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胜利村的那些故事 (十八)

吴卫平

　　1969年的冬天，知青们大多赶在年前跑回了杭州的家。转眼就是1970年阳春二月，西湖岸边，杨柳新芽催绿，桃花含苞欲开，可是，已经是黑龙江的插队知青，在杭州也没有了户口，就像西湖里的浮萍，没有根，西湖边的春色再好也没有味了。

那年代，国家对所有食品实行配给制，按户口发放供应票证。杭州市区居民每人每月可凭票购买荤菜（肉、禽、蛋）2市两，水产1.5市斤，豆制品7张，食糖2市两，火柴一小盒，粮食24市斤，煤球（3人户120市斤）。没有杭州居民户口，什么票也没有了。平时和家里人一起喝稀粥吃杂粮，一日三餐并两餐。做菜没有油，也吃不到猪肉，所以胃里空荡荡的干涩和难受。

想回胜利村，需要路费。年前回家是扒火车逃票的，身边就揣几个苞米饼，也没有行李。现在回去，家里总要设法带上些吃的和用的。 我比别人还多个小皮箱和一床被褥。

初去黑龙江只带两个纸箱，都破了；一个被窝因为炕塌陷，被火苗烧了很大一个洞。

村里的领导知道我们都要回家，给我们每人邮寄80元钱，（麦收后曾给我们预支30元钱，加上这80元，算是我们下乡头一年的辛苦所得。）

三月的中旬，我们十多位知青背上棉袄棉裤和棉大衣，用一条扁担挑着，结伴回胜利村而去。

　　我们乘坐的是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列车，准备在济南换乘去三棵树的192次列车（哈尔滨西站），当时这两趟车回东北是最方便的，到哈尔滨之后，就可以找好几辆车去福利屯。

早年的列车运行很不正常，说停就停，火车晚点经常按小时甚至论天计算，从杭州到济南就晚点十几个小时。

济南下车后是晚上11点，发现车站挤满了等候候列车的人，拖儿带女，肩扛手提，大包小包的，见了进站的列车就疯狂的往车门处拥挤。

为了在始发站找到座位，我和另两个男生，沿铁轨去找那趟凌晨从济南发往三棵树的列车。

192次列车就停靠在离站台不远的备行站台上。列车的尾车有一股呛人的浓烟夺窗而出，车上有一名男列车员在生火烧水做杂事。我们上前去，发现他和我们一般大年龄，先递上一支烟，然后把一盒大前门香烟塞进他工作衣口袋。那人没说啥就领我们上车，让我们坐最后两排座位。我们也知道列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后排座位通常是不售票的。就这样，我们稳稳的坐上了济南至三棵树的列车。

车厢里人挤人，厕所、过道，座位下和行李架上，只要能容纳人的地方，没有一丝可以喘息的隙缝。列车员的任务就是每到一个车站去开门和关门，等车厢挤满了人，列车员也被压在乘务室出不来，列车的门无法开，旅客只能从高高的窗口攀爬进出。

　　两天后，当我们在哈尔滨车站下车时，每个人想到的第一桩事情就是找厕所。

哈尔滨到佳木斯，再到福利屯，这段旅程就轻松多了。黑龙江的铁路是全国最发达的。仅黑龙江一个省就有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个铁路局的建制，而在我们华东地区那么多的省市也就一个上海铁路局。从哈尔滨过去，我们登上一班临时加班棚车，没有座位，旅客席地而坐。破车厢四面透风，但车厢中间有一个大油桶改成的炉子，我们上车后，把车厢角落里劈好的松材柈子塞进烧的通红通红的炉膛，在灼热的混浊中，大家倒地就睡。

就这样，我们在恍恍惚惚中回到了富锦。

　　富锦到兴隆的班车隔天才有，我们决定走回去。

富锦县城出来的公路两边，草甸子依然被灰白的冰雪掩盖着，时而，刮过一阵大风，卷起草丛里凝聚成晶莹的雪片，高高扬起在空中，然后，打在脸上；公路上的司机开快车，路边有人视而不见，硬是把车辙沟中的雪水泥浆往两边喷溅，让行人无法躲避。

下午过四点，天就蒙蒙黑，一路上没有点亮的路灯。那天，正好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漆黑一片。路上卡车驶过留下一刹那的车灯、竟然成了茫茫黑夜中的一线希望。在这个陌生的黑夜中，大家空着肚子，用干涩的嗓子喊着、叫着、吼着：“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那遥远的前方”，让心底的莫名怨恨在寂静的原野尽情发泄。

　　晚上7点多，我们看见了前面成片的灯光，那是七星农场，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人，也有穿着黄棉袄裤的知青。也有斜挎着钢枪巡逻的，用警惕的眼光审视着我们。

同行一知青从包里拿出一把闪着亮光的匕首，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格外耀眼，他朝着巡逻者的背影说：去你马拉个吧子，背个没子弹的烧火棍，穷得瑟个鸡巴。然后，把匕首使劲的插入一个午餐肉罐头。

路边有一幢幢红砖瓦平房，屋顶都有一支歪歪扭扭的黑烟。一溜平房墙边竖一块木牌，写着“招待所”。进去，见东屋的门帘上写着一个“男”，西屋的门帘上写个“女”。两屋中间栏一圈简易柜子，边上是一个大铁炉子，炉子内烈烈闪闪的火焰钻进一个白铁皮管子，然后通向东西两屋。桌子的后面有一口大水缸，地上搁着几个白脸盘，瞅着是脏兮兮的，那是给住店旅客洗涮用的。

掀开帘子，往里张望，屋内南北各是长长的一溜炕、炕头码着高高的一摞被褥。南北炕上已经零零落落的睡着几个人，从喉咙中发出杂乱沉闷的呼噜噜鼾声，鼾声中掺合着浓浓的酒臭和大葱味，在屋里缭绕，随着拉开的帘子，往外涌来。几个女生用手塞耳朵、捂鼻子、捂嘴巴，锁眉头。这个夜深幽静的晚上，我们别无选择。

　　 招待所内值班的是两个穿黄棉袄的女青年，严肃的问：哪里来的，拿介绍信。这可把我们难住了，插队的知青，从杭州探亲回乡，哪来的介绍信啊！那两人见我们相互张望，没有介绍信，就不让我们呆在屋子里。这下可把我们搞懵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夜三更了，让我们上哪里去？

限于为难之中，我们队上的扁头，突然挤到前面，高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大声地喊到：我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并把毛主席语录递上前去，说：这就是我们的介绍信！不知谁起了个头，大家同声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官样的男子，他做了个挥挥手示意放行动作。算是允许我们住下。已经十分疲沓的身子，总算从紧张和焦虑中放下心来。

坐了几天的火车，又负重走了大半天的路，我们什么也不用讲究了，也懒得去用那个肮脏的盆子洗脸洗脚了，大家从缸里舀一瓢水，涮一下手，擦一把脸，倒在炕上，脱下棉袄盖住脑袋。不一会儿，呼啦啦吐气的梦魇和刚才还嫌作是噪音的鼾声，组成了一支杂乱的交响乐。

　　也不知睡了多少时间，我们一个个被猛地推醒，睁眼看见站着十几个握枪的人。有人叫道：杭州的，都起来。带上你们的行李，排好队出去。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在钢枪的威逼下，带着行李被押着走进寒冷的黑夜。

在一间小屋，没有烧炉子，七个女生蜷缩在角落里。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出来，冷不丁在一个冰凉的房间内，面前又被黑洞洞的枪指着，大家都禁不住哆嗦。 “唱吧，你们不是要下定决心去牺牲吗？”说话的正是晚上那个当官的。“你们这些狗崽子，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想跑苏修老毛子那里叛国投敌”。他连珠炮似的发出一连串的责问，让我们刹那间坠入雾里云里。

在我们的行李箱和书包里，被搜出了敌敌畏和匕首，还有杭州小核桃等。离开杭州前，我们各自都准备了一瓶“敌敌畏”，是用来对付臭虫和跳蚤的。那男人说：你们投敌叛国不成就想一起自杀！有一位知青带一只照相机，被怀疑拍了什么机密材料，七十年代初，能随身携带照相机，一定是有问题的；还有，我们带了些杭州的山核桃，这一粒粒黑黜黜硬绷绷的小东西，也成了说不清的罪证，我们百般辩白也无法说清。

　　就这样，我们十四个人，被关押在里外两间屋子，站着或蹲着，一直熬到天亮。

早晨，大约有八点多了，小屋的门被打开，进来一个三十多岁带眼镜的女人，她很轻松的对我们说，你们的身份搞清楚了，可以走了。说着她让人把一大包“罪证”还给我们。山核桃，敌敌畏等物品还在，照相机和匕首被没收了。

我们走出小屋，太阳已经高高地爬上了白桦树顶，从树梢上泻下的阳光闪耀着一片银色的碎片，撒在我们脚下那片还在沉睡的黑土地上，也笼罩着身后那个低矮的小木屋。然而，温暖和谐的阳光并没有振作我们的精神，经历了四天四夜的旅途，我们都累了都困了！我们需要的是黑暗，因为只有在黑夜中，才能让我们不知不觉中带着尚是孩提的羞涩进入一个属于自己的梦。

离胜利村还要走长长的路，一路上还有泥泞和坎坷，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不停地往前走，因为前方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