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永丰场部（二）

大唐贵人

　　在永丰农场我曾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吃过“瓜菜代”的苦，家庭贫困而辍学的无奈；

那时家境贫寒，我年迈的老父亲月工资收入32元钱，艰难的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1963年7月我考上了花园前卫中学，要去花园农场上学，每个月的费用（含学杂费）8元钱就够，可家里拿不出。为此我的班主任韩家荣老师还亲自到家里（因我在班级里学习还属挺好）询访，看到我家确实困难念不起，感到很惋惜却又爱莫能助，无奈只好辍学在家。

　　经历过走向工作岗位首次拿工资、两年后又转干的欣喜；

1963年11月23日，后南阳戚（国福）队长通知我上班，说是到三分场当通讯员，并带我到三分场去报到。这算是突如其来的惊喜吧。通讯员也算是重要岗位，不是谁想当就能当得上，因为我是农场基本工人子弟，家庭成分贫农，政治要求是合格的。心想既然上不了学了，上班也行。那时我才虚15岁，个子很小，身高也就1.5米。戚队长带我去报到，接待我们的是分场政工干事娄（显文）干事，经交代一番，从那天起我就正式上班了。

当时家里确实穷，布票不够用，上班时老母亲给我拿了一床被，一个枕头，没有褥子，就算是全部行头。当我第一个月拿到18元的工资时，别提多高兴了，看着钱都不相信我也能挣钱了，能帮家里一把了。

两三个月后，给我工资正式定为24元。做了13个月通讯员，于1965年初把我调到场部财务科当出纳员，进了机关。1965年10月份，经省公安厅政治部批准，转为正式干部。定为办事员，月工资27.5元，行政28级。

　　经历过“文革”中的“批斗当权派”、“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深挖阶级敌人”、“抓革命促生产”、“忠字化”、“大联合”、“革命大批判”、“公物还家”、“反击右倾翻案风”……各项运动：

永丰农场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是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1967年1月份开始的。

当时在场部成立了“112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两大造反组织，随即对农场领导夺了权。当权派（场领导和科室长）都靠边站。我当时参加的是“112红色造反团”。经常大会批判的当权派是张俊三（永丰劳改支队政委）、唐子坤（永丰劳改支队支队长），有时批判大会过后，还有机关科室长陪同，戴上高帽子一同游街。

破四旧针对的是禁书不许看，人手必备一册毛主席语录。禁歌不许唱，唱的是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唱遍了各种会议、活动，唱遍了全场上下。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深挖阶级敌人运动更为严肃激烈。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专门负责深挖阶级敌人的斗争。震惊全场的“HXH事件”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

抓革命促生产，提出的口号是“夜间闹革命白天促生产”！我当时在机关财务科当出纳员，我的印象是1967年全年，机关各科室留一人值守外，全部参加一线生产劳动大会战，从春种、夏管到秋收，从水田整地、拔草到收割，从大田铲地到收割小麦，几乎每个生产环节，每个分场都去过。晚上是学习会、批判会，每天如此，最早也是10点钟以后才结束。那时人人都干劲十足，确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从无怨言、牢骚怪话，用现在的话描述就是满满的正能量。那时思想单纯，我的想法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争当革命左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记得1967年获得了有史以来的农业大丰收，创粮豆总产最高纪录，全场经营亏损17万元，也是有史以来亏损最少的一年。

1967年10月份后，各造反组织实现了“大联合”，1968年5月份成立了“永丰农场革命委员会”。

至于“公物还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我已经调到分场工作了。

经历过1968知青下乡来农场，朝夕相处，建立友情，和1978年知青大批回城的全过程；

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下，永丰农场于1968年9月28日，接受了第一批哈尔滨下乡到永丰的3个知青连队，一、二连是男知青连队，安置在二分场，三连是女知青连队，安置在农场机关大楼居住。之后的1969年春开始又接收了大批量的上海、哈尔滨、天津知青连队，直到1970年上半年，还有零星的知青（含北安知青）下乡到农场。农场的各个分场、单位，都有知青进入，总共接收成建制的知青连队17个，总人数约2270多人。

2200多知青是农场职工总数的3倍多，彻底改变了农场职工年龄、文化和技能结构的构成，诚然农场也就把重点转移到以知青工作为中心上来，为适应工作需求，在农场政治处下设了“知青办”。

知青的到来为农场增添了新鲜血液，他们年轻有文化，富有青春活力，有干劲、闯劲，实践雄辩地证明了知青群体对农场的建设发展，观念更新，思想文化的升华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在机关当出纳员时，是由我为3连知青每月发放工资。因为工资表由我做，全连清一色的每人32元，装好工资袋，发放到每人手中，所以3连知青的名字基本上耳熟能详，毕竟100多人，有时名字和本人也对不上号。像连干部王秀玲、李凤至，管理员李家琴，徐慧铮、展力，刘艳芳、于厚香，谷秀芳、郑熙敏…… 印象都很深。

1970年我调到五分场做政工干事，后改做文书。3年期间接触到了上海9连，天津14连，哈尔滨5连，更多地熟悉了知青朋友。直接的工作交往交流，如天津连队的孙巨禄、刘世敏、汪大菊、师大宏……哈尔滨连队的荣大伟、宋迎新、王桂珍，刘卓、李丽萍……上海连队的张美丽、沈小贞、院祖洪、奚秀敏、高建岗……同他们建立了工作友谊和个人感情。

1973年我又调到南阳当会计。五年半会计期间，七任出纳员都是知青。和他们朝夕相处，配合默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他们都是经组织领导精心选拔任用的，人才优秀，素质过硬，胜任工作。他们是于厚香、洪毅、刘秀梅、赵维、李丽筠、王蕴芬，刘艳芳。在都很优秀的基础上，更胜一筹的是于、洪、王三位。工作紧密接触的还有3任统计杨同斌、于得宁和刘俊杰，这也都是南开学子素质过硬。

时至1978年，知青开始返城，年底达到高峰，绝大多数都离开了农场。我就在这年11月末被调到农场机关计财科，接替秦广书的计划统计，直至1984年做了五年半的计划统计工作。

知青们在农场10年，正像原永丰农场革委会副主任张硕发所评价的：“……广大知青成为了屯垦戍边的生力军，成了沟通交流城乡文明的媒体。他们和农场的老职工一起为建设新永丰而奠基，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孕育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2200多名知青把自己的宝贵青春献给了永丰大地，多名知青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永丰大地。同时在极其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广大知青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培养了坚韧的意志；提高了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对知青们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仿佛又看到当年冒酷暑，战严寒，临风沐雨，战天斗度的英姿；又看到春种秋收，积肥送粪大会战的旗帜猎猎飘扬；又看到知青们用身体筑成人堤，拦挡讷谟尔河滔滔洪水的动人场面；又看到不幸殉职的天津知青许建军、杨学礼那稚气憨厚的面庞；又看到上海知青付国资为追捕逃犯，毅然跃入刚刚开冻的冰水激流；又看到上海知青孙国平在烈火中奋不顾身抢运国家财产的身影；又看到知青大返城时与永丰父老乡亲难割深情、含泪相别的情景……”。

原永丰监狱政委马云浦深情地说：“曾经在永丰生活奋斗过的知青所熟悉的永丰农场会永远张开双臂欢迎曾在这里留下青春脚步的一代亲人，永丰就是你们永远的第二故乡，永丰永远记得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