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生（原创第一人称中篇小说，第一部分）

老勤（秦文庆）

　　

 序

我是这座省会城市人。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写一部以这座城市为背景的作品，作为献给这座城市的一份礼物。之所以有这种愿望，是因为这座城市给我留下过太多的记忆，开心、悲伤、顺利、曲折等都有，曾经有过辉煌，最终归于平淡。我所遇到的这座城市的同学、知青、同事、百姓，善良淳朴，热心助人，在我和我的家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总有人用各种方式表示同情，进行帮助。

命运弄人，1978年我上大学后就离开了这座城市。毕业后，在距离这座城市两百公里的冀中一座县级市的一家央企工作并安家。四十年来我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这座城市的变化。父母在这座城市去世，亲人在这座城市生活，每年我总要回到这座城市几次。

2017年我退休了，开始在网上耕耘，写网文小有成就。于是心里就蠢蠢欲动，想实现多年的愿望。《平凡人生》讲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子女，在这座省会城市上学、下乡、工作、生活，直到退休的故事。为了叙事方便和增加真实感，用了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并非作者本人，但有作者的影子。小说中的事并非都真实发生过，而是在历史真实的大背景下做了一些艺术加工。

我不是专业作家，不是网络名人，不用顾忌太多。凭着创作冲动写出来，发在网上，至少可以满足一下自己多年的愿望，给网友提供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至于能否给这座省会城市增添光彩，不敢说。挨骂、被拍砖也有可能。管不了那么多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喜欢我的网文的朋友就够了。

（一）快乐的小伙伴

1965年我和周晓宝、李建省在建南路小学二年级二班上学，我们三人住在同一个家属院。我叫冀书清，别人叫我书清，我叫我的小伙伴晓宝、建省。

我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名字，像个女孩的名字，“书清”经常会被人误认为“淑青”。可是没办法，父母起的名字，只能用下去。

我和周晓宝、李建省经常上学、放学一起走。一次放学时下起了雨，三人只有李建省带了一块塑料布。三个小伙伴顶着一块塑料布在雨中跑着回家。下午老师留了作业，不做完作业交上来不许回家。我完成作业速度比较快，做完了等候或者帮助他俩完成作业，然后三人一起回家。

爸爸下午下班后回家说，今晚马路南面省直单位放映电影，八一电影制片厂新拍摄的故事片《苦菜花》。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就是赶快告诉自己的小伙伴，吃完晚饭后大家一起去看电影。

电影在单位礼堂放映，我们去时前面已经坐满了人，后面观众还在像潮水似的继续涌入。我和周晓宝、李建省站在礼堂长条座椅靠背后边的支板上。我还看到了班上其他几个同学，单位放映电影的消息传得真快。

今晚两个单位同时放映，中间需要等片子，前边加映了一部纪录片。终于盼到正片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标志和音乐一出现在银幕上，观众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苦菜花儿开满地儿黄，乌云当头遮太阳。鬼子汉奸似虎狼，受苦人何时得解放，啊，何时得解放。”影片插曲将观众带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胶东地区。影片编得好，演员演得好，观众被电影深深吸引住了。

忽然礼堂后边“咔嚓”一声响，一张桌子被观众压塌了。观众回头看，造成踩在长条座椅靠背后边支板上的人掉落下来。观众一阵骚乱，随着电影继续放映才逐渐安静下来。这场电影放映下来，单位礼堂的桌椅损坏不少。都怪单位考虑不周，这么受欢迎的影片，不在露天放映，损坏公物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天上学后，小伙伴见面后第一件事就是显摆自己昨天晚上看了电影《苦菜花》。我、周晓宝、李建省三人在班上学习成绩都不是拔尖的，我在班上排名第十位左右，周晓宝在第二十五名左右，李建省则处在四十名以后。今天语文课留作业，每人写一篇读后感或观后感，看书、看电影、看戏剧等都行。我们三人肯定要写电影《苦菜花》观后感。

放了学，三人一起来到我家，开始写作业。我很快写完了观后感。我写的是这样的：

冯大娘一家都参加了革命，儿媳赵星梅壮烈牺牲。暗藏特务王柬芝十分阴险狡猾，但最终逃不脱正义的惩罚。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苦菜花》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我们要好好学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周晓宝、李建省参考我写的观后感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中间加上自己感觉印象深刻的内容。三篇观后感交上去后，都得了“甲”。语文老师还在李建省的观后感后边写了鼓励的话。

我父亲在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母亲在一所小学当班主任。周晓宝的父亲是一所高校的总务处管理人员，李建省的父亲是该高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家属院住户比较杂，各单位的都有，都是因为单位合并、搬迁等原因住进来的。

（二）我的家庭

我有一个大我三岁的姐姐，名叫冀书华。姐姐上小学五年级，她从上小学一年级起就一直是好学生，担任班干部。父亲所在单位搬到这座城市后，父亲专门为姐姐联系了一所重点小学 长安路小学。对我则联系了就近的一所小学 建南路小学。为此，我有点生父亲的气。我和姐姐的学习成绩又不是差得太多，为什么给她联系重点小学，只给我联系普通小学？

后来父亲解释说，单位有不少职工都盯着，想让自己的孩子转入重点小学。可是重点小学的名额有限，只能照顾一些重点人员。多数职工子弟都就近上的普通小学。这样，我的心里才找到了一点平衡感。

父亲从本单位图书馆借了一批书，有小说，也有带插图的适合小学生低年级读的读物。为抢好书看，我和姐姐经常闹别扭。带插图的书看完后，我也要看小说。尽管字还认不全，有的靠猜，有的靠查字典，但能够看下来。姐姐在看的书不让我看，我就偷偷看。姐姐一回来，我赶快放回原处。就这样还是被她发现了，说我动了她放的书签，以后不许我看，等她看完了，我才能看。

我不干了，告诉了妈，妈总是向着我。妈说，你当姐姐的应当让着弟弟，他想看就让他看。你回来就还给你了，还要怎么样？姐姐这下没脾气了。

那一年我看了不少好书。在掌握基本汉字后，大量阅读是提高语文水平最有效的手段。真感谢父亲当年以及后来不间断地借书给我们看，为儿女奠定了掌握知识的坚实基础。

（三）文革开始了

在孩子的印象中，文革是突然爆发的。

1966年8月，中央“十六条”颁布，全国正式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小学的文革开始阶段有两个最显著的标志，一是背语录，二是讲出身。

背语录是小学生的强项，很快就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二年级背诵《为人民服务》，三年级以上背诵“老三篇”。进校园、进教室有人把门，每人背一段语录才能进去。讲出身显然是受了北京老红卫兵发起的“血统论”行动影响，要让出身好的学生彻底扬眉吐气。

学校对一些学生填写“革命干部”、“革命职员”家庭出身的情况，一律不承认，必须填写爷爷一辈的成分。爷爷一辈是以什么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就是什么家庭出身。这样一些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子女，也成了出身不好的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有了新的版本，以1938年年底为界，这以后参加革命的仍需按照爷爷一辈的成分填，这以前参加革命的，则可以按照“革命干部”出身填。

我家的出身是地主。搬到这座城市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给姐姐和我的家庭出身都填“革命职员”，现在都不行了。姐姐所在的学校率先发出疑问，要求重新填写，不得欺骗组织。爸爸只好如实填写。这下，姐姐的班干部也当不成了，自己主动辞去了班上的职务。

我在学校也受到一定影响。本来我在班上属于好学生之列，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凡事只能靠后站了。就连过去关系很好的小伙伴，现在也起了微妙的变化。

周晓宝家出身是贫农，李建省家出身是工人，两人过去在班上论学习成绩在中下等，感觉事事不如别人。现在将家庭出身放在首位，他们感到前所未有地挺直了腰杆。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三人一起走着，他们两人忽然唱起了革命歌曲《贫农下中农一条心》：“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共产党领导我们向前进呀，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

我心里明白那是在说，他们两人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后代，是一条心；我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后代，和他们不是一条心。好在大家心照不宣，没有明说。想一想也是，风水轮流转，也应当让这些普通学生扬眉吐气一回了。

文革很快就进入两派武斗阶段，小学停课。中等专业学校的图书馆还开放着，爸爸借了一批长篇小说，我和姐姐在家天天看小说。爸爸、妈妈还要每天到单位报到，有时点个卯就没事了。

那一段日子过得比较清闲。 1968年夏季，工宣队进驻大、中、小学校。姐姐升入初中，在建南路中学上学。我升入五年级，仍在建南路小学上学。

省会自1968年2月起搬迁到这座城市。1968年夏季，第一批省直单位迁来。家属院住进一些陌生人，家属院与省直单位交界的围墙上加装了铁丝网和照明灯。省直单位大门口有军人站岗，不能随便进出。

我们班转来四个省直单位的孩子，两个男生乔津生、许宁，两个女生余丽娜、韩秋萍。他们来自大城市，穿着整洁，举止得体，说普通话，有时带一点天津口音。他们的加入，给五年级二班增添了新的色彩。

（四）大批判

建南路小学有两个专政对象，一个是摘帽右派，原历史老师吴清原，一个是阶级异己分子，原校工刘建业。两人为什么成了专政对象，学生们并不清楚。

工宣队决定在五、六年级各班轮流批斗这两个专政对象。五年级二班班主任郑建国老师做批判会动员。

“同学们，学校决定在高年级各班召开批斗会，现场批斗我校的两个阶级敌人。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两人的罪行，大家认真记，写发言稿要用。”

“吴清原，男，49岁，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大学毕业后在旧政权政府部门工作。解放后下放到小学当老师，教历史课。1957年吴清原因恶毒攻击党的领导被带上右派分子帽子，1962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吴清原受剥削阶级家庭影响很深，一直对新社会心存不满。摘帽后工作消极怠工，课堂上借古讽今。有人反映吴清原在课堂上说过：‘洪秀全利用邪教控制教民思想，国民党军队也曾经进行过抗战’等反动言论。”

“刘建业，男36岁，原校工，主要负责修理桌椅，兼管体育器材。刘建业长期隐瞒家庭成分，向组织上报家庭成分为中农，实际为富农。刘建业对待学生缺乏阶级感情，态度固执生硬。学生从他手里借出体育器械，归还时他在验收中吹毛求疵，无中生有。本来属于正常破损，却要学生赔偿。刘建业当校工是通过区教育局的亲戚刘局长才实现的。现在刘局长已被打倒了，他的亲戚爪牙刘建业也必须打倒。”

我一向在学习上比较认真，记了郑老师讲的两人的“罪行”，在家开始写发言稿。

妈问被批判对象的情况，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妈说：“听你讲的情况，两人好像并没有多大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和摘帽右派，一个是隐瞒出身成分，原来的后台倒了，牵连到他。”

“不管怎样，现在成了专政对象，就只能被上纲上线挨批。”我不清楚妈为什么要为这两个人说话。

“我不反对你写批判稿。但不应该夸大事实，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不应胡乱联系。”妈嘱咐我说。

我不知道的情况是，当时妈在学校也在受审查之列。工宣队和学校的一些积极分子，经常抓住一点小事就深挖根源，上升到阶级立场、阶级感情的原则高度。妈已经处在一种边缘状态，随时有可能被剥夺教课的权利。

我的作文水平还可以，发言稿交上去后，被郑老师选中，让我在班级批斗会上念发言稿。

两个专政对象在讲台下低头站好，我在讲台上大声念着发言稿。

乔津生写的发言稿也被选中，他的发言比我的精彩。开头一段是大好形势的套话，中间历数两人的“罪行”，最后以文革流行的语言“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顽固不化，死路一条”、“不老实交代就砸烂他的狗头”等结尾。

（五）清理阶级队伍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打击面之大前所未有。各单位纷纷扩大专政对象的范围，扩大得越多，革命形势越好。

妈不幸成了这次运动的挨整对象。 妈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曾经是一名千金小姐。姥爷担任过商会会长，并在旧政权中当过两年参事，大舅现在美国。妈解放前上的是教会女子中学，毕业时赶上全国解放，便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她十分热爱教师职业，还擅长讲故事。她接手的一个乱班，捣乱的学生一听妈讲的故事，立刻就会安静下来。

妈在一个时期曾经受到校领导重视，被评为优秀教师，在全校推广妈的教学方法。但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深入，有人提出疑问：社会主义的学校，为什么要推行旧社会教会学校毕业的人采用的教学方法？难道解放后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思想觉悟会比解放前教会学校毕业的教师低吗？于是校领导找妈谈了话，讲到了一些群众的反映。妈体谅领导的难处，从此更加低调做人。

妈在学校人缘关系很好，她经常早来晚走，为学习差的学生补课，为临时有事的老师代课。 可是，有时候该出事了挡都挡不住。

一天妈给三年级一班代语文课，课文里有一段毛主席语录。妈将这段语录抄到黑板上时抄漏了一个关键字，一下子意思就反了。班上学生在下面议论纷纷，有几个学生举手，指出有漏字，妈妈发现后立刻做了纠正。这件事如果漏的不是关键字，或者是在自己任班主任的班，都不会成为事件。可是偏偏是代课的班，又漏了关键字，就可能成为事件。

果然，学生将事情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又报告了工宣队，这下就成了把柄。工宣队正想推进清理阶级队伍成果，妈的出身、社会关系、文革前受过重视等，都构成被批判的材料，再加一条现行材料就齐了。 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被隔离审查了，和学校几个专政对象关在一起。

专案组逼迫妈交代抄错语录的深层原因，隔离审查三天后放妈回家写交代材料。 前些天妈被隔离审查期间，我去送过几次饭。

学校教学楼二层的一间办公室，门口有人把守，楼道墙壁上贴着大字报，标题是“陆**坚持反动立场，罪该万死”。 陆**是妈的名字。

妈明显憔悴了许多，问我谁做的饭，我回答是姐姐做的。 妈露出惨淡的笑容：“你姐姐不喜欢做饭，教了几次就是不想学。这下一次就学会了。”

我来时爸嘱咐我，要对妈说：“家里都好，不用担心。管好自己，坦白检查。相信组织，相信群众。”我像背课文似的将这段话讲出来。

妈听懂了，说：“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晚上我睡醒一觉起来撒尿，看到爸、妈还没有休息，在共同商议怎样写妈的交代材料。

“挖阶级根源，那就得承认自己出生在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亲属中有敌对分子，对新社会有抵触情绪，这才抄错了语录。那样的话，就把自己归到敌人一边了。”是妈的声音。

“必须坚持写语录漏字只是个意外，绝不是有意为之。不然的话，光这条就够上现行反革命了，不能给自己扣这顶帽子。压力再大也不能承认。同时必须承认自己缺少劳动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从阶级出身、所受教育、家庭环境影响深挖根源，不妨在这方面将自己的家庭说得滥一点，检查自己的思想深刻一点。原来受学校重视时的事情也要检讨，给自己扣上虚荣心强，争名逐利的帽子，对解脱目前的困境有好处。”是爸的声音。

“我不明白，学生反映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不压住反而上报邀功。我真是好心不得好报，憋屈得要命。”

“可能是不得已，也可能是害怕，也可能是嫉妒，也可能都有。看她在后续批判你时的表现吧。”

妈将交代材料交上去后，工宣队将材料的主要内容改了一下称谓发到各班，说是“陆**的罪行材料”。然后就让妈打扫楼道，打扫厕所。

工宣队组织了一次教职工参加的批判会，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在批判会上做了发言。她说：“我和陆**原来是同事，关系不错，这次又是她为我代课时出了事。尽管我和陆**关系不错，可是我不能不站稳立场，向组织如实上报事情的过程。组织上认定陆**存在严重错误，并从家庭出身、家庭环境、所受教育等情况分析得出结论，陆**身上阶级烙印很深，和我们这些新社会长大的教师不同。我们感谢组织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经受锻炼，茁壮成长。”

妈在学校被批斗的消息传得很快，我所在的建南路小学马上就知道了。班上同学看我的眼神似乎也变了样。外班的学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了妈的名字，放学路上有学生对我喊：“打到陆**”。我只当没听见，加快脚步回家。

姐姐所在的建南路中学初中一年级布置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史》，特别嘱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要如实写自己的老一辈是怎样剥削劳动人民的。 作文一直是姐姐的强项，这次她却不知道应当怎么写了，便向爸请教。

爸说：“这种作文题明显就是要扩大出身好的学生的优越感，加深出身不好的学生的自卑感。你就满足一下出题者的要求。先一般说一下自己长辈的经济状况，再大力贬损一下他们，说他们是靠剥削发家，有愧于劳动人民。接着自己表决心，坚决跟党走，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你妈的事不要写，你姥爷、舅舅都不要提到，只写你爷爷和爸爸。我们就是个土财主，不参与政治，不怕调查。”

妈经历了半年多的劳动改造，直到1969年夏季，才宣布“解放”，按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属于敌我矛盾的人处理。在学校不得担任班主任，不得教主课，只能教副课。 经过这样一场磨难，妈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了。

（六）悲催的学生

妈被专政期间我整天提心吊胆，处处提防，被同学和院里的孩子骂几句从不还嘴，赶快离开。妈被“解放”出来后，我很高兴，可以不被别人欺负了。

谁知我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在上学的路上总要碰上几个外校的学生，他们是槐北路小学的学生。有时他们会和建南路小学的学生打嘴仗，互揭对方学校的短处。

“建南路，建南路，建在樊庄拐角处，村里孩子连成片，烂校一个没出路。”

“槐北路，槐北路，门口一棵大槐树，学生上树摘槐花，掉下摔得一身土。”

大家以此为乐，只是斗斗嘴，倒也相安无事。

一天，我一个人上学，被几个槐北路小学的学生截住了。

“以后不许你走这条路上学，到别处绕路去。”一个领头的学生凶巴巴地对我说。

“为什么？”

“因为你出身不好，是‘狗崽子’。” “你怎么骂人？我是出身不好，但不是‘狗崽子’。”

“你妈在**路小学是管制对象。”

“已经宣布‘解放’了，现在在正常教课。”

“不管是不是‘解放’了，反正曾经被管制过。你就得老老实实的。不让走就是不能走。以后再让我们碰见，就对你不客气。”

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一下外校学生怎么会知道我家的情况，仍然照常走这条路上学。

事情突然发生了。 下午上学，我在半路又碰上了那几个外校学生。这次他们不搭话，上来就打我。下手很重，脸上挨了几拳，满嘴是血，倒在地上后又被踢了几脚。打完后，几个人扬长而去。

正好妈骑车上班路过这里，见我躺在路边，满嘴流血，将我扶起，掸干净身上的土，陪我一起到学校。

班上同学见我被打的狼狈样，有偷着笑的，也有打抱不平的，要找打我的人算账。妈找了班主任和年级组，严正要求学校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如果得不到回应，将以家长身份向区教育局反映情况。

回家后家长让我回忆整个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一定是本校学生勾结外校学生干的勾当。我在学校得罪过谁呢？可能是妈被“解放”后，我有些得意忘形，不像原来那样小心翼翼了，课上课下无意中得罪了人。

可是那也不致于雇人下狠手呀。究竟是谁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段时间我只好上学绕路，放学时与同学一起走。

建南路小学六年级的调查没有结果，找不到校内通风报信的人。但是建南路小学的一位副校长还是专程到槐北路小学交涉了此事，把事情定性成外校学生故意寻衅欺负本校学生，要求槐北路小学采取措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件事一直是个谜，下面传出的版本有好几个。我不用去调查深究，做缺德事迟早会有报应的，或者也会遇到厄运，或者过后良心发现，一直内疚。

欺负学生中的“狗崽子”，在文革的前期和中期是常态。这次欺负得过了一点，引来“狗崽子”的抗争，而且还得到学校的支持，这是策划者和实施者们料想不到的。“狗崽子”也是人，而且有一天会证明，他们是能够真正赢得人们尊敬的人。

（未完待续。照片源自互联网，谨向照片原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本作品2018.6.2.至6.23.以WTSB_272的网名（系本人在凯迪网上注册的网名）发布在凯迪网上。此次转为美篇发布，只对个别段落和词句做了修改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