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北大荒知青的故事 (十七) 归队

2020.11.17 阅读 758

  下乡的第一个冬天,知青们大多赶在年前跑回了杭州的家。转眼就是1970年阳春二月,西湖岸边,杨柳新芽催绿,桃花含苞欲开,可是,没有了户口的知青们,像西湖里的浮萍,没有根。哪有心情留恋和享受湖光山色的春光。      

 那年代,国家对所有食品实行配给制,按户口发放供应票证。杭州市区居民每人每月可凭票购买荤菜(肉、禽、蛋)2市两,水产1.5市斤,豆制品7张,食糖2市两,火柴一小盒,粮食24市斤,煤球(3人户120市斤)。没有了户口,什么票也没有了,尤其是没有粮票,平时和家里人一起喝稀粥吃杂粮,一日三餐并两餐。做菜没有油,也吃不到猪肉,所以胃里空荡荡的干涩和难受。即使是这样,政府为了及时归还欠苏联的钱,动员市民省下二两肉票。家中难得吃一回红烧肉,只分到一小块,含嘴里舍不得咽下去。        


  回去吧!三月的中旬,我们十多位知青背上棉袄棉裤和棉大衣,用一条扁担挑着结伴上路了。      

  早年的列车运行很不正常,说停就停,火车晚点经常按小时甚至论天计算,从杭州到济南就晚点十几个小时。


济南车站挤满了等候候列车的人,拖儿带女,肩扛手提,大包小包的,见了进站的列车就疯狂的往车门处拥挤。我们这一行中多数人是铁路职工子弟,平时常在铁路上混玩,在杭州出发前,就了解了始发列车的停靠位置。所以, 济南下车后,我和另两个男生,沿铁轨去找那趟凌晨从济南发往三棵树的列车。


济南到三棵树的始发列车就停靠在离站台不远的备行站台上。列车的尾车有一股呛人的浓烟夺窗而出,车上有一名男列车员在生火烧水做杂事。我们上前去,发现他和我们一般大年龄,先递上一支烟,然后把一盒大前门香烟塞进他工作衣口袋。那人没说啥就领我们上车,让我们坐最后两排座位。我们也知道列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后排座位通常是不买票的。就这样,我们稳稳的坐上了济南至三棵树的列车。

车厢里人挤人,厕所、过道,座位下和行李架上,只要能容纳人的地方,没有一丝可以喘息的隙缝。列车员的任务就是每到一个车站去开门和关门,等车厢挤满了人,列车员也被压在乘务室出不来,列车的门无法开,旅客只能从高高的窗口攀爬进出。

  两天后,当我们在哈尔滨车站下车时,每个人想到的第一桩事情就是找厕所。        


       哈尔滨到佳木斯,再到福利屯,这段旅程就轻松多了。黑龙江的铁路是全国最发达的。仅黑龙江一个省就有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个铁路局的建制,而在我们华东地区那么多的省市也就一个上海铁路局。从哈尔滨过去,我们登上一班临时加班棚车,没有座位,旅客席地而坐。破车厢四面透风,但车厢中间有一个大油桶改成的炉子,我们上车后,把车厢角落里劈好的松材柈子塞进烧的通红通红的炉膛,在灼热的混浊中,大家倒地就睡,就这样,我们在恍恍惚惚中回到了富锦。      

东北的三月天,一早和一晚依旧是冰冻,白天太阳出来后却是暖暖的。晚上的冻土,到了白天就化成泥泞 。从县城到生产队需要走100多里路。离开杭州,大家就想着多带些吃的和用的,现在几十斤重的担子压在自己的肩上,而且要一步一步的走回去,这艰辛也只有自己知道了。距离富锦县五十多里地外,和同江县的交界处有一个七星农场场部,我们算好了时间,准备到那里去过夜。

从富锦县城出来,公路两边的草甸子依然被灰白的冰雪掩盖着,时而,刮过一阵大风,把旷野草尖尖上凝聚成晶莹的雪片,高高扬起在空中,然后,打在脸上;有的司机开快车,路边有人视而不见,硬是把车辙沟中的雪水泥浆搅和成土坷垃,然后,无情的往两边喷溅。这一路,几十里地,行走几个小时,经常遇到如此遭遇,却又无法躲避。


三月的天,下午过四点就蒙蒙黑,路上也没有一个点亮的路灯。那天,正好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天和地之间漆黑一片,仅有卡车驶过留下一刹那的车灯、竟然成了茫茫黑夜中的一线希望。一干杭州知青,居然从迢迢千里之外的西湖畔,走进这陌生的黑夜中。大家空着肚子,用干涩的嗓子喊着、叫着、吼着:“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那遥远的前方”。放声嚎唱当时被禁唱的歌曲,让自己心底的莫名怨恨在寂静的原野尽情发泄。

  晚上7点多,我们看见了前面成片的灯光,走进七星农场,马路上时见来往的人,也有和我们一样穿着黄棉袄裤的知青。也有斜挎着钢枪巡逻的,从我们身边走过,用警惕的眼光审视着我们。


同行一知青从包里拿出一把闪着亮光的匕首,在昏暗的路灯下显的格外耀眼,他朝着巡逻者的背影说:去你马拉个吧子,背个没子弹的烧火棍,穷得瑟个鸡巴。然后,把匕首使劲的插入一个午餐肉罐头。


路边有一幢幢红砖瓦平房,屋顶都有一支歪歪扭扭的黑烟。一溜平房墙边竖一块木牌,写着“招待所”。进去,见东屋的门帘上写着一个“男”,西屋的门帘上写个“女”。两屋中间栏一圈简易柜子,边上是一个大铁炉子,炉子内烈烈闪闪的火焰钻进一个白铁皮管子,然后通向东西两屋。桌子的后面有一口大水缸,地上搁着几个白脸盘,瞅着是脏兮兮的,那是给住店旅客洗涮用的。


掀开帘子,往里张望,屋内两边长长的一溜炕、炕头码着高高的一摞被褥,起黑色亮光,透出一股难闻的味道。南北炕上已经零零落落的睡着几个人,从喉咙中发出杂乱沉闷的呼噜噜鼾声,鼾声中掺合着浓浓的酒臭和大蒜味,在屋里缭绕,随着拉开的帘子,往外涌来。几个女生用手塞耳朵、捂鼻子、捂嘴巴,锁眉头。这个夜深幽静的晚上,我们别无选择。



  招待所内值班的是两个穿黄棉袄的女青年,严肃的问:哪里来的,拿介绍信。这可把我们难住了,插队的知青,从杭州探亲回乡,哪来的介绍信啊!那两人见我们相互张望,没有介绍信,就不让我们呆在屋子里。这下可把我们搞懵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夜三更了,让我们上哪里去?


限于为难之中,叫扁头的知青,突然挤到前面,高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大声地喊到:我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并把毛主席语录递上前去,说:这就是我们的介绍信!不知谁起了个头,大家同声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官样的男子,他做了个挥挥手示意放行动作。算是允许我们住下。已经十分疲沓的身子,总算从紧张和焦虑中放下心来。


坐了几天的火车,又负重走了大半天的路,我们什么也不用讲究了,也懒得去用那个肮脏的盆子洗脸洗脚了,大家从缸里舀一瓢水,涮一下手,擦一把脸,倒在炕上,脱下棉袄盖住脑袋。不一会儿,呼啦啦吐气的梦魇和刚才还嫌作是噪音的鼾声,组成了一支杂乱的交响乐。

  也不知睡了多少时间,我们一个个被猛地推醒,睁眼看见站着十几个握枪的人。有人叫道:杭州的,都起来。带上你们的行李,排好队出去。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在钢枪的威逼下,带着行李被押着走进。寒冷的黑夜。


在一间小屋,没有烧炉子,七个女生蜷缩在角落里。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出来,冷不丁在一个冰凉的房间内,面前又被黑洞洞的枪指着,大家都禁不住哆嗦。 “唱吧,你们不是要下定决心去牺牲吗?”说话的正是晚上那个当官的。“你们这些狗崽子,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想跑苏修老毛子那里叛国投敌”。他连珠炮似的发出一连串的责问,让我们刹那间坠入雾里云里。


在我们的行李箱和书包里,被搜出了敌敌畏和匕首,还有杭州小核桃等。离开杭州前,我们各自都准备了一瓶“敌敌畏”,是用来对付臭虫和跳蚤的。那男人说:你们投敌叛国不成就想一起自杀,没门!有一位知青带一只照相机,被怀疑拍了什么机密材料,七十年代初,能随身携带照相机,一定是有问题的;还有,我们带了些杭州的山核桃,这一粒粒黑黜黜硬绷绷的小东西,也成了说不清的罪证,我们百般辩白也无法说清。


  就这样,我们十四个人,被关押在里外两间屋子,站着或蹲着,一直熬到天亮。


早晨,大约有八点多了,小屋的门被打开,进来一个三十多岁带眼镜的女人,她很轻松的对我们说,你们的身份搞清楚了,可以走了。说着她让人把一大包“罪证”还给我们。山核桃,敌敌畏等物品还在,照相机和匕首被没收了。


我们走出小屋,太阳已经高高地爬上了白桦树顶,从树梢上泻下的阳光闪耀着一片银色的碎片,撒在我们脚下那片还在沉睡的黑土地上,也笼罩着身后那个低矮的小木屋。然而,温暖和谐的阳光并没有振作我们的精神,经历了四天四夜的旅途,我们都累了都困了!我们需要的是黑暗,因为只有在黑夜中,才能让我们不知不觉中带着尚是孩提的羞涩进入一个属于自己的梦。


前面还有长长的路,还有泥泞和坎坷,我们依然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不停地往前走,因为前方有一个属于我们知青的家。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