魁。尤其四○火箭筒射击的前六名、机枪射击的前三名，全由182团包揽。比赛结束回来时，团里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当场公布了：在师里获得第一名、在21军获得前三名的战士、负责这项项目的教员，都荣立了三等功。

六、在军作训处副处长时办参谋集训队

1980年2月，我在21军司令部作训处任副处长。参谋长徐治中派我去陇西军教

导队办一期参谋集训。他语重深长地对我说：“现在，上级强调部队要加强正规化训练。部队要正规化，首先得从机关抓起。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适合军、师、团机关参谋学习的教材。你用一个月时间，筹办参谋集训队。并通过半年参谋集训，编写出一本适合军、师、团机关参谋正规化训练的教材，制定出训练的内容、方法、评定成绩标准等。”领导的指示，意义深远，担子沉重，我既有跃跃欲试的兴奋，又有底气不足的担心。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广泛征求各业务处意见，同时结合自己多年的机关工作经验，将培训对象、参训人数、训练时间、训

练课目、训练方法等进行了通盘考虑，并根据课目安排，提出从各级机关选调六个能胜任各项科目的参谋常住教导队任教，即：王启贤、王振国、杜存、叱干敏、杨巧林、任杏其等。各个兵种知识的教学，则由军机关各业务处担任。一切安排就绪，我向参谋长作了汇报。

徐参谋长听完我的汇报，脸上透着喜悦，他说：“这次培训一定要要扎扎实实地搞半年，边训练边研究，切实把机关工作纳入正规化、标准化轨道。培训结束后，要对参训人员进行全面考核。考核内容：除了基础知识，还要考核如何组织营连的战术训练；如何编写团、营攻防战术想定作业；如何写工作总结、战斗文书；如何归纳编写训练材料等。”

首长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本期参谋集训的指导思想、内容、宗旨，为下一步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不负首长重托，为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我提前一个半月，把教员们集中到军教导队，研究参谋培训的内容、教学的实施、教材的编写、结业考核等。

考虑到这次集训是研究性的，在确定训练内容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科目和教员的专长，对教员们进行了分工，规定各科教员要依据分管科目，编写出本课目的教材，各科教材编写好后，须经集体讨论研究，方能作为授课的试用教材。经过教学和实践的检验论证，再作进一步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后方能定稿打印，装订成册。为了给教员留有充足的编写教材和备课时间，在排课时，我将各个科目穿插进行。

半年的训练，虽然时间紧张、师生辛苦，但大家团结协作，配合默契，教得愉快，

学得开心。总结时，教员们感慨地说：所任科目既是老科目，又是新课题。说老，因为这些科目都会；说新，要通过这次教学，编写出实用性很强的教材。学员们普遍反映：学习虽然紧张辛苦，但对参谋业务，有了透彻了解。之前干工作都是生搬硬套，照葫芦画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领导常常批评我们：标图，没有体现出战术思想；文电，没有领会意图，千篇一律，缺乏新意。通过集训，明白了一个道理：合格的参谋，在拟制战斗文书、起草日常文电时，必须准确、迅速，有新意。

这年8月，参谋集训结业典礼，徐治中参谋长亲临会场讲话，他很满意地说：“听了傅副处长对办队的总结，看了你们的作业与新编的参谋教材，觉得这次参谋集训很成功，教材进一步总结和完善了过去的培训经验。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有了重大突破。这次参谋集训是历年来办得最好的一次。不仅为各级机关培养了一批思想好、作风硬、业务精的参谋人才，还为部队编写了《参谋业务训练教材》。这本教材，是傅副处长和各位教员在机关工作的经验沉淀和实践总结，针对性强，很有创意。无论是对在职参谋的自学，还是对今后参谋的培训，都提供了范本，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七、在62师任参谋长期间的两件事

1983年初，在21军参谋长朱鹏祥的领导下，我再次参与研究修改了预定战区作战方案，完善了战备工作。同年５月，我被任命为步兵第62师司令部参谋长。

这年，兰州军区在平凉63师举办师以上干部战役学习班，要21军安排介绍《固庆地区兵要地志》及《作战预案》。军司令部根据通知精神，确定由188团团长徐贵生讲。代军长徐治中否定了这个意见，他说：“徐团长是北京人，虽然普通话讲得不错。但这不是念台词，念讲稿。这是专业性很强的军事课，徐团长一直在基层工作，从未在师以上机关工作过。要他讲课，谁给他备课？他要熟悉多久？如果有人提问，他怎么对付？我看，这课必须由既熟悉地形、又精通作战预案的62师参谋长傅金保去讲。因为咱们固原、庆阳地区的《兵要地志》和《作战预案》，都是傅金保执笔编写的。”有人说：“傅参谋长普通话不行。”代军长说：“部队师以上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哪里的话听不懂！”就这样，确定了战役学习班的课由我来讲。

接到任务后，我备课的工夫不是放在熟悉《兵要地志》和《作战预案》上，而是全力纠正我的山西口音。我先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讲话内容，然后反复播放，针对发音不准的字，查字典纠正。还把纠正过的字，念给机关的参谋听，不对再纠正。讲课那天，我觉得得心应手，轻松自如，领导们也感到非常满意。后来，副总参谋长钱树根在任47军军长及21军任军长时，两次都提到那次讲课，夸我的课讲得很棒，说就是因为那次讲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任21军军长时，听说我要到省军区系统，他要我再留一年，我以再留一年有可能要我的两个得力副参谋长转业为由，拒绝了他的挽留。

1983年9月至1985年9月，我在军事学院（现北京国防大学）学习，军、政成

绩都是优秀。虽在部队从事军事工作20多年，但从未系统学习过军事理论。所以，对学习军事课很感兴趣，除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外，课余时间，就去图书馆阅读和研究《我军关于攻防战术的讨论》。两年间，我看完了军事学术从创刊以来《关于攻防战术的讨论》，并摘录了10多万字的笔记。为探讨部队、机关训练的路子，拓宽了知识面，开阔了视野。学员考试时，最头疼的就是想定作业的主攻方向选择，主攻方向选对了，能保证及格，否则，就不及格。而我的想定作业考试，教师的评价是：“每次都基本符合原案。”考试时，学员们都希望我能给他们暗示我的选择。为了不被发现又节省时间，我就以水杯为号，主攻方向在左时，我就把水杯放在桌子的左边；主攻方向在右时，就把水杯放在桌子的右边。后来，我们的作弊被学校识破，晚届的学员考“想定”时，一个考室设三套考卷，按A、B、C打乱发卷。前后左右再也没法交头接耳，或统一答案了。

八、即将离开野战军

1990年，我要求离开野战军。1987年参战归来，任职时间长的干部走了，超期服役的战士也走了，去西藏执行任务迫在眉睫。一时间，部队人心浮动，躁动不安，对部队的战备训练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在师参谋长位置八年了，在上面没批准我离开之前，我还得履行我的职责。就算走，也给自己在野战军奋斗28年留点纪念。

于是，我找到师长马殿魁、政委张海阳分别谈了我的想法。我就正在做的工作和体会，部队可能面临的任务，针对部队的薄弱环节，提出应继续抓好下几项工作：

一是强调训练要按级抓。多年来，各级机关考核部队训练，都是重视考核连队，忽视对机关的考核。基层干部都来自院校毕业的学员，担负着训练战士的重任。

为了提高基层干部的军事素质，师里为各营培养了战术技术精湛的各科教员；为专业分队培养了战术技术过硬的骨干力量。在集训时间方面，每个课目由以往的半个月延长到一个月；在训练标准方面，要求像训练“四会教员”那样，必须做到：会讲、会做、会示范、会纠正动作。在教员队伍的选拔方面，要求必须在全师优秀干部中选拔。鉴于队列训练课目缺少正规教员，师长、政委支持我从北京卫戍区仪仗队调来三名士官提为干部，担任队列教员。

当部队展开训练时，我强调各团要重视使用师里培养出来的各科教员，在营连担任教员组织教学。对教员要求做到不备课，不试教；不试教，不开课。在考核方面，也作了改革。规定年终军事考核：师机关考核团机关干部；团机关考核营干部；营干部考核连排干部。并把各级干部的考核成绩作为提拔使用的条件之一。

由于目的明确，措施得力，大大激发了广大干部参加训练的积极性，为部队训练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师资保证。

二是调整培训驾驶员的范围和比例。以前，每年培养驾驶员，都是按车数以1∶1.5的比例安排。但在部队边境作战时，司机严重缺乏，只得从兄弟部队借调。原因何在？经调查方知：以往培训的驾驶员队伍极不稳定，培训得多走得也多。这是因为，所培训的驾驶员一是关系户多，二是老兵多，三是城市兵多。关系户学会车很快就飞了，老兵学会不久就该退伍了，城市兵又不愿超期服役。

针对存在的三大弊病，我在选择培训对象、范围及比例方面，作了较大调整，明文规定了三个90%。即：90%是新兵。因为新兵关系少、留队时间长。90%是连队战士。连队关系户少，为连队培养司机，办事认真。90%是农村兵。农村兵希望转个士官，干到十年，返乡可以安排工作。

这一规定在我师实施后，战士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反响很大。很快，这一做法被军区采纳并普遍推广，后报总参谋部通告全军，深受各部队的拥护和称赞。

三是强化训练专业分队干部。1989年，根据专业干部不专业，专业分队干部团里

组织训练难的现状，我就在师里组织专业分队干部，按专业、分期分批地进行强化训练。首先，狠抓了全师侦察干部的训练。

按上面的规定，侦察分队的三个主要科目一年集中训练一个月。由于时间短，难度大，训练效果不明显。为切实提高侦察干部的专业素质，加快我师战士训练步伐，决定当年利用三个月时间，集中我师的侦察干部进行强化训练。为不影响分队训练，我分三次集训。一次一个科目，训练一个月。完成一个项目的训练，达标后回去带领部队训练一个月。通过三个月分批的强化训练，射击、捕俘、驾驶三个重点科目训练得扎扎实实。

训练的热烈场面、磅礴气势、高涨的训练热情，轰动了军区情报部和总参情报部，他们一致赞扬我师的训练抓得有声有色。

下半年，总参谋部、情报部召集全军情报部长、处长在我师召开了现场会，号召全军学习我师的先进经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总参情报部长、副部长，军区邢参谋长、军长裴怀亮等。

九、傅全有司令为酒泉军分区边防营解决了三个基本建设问题

1990年，我来到酒泉军分区任司令员，当时兰州军区就一个边防营，按理说基本建设应该很好，事实恰恰相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用水、家属住房、边防巡逻的路都难尽人意。见到边防干部和战士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活，我和王清宇政委都非常痛心。

一说水。边防营营部与三连饮用水都是从八公里以外运回来的。其他季节还好说，一到冬天，尤其是下雪后冰冻路滑，不敢出车，吃水就成了大问题。

二说房。边防营的家属，全都居住在离营区400公里以外的酒泉市。地方百姓住的都是单位集体供暖气的房子，但边防营家属住的却是靠烧煤球取暖的平房。边防营的干部说：“我们的家属随军不随队可以理解，但冬天取暖全用火炉，我们难以安心在边防。”

三说路。边防营驻在中蒙边界的沙漠地带，那些巡逻的土路，平时一刮风，就被沙子覆盖了。冬天一下雪，路也不见了。战士夜间巡逻，稍不留意就走到外蒙了，常被外蒙提出警告。

摆在面前的三大难题，非解决不可，但究竟怎样解决？我同王政委商定，先做一番调查，等我们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后，再向上面汇报。

一年后的一天，即1991年，得知兰州军区司令傅全有、副司令邢世忠，率机关人员前来看望驻酒泉部队，陪同他来的还有21集团军军长钱树根。我们决定借此机会，汇报三大问题。

当傅全有司令员来到军分区视察时，我简单汇报了与王政委到分区一年的工作简况。重点汇报了需要解决三大基本建设问题。汇报到解决饮用水时，我给傅司令算了笔账：“上面每年下拨运水费6万元，三年18万元，如果一次性拨款15万元，给边防营打一口机井，吃水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傅司令问：“你有把握打出水吗？”我说：“我们从酒泉市水文队查到的资料，3连连部的房子里，就有水资源普查过的井口，我们取水化验，水质比原来八公里外拉回的还要好。”傅司令插话：“这么简单而又经济的问题，为什么几十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无法说清，只有保持沉默。

关于家属住房，谈到经费时，我把我的预算一股脑地倒了出来。每户按70平方米建房，当时每平方米造价360元，一户约2.52万元，40户合计约101万元。傅司令反问：“一个营有多少营干？”我明白他是想说：营以上干部方可随军，一个营编制四个营干，哪来的40户随军家属？我忙解释：“酒泉市委、市政府考虑到守边卡同志们的辛苦，允许边防营副连以上干部及志愿兵家属随军。”傅司令幽默地说：“你傅金保的意思是说，地方政府都这样关心他们，我们更应该向边防营倾斜了！”“这样可使边防官兵免去后顾之忧，安心扎根边防工作。”我补充说。“有道理！”傅全有司令大声地回应。

至于边防道路的建设，我说：“虽然建设项目大，所需经费多，但我们已咨询过省战备交通办，他们表示：由他们牵头，由大区参加，由我们分区保障，去北京跑一趟，向国务院战备交通办申请，可以得到解决。”傅全有司令喜出望外地说：“既然你们已联系到这个程度了，我看就让后勤运输部孙部长参加，保障问题也由孙部长保障好了。你军分区能有几个钱？”孙部长忙点头说：“好！好！”一周后，省军区电话转达兰州军区首长办公会议精神：原则同意解决酒泉军分区反映的三个问题。消息一传开，大家都高兴得齐鼓掌！我也兴奋得一夜未眠。

后来，在傅全有司令亲自关心下，一口深100米的水井，在3连连部院里打成了。同时在营区的山包上建了一座水塔，彻底解决了边防营和3连官兵的饮用水问题；后又拨了110万元，为边防营盖了30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边防营家属全都搬进了崭新的暖气房，终于使边防营的干部不再担心家人煤气中毒了。一年后，由国务院战备交通办拨款，沿中蒙边界修了一条东西长40公里的巡逻路，还修了一条从中蒙边界到肃北马鬃山，南北长130公里的二级公路。

十、在天水军分区落实傅全有司令的指示

1992年初，我被平调到天水军分区任司令。到任前，兰州军区司令傅全有曾批评天水军分区生产经营“摊子大、管理乱、效益差”。现在我来了，该如何落实傅全有司令的指示？经与张副司令、朱副司令、王部长研讨，把生产经营的指导思想，调整为“甩掉包袱，挖掘潜力，降低成本，增强效益”。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接下来就是甩开膀子干。

在广大官兵的大力支持下，在分区党委的共同奋斗下，经过五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还清了700多万元的巨债。还债的钱来自：长城饭店五年租金325万元；军分区西北角的二层沿街铺面三年租金120万元；长城选矿厂出租一年的租金39万元，后卖出得100万元；轴承厂出售35万元；军分区家属楼沿街铺面及北关20间临街铺面、教导队住房租金五年100万元。共计719万元。

摘自《钢铁团记忆》风采篇第790～8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