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辖区的演变看蒋琬出生地的属地之争

江南一菰记

蒋 涛 蒋国江

　　从蜀汉大司马安阳侯蒋琬是蒋氏承脉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有关他的出生地的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于是，大致有湘乡说、永州说、全州说、祁东说等。近年来，有不少宗亲相继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全州说与永州说最可信，而湘乡说等不可信。那么，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

对于“蒋琬出生地是零陵或全州”的观点，笔者并不认可，而对于“蒋琬故居”就是“蒋琬的出生地”之说，也值得商榷。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在“蜀书第十四”之《蒋琬传》中，对蒋琬的出生地作了明确、准确的记载：“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清同治《湘乡县志》之“人物志”明确将蒋琬载为湘乡人，并有详细传记，又在“地理志”中沿革篇对蒋琬的出生地作了考证：云：“按蜀志，

蒋琬零陵湘乡人，是湘乡仍属零也。”这就是说蒋琬的出生地是东汉至三国吴末期曾属零陵郡的清代湘乡县，笔者认为，这是最有史料依据的说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证。

　　一、从郡县制的建立，行政区域辖区的演变，看零陵郡与湘乡县的相互关系。

经笔者多年的研究考证认为，零陵是郡，湘乡是县，零陵郡与湘乡县的关系是行政区域在管理上的上下级的隶属关系，零陵郡是湘乡县的主管郡，湘乡县是隶属于零陵郡管辖的众多县之一的一个县。

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掉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从而结束了自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国之间的割据战乱时代。

秦始皇吸取了西、东周时期实行的“分封制”造成的诸侯王国为利益而相互争夺，割据战乱的教训为加强中央集权专制，接受了大臣李斯的建议，对“分封制”进行了改革，推行了“郡县制”，郡县制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下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制度的总称。

秦朝把全国划分为36个郡，郡下设县。“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

为了发展全国水路交通，在推行了“车同轨，字同文”的同时，还在西南地区修筑“五尺道”，开凿湘乡、漓江的灵渠。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和巩固了秦朝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公元前202年，秦灭汉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洛阳，不久迁都长安。

汉初，刘邦本着“汉承秦制”的原则，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地方实行“郡县制”。但刘邦在具体实施“郡县制”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实行秦制的“郡县制”，而推行了“郡县并行制”。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分封了七个功臣战将为异姓诸侯王，七个诸侯王所占有的土地辖区领土几乎占了全国土地总数之半，这就直接威胁着中央政府的稳定和巩固。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到十二年（前196年）止，高祖先后翦灭了六国异姓王，同时又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并与群臣刑白马共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辅佐诸侯王的相国和太傅都要由中央政府任命。诸侯王有权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史，自征租赋，自铸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终于在汉景帝时期暴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乱平，中央政府继续削藩，加强了中央集权。后历朝历代，对“郡县制”不断的补充、改进、完善，“郡县制”的体制日臻成熟、完善、巩固，延续至今，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加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民族的文化交流，经济的发展。（详见《中国通史》）

零陵郡始置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零陵郡始建时，对其零陵郡的区域辖区的四至郡界作了严格的界定，东至桂阳郡，南达苍梧郡，西界武陵郡，北临长沙国，相当于今湖南邵阳以南资水上游和衡阳与道县之间潇水、湘江流域，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水福以东与阳朔以北地。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零陵郡区域扩大，湘乡县（今湘乡、双峰等县地）与昭阳（今邵东县地）、烝阳（今衡阳县地）二侯国划入。三国孙吴时期，零陵区域开始减少，末帝甘露元年（265），始分零陵郡置始安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临桂、阳朔、兴安、灵川、永宁、永福等县地从零陵郡析出。宝鼎元年（266），又析零陵郡县置营阳郡，分都梁、夫夷、昭阳等地置昭陵郡，划湘乡、重安、烝阳等地入衡阳郡。零陵、营阳二郡区域相当于今永州、冷水滩、东安、祁阳、祁东、双牌、道县、宁远、新田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资源、灌阳和江永县部分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置永州总管府，谢沐、冯乘2县从临贺郡划入，永州总管府区域较零陵、营阳二郡区域有所扩大。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析冯乘县置江华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县和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从营阳郡地划出。五代时，湘源、灌阳2县地由永州划归全州。永、道二州区域大体相当于今永州、冷水滩、东安、祁东、祁阳、双牌、道县、宁远、新田、江华、江永等县地。历经宋、元、明直至清康熙初年，永州府区域东至衡州府常宁县，西达广西桂林府全州，南界广西平乐府富川县，北临宝庆府邵阳县。

民国16年（1927），设置阳明县，从桂阳、常宁等县划入部分地。民国20年（1931），撤销阳明县，区域未变。1949年10月，永州专区成立，其区域相当于今永州、冷水滩、东安、祁东、祁阳、双牌、道县、宁远、新田、江华、江永等县地。1952年3月，零陵县湾夫乡的黄腊洞、油里铺、巡冲、上庄、双井和井边乡豹子岭、高树脚、上庙田、土溪老村等瑶族居住村划归广西省全县东山瑶族自治区管辖。1952年11月，零陵专区所辖区域并入湘南行政区。1962年12月，零陵专区恢复，其区域包括永州市、冷水滩市、双牌县、东安县、道县、宁远县、新田县、蓝山县、江华县、江永县境地。1983年2月，祁阳从衡阳市划归零陵地区，至1995年区域未变。

清朝以前的零陵郡的行政区域。西汉武帝元鼎六年（111），零陵郡辖零陵（今广西全州、灌阳县地）、洮阳（今广西全州、资源县地）、营道（今宁远县地）、泠道（今宁远、新田县地）、始安（今广西桂林、临桂、阳朔、兴安、灵川、永福、永宁等县地）、营浦（今道县及江永县部分地）、钟武（今衡阳县地）等7县。（详见2001年1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零陵地区志》）

根据《零陵地区志》的记载，要特别注意到湘乡县由零陵郡划入衡阳郡和蒋琬卒年的时间节点。

湘乡县由零陵郡划入衡阳郡的时间节点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一是据《零陵地区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记载：“宝鼎元年（266），析零陵郡置营阳郡，分都梁、夫夷、邵阳等地置邵陵郡，划湘乡、重安、烝阳等地入衡阳郡。”

二是据同治年间编纂的《湘乡县志》之“地理志”中沿革篇记载：湘乡县于吴太平二年（257年），由零陵郡划属新设立的衡阳郡。而至唐五代时，湘乡又属潭州（即长沙）。

《三国志》记载：蒋琬于延熙九年（246年）冬（十一月）卒于涪城（今绵阳市）（详见《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十四”）。

根据上述史书记载：按《零陵地区志》记载，湘乡县于宝鼎元年（266年）划属衡阳郡管辖时，蒋琬已殁二十年；而按同治《湘乡县志》的记载，湘乡县于蒋琬卒后十一年的吴太平二年才划入衡阳郡管辖。

从以上几个时间节点有力地证明，湘乡县由零陵郡划入衡阳郡管辖是蒋琬死后二十年或十一年后之事，蒋琬生前及殁后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湘乡县仍属零陵郡管辖，所以，陈寿所作《三国志》载“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同治《湘乡县志》据此载蒋琬的出生地为清代的湘乡县，是有充分的史料依据的。

从上述的记载充分地证明了零陵与湘乡的关系是行政辖区管理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非平级关系。

二、从零陵郡郡与湘乡县历代任职官员看两者之间的隶属关系

三国时期，零陵郡是荆、襄二州管辖的九郡之一，由荆州刺史刘表管辖，由于地理原因，魏、蜀、吴三国对荆襄九郡的争夺异常激烈。零陵郡几易其主。刘表死后，刘琮降曹，“先主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详见《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之先主传第二》。“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亮时住临烝”。（详见《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之诸葛亮传第五）。“郝普字子太，义阳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为零陵太守。为吴将吕蒙所谲，开城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详见《三国志》卷四十五“蜀书十五”之邓张宗杨传第十五）“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详见《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濬辅军中郎将，授以兵。”

另据《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十六”之潘濬陆凯传载：“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弱冠从宋仲子受学。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时沙羡长赃秽不修，濬按杀之，一郡震竦。后为湘乡令，治甚有名，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州执事。”后又云：“赤乌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孙虑。”《吴书》曰：“翥字文龙，拜骑都尉，后代领兵，早卒。翥弟秘，权以姊陈氏之女妻之，调湘乡令。……后秘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详见《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十六”）据此可见，三国吴时武陵汉寿（今属常德）人潘濬、潘秘父子曾任“湘乡令”，而这个湘乡显然与《三国志》蒋琬传中提到的“零陵湘乡”所指相同。同治《湘乡县志》之“职官志二”中将潘濬、潘秘父子列为历代任职湘乡的县令之首，并载有父子二人的个人传记。

蒋琬则是《湘乡县志》之“人物志”中入传第一人，其子蒋斌的传记也有附传，父子二人皆是以湘乡县本县知名人物列入湘乡县志的。

另外，据江西泰和、遂川及湖南川渝等蒋绍铎、蒋绍録兄弟后裔族谱记载，基祖绍铎绍録公于唐末五代时，为避湖南马殷之乱，由长沙故里徙居吉州，后绍録公携孙仲南归返“湘乡曲静”寻访大司马琬公故里，并在今湘乡、安化一带留下大量后裔。而据同治《湘乡县志》之“地理志”中沿革篇，湘乡县于吴太平二年（257年）由零陵郡划属新设立的衡阳郡，而唐五代时期又改属潭州（即长沙），这恰好与绍铎绍録兄弟自长沙徙吉州后绍録公又携孙仲南归返琬公故里“湘乡曲静”并在今湘乡、安化一带留下大量后裔的说法相符。

三、明确“故居”与“故里”的概念。蒋琬的“故里”是湘乡县，而非“故居”的零陵郡。

近年来，零陵发现了“蒋琬故居”，不少人在网上大肆炒作，零陵发现了“蒋琬故居，所以，蒋琬故居就是蒋琬的出生之地”等等。

有种观点认为：《三国志》蒋琬传载琬公外弟刘敏为泉陵（今永州城区）人，则蒋琬的出生地要么是在永州城区，要么是在离永州城区八十多里的今全州，而不可能在距今永州近千里远的今湘乡县。对此又该如何理解？

其实，据《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十六”之潘濬陆凯传记载：当“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濬辅军中郎将，授以兵”时，《江表传》在其后注曰：“时濬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或有间濬于武陵太守卫旌者，云濬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旌以启权，权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于濬，而召旌还，免官。”另据《资治通鉴》卷七十二“魏纪四·烈祖明皇帝中之上”载：“太和五年。春，二月，吴主假太常潘濬节，使与吕岱山督诸军五万人讨五溪蛮。濬姨兄蒋琬为诸葛亮长史，武陵太守卫旍奏濬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吴主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旍衣以示濬，而召旍还，免官。”据此可见，潘濬与蒋琬有亲戚关系，琬公系潘濬之妻兄。设想一下，潘濬系武陵汉寿人，在今湘北常德市，距今永州有一千多里路，比湘乡距永州的距离更远，但潘、蒋两家同样有密切的亲戚关系。可见，仅以住地距离来衡量亲戚关系实在不可取。而且，一定意义上说，若蒋琬为今湘乡人，则蒋家与南边的泉陵人刘家和西北边不远的武陵人潘家同时结亲的可能性更大。

也有种观点说，今全州在三国吴至隋唐时曾置零陵县、湘源县，据传琬公当日曾在此置产，后毛氏夫人携幼子隐于此地，并留下大量蒋氏后裔，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又有不少全州当地蒋氏名人进行过考证，所以琬公出生地在全州说比较可信。其实，这些资料只能证明全州是琬公故居或者说后裔重要聚居地，并不能说明其地一定是琬公出生地。另有部分宗亲引述明代全州籍大学士蒋冕在蒋氏族源序中所说，据《后汉书·郡国志》，湘源（系全州旧名）于汉永建三年更名为湘乡。但据查对《后汉书·郡国四》之“零陵郡”条，乃作如下记载：“重安侯国，故钟武，永建三年更名。”即言重安侯国，原名钟武县，永建三年改现名。另据清代人所著《广湖南考古略》及《衡阳县志》转引宋代《舆地纪胜》的记载，汉代的钟武县在今衡阳县境内，与今全州相隔甚远。所以，蒋冕序中所云与《后汉书·郡国四》原书所载不符。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故居”与“故里”两词的涵义，明确“故居”与“故里”的基本概念。

　　“故居”。就是过去曾居住过的地方，蒋琬故居，可能是蒋琬青少年时期在此读书时居住过的地方。如诗圣杜甫，安史之乱流落成都居住，安史之乱平定后返乡。在成都居住期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流传千古。他在成都所居住过的草堂我们通常称“杜甫故居草堂”或“杜甫草堂故居”。

“故里”。古时有里正、里胥。一里之长，又称里君，里胥，里尹，里宰，里有司。是春秋时期地方基层官职，主要掌握地方户口、税收、兵役、役谣、治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明代改称里长。杜甫《兵车行》：“去时里正为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详见尹词主编的《古代文化常识》），因此，“故里”才是一个人出生生长的地方。我们通常见诸于口头语言或文字书面语言表述的是“荣归故里”或“荣归故乡”，并没有见有“荣归故居”的说法和文字表述。

笔者认为“蒋琬故里”就是明清时期的湘乡县（含今湘乡、双峰等地），这里是蒋琬出生、生长的地方，而今永州城区或全州则可能是琬公家人“故居”或后裔重要聚居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零陵与湘乡的关系是区域辖区在行政管理上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

2.蒋琬是湘乡人，也可以说是零陵人。因蒋琬殁时湘乡县仍属零陵郡辖制，所以同治《湘乡县志》载蒋琬为湘乡县人是有充分史料依据的。

3.蒋琬“故里”是湘乡县，而不是零陵郡的“故居”, 或者说蒋琬故里湘乡说的可能性更大，这也是宗亲群之外的学术界有关蒋琬故里的最为公认的说法。笔者观点，仅供参考。

公元二O一九年九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