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胜利村的那些故事（二十三）

吴卫平

岁月纵然无情地流逝，有些人，有些事，却永远埋在了心底。 宋梅，我们相识在黑龙江插队的农村，她所在的村子离公社不远，我们去公社都会在她那个村歇歇力，要口水喝，有时赶上吃午饭，也能吃上一碗大碴子饭。队上十几个知青都是女生，在一起叽叽喳喳，一色的棉袄棉裤，所以难得去一次也分不清谁是谁。 认识宋梅，纯属偶然。一次去公社办事，在村口路边捡到一份从杭州发给宋梅的包裹单。我赶紧进村找到宋梅，她接过包裹单，没说谢谢，却急忙就拽着我的衣角，一起去了公社邮电所。取出包裹，她即用牙齿咬掉缝线，两手用力一扯，把包裹外层的布撕开，随手抽出一包笋干菜和两根香肠塞到我的手里。 我有点尴尬但也激动，在北大荒生活两年，这也许是得到的最奢侈的犒赏。她不当回事的说：有福同享，算是我的老爸慰问知青罢了。 　　1970年，收割完小麦后，公社召开了知青大会，会上成立了知青文艺宣传队。宋梅上台演唱了京剧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的选段，还边拉手风琴边唱苏联民歌，我们都为宋梅和宣传队的精彩演出喝彩叫好。 知青会议后不久，我在村里当上了代课老师。 深秋，收割大豆的季节，学校放假，让孩子们下地拣散落的豆荚，这天，我在家给其他知青做饭。已过晌午，我在院子的旮旯猫着腰整理柴草垛。突然，一双冰凉的手轻轻地蒙住我的眼睛，然后就是爽朗略有沙哑的“咯咯”笑声。回头，见是宋梅，我像似在异乡遇见了亲人一般，高兴地几乎蹦了起来，拍拍还脏着的手，主动握住了宋梅的双手。 宋梅是来联系宣传队下村演出的事，一路上走了四个多小时。天气虽然很冷，额头上还是渗出点点汗迹。我赶紧烧热水让她洗洗脸，又忙着给她整点吃的。说是接待客人，也就是烙俩苞米饼和熬碗小米粥，切点腌渍疙瘩当小菜。宋梅饿了，呼啦啦就把两碗小米粥灌进肚子里。 。 　　宋梅善于言谈，她告诉我说，爸爸是军人，她从小就寄读在学校，一直到文革停课才回家，后来就来了黑龙江。她看见我的枕头边，摆着《青春之歌》和《牛虻》等书。她夸奖说：喜欢看书，以后会有出息。我说，邻居被抄家时扔的，我捡了，来黑龙江就带上了。我们还一起谈论《牛虻》中的亚瑟·勃尔顿的坎坷和坚强，还赞叹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的爱情。我当时突然想，如果能和宋梅那样知性的女孩子经常在一起聊聊天该多好。 宋梅第二天搭生产队的马车回公社，临走前，她突然发现我的棉袄袖子有一个口子露出了棉絮，就从包里拿出针线，她蹲下身子，然后一针一线，把口子缝补上。顿时，我感觉一股子似苦似甜的热流从心口往上涌，堵住了嗓子眼。临别，我连一声“再见”也没说。 　　“三九”寒冬到了，雪下得特别大，三天两头刮“大烟炮”。六七级的大风裹住雪花在狂野中漫天飞扬，隔着几步路就啥也瞧不见。这样的天，没法干活，乡亲们就聚在马号里，围着燃烧着松木柈子的大炉子闲扯。一些年轻人就跟着广播喇叭学唱毛主席语录歌，或来句“二人转”。这时候，有人突然想起公社的宣传队咋还没来，队长说，这鬼天气出门撒尿都难，宣传队都是南方人，能来吗？早些日子，宋梅曾经给我写来一封信，让我转告生产队长，宣传队中几个主要演员突然回杭州了，来队演出的事暂时搁一下。队长听后很爽快的说：这鸡毛小屁事，没啥。 对我来说看不看文艺演出也没啥，可是，自打上次和宋梅分开后，我的眼里就老是躲不开宋梅：扎两条小辫子，圆鼓鼓的脸蛋一笑出俩小窝，说话虽有些沙哑但感觉有丝丝甜意。心里想着宋梅，心里七上八下，想事儿出神做事儿出错。收到宋梅的信后也想着回信，但说点啥也没个主意。现在，我想就借演出的事代表队长给宋梅写个信。 我写信说：“宣传队不能来演出，贫下中农社员们心里都很难受，地头干活，歇晌闲聊，唠嗑最多的就是宣传队啥时能来？在乐趣荡无的年代，又是远离城市的穷乡僻野，老乡们都在等待着一次精神的享受”。最后，加上一句：“我代表队长和乡亲们，想你！”信送走了，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久久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也落地了。 　　听老乡们说，1970年的冬天比往年寒冷。鹅毛大雪几乎每天飘扬在天空，大烟炮还隔三差五在狂野中疯狂叫嚣。知青们受不了这刺骨的寒冷，年前都回杭州了，知青屋只剩下我一人。给宋梅发出信后老不见消息，我想，快过年了，宋梅也许已经在杭州的家中享受温暖了。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老乡们很讲究。冬天日头低，早上，一杆子高的太阳光落在茫茫雪野上，满大地是一片晶莹透彻，一阵子北风吹拂而过，卷起片片雪花，在阳光的映射下，如天使白色羽毛的翅膀在空中挥撒，飘飘洒洒，纷纷扬扬。那是天公给人间的祝福，是预祝来年的丰收和吉祥。 每年的这一天，生产队都会杀两头猪，磨几盘豆腐，然后挨家挨个分配，我一个人也能分到些猪肉和干豆腐。下午，队长早早地吆喝收工，让大家回家忙乎祭灶的事。日头没落，我已经煮烂了猪肉，炒了几个老乡送的鸡蛋，加上凉拌干豆腐丝，茅草屋里飘旋着久违的让人馋嘴的香味。我还在小碗里倒了点白酒。一个人，一碗酒，望着悬挂在空中的月亮，来了诗意：“难得吃回肉，再添一碗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滴酒化作泪，望穿无踪影。孤身醉炕台，醒来愁更愁”。默默地独酌独吟，一个人静悄悄地过节。 　　突然，外屋的门被猛推开，呼啦卷进一股西北风，随后，宋梅是跳着进了屋里。宋梅身上背一个手风琴，手里提一个装的鼓鼓的大包，斜腰还挎着个军用书包。宋梅一边拍打身上的雪花，一边大声说：“我来了！”宋梅见炕桌上摆了那么丰盛的菜肴，丝毫不客气，用手抓了块肉就塞进嘴里说：可把我冻坏了。 宋梅告诉我说，宣传队好几个知青的父母原来是“走资派”，国庆前后陆续被“解放”亮相，所以把在北大荒的子女们都叫回家了。她看了我的信后觉得对不起老乡，宣传队不能来演出，一个人也要给老乡们演出，所以平时就抓紧练练。今天天气还好，正好有顺道车，就赶来了。 队长听说宋梅是特意赶来给社员们演出的，那高兴得可来劲了，蹦地从炕上跳下来，把碗里的酒一股脑儿倒进了嘴里，抹抹嘴上的油腻，带着浓浓的酒气，趿拉上鞋就推门而出。他急匆匆地敲响了马号前的钟声，然后挨家挨户叫嚷：“公社来演出了”！就一袋烟工夫，全村子的乡亲们借着月光，蹭着雪地，扶老携幼，带着凳子，抽着自卷的烟叶，磕着热乎的葵花籽，把百十平米的马号挤得满满的。队长让人在屋中间的磨盘上固定了几块大松板当作演出舞台，马号的各个角落都挂上了柴油灯。我插队来生产队，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热闹和隆重的场景。 　　临去马号前，宋梅给我一张小纸头说：这是节目单，今天请你做个报幕员。我欣然接受了这光荣的任务。队长帮着把宋梅扶上磨台，然后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他“嗯嗯”干咳两声，算是清清嗓子,接着就大声叫喊道：今个儿俺高兴，请来杭州的宋姑娘给大家演出，大家欢迎！没等队长说完，随后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起先，我报一个，宋梅唱一个，唱了李铁梅又演小常宝……。 七十年代初，城市中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革命样板戏的唱段，但是在偏远的乡村，老乡们还是第一次看着一个活生生的角色在台上边演边唱。有些年轻人能哼上几句，就跟着一起唱上了。唱完了京剧，宋梅背上手风琴，唱开了苏联民歌，我在台下也帮着和她一起哼。大多数人还没见过手风琴这玩意儿，居然能捣鼓出那么好听的声音。宋梅唱的起劲，乡亲们听得认真，喝彩声、鼓掌声，一阵接一阵，还不停地叫喊：再来一个，一二三，快快快。 　　连续唱了两个多小时，宋梅的脸颊上已经挂上了闪亮亮的汗珠。我赶紧和队长说，该完事了，小宋也累了呀。队长很通情达理，一个跨步就跳上演出台说：明天早起早干活，晚上回屋老爷儿们和老娘们该干啥还得干点啥，俺们大伙儿来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宋梅的指挥下，在乱哄哄不着调的大合唱中，宋梅的演出，应该说是宋梅的“个人演唱会”结束了。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杭州曾经举办无数次歌手演唱会，我一次没参加。如果要记载中国个人演唱会的历史，杭州知青宋梅在北大荒胜利村马号的那次个人演唱会可以堪称经典，已经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那时候没有“粉丝”的说法，第二天开始，无论在地头干活，还是女人们凑堆闲聊，宋梅成了大家嘴里搁不住的话题。宋梅的演唱在胜利村久久余音袅绕、后味不绝。 　　晚上，寒冷的茅草屋只剩下我和宋梅俩。宋梅今晚只能在这里过夜。在北大荒的冬天，因为寒冷，为了节约烧炉子的柴火，我们男女知青都睡在一个屋，男生睡南炕，女生睡北炕。这回，北炕正空着。宋梅似乎不加思考地对我说：我也睡南炕吧，队长送来的铺盖你用，你的铺盖挪炕梢我用。 突然，她问我还有酒吗？我赶紧把原来摆炕桌上还没有吃完的菜放锅里，塞一把柴草热了一下。然后，拿出一罐子白酒。宋梅就在两个碗里各倒了点酒，自己先咪了一口。宋梅不会喝酒，喝一口就连连的呛，但她却连连喝了几口酒，然后拍着胸脯连续大声的呛，但不说话。我感觉她好像有啥事。一会儿，她一手举碗齐眉，一手拉拉我，示意要碰杯，我也赶紧举起酒碗，她说：“为我们的知青友谊干杯！” 接着，宋梅告诉我，她父亲调到北京的总参工作，她由内部招兵要去北京，明天一早公社人武部会来车接她。 当时在我们公社走内部招兵的知青不少。这样的事也不会影响我们百姓家孩子的情绪。和宋梅也没见上几次，也不曾有啥亲近的关系，但突然听说她明天就要走，而且不再回来。这消息像一棍子突然敲在我头上，然后有团棉花塞住了心口，一下子闷得慌。我走到屋外，在草垛上抓了一把雪，使劲抹在脸上，让自己有些清醒。 　　当年，我十八岁，已经懂得些男人和女人的事。自从认识宋梅后，确实是长了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因为难得见次面，也没有那种痴痴的相思。现在，似乎有一种清清楚楚的“爱”突然降临。然而，刹那间，这爱就将烟消云散。如果宋梅依然留在北大荒，我会默默地恋着她，而现在她要走了，我发现自己竟然如此难受，这分明是一个男人永久孤独的爱，刚刚被点燃的火焰照亮，即刻熄灭了，又将开始漫长的黑暗。冰冷的雪团让我稍稍恢复了清醒，我回到里屋举起酒碗，故作高兴地说：“为即将展翅的凤凰干杯！”说完就猛地把碗里白酒都倒进嘴里。宋梅也察觉到我的变化，没说啥，只是走进我身旁轻轻地说：休息吧，我们还会见面的。宋梅睡炕梢，我睡炕头，中间放着一张炕桌，桌上的油灯仍然点着。 这晚，我没有入睡，宋梅也时而辗转反侧，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凌晨，我早早起来，用队上分给我大年三十包饺子吃的白面，搁上厚厚的油在锅里烙了几个油饼，又熬了小米粥。宋梅知道我把留着过年吃的白面为她做了油饼，就责怪说：我以后不缺吃的，你日子还长，油饼就留着自己吃，她只喝了小米粥。吃完早饭还早，在等车的功夫，她帮我把屋里屋外整理一番。一会儿，她突然对我说：你能送我个什么礼物吗？我想了想，找出一本平时在记笔记的小本子，然后翻到最后一页，思考了一下，写上：“即使到了生活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也要找出活法活下去，生命总会有用处的。”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言。我把那句话连着小本子一起送给了宋梅。宋梅拿过我在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扉页上写到：“应该笑着面对生活，不管一切如何。” 宋梅走了，军用吉普车一溜烟就无影踪了。我回到屋里，发现在我的枕头边放着四张五元的钱，还有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别忘记我们的昨天！”我一直在等宋梅的信，但是没有。慢慢地，也就淡忘了。 一九九九年，在杭州知青插队富锦的三十周年聚会上，我没有看见宋梅。我鼓足勇气去打听宋梅的消息，宋梅当年的队友告诉我：宋梅在参军后不久被派往西藏执行公务，不幸遇车祸以身殉职。 　　待续 部分照片敬请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