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梧桐（上篇）

谦克

(一) 十月金秋，秋叶铄铄，又一个金色的晚秋。 每年的这个时候，只要在上海，我总喜欢踏着碎叶，从复兴路走到思南路，从思南路走到茂名路，再从茂名路走到陕西路。我走过了名门望族的家，走过了昔日恩师的家，又走过了同窗挚友的家。法国梧桐金色的枝蔓遮蔽了蔚蓝的天空，秋叶落了，腾出了天的空隙，于是，树的苍穹织出了一片金黄和蔚蓝的斑驳。从树叶的空隙中漏出来的金缕，含着橘黄，含着钴蓝，又含着暖绿。抬起头来，叶穹上的金箔竟映出了巴塞罗那"圣家堂"无与伦比的彩玻。 "圣家堂"是西班牙最伟大的建筑大师高迪的创世纪杰作。洋洋洒洒一百三十余年，至今还是个待竣的轮廓。尽管如此，全世界的旅游者却已纷至沓来，就我而言，去了两次：第一次仅看了个建筑中的外表，第二次才深入其间，真正领略了夕阳缀出的金黄色的天国。时间久了，当年的印象磨去了棱角，只觉得射进玫瑰花窗的彩光骤然间扫荡了"圣家堂"固有的庄严和肃穆。 又走近了初中美术老师邹先生的家，故人逝去，二楼阳台外枯焦的叶背依然透进了纯粹极了的光束。我记起了一篇纪念邹先生的散文《鸢尾花开》中曾有过一段赞美梧桐的话，岁月翩跹而过，今日秋叶，依旧应了我几年前的那一番雕琢： ——夕阳那暖彻心扉的橘色，透过梧桐枯焦的叶背，映现着透明之极的金黄。秋叶和秋叶的交接处，又挤进了银白的光亮，这带着光晕的亮色，一丝丝，一缕缕，由强至弱，最终消逝在枝叶交缠的浓荫中…… 我一直认为，秋日里的上海是个富蕴风情的地方，弄堂衔接着马路，马路衔接着弄堂，流连其间，一种平朴而奢侈的享受。穿了件手工编织的毛衣，让熙和的阳光透过绒线，徐徐熏燃着周身的脉穴。披着秋日的暖阳，踏着枯焦的碎叶，尽管脚步蹒跚，仍领受着暖入心扉的烤炙。自然融合着人文，人文贯通着思想，渗进了骨髓，却难以表述。 （二） 从茂名路穿到陕西路，经过了昔日同窗刘宇廉的住处。双坡屋面，清水红砖，一围蛰居着名流的老屋。海派文化是最注重名谓的，好莱坞大片进口了，率先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放映，文人们便舞文弄墨，斟酌出中西合璧的金词靓句：《Waterloo Bridge》(滑铁卢桥)被译为《魂断蓝桥》，《The Wizard of OZ》(奥兹国的魔术师)被译为《绿野仙踪》。我实在佩服上海老文人们的浪漫想象，艳情了一些，却在这些好莱坞片名中织入了"梁山伯与茱丽叶"的奥妙情趣。高档老宅少不了一个符合身价的名字，"霞飞"的冠号便应运而生。"霞飞"是东方的，它截取于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霞飞"又是西方的，它源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元帅的名谓。如果仅仅是前者，那还不至于落下过多的话柄，但它偏偏滋生于殖民的年代，与法国元帅"霞飞"同音，便沾上了躲闪不及的戾气。解放后，"霞飞路"和"霞飞坊"同时以"淮海"封号，敞亮了威名，却湮没了情怀。 五十年前的"淮海坊"隶属于豪宅，我和立公常常到宇廉家串门。零星的交流中，觅得了一个个神秘的信息，"淮海坊"藏龙卧虎，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底气：9号，著名戏剧家阳翰笙的旧居；26号，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旧居；33号，电影皇后胡蝶的旧居；59号，著名作家巴金的旧居；64号，鲁迅夫人许广平旧居；99号，著名画家徐悲鸿的旧居。名流荟萃，自是让"淮海坊"蓬荜生辉。上学的时候，宇廉从不跟我聊起这些，一是不愿粘贵人的光，二是有畏于诡谲的时势。若干年后，我和宇廉在黑龙江共居一室，聊起了"淮海坊"的陈年旧事，偶尔间宇廉吐出了一句话："若论亲疏，我家和鲁迅还有一段渊源呢。"话音刚落，便止住了口。我一阵好奇，逼着他"交代"，还用手臂扣住了他的脖子。结果当然就是没有结果，宇廉恼了，我也收住了手。宇廉就是宇廉，一股永远改不了的脾气！ （三） 茂名路与南昌路十字相交，沿着南昌路前行，便到了陕西南路。它南起于肇嘉浜路，北至于延安中路，2360米的阴翳华道，舖出了我汇入上海之后的第一波记忆。 我无数次地描述过从周庄来到上海时的那一段如梦似幻的经历。妈妈的眼里，周庄太阴晦，太闭塞，永远带不出健康、睿智的孩子。在我的记忆中，大上海的第一堂启蒙课，便是在当年的卡尔登大戏院上演的儿童剧《海石花》。聚光灯落在绛红色大幕上的金黄消褪了，舞台顶端的蓝光灯又悄悄地亮起，蓝光越染越蓝，越燃越烈，终于在舞台的纱幕上漾起了一片片钴蓝色的涟漪。一群群身着浅粉色纱裙的少女在光的漩涡里翩然起舞，满足了我对童话世界的所有想象，所有期许。 卡尔登大戏院伫立在派克路的顶端，和大名鼎鼎的国际饭店遥遥相望。尽管摩登，但还是时运不济，"大光明电影院"太响亮了，骤然间夺去了"卡尔登"的光辉。南京路与派克路丁字相交，前者光鲜夺目，后者自带着一种深藏不露的玄机。华灯初上，"大马路"(南京路的别称)酒绿灯红，它却蜗居在灯的支流中幽然发光。在"卡尔登大戏院"的身后，接踵排列着派克里、梅福里、同春坊、协和里等十来个新式里弄，形成了"万家灯火"的市井格局。妈妈似乎不太喜欢过于浓烈的烟火氛围，看完戏之后，便拉着我走开了。小孩子应该看什么，不应该看什么，妈妈自有她的标准和道理。如今，很少再有人提起派克路上的卡尔登大戏院了，"克勒"和"名媛"都已逝去，这些充满"殖民色彩"的冠号早就在"长江"、"黄河"的冲击下销声匿迹。"卡尔登大戏院"更名"长江剧场"，"派克路"也被"黄河路"顶替。世事从来是捉摸不定的，之后，长江剧场骨裂形销，黄河路却又在新一轮的蓬勃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我很少再到卡尔登看戏了，取而代之的是陕西南路和延安中路交界口上的那一座儿童剧的圣殿。每每穿过淮海路，妈妈总喜欢牵着我的小手，拐进了陕西南路的那一片梧桐的天地。从淮海路到长乐路的精华路段里，梧桐高处的浓荫撑起了梦的华盖，密密层层，郁郁葱葱，偶尔间漏出了几缕迷蒙蒙的银辉。夏天是树皮脱落的时节，先是一块，后是一片，未经几时，树干上的绿色凋落殆尽，只剩下一竖竖孤零零的冷灰。抚摸着树的酮体，很细，很润，很光，很滑，象征着生命体的又一轮代谢。残留在酮体上的树皮有的像猿猴爬树，有的象公鸡啼鸣，有的象鸟雀争食，猝然间成了仓惶的点缀。在这个时候，我一圈又一圈地缠绕于树下，探究着生命的奥妙，编织着梧桐的故事，揣摩着树皮的形态。在这一窟深翠色的穹庐里，顶端树叶的缝隙泻下了天光，飘飘忽忽，袅袅婷婷，衔接着尽头的那一簇光的终结。 陕西南路是我童年时代万花筒里的魔界。往里窥去，一窟深翠色的穹庐，窟内的三菱镜波光潋滟，轻轻一抖，便繁花零乱，叠化出一轮轮迥异于现实的梦寐。那一日，就在这翠色穹庐的顶端，妈妈陪我观看了中国福利会儿童剧院编演的《马兰花》。刘安古扮演的马郎，顾帼一扮演的小兰，牵着我走进了马兰花盛开的天域。 孩堤时代的记忆是根深蒂固的，山移水转，依然抹不去它旧时的痕迹。翻遍今日的网络，刘安古还旧踪可循，顾帼一早就化成了空气，滞留在六十年前的那一个空间。 （四） 自此，我和座落在延安中路和陕西南路口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场结缘了。 和地处南京路和派克路(黄河路)丁字路口的卡尔登大戏院(长江剧场)相比，儿童艺术剧场更优雅，更堂皇，更新式。老上海都知道，陕西路和延安路是上海滩的"上只角落"，摩登而不落俗套，典雅又不失庄严。"儿艺"占尽了天时地利的优势，四周缠结着令人瞠目的地标——凡尔登公寓，马勒别墅，还有那一座声名遐迩的哈同花园。 妈妈受过新式的教育，自然更钟情于不染烟火气的梧桐树周边。"儿艺"的前身是上海滩有名的金门大戏院，致力于慈善的宋庆龄先生看中了它的优雅脱俗，倾注全力，将之打造成一座儿童剧的圣殿。"儿艺"上演的剧目自然以儿童剧为主，票价也限制在一角五到三角之间。偶尔，它也会上演一些上档次的话剧和歌剧，但始终保持着一个宗旨：意识形态的干净，艺术品味的纯粹。 卡尔登大戏院的那一束迷人的光柱移花接木，在"儿艺"的演出厅里焕发出更绚烂的光彩。这一束光柱的色彩是永不凋谢的：从《海石花》到《马兰花》，从《小白兔》到《雪女王》，我沉醉其间，无以抽离。童年是童话的驿站，即便渐渐长大，它依然是我生命中不可抹去的底色。 潮流是不可逆转的，童话里缠绵的粉色永远抵不住时代色彩的撞击。从我踏进少年的那一刻起，世界已变得波诡云谲。马兰花的时代一去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枪》，是《小红军》，是永远顺应革命潮流的红色的冲击。这些年月，我依然是延安路和陕西路交界口的儿童艺术剧院的常客。家境远不如前了，我依然省吃俭用，凑足了三毛钱，便可坐在剧院的前十排观剧。至今，我还会感谢宋庆龄先生，由她创建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为新中国的儿童编演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纷呈的好戏。这是最最幸福的时刻，内容变了，却依旧充满魅力。观众席的灯光渐渐熄灭，舞台上的灯光却徐徐亮起——顶光，排光，侧光，耳光，以一种排山倒海的气概在舞台上坚挺地游移：红色，红色，还是红色。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生逢其间，血脉也不由得膨胀起来。从生理学的角度，红色确实能给人带来热血贲涌的张力。我无意评介这一种色彩，矛盾复杂，极难一语破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已成为我们个体成长中回避不了的历史。剔除它灾难性的因素，我依然能觅得洋溢其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这是一个屡见不鲜的情节：匪兵举枪对着红小鬼的脑袋，口里念数着"一、二、三、四……"，未到十数，少年突然挺起胸脯，冲到敌人的枪口下慷慨赴死。情节是概念的，表演却是真挚的，每每至此，总捺不住发自心底的一阵阵心潮澎湃。 妖娆多姿的光圈，红色永恒的光圈，细细划分，它还是落定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庆幸的是，我的马兰花岁月，包囊了一至八岁的一整个童年。八岁之后，我步入了少年，幸福似乎还在延续，却不再灿烂。 童年永远是最美好的。即便隐伏着危机和纷扰，小孩子尽可以忽略不计。我想起了《天堂电影院》里的男主角小多多，面临着生存的窘迫和母亲的责罚，依然能在那一束扑朔迷离的光里找到自己的欢愉。 20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