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生活

一枝梅

　　1971年，那个年月的高中招生首先要通过生产队推荐，再经过考试，才能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年初，我和大妹妹一并拿到了焦作八中的录取通知书。文革时期我复课一年，妹妹跳了一级，我俩就成了同级的高中生。

当时，我们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考上了高中，担心的是家里穷怕负担不起两个高中生。家里姊妹有五个学生，生活困难，我的父母虽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二老认识到孩子们只有读书才是出路。毅然决定让我俩一起读高中。

　　八中离我们家十五六里，翻山越岭崎岖不平的路程，只有住校。家里穷我和妹妹拿了一床铺盖，连枕头都没有。枕头是几块砖头摆成的。一个大寝室住一二十个同学，条件非常艰苦。夏天的一个夜晚，由于宿舍潮湿，早上起床妹妹的身子下面竟然有一只蝎子，把妹妹吓得不轻。

每次周日下午从家里带一点白面，很多玉米面换成粮票，够我俩吃六天。奶奶给我们做点玉米面酸菜窝窝头和一些红薯当干粮，一大瓶咸菜或酸菜就是我们一周早晚的菜。知道家里困难，我俩每顿饭都是省着吃，放学盼着开饭，开饭了拿着带的干粮咸菜，只打一碗稀糊涂，偶尔买个白面馒头，我都给妹妹吃。由于生活太贫苦，妹妹到快毕业时就放弃了学业，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我俩每人四元钱的助学金，八元钱除了我俩伙食费，还要省下几元给家里买点东西，那时我虽然人在学校，但心里总是放不下父母和奶奶姥姥。觉得她们为了供我们读书起早贪黑，受苦受累实在于心不忍，每周三下午放学我都要回家看看她们。清楚的记得那天很冷，路上有冰很滑，天快黑了，我归心似箭急着赶路，在一块大石头上滑倒了，狠狠摔了一跤，疼得我呲牙咧嘴两眼生泪，二十多天了屁股上还有一片黑青。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英语老师郭久奇，他是北京人，名牌大学毕业，业务能力很强。一米七多的个头，一条腿有点瘸。据说他出身不好是个右派，跳楼把腿摔坏了，才来到山区的学校教书。他习惯戴一顶鸭舌帽，肤色很白，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每一节课前，他的习惯动作就是先取下帽子，举起右手，舌头舔一圈嘴唇。然后第一句话就是：“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那个年代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考试全是开卷。大家都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尽管郭老师英语课讲得出众，真正用心学习的却寥寥无几。

我的班主任老师李正邦四十多岁，个子有点低，性格温和，对同学们很好。李老师妻子不在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女的，学习成绩不错。由于她常出入李老师的宿舍，帮老师做点事，拆洗被子什么的，还遭到一些同学的流言蜚语。

　　李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记得高二秋季开学，我生理期头有点疼，加上秋收家里很忙，母亲又怀上了小弟弟，我实在不忍心离开家，就想帮父母在家里干点活。父母劝说我去上学，我就说头疼不去。他们劝我无效就只好作罢。结果我没有请假，开学第二个星期才去上学。李老师问及原因我却低头无语，老师不让我进教室去宿舍反省。我气得只哭，还不吃饭。一天没有进教室，第二天老师让同学做我的工作才进教室上课。那时只想到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能不让上课，学生被停课是最痛苦的事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从教36年从没有停过任何学生一节课。现在想起来，很对不住班主任，自己的做法实在不妥。我还认为自己成绩不错补补课就行了。本来发展我入团，就因为这次没按时到校，班长提出再考察考察，我的团员也泡汤了。

虽然那年月学生大部分是混文凭，但我脑子比较聪明，学习也很努力，每次开卷考试拿着答案找不到的大有人在，可我很快就能找到。好多同学怕上作文课，但每次作文我从不打草稿，多次被老师当做范文在班里宣读。

李老师知识渊博，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记得他曾做过市里一节公开课. 是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至今还记忆犹新。虽然李老师已不在人世了，但他的精神人格还不断激励我们前行。

　　物理老师姓刘，不记得他名字了。我物理考了个第一，他竟然用我不按时到校那件事讽刺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作为教师真不应该抓住学生的小辫子不放。这件事过后，我勤奋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高中，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成为我家乡小山村的第一个女高中毕业生。正是这不平凡的高中生活，奠定了我走上讲台的坚实基础。

　　我1973年高中毕业，至今已经47年了。学校和同学们都换了容颜，老师有的走了，有的不知下落，但我还深深怀念那两年的高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