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及其他

亮堂堂

文、制作：白尚立

图片来自网络

　　文明世界的真理，不仅有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找，也有外国人历经千难万险给我们送来，并努力地传播。

——题记

学府公园我是有备而去的。

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偏爱，但凡涉及到相关的人、事、物等总要多留意一些。早些天看一篇文章，里边提到太原学府公园有一尊李提摩太的铜像，我就想兑机会一定要去看看这位“鬼子大人”。不久后的个双休日终于如愿以偿。

我是从正门（南门）进入公园的，偌大的广场上大叔大妈舞正酣，现代舞、广场舞、富有特色的民族舞，还有踢毽子、下象棋、唱歌、蘸水地板上书法的……公园里呈现出一种悠闲舒缓祥和怡然的氛围。我向一位看下象棋的老师傅打听，他看着我摇头：“外国人铜像？没听说过。”转而询问一位刚刚跳完广场舞的大妈，她边喝水边思索边摇头：“几年了，我几乎每天从这个门进来，”她指了指正门，“在这里跳舞，也经常在公园里转，没见过塑像什么的，更别说外国人塑像了。”我决定依西边绕湖一周，不信找不到。在公园的西北门碰上一位拉着小孩的大妈，问之，一脸茫然，摇头说不知道。正好有位戴眼镜具有学者风度的老者推自行车准备骑行，我忙近前问其情况，他指了指东南方向，说正东门那儿是有座塑像，具体说是不是李提摩太就不知道了。谢过后，我疾步前行，绕湖边，穿小树林，过草坪，终于来到了正东门。一大片草坪的边缘处是有一尊外国人坐在椅子上的铜像，留着大胡子，左手抚椅右手拿书，深邃的目光很专注地凝视着前方。我心里清楚，前面不远处就是山西大学。塑像前下方的块大理石上刻有简介：“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出生于……1902年，利用庚子赔款在晋创办山西大学堂，任西学书斋总理……现在，山西大学将李提摩太尊为百年前建校伊始的两位创办人之一。”

　　静伫许久。我绕铜像一周，从不同角度拍照。正好一位年龄相仿的师傅路过，我顾不得忌讳什么的请求他为我拍照留念。一位爷爷级别的戴着眼镜的老人，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拉着一个小女孩路过，用异样的不解的视我如同外星人般诧异我与这尊塑像合影。拍完后师傅问我：“这是个什么人，怎么塑像在这里。”我说：“他是山西大学的创始人，一个英国人，是个传教士。”“哦，是这样。山西大学是外国人创办的啊。”

　　李提摩太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历史进程且绕不开的一个外国人，而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

从鸦片战争起，满清政府就开始了不好活不得活割地赔款的艰难岁月，劳苦大众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派出远征军侵华，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国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主权。销烟英雄林则徐则做了软弱屈膝道光皇帝的替罪羊而革职查办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很是悲惨。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也顾不得颜面了逃往承德，联军劫掠京城后闯入圆明园并掠夺奇珠异宝，而后付之一炬，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成为一堆废砾；沙俄因“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10个山西省的面积，而成为最大的赢家。这次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从而更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满清的北洋水师与日海军激战，双方各有损伤。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海坐守山东威海卫，日军分两路，一路侵占旅顺、大连，一路攻打威海卫。不久，大连、旅顺相继沦陷，日军在旅顺进行疯狂大屠杀，史称“旅顺大屠杀”，杀死居民1.8万人，全城仅剩36人，据说是为了掩埋尸体才留下来的。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

发生在1900年的“庚子国难”更为悲惨。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了。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此条约更给中国人民加重了新的沉重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清政府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人一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9.8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最多的条约。这一次清政府的实际操纵者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绪更顾不得颜面和威风了，弃宫出逃，一路西行，直逃到西安确信无生命危险后才罢。而出逃后的第五天，慈禧太后便迫不及待地发了两道上谕命大臣与洋人求和。

正是在这次列强咄咄逼人的强势谈判中，李提摩太风尘仆仆地走来了，走到了清末历史舞台的最前台。其实，李提摩太早30年就已来华，并且因山西的特殊性而他与山西结下了不解的缘。

　　李提摩太生于1845年10月，英国国教浸礼会传教士、共济会员、马耳他骑士。

浸礼会又称浸信会，是17世纪从英国清教徒独立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主要宗派，因其施洗方式为全身浸入水中而得名，该宗派有个特点是反对婴儿受礼，坚持成年人才能接受浸礼。共济会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马耳他骑士隶属于马耳他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的前身叫医院骑士团，其历史相当复杂，是一个被国际法所接受的主权独立的天主教修道会，成员只有23人，总部设在罗马的马耳他宫内，相当于一个国家，有司法独立等权利，与六个国家建交，其成员分为教士、骑士、士官等，骑士团由一位大团长统治，其组织主要从事慈善事业。

李提摩太20岁时进入神学专科学校学习，加入共济会；23岁加入伦敦浸礼会后自愿到中国传教。1869年 11月17日，他离开英国，于1870年12月抵达上海，随后在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作为教士传教，并同时学习中文、佛教、儒教及伊斯兰教的异教著作。李提摩太的活动能力特强，先后在山东多地陆续建起了浸信会、共济会在山东教区的公开与秘密活动中心。在开辟教区传教的同时，他也结识了不少上层官员、高等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等关系密切都有来往。他非常重视教育，曾建议清政府每年应当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他曾在上海主持共济会基金在华设立的宣传机构“同文书会”达二十五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先后在华出版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期间，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变化影响很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改革思潮；其中有本《泰西新史揽要》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手边榻前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他是当时维新派的精神领袖，不仅参与了戊戌变法，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领袖；维新失败后，帮助康有为、梁启超等逃离中国。他也是最早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等欧洲思潮及人物介绍给中国的人。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度，有记载以来灾荒最为严重，当属晚清华北大旱灾，时间跨度很长，从光绪二年（1876）底至光绪四年（1878），受灾面积波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死亡人数估计高达千万，尤以山西最为惨重。因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故史称“丁戊奇荒”。

对于山西的大灾，清廷的反应速度不能算慢。光绪三年五月，刚刚到任的山西巡抚曾国荃即向清廷汇报灾情，提出把光绪三年上半年的应解京饷（清代各省向朝廷上交的饷项）五十万两拨出二十万两作为赈灾，很快得到清廷应准用于救灾。对于大灾须调动全国力量。在山西之外，捐助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效，捐助有两种渠道：官方和民间。官方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发动倡议，实近于摊派，短短两个月就收到银10.1278万两，粮1500石；二是通过办理捐纳即向有钱人出卖政府所颁之“虚衔”以获得款项，说白了就是“卖官”，也同是征到超过66万两的白银。

在这次空前的灾荒史上，因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救济事务，从而给中国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慈善观念。参与山西赈灾并取得了重大成效的外来慈善家当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山西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之际，远在山东赈灾的李提摩太得知山西灾情特别严重后，毅然向清廷提出申请到山西赈灾，清政府很快批准了他的申请。

1878年（农历1877年十一月）初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李提摩太告别同事，怀里揣着直隶总督李鸿章开出的特别通行证，骑着一头骡子，踏上了赴山西的艰难行程。一路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有几次他所骑的骡子险些被灾民抢去充饥。走了20多天，李提摩太终于到达了山西。一入晋地，展现在他眼前的是赤地千里死尸遍野。饥饿者倒在路边挣扎着，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村庄、集镇、县城毫无昔日的生气，都是死气沉沉万籁俱寂，仿佛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他骑着骡子迎着刺骨的朔风，在月末的一天终于到了省会太原府。太原府的情况也非常糟糕，赈灾的粥棚前人山人海哭喊连天，大街小巷死尸随处可见。他首先拜见了巡抚曾国荃。

李提摩太初到山西时，曾国荃对于他的到来是不欢迎的。因为此时曾国荃已接到清廷密令，命他密切注视李提摩太的一举一动。李提摩太曾经写到：“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李提摩太对此感到愕然。然而他还是将路上所见所闻给曾国荃做了汇报，并向曾国荃提出了赈灾三条建议：一、鉴于目前情况，应紧急疏散灾民到关外自谋生路。关外地广人稀，山高林密，飞禽走兽遍地，灾民去后，可种田，狩猎，采山货维持生活。二、山西山多，交通不便，给经济发展、互通有无带来了诸多不便。应当上奏朝廷，凑集资金，修建铁路，带动经济发展。三、请求政府号召各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山西灾区进行募捐。不仅如此，他还给各地的传教士写信，请他们为山西灾区募捐。曾国荃认为李提摩太在作秀收买人心，持不太友好更不用说热情的态度了。李提摩太一气之下，大年初二（公历1878年1月28日）便骑着骡子对山西进行了半月的考察。他从太原出发，经榆次、太谷、平遥、介休、洪洞、临汾，直至最南面的蒲州，一路隐忍揪心惨不忍睹。十四天后，李提摩太回到太原。

　　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以日记的形式真实地记载了当年的真实情状，我们今天读来真是毛骨悚然触目惊心而又潸然泪下。

“1878年1月28日

穿过山西省的中部向南跋涉，才发现灾情之严重。我骑着骡子，跟着我的仆人也骑骡子。

离开城里之前，我们没法直接走到南城门，因为躺着个快要饿死的人，周围簇拥着一大群人。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路上碰到四具死尸，还有一个用四肢在地上爬的人，他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到一场丧葬，我想，那一定是一位母亲，抱着一个约十岁的死去的男孩。她既是送葬者，也是牧师，也是哀悼者；她把他丢进了城墙外面的雪中。

1月30日，太原以南270里

从两个显然是刚死去的人旁边经过。其中一个穿着整齐的衣服，但显然是饿死的。几里路之后，看到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在我们前面走着，摇摇晃晃地，像个醉汉似的。一阵风吹来，他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里

在路边看到十四具死尸。其中一个死者只穿了一只袜子，他的尸体正被一只狗拖拽着，可见他的身体有多轻。死者当中有两个是妇女。人们似乎为她们举行过葬礼，所谓葬礼不过是把她们的脸翻转过来朝着地面而已。路人对其中一具女尸还算善待，因为他们没有把她的衣服扒走。第三具尸体却成了一群尖叫着的乌鸦、喜鹊的盛宴。野鸡、野兔、狐狸和狼都长得肥肥的，男人和妇女们却无法生存。一个老人和我一起翻过一座山时，伤心欲绝地对我说：“我们的骡子、驴子全被宰杀吃光了。我们的劳动力也饿死了。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上帝要这样惩罚我们呀？”

虽然苦难无处不在，令人称奇的是，没有出现打劫富人的现象。不过，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村子里张贴着告示，内容是，官府有令，凡企图抢劫、实施暴力，镇上或村子里的官长有权将抢劫者立即处死。所以，犯罪的情况异常的少。人们默默地忍受着，连眼泪也没有，除了那些埋葬自己孩子的母亲们。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当中看到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妇女的尸体：一具是在没有顶的棚子里，裸露着，只有腰间一根带子；一具是在河沟里；一具是在水中，身体的一半露在冰面上，任凭野狗撕咬；一具躺在路边的一处洞口，上半身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裳，另一半已经被猛禽野兽撕咬殆尽。遇到两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他们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着，看上去像九十岁的老人。遇上一个背着母亲的年轻人，她母亲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见我盯着他们看，那年轻人求我帮帮他。离开太原府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求助。

看到有人把松软的石头——有点像做铅笔的那种石头——磨成粉末，每斤（相当于1.125镑）卖两到三文钱；人们用这种粉末与谷子，或草籽，或草根混合，做成饼吃。我尝过这种饼，那味道跟它的主要成分的味道——泥土——是一样的。很多人因为吃了这种饼而死于便秘。

都是矿工的三弟兄一个接一个地饿死了，第一个是在二十一天前去世的。

至于安葬，不过是用两口缸来装盛尸体，一口罩住上半身，一口兜住下半身。七天之后，第二个兄弟死了，家里再没什么缸了，尸体便停在地上。第三个兄弟则极度虚弱，我给他钱帮助他埋葬死者，可他已经不能从炕上下来了。不久，很多人听说我给钱救济便跑到我跟前来，说他们每家都有尚未下葬的死者。

往前走，我又看到一个妇女试图自己站起来。她只有力气站起一条腿，但已经没有力气将整个身体站起来了。再往前走，我看到一只笼子里装着两个人头，那是对那些妄想动武的人的一种警告。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下一座城市的景象是我所见到的最恐怖的。我来到城门口的时候正是大清早。城门的一边堆着一堆一丝不挂的男尸，这一具叠加在另一具的上面，就像屠宰场里的猪似的。城门的另一侧则是情形相似的一堆女尸，她们的衣服都被扒光了，被拿到当铺去换钱买食物了。大车正停在那里，准备把这些尸体运到两个巨大的坑里去，一个大坑用来扔男尸，一坑用来丢女尸。

在洪洞城北门的外面，并排躺着三具尸体，一个男孩，另外两具显然是他的父亲和爷爷。前一天夜里下过雪，雪地上可以看出两个男人搏斗过的痕迹，血污渗在雪中——这景象说明，一个人出行是不安全的，尽管在前面的两棵树上分别挂着一只笼子，笼子里装着一颗人头，以警告妄图作恶的人。在这个地区，连续很多里地的树其树干都是白的，树干上十到二十英尺高的树皮全被剥得干干净净，用作食物。我们经过了许多没有门窗的房舍，那些门窗被当做柴火卖掉了。房子里面，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还都一应俱全，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卖不出钱。房子的主人早已离开或饿死。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七个人，但当中没有妇女。答案是，这几天我们每天都见到装满妇女的马车，妇女们被卖掉了。还见到一些步行的人，但都携带着自卫的武器，哪怕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有的带着长矛，有的带着亮锃锃、明晃晃的剑，还有的带着生了锈的刀，可见他们的境况是多么可怕。走在他们中间，我们并不感到很安全。

2月4日，太原以南630里

在襄陵停留。遇到从蒲州府发来、到北方去买粮食的四十辆马车。在城里，街道的一边竖着稻草人。街道的另一边写着两个大大的汉字“穷人”，它们默默地向所有路过的人求告。在客栈里听人说，那天夜里有父母交换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又听说人们不敢去煤坑挖煤，因为骡子、驴子，还有它们的主人，会被人杀死、吃掉。

走了这么远的路程，目睹了如此恐怖的景象，我决定返回太原府，因为对于这场灾荒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让铁石心肠的人感动。”

这应该是李提摩太所能到达的平川谷地，山庄窝铺边远地区的情状可想而知。

　　曾国荃在清朝末期能跟随其兄长曾国藩成为地方大员，绝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在了解了李提摩太的行为和动机之后，很快就采取了诚恳合作的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

曾国荃对李提摩太的态度，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很令人佩服的是，李提摩太回到太原后，深感自带银两不足，马上组织包括山西的天主教神父在内的人员全面地调查受灾情况，同时把他记录灾区景象的日记和呼吁救济的报告设法送回英国。与此同时，他给远在伦敦的浸礼总会和伦敦市的市长写信，告诉他们中国山西灾区的严重程度，请他们在英国为山西募捐。伦敦市长被李提摩太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染。他同英国著名外交家威妥玛（外交官、著名汉学家）爵士和全英国教会的主教长坎特伯雷大主教联合设立了一个救灾捐助基金会，自己任委员会主任积极开展工作。募捐工作空前，短时间内就募集到白银二十万两，约六万英镑。基金会将这二十万两白银全部铸成五十两一锭，每一千两或两千两装为一箱，从伦敦运往天津。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遣士兵将银两押送至太原直接交给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和他的朋友们再找铁匠把银两分割成小块，分赴山西各地发放救济金。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

那时的外国人在中国大地属于凤毛麟角。李提摩太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人中间赢得了极高的赞誉。李鸿章派遣的押送银两的官员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李提摩太这样的人，也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这些外国人，但从心里是尊敬这些人的。于是给李提摩太创造了一个称呼“鬼子大人”。以至于在一百多年以后，在基督时报的回忆文章里写到“多少年以后，中国人还是搞不清楚他究竟是“鬼子”，还是“大人”？

近150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尽管李提摩太自己及自己筹集到的赈济灾民的数量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我们设身处地来考虑，他出生入死百折不挠在千万人奄奄一息坐以待毙之时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不管他出于何种动机，他的善举都是值得肯定的。

李提摩太在山西的赈灾，得到了曾国荃的高度赞扬。他们之间的诚恳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能取得如此很好效果，当然与曾国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地方官员时时猜疑处处掣肘，那么他们救济灾民之情再热也总会被浇熄吧！

1878 年 10 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在信中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李提摩太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李提摩太表示了衷心的感谢。随后他给朝廷上奏对于李提摩太的赈灾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

李提摩太在赈灾中所做的贡献，得到了山西人民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认可和奖赏。清廷封李提摩太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珠，并浩封三代。这是何等的荣耀！

　　在其后的几年间，李提摩太凭借他在山西赈灾取得的良好信誉，在太原杏花岭和东夹巷一带建起了浸礼会教堂和耶稣医院，还成立了教会小学和孤儿院，为他以后在山西传教与办学奠定了基础。为了扩大基督教在山西的影响，他还用自己的薪金购买了许多图书和试验仪器，通过边试验边讲解的方法为山西的官员与学生作了多次讲演，使山西人大开眼界，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山西的感情。在以后的1881—1884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他与张之洞的交往更为密切，为山西提出了不少良好建议，深得张之洞信任，并被聘为顾问。正因为他来山西的时间长、次数多，与社会各界均有接触，与山西官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在庚子赔款的斡旋及在山西创办近代化的大学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十几年后的1900年，发生在山西的教案便把山西推倒了风口浪尖上。风尘仆仆奔走穿梭于情变之中的李提摩太无疑是一个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这里不得不赘述那段可歌可泣充满了悲催、悲伤、悲惨、悲壮的屈辱史。

清朝末期，山东爆发义和团。1900年夏，山西也出现义和团。7月初，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开始进入太原城。太原周边村庄的教堂纷纷紧闭大门，惶恐不安。其时，在山东扶持义和团的巡抚毓贤被朝廷罢免，在京城逗留几天后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在清末众多官僚中，毓贤以主张杀洋人保朝廷著称。他坚定地认为，国家必须打击洋教势力的发展才有希望。就任山西巡抚后，他给自己写了两副挽联：第一联为“臣死国，妻妾死臣，夫复奚疑，最难老母九旬，稚女十龄，未免凋伤慈孝治；我杀人，夷狄杀我，亦有何憾。所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空嗟辜负圣明恩。”第二联为“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老成谋国，切须早慰两宫心。”（两宫指慈禧和光绪）可见他的主张与理想及以死报国的信念，可谓清廷大大的忠臣。

早在6月27日，毓贤以保护教徒为由，把中外教徒统统集中在东平巷。7月9日毓贤身着官服拜倒在他母亲膝下痛哭：勤国事，不能顾身家矣！然后转身离去。骑马带队，将艾士杰、富格辣等41名外籍传教士、17名中国教徒及寿阳押送省城的英国传教士毕翰道一家7人，一齐押至巡抚衙门署西辕门前同时正法。毓贤亲自手刃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主教艾士杰。一位传教士临刑前大呼：“我曾在山西大灾之年捐款五六百万两银子，救活了数千人，可以换我一命乎？”毓贤怒喝：“汝钱何来！”手起刀落身首异处。

毓贤的世界观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为了守护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必须消灭。而后毓贤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我设一巧计将山西的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惟有一女洋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下，及查得，已死。”

艾士杰何许人？他是意大利人，在太原的天主教信徒中声名显赫。他27岁来华，32岁到山西，跟随当时山西教区任主教的江类思，也是他的亲舅舅，以太原为中心传教。后来接替江类思成为山西教区主教。太原市规模较大的教堂，大都是艾士杰在任主教时主持修建的。据有关资料记载，艾士杰穿中国服装，完全中国化，人们称中国洋人。在1876—1878年的山西大旱灾时，他曾与李提摩太一同在山西赈灾。

毓贤主政山西期间，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行动中最为迅速、效力最显著的一个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山西教案，时年恰值庚子年，所以又称庚子教案。

其实，在封建社会，地方官为政行为怎能与专制政府脱了干系，又怎能不保持一致？毓贤罢免在京之际，正是慈禧太后戊戌政变、端王和刚毅把持朝政时期，政变以后，新法尽废，京城正笼罩在“谈洋色变”的排外气氛中。不久，清廷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他又怎能不坚定地站在清廷主流一方。清廷中枢下达谕令：保护外国教士及中国教民的生命与财产。毓贤说：“此汉奸所为也，老佛爷（指慈禧太后）必不信此”。又一天，中枢又传谕令：“力庇团民，痛除洋贼也”。毓贤说：“吾几为汉奸所误”。清廷的摇摆不定可见一斑，难怪慈禧太后还要向十一国宣战。毓贤的做法固然有其狭隘的世界观所为，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坚决执行朝廷意志是维护国家忠于政权的表现，我们应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辩证的看待。

没想到义和团运动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华。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慈禧挟光绪逃出京城途经山西太原。慈禧在太原逗留期间，肯定与毓贤有很多的接触乃至对时局的商谈，其内容近代文史资料中未见记载，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慈禧逃离太原后还未到达西安就翻脸不认人了。我想，太后如此大概也是不得已为之。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和议完结，这一次是把毓贤推到风口浪尖了。清廷迫于洋人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忍痛割爱，况且洋人认为毓贤就是罪魁祸首，这样，毓贤顺理成章也就成了替罪羊。可他的命运就没当年的林则徐幸运了。清廷将毓贤革职，流放新疆。1901年2月，在洋人的压力下，清廷诏书在兰州追上了毓贤，谕旨“就地正法”。

毓贤在此时确表现出了一个男子汉的骨气，清廷谕旨不胫而走，兰州数千民众齐聚总督衙门为其“请命”。毓贤坦然迈着大步走进总督府。这让奉旨执行的钦差大臣何福坤很是吃惊不小，何福坤原本与甘肃总督李廷萧商议，想借摆酒请毓贤赴宴，中途将其拿下，可现在毓贤自己找上门来了，再细看，毓贤上下穿戴整齐，官服袍带，一丝不苟，面容平静，没有一丝惊慌和不安。酒过三巡，毓贤对着手下大喊一声“动手吧！”刀光一闪，毓贤人头落地。众人惊成一团，尚未回过神来，杀人者挥刀向自己抹去，两具尸体滚落在地。何、李二人惊问毓贤随从，才知毓贤在旨意到达后，看到百姓为自己出头打抱不平，担心连累百姓，当晚向老母磕头告别。让仆人劝说百姓不要“抗旨”。从自己亲兵中选出一人，命其将刀磨快，让自己痛快死去，亲兵含泪答应。

李廷萧与毓贤曾同在山西为官，当时杀洋人时，毓贤为巡抚，他任藩司。当天，他命人将毓贤和那位亲兵埋葬。尚未下葬，陪同毓贤流放的小妾在驿馆自尽，李廷萧吩咐一并埋葬。回到府衙，亲笔写了一份毓贤已死的奏折，传过手下，吩咐快马送至西安（当时慈禧、光绪俱在西安）。然后关紧房门，服毒自尽。

　　（毓贤）

山河破碎，国破人亡。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两位大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为朝廷尽了忠，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作了即将灭亡的满清政府的殉葬品呢？真不知道该为两位大人是唱赞歌还是惋歌还是悲歌呢！？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不要说庶民百姓，就是省部级高官都是朝廷的玩物棋子，太可悲了！

毓贤杀洋人迎合了当时社会上的排外心理，他被朝廷革职流放后，山西商人为其在迎泽门外树立了功德碑，新任巡抚岑春煊到任从迎泽门入城，看到石碑后勃然大怒，认为庚子事变毓贤是罪魁祸首，树什么碑，下令将石碑推到，并追查树碑人责任。

八国联军逼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向其赔款。各国和清政府签订条约以后，又以各种名堂向山西省地方政府索赔，并签订了一系列讹诈性文件，勒索了一大批“地方赔款”。意大利勒索100万两，法国公使勒索140万两，耶稣教各教会勒索23万两，共计263.3725万两，还不包括修教堂等费用和各地教士们所借银两。巨额赔款转嫁人民头上，山西各种钱粮加征，另增加了几十种税收。一时间，各种物价不断上涨。以盐为例，原二十钱一斤，涨至四十钱一斤。造成不少商业衰落，手工业大量停产。

山西人民除负重巨额赔偿外，清廷还停止山西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若干年，以示惩罚。这次教案，山西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列强额外向山西勒索的一大批“地方赔款”进行了多番的讨价还价，颇费周折。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后，借口山西杀害洋人太多，分多路进逼山西，山西岌岌可危。在京谈判的教会根本不接受李鸿章的经济赔偿，他们说“传教士的生命不能拿金钱来计算”。在北京和列强周旋的李鸿章和赴山西料理善后的岑春煊紧急邀请在上海的李提摩太火速北上，调停教案。

李提摩太奔走呼号斡旋于各方之间，极力游说要以办学传播文明驱除愚顽的方式来惩罚山西，终于达成比较一致的各方都能勉强接受的意向。李提摩太提出《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主要内容是传教士和教徒的生命不能用金钱衡量，新教拒绝接受赔偿，但山西的愚昧必须得到惩罚，罚银50万两，每年5万，10年为止，罚银也不归传教差会（差会是指基督教新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全数用于在山西建一所大学教育山西子弟，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10年后归还山西。这是一个何等睿智的意念与举措，我们分明看到了李提摩太充满博爱撒播文明赤诚的心灵。时人评价说：“这是一项伟大而慷慨的建议，这个建议只有李提摩太这样有阅历和洞见的人才能提出。在这个建议里，他很可能就已经看到一个辉煌梦想的实现。”李鸿章大喜，甚是感激，立即同意。经与山西巡抚岑春煊多次协商，取消“罚银”字眼，李提摩太也允诺学堂专门教授西学科目。

李提摩太还帮助协调天主教方面的赔偿。在李提摩太行为的感召下，山西天主教神父同意将赔偿由一千万两白银降至两百二十五万两。

虽然在官方上李提摩太得到了许可，但在实际的学堂开办中还是遇到了阻力。中国士绅们认为，这是将中国的教育权拱手相送，而教会也对这所学校的建立持保留态度。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以山西“民穷财尽”提出异议，使开办大学堂一事未能达成一致。而之后岑春煊奏请清廷抢先一步设立了山西大学堂。所有这些，李提摩太都蒙在鼓里。

1902年4月，李提摩太及敦崇礼夫妇等被聘用的中西大学堂中外教习（古学官名，这里指大学教授）一行数人于4月30日到达太原。不料岑春煊已将晋阳书院与令德书院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其实这对李提摩太多少有点糊弄，你看，这不是办起大学堂了嘛。而此时李提摩太态度很坚决，坚持专教西学的大学堂必须要办。经多次谈判，李提摩太决定退让一步，提出与其协商合并办理，最后终于达成《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的二十三条，可以与已经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但西学部必须由他自己主持。

　　岑春煊对于此事极为慎重。下令手下官员和省城士绅一并讨论，对于李提摩太所提的合同，详细地逐条分析。经一段时间的详细讨论，得出归并办理可五五开的结论。岑春煊向108名士子作民意测评，结果赞成合并的竟有68名之多，而反对合并的只有13名。至此议定，山西大学堂分中斋、西斋两部，李提摩太就任西斋总理。6月26日，西斋（即现在太原理工大学的前身）正式开学。同年秋，山西大学堂在太原侯家巷征地200多亩，动工兴建新校。1904年秋，新校竣工，中西两斋同时迁入。这样，在李提摩太的积极努力和精心筹划下，太原城南边一座西式学堂渐成规模，以中西文化共融为特征的山西大学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后来，李提摩太被人们视为山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纪念碑依然树立在今日的山西大学。

按当时满清政府规定，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可以称为大学，后来天津中西学堂符合规定遂改为北洋大学堂。一直到辛亥革命，山西大学堂仍为全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的三座大学之一。　

山西大学堂的成立，开创了山西高等教育的新纪元，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提摩太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贡献是空前前所未有不可磨灭的。也许是在他蕴涵文化渗透或者说殖民的本性上无意间上下逢源不可避免地左右甚至推动发展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进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纵观近代发展史，闭关自守闭门造车早应该被淘汰，那么李提摩太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与地位就是无可辩驳不可比拟的。透过百多年的云烟回首往事，我们可以想象，他该是摒除了多少重重困难与道道阻力，在当时做“启明”之事是何等的不易，是何等的义无反顾在所不辞无怨无悔，而这个举措又是何等的超前。

　　（位于太原师范附中的原山西大学堂）

1910年冬，李提摩太再一次来到太原，看到山西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他认为近代教育已在山西全省深深扎根，为此，他提出7个月将西斋管理交还山西。而山西大学堂的西斋总教习敦崇礼已于1906年8月因病在榆次乌金山水晶院与世长辞，他的遗体被埋葬在风景秀丽的乌金山送神坪上。

1916年5月，因健康原因，年迈的李提摩太踏上了回英国的轮船，茫茫大海如同来华时依旧波澜汹涌，而少年人的容颜却已不复存在，来往一晃已整整45年了。两年之后，或许是带着对中国的深深眷恋，又或是有感于使命尚未完成，他又预定了前往中国的船票。然而，还未启程就于1919年的4月永久地沉睡于大西洋的彼岸了。

作为一个传教士，李提摩太起初来华传教的目的也许是值得怀疑的，他在华45年的作为有人称作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比如开设教区传教、赈灾济困挽救生命、宣传西学兴办教育、倡议变法等不可避免地带有或轻或重的殖民色彩，但这些行为也的确促进了中国的觉醒与进步，况且他在中国几乎献出了毕生心血乃至生命。我想，被称为“上帝的使者——李提摩太”不应该被忘记，作为我们山西人更不应该忘记。因为，或许，他曾恩惠于我们的先辈；也许，他会恩泽于我们的后代。

所幸，李提摩太建立的山西大学堂旧址仍在，现在是太原师范附中。现在的山西大学有李提摩太的半身塑像，山西大学附近的学府公园也有李提摩太的塑像。

虽已是初冬时节，但蓝天白云下阳光柔和波澜不惊，碧绿的冬青还是郁郁青青，大片的草坪依然绿茵盎然。我再一次静伫铜像前，久久凝视着李提摩太依然永远深邃的眼神，心里默念：文明世界的真理，不仅有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找，也有外国人历经千难万险给我们送来，并努力地传播……

2020.11

参考资料：

《丁戊奇荒》

孙琨《板寺山的圣母堂与毓贤的屠刀》

王秉福《李提摩太——山西近代史不可绕过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