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容犹在，丹心永存——怀念战友史白

驿路烟云

音容犹在，丹心永存——怀念战友史白

王裕昆

史白，本名陆钟玮，是我在联大附中时的同窗好友，中学毕业后又同在清华大学学习，后又一同奉党组织派遣回乡闹革命，转学回云南大学。如今他已经不在人世，然而他的高尚品德和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则是令我永远难忘的。

陆钟玮（前排左一）在清华园与同学合影（1948年）

亲密无间同学情（最前者为陆钟玮）

王裕昆（1940年代后期）

一、奉调回云南

1948年夏，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为配合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迎接全国解放，北平地下党学委决定，挑选一批家在南方并在当地有较好社会联系和开展工作条件的党员，派回老家去参加当地的斗争。大约六月下旬，组织上分别通知了我和陆钟玮，还有另外两位云南同学，调我们回云南工作。党组织首先召集我们一起，学习了中央文件，交代了任务和纪律，最后约定了到昆明后的联络暗号，我们四人一同返回云南。

接受这项任务，我们当时共同的心情是既感到兴奋，同时又对离开清华依依不舍。好不容易踏进了清华这座鼎鼎大名的最高学府，这里的学习环境和政治空气又是这么美好，战友和同学们的友谊是这样亲密无间，怎能不令人留恋呢?然而，一种充满了新的战斗激情的喜悦又在激励着我们，这是入党后党组织第一次交给的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呵！党对我们寄予了多么大的信任和期望。于是我们都毅然接受党的调遭，服从组织安排，于1948年7月学期结東后，以暑假回家省亲的名义,掩护在一批毕业回云南就业的老乡同学中辗转回到了刚刚经历过“七·一五”腥风血雨的家乡昆明。

8月下旬的一天，党组织派倪之栋同志到我家来接上了我们的关系。按照组织的安排,我和陆钟玮转学入云大，我在社会系，他在外语系,同属文法学院支部，先是史习如同志来联系我们，后来我任支部书记，钟玮负责外语系工作,仍然由我直接和他联系。

二、为恢复和发展学生民主运动而斗争

钟玮充满革命的干劲,对工作和同志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党交给的任务总是迅速完成。“七·一五”后,昆明尚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学生运动处于暂时的低潮。我们转学到云大工作，首先是恢复和理顺党和“民青”的组织关系,逐步恢复各院系读书会、合唱团等各种进步社团的活动，团结同学，积蓄力量,准备伺机开展斗争，迎接新的学生运动高潮的到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沉闷的空气开始被打破,各种社团活动逐步恢复，校园里又开始回荡起革命的歌声,至公堂前重新出现了评论时局的壁报。

钟玮负责外语系的工作发展是迅速的,不仅及时恢复了党、盟组织，而且外语系成为云大学生运动中的一支活跃的骨干力量。为了进一步开展学生运动，需要有一个公开合法的组织领导机构，而原有的学生自治会已被反动当局明令取缔，经学校党总支研究，在11月末成立“系级代表会”以代替过去的学生自治会。外语系被推选为系级代表会的常委系,并负责康乐部工作。总支决定在五个常委院系的代表中组成“民青”领导小组,作为系级代表会常委会的领导核心，钟玮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为了庆祝和正式宣布系级代表会的成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体宣誓大会，由当选的五个常委系集体宣誓就职,宣誓完毕后,演出文艺节目，我和钟玮参加表演了由我们从清华带来教大家排练的民族舞蹈“掀起你的盖头来”。大会开得隆重而热烈，充分显示了全校同学团结的力量,表达了大学生奔放的青春活力。

1949年渡江战役后，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党组织因势利导,借庆祝云大校庆和“五·四”纪念，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开展了各种庆祝和纪念活动。“五·四”晚上，在校园广场举行了校内外近万名学生参加的营火晚会，表演了丰富多采的节目。这是“七·一五”事件以来，昆明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反映出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又迈向了新的高潮。

党的工作不仅在学生中重新活跃起来,而且逐渐深入到教师、工友和职员中。“五·四”前后，党总支组织和发动广大同学走访教职员工，争取他们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重点是走访德高望重有影响的教授，取得良好效果，过去不表态甚至反对学运的教师这次也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钟伟发动并参加了外语系的访问活动,系主任林达相教授过去对学运不闻不问，这次在学生走访时，也亲切地说了一声：“I have no any opinion”(我没有任何意见)。

三、从下乡到永别

钟玮令我们怀念的不仅是他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耿耿之心，而且在于他可亲可爱的性格和高尚品德。他突出的个性特征是热情、爽朗、刚强、耿直和助人为乐，作风泼辣、果断,执行任务今天能完成的决不拖到明天。每次支部开会汇报研究工作时，他总是充满乐观的情绪,侃侃而谈。有话装不在肚子里,看到别人的缺点错误或不满的事情就要批评。有一次他在会上批评了-位同学后曾经对我说：“我有点急躁、冒失，你沉着冷静，我们两人配合起来就好了。”

他非常注重友情，同志和朋友中有什么困难总是热心帮助。他家住在距离云大不远的文林街文化巷，我们有时开会耽误了就餐时间或者嘴馋时就到他家改善生活，吃牛干巴(钟玮是回族)。他看到我经常穿一身破旧的中山装和长大褂，就把他的西装和夹克送给我穿。一些同志下乡参加武装斗争缺少旅费时他总是解囊相助。

1949年4、5月份以后，为加速云南解放，党组织先后大批抽调党员、盟员到“山那边”参加武装斗争。6月下旬，钟玮也被抽调下乡。当我通知他组织的这一决定时，他兴奋得几乎叫出声来,他早就盼望者这天的到来。我也为他高兴，为党的事业的发展高兴，但同时也深藏着一种即将和亲密战友、同学别离的难舍之情。那时我已经担任了云大党总支书记，在他临行的头天晚上，我们相约和另外两位同时被抽调下乡的战友赵征和徐振康在他家聚会，也算我为他们送别。我们共进晚餐，一边畅谈，一边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他家嚼着可口的牛干巴。当晚我们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晨,迎着朝霞,互道珍重,然后各自走上自己的征途。这是多么难忘的一夜啊！

下乡以后，他改名史白，在思普地区任军政干校政干班班主任，解放后历任六顺县工委副书记、县长，普洱专署文教科长，景东县长等职。由于昆明和思茅两地相距甚远，我们很少有机会相见,对他的情况也不具体了解,据一起下乡的老战友们介绍：这次下乡，一行数人，旅费全是由史白变卖了家中的首饰提供的。经过半月有余的艰辛跋涉才到达目的地。离开昆明时，为了要轻装前进，大家带的衣物都很少，到达思普区后，当年冬天，他把自己身上穿的毛背心脱给赵征同志穿，自己只剩一件单薄的毛线衣御寒。

解放初期的陆钟玮（史白）

1949年底，思茅、六顺发生叛乱，他带领干校政干班学员组成武工队前往协助边纵部队平叛。1950年初，组织分配他到思普地区最艰苦的地方六顺县工作。这里严重缺水。一盆洗脸水用完后要用作洗脚水,然后还要再作煮猪食用。然而他不惧困难，服从组织决定，欣然赴任，历尽艰辛。

但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后来却经历了许多不幸的遭遇。三反运动中他没有任何贪污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肃反运动中他历史清白，却受到隔离审查；1958年整风反地方主义运动中以“XX反党集团心腹”被错划为右派。尽管心灵上伤痕累累，但他始终热爱党，热爱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废寝忘食地投身于党的事业，即使在受到错误处理，下放到企业和基层劳动、工作的情况下，也力所能及地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十年浩劫”里，党的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他在一所学校中任教，仍然坚持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他们讲授的学科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他对学生循循善诱，学习差的进步了，后进的转变了。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他引导学生对每篇作文做多次修改，遇到学生写得好的文章，就高兴地拿给亲人看，共享耕耘收获的喜悦。当他不幸逝世时，他的学生痛哭失声，有的边哭边说:“史老师还说，等他回来还要再给我们改没有改完的作业……”。学生家长，以及他曾经工作过的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共过事的同志都为他不幸离开人世而惋惜难过。写到这里，我的眼眶禁不住已经湿润了。

在此还要提到，史白去世后，他的爱人——也是我们云大的一位老同学、老战友，含辛茹苦，孤身一人，把三个未成年的儿女抚养成人。我发自内心地要向这位至今仍远居边疆的好战友，特别是一位好母亲问声好，向她表示敬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白同志历史上受到的错误处理已经昭雪平反，但他却已在饱经磨难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令人叹惜不已。

亲爱的同学和战友，我们永远怀念你！

陆霖（史白之子）附记：

我与王裕昆叔叔仅仅见过一面。

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里突然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他面容清癯，戴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初见的那阵狂喜过后，父亲便与来人相拥进屋，促膝而谈，他们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开怀大笑，使我们家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从母亲口里，姐姐我们才知道来客叫王裕昆，是父亲从中学到大学的同学和好友。

我之所以清晰记得住王叔叔的名字，一是父母下放的那个被戏称为“夹皮沟”的小县城处地十分偏远，稀有外地客人来访；二是因为他带来的礼物。当时王叔叔说：钟玮，过去你请我吃牛干巴，现在我请你吃午餐肉，是德和（罐头厂）的，全国有名。在那个肉食极端匮乏的年代，云腿午餐肉这种美味，对我这个长身体时期的初中生来说，是难以忘怀的。

再次忆起王裕昆叔叔，已是数十年之后。

2010年代，我萌生了写一点关于父母亲文字的念头，拜访了他们的老战友王叔叔和李阿姨。在谈了一些母亲的情况后，李阿姨说：关于你爸爸学生时代的事，你最好问问王裕昆，他最清楚。这个名字一下子从尘封40多年的记忆中被唤醒了，我又想起了王叔叔的那次来访。我急切的问李阿姨：

“您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李阿姨说没有，但可以帮我打听打听。

几天后，李阿姨通过老战友们的帮助，辗转找到了一个固定电话号码，我迫不及待的拨了过去。

“喂，喂？”电话那端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是王裕昆叔叔吗？”

“我是王裕昆，你谁呀？”

“我是史白的儿子。王叔叔，我还记得您去镇沅的时候，给我们带去德和午餐肉罐头。”

“嗯，嗯，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找您了解一些我爸爸的情况。”

“你爸爸昆明老家在哪里，你知道吗？”

“呃……，”我一下子噎住了，父亲的老家我真不知道。“好像是在青云街吧，翠湖边上，离云大不远……。”

电话那边沉默了。

“王叔叔，我想知道一下，你们在清华一同入党时，我爸爸的介绍人是谁。”我连忙岔开话题。

“地下党纪律很严，而且是单线联系，他的事我不知道。”

在尴尬的气氛中，电话挂断了。

我很茫然，时下电信诈骗屡见不鲜，王叔叔一定是把我当作骗子了。

我后来也没再打电话，也不好意思再让李阿姨帮忙去找王裕昆叔叔的住址，联系就这样断了。

前段时间，听母亲的老战友说起，上世纪90年代，《云大风云》编委会的尹叔叔给母亲来了一封信，让她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准备收录在出版的书中，不知母亲写没写，后来好像没有下文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理，在网上的“孔夫子旧书店”购到了三本一套的《云大风云》。其中没有母亲的文章，却看到了王裕昆叔叔的这篇《音容犹在，丹心永存——怀念战友史白》。

我想，母亲之所以不写回忆文章，也许是不愿触及伤心的往事。母亲没写，王叔叔写了，这弥足珍贵的一份情愫，填补了我心中的一段缺憾。尽管父母的同学战友们在回忆文章中对父亲不时提及，但就我目前所知，写父亲的专稿仅有王叔叔的这一篇，我对他衷心的道一声谢谢。

通过网络，我很高兴地看到王裕昆叔叔身体还比较健朗。去年国庆70周年，王叔叔作为主角出现在云南财经大学《我与祖国》专题座谈交流会上。

祝王裕昆叔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王裕昆（2019年6月在云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