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谢氏家族

東山玉树

东晋谢氏家族

公元383年，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东晋8万士卒一举打败了前秦20万大军，不仅使国家转危为安，而且留下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历史佳话。这就是淝水之战。运筹帷幄，夺取这场胜仗的指挥家便是东晋宰相谢安。

说到谢安，不得不说绵延了近三百年的显赫世家--陈郡谢氏家族。谢家上可追溯至谢安的祖父谢衡，他曾是东汉时的大儒，下则延续到谢安的九世孙谢贞，作为谢氏最后一位在史籍留下传记的子孙，在谢贞死去后的四年，已腐朽的陈王朝也终于在“玉树后庭花”的吟歌中走向终结。三百年风流云散，到了盛唐，这个家族就已被赋予了一番华贵的忧伤，为人们追忆并叹惋。乌衣巷也已然是夕阳野草，目不暇接地化作了前朝往事。

谢安无疑是这三百年华彩中，至为绚亮的一笔。这一个人生历程，标记着一个家族终于不可阻挡地攀上极顶，放散出流盖当世的辉煌，这力量与东晋王朝的命运相契合，标记着一个王朝半世纪的续延，于是就托起了一个安然的，平稳的世道，为后人所记挂。同时，也标记着那种在史上绝无其二的制度行将终结，标记着“贵族”这个名词，再不会真正在我们的历史中出现……

入隐东山 无意仕途

谢安(公元320—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陈郡谢氏家族是永嘉之乱中随元帝东迁渡江的著名世家大族。谢安的伯父谢鲲在西晋末年曾是东海王司马越的相府参军，过江后死在豫章太守任上，他也是“江左八达”之一。东晋初，谢安的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谢氏的地位因鲲、裒兄弟的业绩而不断上升，但真正创造家族辉煌的却是谢安。

谢安虽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但却比他的兄长们更有名气。他自幼聪明多智。4岁时，有一天被当时的尚书吏部郎桓彝(即桓温父)看到，引得桓大人大发赞叹：“这孩子风俊神清，以后肯定不啻于王东海(王东海即王承，是晋一代名臣)！”稍大一些，谢安更出落得聪慧敏悟，气字非凡，甚至连被誉为“王与马，共天下”的著名丞相王导都知道他，以致于当时的学童连他的读书音韵都竞相仿效，蔚成时尚。

谢氏渡江后，寓居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会稽山清水秀，从来就是一方名士乐居的沃土；而此地的东山就因为谢安年轻时隐居于此而声名大振。谢安年青时无意仕途，每天除了跟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孙绰、李充等名士一起谈文论诗，畅谈玄理之外，还经常与他们一道游赏山水，借以自娱。王羲之的著名代表作《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与这班朋友雅会兰亭时所作，谢安也吟诗作文，以尽雅兴。

在谢安盘桓东山，放情山水的时间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孙绰相约泛舟海上，不料后来起了风浪，一时间波涛汹涌，浪卷云翻，同伴都大惊失色，想要马上返回。只有谢安一个人游兴正浓，吟啸诗文，若无其事。划船的老头看他相貌安闲，神色愉悦，便继续向远方划去。直到风急浪猛，小舟像一枚树叶在惊涛骇浪间翻转的时候，其他人惊恐万状，站起来喊叫，谢安却从容地说：“如果都这样乱成一团，我们就回不去了。”大家才平静下来，船得以平安驶回。也就是从这件事上，大家才认识到他的心胸胆量，足以镇安朝野。

青年谢安确实以其名士风度闻名于当时，就在他流连于会稽山水的时候，也曾多次接到举荐信，请他出山做官。第一次是当他年仅弱冠时，扬州刺史庾冰听到他的声名，几次下郡县敦请逼迫他作自己的属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谢安只好告别自己喜爱的家园乐土前去赴召。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月，他便打道回府了。另一次是在七年后，大将军桓温征伐蜀汉时也关注到谢安的盛名，就上报朝廷让谢安作他的司马，谢安这回更加干脆，以世道难行为原由，婉言拒绝了桓温的好意。

当时谢氏家族中，谢安的从兄谢尚兄弟辈有很多人已做了高官。谢家门前经常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有一次，谢安的夫人刘氏指着那些富贵的本家兄弟悄悄跟他开玩笑：“大丈夫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谢安听罢，手掩鼻口说：“恐怕我也不免要这样。”

尽管他知道自己为了家庭的崛起不免要出仕，却仍旧屡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当时有人很有感慨地说：“安石不肯出，天下百姓可怎么办呢？”但也有人认为不尊重朝廷，竟连续几次弹劾他，并要朝廷对他施加禁锢，限制活动自由。面对外界的种种反应，谢安依旧稳如泰山，淡若池水，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直到他的弟弟谢万出事。

谢万是西中郎将，并监管青、豫、冀、并四州军事，但他自高自大，不懂得亲待部将。谢安虽然多次劝说，他仍不听忠告，最后终于在一次战斗中兵败而遭到废黜。谢万被废黜后，谢安为了保持家族地位，更为了使其经略得以致用，才决定步入仕途。他最初担任桓温征西大将军府的司马，后任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直至宰相，短短数年问，谢安由文士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赫赫有名的宰相。可谓是仕途辉煌，一路顺风。

力挽狂澜 拯救危局

公元317年，世家大族王导及其兄弟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在江东开创了东晋基业，琅琊王氏也因此成为东晋第一大豪门。王导死后，桓温翦除了庾氏势力，专擅朝政，桓氏家庭随之兴起。谢安就是在桓温执政前夕出仕的。桓温掌政权后仍不满足，他多次北伐，企图为谋取帝位做好准备。他曾抚着自己的枕头说：“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除了皇帝司马奕，另立简文帝司马昱，使本来不太稳定的政局再次出现危机。简文帝的日子因桓温虎伺一旁也特别不好过，脆弱的他不堪忧虑与恐惧，终于一病不起。临终时，他仍慑于桓温的淫威，竟在遗诏中说：“如果儿子可以辅佐，就请您辅佐；如果他不成器，您可以自取天下。”这就等于给了桓温篡位的口实。在这紧急关头，王坦之与谢安力谏简文帝改写遗诏，请桓温以诸葛亮和王导为榜样辅政，并立司马曜为皇太子。当拥兵姑孰(今安徽当涂)的桓温闻讯简文帝并没有如他指望的那样，禅位给他，十分恼火；谢安等人则趁他不在京都，马上立太子做了皇帝。桓温气急败坏，于是在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亲率大军，杀气腾腾地回兵京师，向谢安，王坦之问罪，并欲趁机扫平京城，改朝换代。眼见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新帝司马曜也不得不下诏让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到新亭迎接桓温。王坦之早就听人说桓温此次来就是要杀他和谢安，所以非常害怕。他让谢安拿主意，谢安镇定自若而又十分郑重地告诉他：“晋朝的危亡，全看我俩此行了。”

二月的京城，春寒料峭，桓温的到来更给这里增添了一派肃杀气象。文武百官纷纷跪拜在道路两旁，甚至连抬头看一眼威风凛凛从眼前经过的桓温的勇气都没有，这里面也包括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朝廷重臣。与谢安同来的王坦之早已是惊慌失色，汗流浃背，紧张地连手版都拿倒了。在这惶恐的一群人中，只有两个人不改自然容颜，一个是来者不善的恒温，一个是镇定安闲的谢安。他俩之间的 “角逐”已不止一次了。在习习拂面的寒风中，谢安走上台阶，在席上就坐。他并不看桓温布置在四周，围得像铁桶似的卫兵，而是先作了一首咏浩浩洪流的《洛生咏》，然后才平静从容地说：“我听说诸侯有道，就会命守卫之士在四方防御邻国的入侵。明公入朝，会见诸位大臣，哪用得着在墙壁后布置人马呢？”老道的桓温没料到昔日在自己府中做司马的谢安在这种关头依旧不改其旷达风度和自若本色，一下子被他镇住了，于是赶忙赔笑说：“正因为不得已才这样做呀！”嚣张气焰被打下去后，他连忙传令撤走兵士，笼罩在大家中间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消除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又摆酒设馔，与谢安两人“欢笑移日”，在这欢笑声中，

朝廷总算度过了一场虚惊。

新亭风波后，全靠了谢安和王坦之的忠心辅佐，才把局面逐步稳定下来。但是，野心勃勃的桓温却依旧不肯放弃自己做皇帝的梦想。不久，他回姑孰养病，暗示朝廷授他“九锡。”“九锡”是历代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级台阶，他身患重病更是急于获得，想好歹当他几天皇帝。他让袁宏按他的意思起草加授九锡的诏令，袁宏把诏令拿给谢安看，谢安一看，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动手进行修改。就这样一共修改了好几次，拖延了几十天，也没有定稿，一直拖到七月桓温病死。至此，司马氏朝廷面临的一场危机总算过去了。

东晋政治是典型的士族门阀政治，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如果桓温不谋篡，各种士族势力还能维护一种相对的平衡，政局也会因此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桓温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则必然地打破了这种平衡，引起了混乱。在多数人迫于桓温的淫威，纷纷屈服于恶势力的时候，作为吏部尚书的谢安却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与桓温进行从容不迫、不屈不挠的斗争。其实，早在简文帝在位的时候，桓温就见识了谢安的“厉害”：有一次，谢安在路上远远见到前呼后拥，威势赫赫的桓温，纳头便拜。桓温大为惊诧，问他：“安石，你为何要这样？”谓十安从容应答：“从没有君王拜在前面，而大臣揖躬在后的规矩。”他就这样不露声色地嘲讽了企图做“君”的桓温。另有一次，当桓温那位狡诈阴险的部下郗超像平时那样躲在帐子里偷听谢安与桓温的谈话，以便更好地为其主子出谋划策的时候，不幸帐子被风吹开，他一下子“显露原形”。谢安也不奇怪，只是幽默地取笑：“郗先生真可谓是入幕之宾呀！”说得郗超满脸通红，哑口无言，桓温也在一旁尴尬不已。“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同权臣桓温的周旋与斗争中，谢安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与气度，成了稳定大局的顶梁柱，群臣的主心骨。

镇以和靖 御以长算

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孝武帝司马曜亲政后，任命谢安为中书令，录尚书事；第二年又加授他为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谢安掌起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虽然外姓篡权的危机已经过去，但东晋政权仍旧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内部皇族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世家大族互相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外部却又受到了日益强大，业已统一了北方的前秦的威胁。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这种形势下，谢安积极奉行王导缓和士族矛盾，稳定政局的政策，同时奉行“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纲”的方针，团结异己，共同维护晋室。为此，他很注意搞好同桓氏家族之间的关系。桓温死后，谢安不仅没有打击排抑桓氏家族，还让桓温的弟弟桓冲接替了他哥哥的权位；让另一个弟弟桓豁做荆州刺史，主持长江中游的军事。桓豁死后，他又让桓冲从长江下游移镇荆州。公元379年，襄阳被前秦苻坚攻陷后，桓冲因战守无方，引咎辞职。谢安也未惩办他，仍让他继续领兵扼守中游。他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胸怀深深感化了桓氏兄弟。当桓温的党羽曾一度鼓动桓冲伺机诛杀谢安，专断朝政的时候，桓冲不但没有采纳，反而自以为德望不及谢安，而忠心听命于安石的调遣，效命于朝廷。谢安对桓氏的宽怀大度，对团结其他士族，共同维护晋室，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均衡士族势力，化解集团矛盾之外，谢安作为宰相，还特别注意选拔英才，进行制度改革。在他选拔的优秀人才之中，有文才、有武将，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谢玄，桓伊、徐邈、范宁四人。他用人唯才，不避亲故。最初当朝廷下诏寻觅能镇守北方、抵御前秦的文武良将的时候，谢安认为他的侄子谢玄就有“经国才略”，足以担当重任，于是推举了他。中书郎郗超为人奸诈，平日与谢氏关系不好，但当他听说谢安保举了谢玄，也不由地感叹：“谢安能违众举亲，真是明达；谢玄有真才实干，肯定不会辜负他的推举。” 后来谢玄果真在战场上频频告捷，并成为淝水之战的重要功臣。他的成功是与叔父谢安平日以家教方式培养人才又委以重任分不开的。

自古以来，战争带给百姓的似乎只有苦难，但东晋在备战前秦之际，却在宰相谢安的主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同时进行了制度上的改革。在他执政后，每遇水旱灾害，朝廷必会减免租税，或除一年租布，或除半年租布；或赐穷苦百姓五斛米，或除去逋租宿债。太元四年(公元379年)还下令御供从俭、百官俸禄减半，停止一切非军国要事的差役和费用。其中在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和六年(381年)进行了最重要的两次改革。第一次解除“度田收租制”：王公以下，每口人交米税三斛，解除劳役；第二次改制度，减烦费，削减吏士700人。这两次改革受到时人的欢迎和后人的好评。王夫之就认为此是“均贫富之善术，利在长久而民自得”。通过改革，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集中了国家的物力财力，有利于做好御敌准备。

为了抵御前秦的进攻，谢安还进行了积极的军事准备。他派谢玄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在南迁士族和民众之中选拔精壮组成了勇猛善战的“北府兵”，并以刘牢之等为将领。他们进可攻，退可守，以逸待劳，在长江北岸紧紧守卫着京师大门。另外建立侨郡、侨州，平时务农以充军粮，闲时习武，组成了军事后备力量。这些人一部分守卫庄寨，一部分拱卫京城，在长江以南随时做好御敌准备。此外，桓冲在长江中游驻守，防止前秦从中线南下。这就形成了京师、广陵、夏口的犄角之势，谢安自己坐镇京师，遥控全局。正因为他事先已做了精心的部署，所以在后来战火燃起，情势危急的时候才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也正是这样，他把自己个性魅力中的名士风度与儒将气质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由于谢安的正确决策和精心治理，东晋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甚至连前秦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承认，东晋虽然衰微，但不曾“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是江南的伟才、东晋的能人。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前秦苻坚经过几十年东征西伐，于公元379年攻陷东晋北边前沿重镇襄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后，已达到极盛，其统治区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他决心凭借其百万大军一鼓作气消灭东晋，一统天下。他对前景是如此地乐观，所以把那些来自太子、重臣的反对意见当成了耳边风。

公元383年8月，前秦百万大军大举伐晋，淝水之战由此拉开序幕。

苻坚令弟弟苻融率步骑25万人为前锋，指向淮南；以羌族人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顺流东下；他自己从长安统步兵60多万，骑兵27万，前后绵延数千里，旗鼓相望，向南进发。苻坚认为此举必胜，打算统一六合后让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作尚书左仆射，让谢安作吏部尚书、桓冲作侍中，并动手在长安为他们修建府第。

东晋闻讯，举国震恐。谢安建议孝武帝命他的弟弟谢石从尚书仆射转任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谢琰(谢安之子)为辅国将军，统兵8万，马上北上御敌。其主力就是谢玄指挥操练的北府兵。即将出发的时候，谢玄向叔父请示军机，谢安却像平时一样轻松自如地说：“我会另行下达命令的，你先去吧。”接着便不动声色了。谢玄虽然不敢多问，但心中确实没底，退出后又让部将张玄再次请示计策。谢安不仅没有回答，反而吩咐他俩下去准备车马，邀请一些朋友随他到山间别墅去下棋。平日下棋，谢玄总是胜着叔父一筹，但这次他却因牵挂战事、忧心忡忡，总是不能取胜。对弈完毕，谢安又登山漫游，就像又回到会稽东山一样留连忘返，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府。

在荆州驻守的桓冲，也很担心朝廷的安危。他特地派了一支3000人的精锐部队前来支援京师。不料，这支部队又被谢安给遣了回去。他带信给桓冲说：“朝廷已经有妥善的安排，武器和军队都不缺少，长江中游是战略重地，派来的部队应回去加强防备。”桓冲看完信，不禁对他的参谋官摇头叹息：“谢安固然有宰相的度量，但是却不熟悉军事。如今大敌当前，他还去游山玩水，高谈阔论，只派一些没有经验的小孩子去抗敌；况且敌人来势凶猛，我们兵力又不足，天下的大局可想而知，我们要沦为外族的臣民了。”其实，一朝安危系于心，谢安又何偿不忧心如焚呢!但他却不能像别人一样把内心的忧虑露于形色，他是一国宰相，是大家的主心骨，如果他也乱了方寸，那情况就会变得不可收拾。他只有采取内紧外松的方法，一边安定人心，一边从容不迫地应付战局。等大家的紧张情绪趋于平静后，他才授意各路将帅，对整个战略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

十月，前秦的先锋苻融攻占了寿阳(今安徽寿县)，并把派来增援的胡彬包围在硖石。胡彬的粮草快要用光，无奈只好暗中派人带着书信向谢石求援。不料信使在半路上被秦兵俘获，苻融马上派人向苻坚报告：“晋军现已缺少粮草，兵力不足，我们应该抓住这大好机会，立即发动进攻。”苻坚大喜，马上率轻骑8000人赶往寿阳与苻融会合，企图一举歼灭谢石率领的东晋军。然而就在他高兴的时候，他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竞选择了被俘虏的东晋将军朱序前去劝降谢石。朱序到了晋营，做了表面上的警告，劝谢石趁早归降；暗中却提醒谢石说：“趁前秦百万大军还没有全部会集，要迅速攻击。打败了他们的先锋部队，势必挫败他们的士气，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夺取胜利了。”

东晋将领们接受了朱序的建议。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5000人开赴洛涧(今安徽怀定县西南洛水入淮处)向秦军将领梁成发动进攻。刘牢之率部奋勇向前，强行渡河，大破秦军，斩了梁成。秦军不得不向淮水一线溃逃，而谢石、谢玄却指挥晋兵节节进逼，直逼寿阳。在深秋的寒风中，苻坚与弟弟融登上寿阳城楼远望，看到东晋军阵严整，颇具规模；转而眺望八公山，见草木摇动，以为都是东晋的士兵。身经百战，投鞭断流的苻坚这下子感到的却是莫大的惊虑与惆怅，他若有所失地对苻融说：“这也是强敌呀，谁说他们是弱旅呢!”脸上不觉露出了畏怯的神色。

就这样，东晋军与前秦军隔淝水遥相对峙。秦军先锋虽然新败受挫，但兵力仍是晋军的几倍，而且主力正不断到达，形势对晋军来说依然很严峻。东晋将帅经过精密策划，想出了一条妙计。谢玄派了使臣告诉苻融说：“你们孤军深入，却在这淝水岸边扎营布寨，这虽可使我们长相对峙，但却不利于速战速决。如果你们稍微向后退一退，在岸边腾出一块空地作战场，让我们渡过淝水，与你们一决胜负，岂不是更好的策略?”苻坚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答应对手的要求也未尝不可，等晋军渡河到一半时，便可以发动铁骑冲杀，杀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下令后撤。没想到，秦军一退就乱了阵脚，朱序又夹在秦兵中大声呼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大部分士兵是被强迫征来，无心与东晋作战的各族俘虏，他们早已力竭身疲，此时更是乱作一团，不可收拾。东晋军队借机大举进攻，于乱军中杀死前秦前锋主帅苻融，苻坚也被乱箭射中。秦军溃不成军，争相逃命，自相践踏，死伤遍地。不少士兵听到风声鹤唳，都认为是东晋的追兵赶到，更加慌不择路，日夜狂奔。苻坚后在慕容垂的护卫下回到了洛阳，淝水之战就这样以前秦的惨败划上了句号。

淝水之战的捷报送到京城时，谢安正在府中与客人下棋。他拿过捷报阅过，便随手放在一边，继续下棋，就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一般。他是不紧不慢，可客人早就忍不住了：“前方战事怎么样啊?”“孩子们已打败了敌人。”他依旧从容安详。这便是他的心胸涵养。然而，下完棋送客人走后，谢安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返回自己内室的时候，竟忘了迈门槛、把拖鞋底部的木齿都撞断了。

风流宰相 千古留名

淝水之战的胜利，使东晋又度过了一次亡国的危机，谢氏家庭的政治地位也随之达到了顶峰。朝廷为了奖擢功勋，加封谢安为太保、诏加都督十五州诸军事；任谢玄为荆、江两州刺史，但谢安认为谢家父子名位过盛、桓氏失位会招来怨恨，所以建议让桓石民，桓石虔、桓伊等人担任荆州、豫州等州刺史，结果“彼此无怨”。不管怎样，谢安的风范已受到了世人的敬仰，到处都在传说关于他的佳话。

也许有的人会问，谢安身处朝堂，为何在情势危急、举朝震恐的时候，唯独他能够临危自若，处之泰然呢?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兵书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东山隐居的时候，谢安就知道自己不免要入仕，所以也必做一些仕途的准备。当年谢万为吴兴太守，他就随弟弟赴任，谢万经常睡懒觉，他便每天早晨去扣谢万的屏风让他起床；谢万做了豫州刺史，他也随行在豫州；谢万北征，他也同行，并经常匡正弟弟在各方面的过失，他曾经亲自造访拜慰谢万属下的各个部将，替谢谢万向他们赔礼致谢，消除了他们对谢万的抵触情绪。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正以一种积极心态步入政坛。当初他不愿出山，有人就预言：“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就必定会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会来的”。看来这人果真深知安石之志。在军事方面，他也是多年研习兵书，并掌握了大量有关前秦政治、军事及人物心理，贤愚忠奸等方面的情况，可谓是“知已知彼”。当秦军以黑云压顶之势扑向东晋时，谢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孙子的名言：“将不在勇而在谋，兵不在多而在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淝水之战的烟火还未完全散尽，谢安却因功名极盛遭到了一些阴险好利之徒的陷害。他们在晋孝武帝跟前进谗言，使这个业已成人，一心想兴复皇权的酒肉皇帝对宰相谢安有了猜嫌之意。他委重自己的同母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使得政权移落到这个昏庸的王爷手中。司马道子身边豢养着一个与谢安关系微妙的小人 ——谢安的女婿、王坦之的儿子王国宝。这家伙因不学无术，品行恶劣，一直不受老岳丈的喜欢，更别提栽培重用了。他也一直对谢安心怀怨恨，经常在司马道子和皇上面前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孝武帝疏远谢安，就有着他一份“功劳”。为了避嫌，谢安被迫离开京城，举家搬到广陵附近，在那儿修了一座陋府，美其名日“新城”。他虽身遭构害，但仍不失东山之志，准备等朝廷稍稍稳定，就辞官从水路重返他的会稽乐土。可惜，他的愿望还未实现，就患病了。谢安先对广陵防务作了周密布置，然后才请求朝廷准他回京治病。

当谢安的车辇缓缓驶进建康西州门的时候，病卧车中的谢安伤感地对亲近之人说：“以前桓温在的时候，我常担心自己不能保全。忽然有一次梦到坐桓温的车走了16里，见到一只白鸡才停下来。坐他的车，预示我替代他的职位；16里，意味着我代居宰相 16年而止;白鸡主酉，如今太岁在酉，我的病恐怕是好不了啦!”于是，他上疏辞官。几天后，66岁的谢安病卒于京师建康。

谢安作为东晋名士，朝廷良辅，深为时人仰慕。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构陷时，“江左第一笛”、淝水之战的功臣之一的桓伊就在一次宴会上慨然抚筝而歌怨诗，以为安“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为谢安呜不平。谢安听歌如遇知音，“泣下沾衿”，孝武帝暗自思忖，也颇有愧色。谢安死后，朝廷上下远近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凭吊哀悼他。王导的孙子王询兄弟都是谢安的女婿，因离婚纠纷，而跟谢安有了嫌隙。谢安的死讯传到远在东边的王殉耳中，他便告诉王献之说：“我想去哭谢公。”于是直奔谢安灵前，恸哭不已。谢安在新城居住的时候，在城东北

筑了一条坝，当地百姓都依赖这土坝捕鱼网虾。他死后，人们为了追念他，给坝起名叫“召伯埭”，以寄托他们的敬慕与哀思。

前来吊念谢安的人中间，还有一个他的同乡。这人风尘仆仆来到京师，后来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他在中宿县做事，无奈岭南经济凋敝，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随身带了5万只当地产的蒲葵扇前来投靠谢安。谢安当时虽然还很年轻，却享有盛名，很受京城人士的爱慕。当他问明同乡的情况后，便挑选了一把中等货色的蒲葵扇，无论出入都握在手中，结果不出两天，就有很多人争相去购买乡人的扇子，本来滞销的东西一下成了抢手货，扇价在很短的时间里翻了好几倍。，可见，当时世人仰慕和效仿谢安的名士风度，已蔚为风尚。谢安以其名望帮助乡亲，一时传为美谈，人们更加敬重谢安。

在朝廷的金殿上，围绕谢安的封谥问题，却展开了另一场争论。以司马道子为首的好利之徒认为谢安生前已占尽风光，不应再加殊礼；而中书令王献之，中书侍郎徐邈等人则认为谢安尽心竭智辅朝廷，是东晋的勋臣，理应加殊礼。孝武帝司马曜也终于认识到，没有谢安，则不会有他和他的皇位，所以诏赠谢安为太傅，封为庐陵郡公。时变境迁，直到刘裕当政后，为了纪念谢安的济世勋德，还大封其子孙，并让他们永世祭祀谢安的魂灵。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晋谢家的府第车马、权力财势都随历史的烟云而消散，但谢安作为一个对历史有贡献的人，历史会永远记住他的功业和英名。谢安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对儒、道、佛、玄学均有较高的素养。他治国以儒、道互补；作为高门士族，能顾全大局，以谢氏家族利益服从于晋室利益，这与王敦、桓温之徒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性情闲雅温和，处事公允明断，不专权树私，不居功自傲，有宰相气度、儒将风范，这些都是谢安为人称道的品格。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就曾将王导、谢安并提，指出：“导安相望于数十年间，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明清之际，王夫之也说：“安三宰天下，思深而道尽，复古以型今。岂一切苟简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这些古代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谢安的功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谢安是当之无愧的。

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

【作 者】曹文柱

【作者简介】曹文柱　北京师大历史系副教授

【摘 要 题】陈郡谢氏是东晋一门久盛不衰的高等士族。在谢氏发迹史中，谢尚得任豫州刺史，是它从东晋众多大族中脱颖而出的转折点。谢尚刺豫成功并非易事，其间经历过诸多的艰苦争夺。至于，名士谢安屡召不仕的背景，则极为复杂。除借助清谈以提高门户声誉、开拓东土以巩固家族生存基础外，士林给予他的舆论压力也不可轻觑。谢氏家族在抗御前秦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确实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地处上游的桓氏家族积极开辟西部战场，牵制敌人精锐的战略配合，淝水之战的迅速解决是绝不可能的。

【关 键 词】东晋/谢尚刺豫/谢安拒召不仕/桓冲谢安联手/淝水之战

【正 文】

在编写《谢安年谱》时，笔者曾对东晋时期的陈郡谢氏进行过粗浅的研究。现就其中的几个问题，略陈陋见。

　　一、谢尚刺豫的前前后后

陈郡谢氏的起家之地在豫州。谢尚得任豫州刺史，是谢氏从东晋众多大族中脱颖而出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它的名望不显，但经谢尚以及诸弟陆续刺豫后，谢安继而居中枢之位，陈郡谢氏才逐渐成为东晋南朝一门久盛不衰的高等士族。然而，谢尚刺豫并非是件易事，其间经历过异常艰苦的争夺。

豫州的正式侨立，始于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宋书·州郡志》豫州刺史条：“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这是东晋政府特为庾亮由中枢出任外镇，而在扬州西北部建立的侨州。此时的豫州已获得大量的实土。《晋书·地理志》讲：“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杨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旧当涂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除淮南、庐江、安丰外，据《资治通鉴》卷九三胡三省注和《宋志》记载，豫州的实郡还应有弋阳。总之，豫州夹在荆、扬中间，与江州隔江相望。同江州一样，近在建康肘腋，既能对晋廷形成威胁，又能力扼上游人马顺流下都，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由于豫州还是阻挡北方胡人南下的要冲，所以其地理形势又有胜于江州之处。

在庾亮之前，祖逖、祖约虽然也有刺史的名目，但是那时的豫只属于虚设。祖逖屯兵的雍丘，毗邻黄河南岸，是与石赵交战的前线地区。祖逖为晋廷守边，从无他意。即使这样，元帝还派戴渊进行节制，使祖逖忧郁而卒。祖逖

死后，王敦乱起，陆续收复的北方土地，悉为石赵所占。祖约继任兄职，“始自谯城退还寿春”[1]。执政的庾亮以作涂塘为名，阻遏祖约南下，终于招致苏峻、祖约之反。庾亮割扬州江西之地侨立豫州是在平定苏峻叛乱之后，由于位置南移，战略意义更加突出。因此，豫州也就成为操纵晋廷实权的大族们反复角逐的地区。

为说明这一认识，现以《资治通鉴》编年为据，再综合他书，将成帝咸和四年到穆帝永和元年，豫州刺史就任的情况顺序排列如下：

（一）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求外镇自效，出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2]。这一任职，庾亮持续到咸和九年。

（二）咸和九年（334年）六月，荆、江等八州刺史陶侃卒。庾亮迁为“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镇武昌”[3]。同年，居中执政的王导以其侄王允之为“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4]。王导此举，是为夺占庾亮一直控制的临近豫州的扬州诸郡军政实权。

（三）咸康元年（335）四月，历阳太守秦耽表石虎南侵，成帝“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5]。田余庆先生详细地研究了事件的全过程，认为“王导利用机会调兵遣将，完成了对豫州治所周围要地的占领，并使前一年已占据建康上游两岸之地并出镇的王允之，改镇豫州旧治芜湖。看来，当年庾亮出都时所统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郡，统统归于琅邪王氏势力范围”[6]。但是，豫州刺史的职务王氏并未夺得，仍由庾亮兼任。

（四）咸康四年（338年），庾亮“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7]“毛宝为刺史，治邾城”[8]。

（五）咸康五年（339年）九月，石赵兵陷邾城，毛宝赴江溺死。庾亮“以辅国将军庾怿为豫州刺史，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诸军事、假节，镇芜湖”[9]。这样，“琅邪王氏处心积虑夺回的豫州和扬州四郡，又在一次未经宣扬的袭击中回到颍川庾氏之手”[10]。

（六）咸康八年（342年）二月，庾怿因毒杀江州刺史王允之事泄，自杀。路永继任刺史（见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豫州刺史条；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则漏路永，误记赵胤）。

（七）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石）赵”[11]，继任的刺史“赵胤镇牛渚”[12]。不久，赵胤死于任。谢尚遂以“西中郎将军督扬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13]。

自此之后，豫州一直掌握在谢尚之手，直

直到穆帝升平元年(357)，谢尚死于任。继任者为从弟谢奕和谢万。陈郡谢氏兄弟先后刺豫10余年，豫州成为他们重要的起家之地。

在史书中，关于谢尚刺豫的记载，颇为扑朔迷离。田余庆先生认为，庾冰死后，晋廷使谢尚为江州刺史，是以图抑制庾氏。谢氏在江州无立足之地，只好后退一步，还镇历阳为豫州刺史。显然，这一结论是依据《晋书·谢尚传》。其文曰：“庾冰薨，复以本号督豫州四郡，领江州刺史。俄而复转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这段话的用语相当含混，好像谢尚由江州离任后立即转刺豫州。时间是在庾冰死后不久。

但是仔细爬梳史料，我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庾冰卒于建元二年（344年）十一月，谢尚遂得受诏刺江州，然旋以庾翼故免职。《晋书·庾翼传》：“兄冰卒，……还镇夏口，悉取冰所领兵自配，以兄子统为寻阳太守。诏使翼还督江州，又领豫州刺吏，辞豫州。”同书《穆帝纪》更明确讲，庾翼直到死前都是江州刺史：“（永和元年）秋七月庚午，持节、都督江荆司梁雍益宁七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征西将军、都亭侯庾翼卒。”那么，谢尚离开江州之任后的去向是哪里呢？我们认为，谢尚是返回刺江之前的江夏，复为太守。还有一种可能，谢尚尚未来得及离开江夏，即被解江州任。不管何种情况，他都没有直接由江州去豫州，当时的豫州刺史仍是原任路永。《晋书·罗含传》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罗含原为江夏从事，“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寻转州主簿。后桓温临州，又补征西将军。温尝使含诣尚，有所检劾。含至，不问郡事，与尚累日酣饮而还。温问所劾事，含曰：‘公谓尚何如人？’温曰：‘胜我也。’含曰：‘岂有胜公而行非邪？故一无所问。’”《世说新语·规箴篇》亦记此事：“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谢镇西作江夏，往检校之。”桓温接任荆州的时间在庾翼死后的次月，即穆帝永和元年八月。桓温临州后遣罗含去江夏检劾，说明至迟在此时谢尚仍在江夏任守。桓温、谢尚齐名，江夏为荆州重郡，庾翼为刺史，州治与郡治同在夏口。桓温检劾谢尚，是一山不容二虎，不愿谢尚久居辖区之内。谢尚不久由江夏转守宣城，大约就是遭到了桓温的暗算。《晋书·顾和传》：“南中郎将谢尚领宣城内史，收泾令陈干杀之。有司以尚违法纠黜，诏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奸赃罪，入甲戌赦，听自首减死。而尚近表云干包藏奸猾，则收行刑。干事状自郡，非犯军戎，不由都督。案尚蒙亲贤之举，荷文武之任，不能为国惜体，平心听断，内挟小憾，肆其威虐，远近怪愕，

莫不解体。尚忝外属，宥之有典，至于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寝其奏。”这段史料证明：（一）谢尚离江夏前，曾险些以奸赃罪被桓温除掉。（二）谢尚领江州刺史时，曾被授予督豫州四郡之职。在还江夏、到宣城这一段时间里，仍保留着都督的职务。他杀陈干，即是以此名义下进行的。（三）史文内的“甲戌赦”，是穆帝登基、太后临朝时的大赦。此事显然也发生在永和元年八月，桓温刺荆之初。还是同年八月，路永叛奔石赵。此前，豫州刺史一直是路永，与谢尚无关。谢尚据有豫州，是接替病故的赵胤，时间当在永和元年末到次年初。《宋书·州郡志》豫州刺史条记载“（永和）二年，刺史谢尚初镇芜湖”，即是个明证。

路永接任豫州在庾怿自杀之后。他久居豫州，原是苏峻的旧属，后归附东晋朝廷，被王导网罗为爪牙。咸康八年，琅邪王氏的王允之南据江州，路永北镇豫州，等于颍州庾氏联结上游荆州与下游扬州的咽喉通道，被琅邪王氏死死卡断。虽然同年八月，王允之被调离，但继任者仍是出自琅邪王氏的王羲之。年底王羲之离任，江州之职又被外戚褚裒填补，依然与庾氏无关，特别是路永的地位始终未被动摇。这一局面自然不能为庾氏所容忍，夺取江州和豫州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扬州刺史庾冰“屡求出外”[14]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终于，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十月，庾冰“以本号（车骑将军）除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军事，领江州刺史”[15]。庾冰在夺占江州的同时，又剥夺了路永在豫州的兵权。庾冰所督的豫州四郡，即是庾怿刺豫时所监的四郡。庾怿死后，四郡的监军权由继任者路永兼领。此次，庾冰出京，名号为车骑将军，官属二品；而路永的龙骧将军为三品。庾冰督豫州四郡，用意即是要剥夺路永在豫州的军权，使其降为单车刺史。架空路永的结果，使江豫二州的实权皆被庾冰席卷于手。建元二年（344年），庾冰死，朝廷改授谢尚督豫州四郡，领江州刺史，说明庾氏仍不肯把豫州的军权交还路永。庾翼夺取江州后，如果不是放弃兼领豫州的任命，那么路永的刺史职务也将不保。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中，路永的处境越来越尴尬。

在庾、王之争中，谢尚原是个两面讨好的人物。始则亲近王导，故“王导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为掾，袭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

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16]。但到王导死后，他看到琅邪王氏的势力大为衰落，便以主要精力用于奉迎庾氏。“时安西将军庾翼镇

武昌，尚数诣翼咨谋军事。尝与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给之”[17]。《晋书·乐志》也载其讨好庾亮事：“庾亮为荆州，与谢尚修复雅乐，未具而亮薨。”谢尚日渐受到庾氏史弟的信任，在解江州复还江夏后，并未丧失对豫州四郡的监军权，显然是得到了庾翼的默许。

谢尚东来，一方面是受到桓温的压迫，在荆州不能容身。另一方面也有针对路永，夺取豫州的目的。永和初年的政局颇为暧昧。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子弟陆续被桓温清除，家族势力一蹶不振。桓温积极向东发展，已通过其父桓彝的门生徐宁控制了江州，如果再染指豫州，整个上游将全部属于桓氏的天下。穆帝二岁承位，临朝的太后褚氏是谢尚之甥，参主朝政的是会稽王司马昱和何充。何充倚重桓温，而司马昱则对桓氏有戒备之心，褚氏则偏心其舅，几派势力明争暗斗十分激烈。谢尚在宣城觊觎豫州，突遭顾和弹劾，很难说不是受人指使。而在路永叛逃后，豫州的人选既与桓氏无干，也不是谢尚，朝廷用的却是与琅邪王氏有瓜葛的赵胤，其中奥秘令人玩味。直到次年何充去世，司马昱独掌朝政之权，特援引素为桓温所忌的名士殷浩为扬州刺史，以制约上游。谢尚在赵胤死后得刺豫州，明显是司马昱、殷浩对抗桓温的一步棋。这从以后谢尚配合殷浩北伐，拒绝桓温要他在平洛后进驻洛阳的态度中，可以得到印证。当然，对于路永来说，不管各派势力斗争的结果如何，他都难逃釜中鱼、俎上肉的命运。路永作为苏峻乱党余蘖，历来被东晋当权大族视为异类。早在苏峻乱平之初，“峻党路永、匡术、贾宁中途悉以众归顺，王导将褒显之。（温）峤曰：‘术辈首乱，罪莫大焉。晚虽改悟，未足以补前失。全其首领，为幸已过，何可复宠授哉’”[18]。外戚王濛也指斥这些降将为小人。王导、王允之在世时，路永尚有一定利用价值，到二人死后，琅邪王氏元气大伤，各派人物对路永之辈皆弃若敝屣，避之犹恐不及，“岂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19]。路永与其延颈就戮，自然不如北奔石赵以求生存。

关于谢尚刺豫的前前后后，可能还有很多东晋当权大族争夺的内情，但由于史料缺乏，无法得知其详。不过，谢尚刺豫成功，为实现陈郡谢氏的勃兴打下坚实的基础，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二、谢安屡召不起的原因

《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续晋阳秋》曰：“初，（谢）安家于会稽上虞县，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征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其实，谢安拒召远不止六七年，如果从咸康四

（338年）辞王导府掾到升平二年（358年）遭禁锢，则逾20年。这在《晋书·谢安传》中记载得十分清楚：“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泳属文，无处世意。扬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县敦逼，不得已赴召，月余告归。复除尚书郎、琅邪王友，并不起。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郎，安以书距绝之。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东晋时期大族子弟无不汲汲于仕途，而谢安屡召不至，原因何在？

陈郡谢氏得入士流，是谢安的前辈在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之后逐渐实现的。但作为一个“新出门户”，它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东晋时期的士族，为了保护和加强家族的根本利益，并使声望不断上升，就必须办好三个方面的事情。（一）家族中始终有人入仕为官，同时官职还需达到一定的品级。（二）家族中要有清谈名士，地位越高越好。（三）不断积蓄家族的物质财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占有大量的地产和劳动人口。

以上三个方面中，对于陈郡谢氏来说，在谢安40岁以前，第一个方面并非是当务之急。王导初辟谢安时，其父谢裒为吏部尚书，后转为吴国内史；兄谢尚官居历阳太守。嗣后三个弟兄（谢尚、谢奕、谢万）陆续担任封疆大吏，掌握着豫州的军政实权。正是由于家族中人蝉联要位，门户有恃，谢安才会“累违朝旨”拒绝入仕。然而一旦上述背景发生危机，他马上就会出现变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谢安在“高卧东山”的同时，还要一再追随谢万赴任，并积极为其出谋划策、纠正过失的原因。田余庆先生曾征引大量史料，论证谢安努力扶持和匡正谢万，唯恐有失致使影响门户利益。如“谢万作吴兴郡，其兄安时随至郡中。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头，操屏风呼万起”[20]。谢万为豫州刺史，“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安）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徐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21]。这也是他在谢万被贬后，不顾士林的讥讽而决然出仕的原因。

东晋时期，士族门第的维持，除需要依靠优越的政治资本，还需要有清谈名士来支撑，以不断地提高社会声望。清谈固然误事，但是在玄风炽盛的江左，这已成为品评名士风度的重要标准。如名士殷浩因“善玄言”，而“

有美名”，各府召辟之书纷至沓来，皆称疾不起。以至有人哀叹：“深源（殷浩字）不起，当如苍生何？”故常“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晋书·殷浩传》所载庾翼贻浩书，语气几近乞求。庾翼遭拒后，虽然忿然称“此辈宜束之高阁”，但是仍不得不承认“俟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22]这种世风之下，显然士人如若沽高名、钓美誉，一定要精玄理、通清言才行。在“善言玄理”方面，谢氏兄弟子侄们互不相让，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名士群。不过其中只有谢安具备作为超一流名士的条件。《晋书》本传讲他“少有重名”，弱冠时期就受到当时清谈领袖王濛的激赏，成年后又与名士王羲之、著名清谈家许询、名僧支遁等交往密切，名声极度显赫。谢安的风彩和学识确实高出同时代人一筹。《世说新语·文学篇》：“支道林（支遁）、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濛）家。谢顾问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泳，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论，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这里的“通”，是指剖析义理，进而寻溯理源。此次清谈地点在王家，实际主持人却是谢安。在大家发言后，谢安一一指出众人谈理的不足，然后作万余语的长篇论述。他的发言不但文彩飞扬，而且逻辑严密，无懈可击，再加上神气潇洒，使听者无不由衷地佩服。由此可见，这类的玄谈并非一定是浮虚之谈，其中不乏智者学识与机敏的交流。名士以清高自翊，鄙视功名。谢安屡召不起，包含以此换取声誉，提高家族社会地位的目的，同时也有受清谈家人格信念制约的因素。这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魏晋玄学修养，一直影响到谢安入仕以后。他把“镇之以和靖”和“不存小察，弘以大纲”作为从政原则，并经常流露出“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的心态。当然，谢安还面临着来自士林舆论的巨大压力。如当谢安有仕进的倾向时，王羲之要刘惔与他共推崇谢安为士坛领袖，刘惔作如下表示：“若安石东山之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23]。在谢安入仕后，又受到很多士人的嘲笑。《晋书》本传记载谢安应桓温召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

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安甚有愧色。”《世说新语·排调篇》也记谢安在桓温处，郝隆亦借药物讥其“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同样使谢安“甚有愧色”。可见在入仕这一问题上，士林舆论给予谢安的压力是很大的。

物质财富（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两部分）是士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陈郡谢氏属于南迁的北方士族。和其他侨姓士族一样，他们在北方的财富都已丧失，到达南方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所以他们特别注意对物质财富的积累。谢氏兄弟注意搜罗浮财（如谢尚曾以奸赃罪受罚，谢石也以“聚敛无厌，取讥当世”[24]），更注意对土地和劳动人口的占有。谢安生活的时期，太湖以北的临江之地皆已成为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脔，侨姓士族只能南下开发东土。谢安“寓寄会稽”，表面上作山水之游，实际上正如王羲之所云是俩人在“行田，视地利”[25]，极力扩大土地和劳动人口。到孙子谢混时期几经变动，谢家还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微传》明确讲，“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南）琅邪诸处”的田产，皆是“太傅（谢安）、司空（谢）琰时事业”。

总之，谢安早年屡召不起，一是借助清淡以提高家族声誉；二是积极开拓东土，努力占有土地和劳动人口，以巩固家族生存的物质基础。谢安能够长久矜持不出，根本原因还是谢尚等人身居高位，门户有靠的结果。

　　三、桓、谢联手退敌

晋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已经统一北方的前秦国主苻坚发兵百万，准备一举吞并东晋。长江下游是东晋首都建康的所在地，自然成为前秦大军南下重点进攻的目标。毫无疑问，东晋退敌的主战场在江淮地区，淝水之战的胜负确实关乎东晋的存亡。由于谢氏兄弟子侄们的努力和一些偶然因素，终于以少胜多取得淝水大捷，使江左政权免于覆亡，谢氏之功不可没。但我们不能忽视，桓冲在上游主持的西部战场所起的作用。桓冲在上游的战略配合，是谢安在下游取胜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桓冲存在的重要性，敌国前秦不少人有清醒的认识。前秦内部反对伐晋的意见都是将桓冲与谢安并提的。《晋书·苻坚载记》述众臣谏阻南进理由，皆称晋有谢安、桓冲。如权翼云：“今晋道虽微，未闻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年表伟才，可谓晋有人焉。

臣闻师克在和，今晋和矣，未可图也。”太子苻宏云：“晋主无罪，人为之用；谢安、桓冲兄弟，皆一方之俊才，君臣勠力，阻险长江，未可图也。”苻诜也云：“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窃惑之。”

上游战场是荆州刺

史桓冲在前秦大兵压境前主动开辟的。苻坚对东晋的全面进攻是在太元八年的八月。而早在上一年的九月，桓冲即以攻为守，遣将袭击前秦占据的要塞襄阳，焚践沔北屯田，掠民户而归。第二年五月，桓冲则亲统10万大军再次攻打襄阳，并分遣别将刘波袭扰沔北诸城，郭诠打武当，还命杨亮率军西进蜀地，攻打涪城。桓冲这一四面出击的战略行动，干扰了苻坚南侵的部署，使其不得不以很大精力注意江汉平原乃至巴蜀地区。桓冲所遣诸师，虽然没有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但却牵制住了前秦很多兵力，特别是慕容垂和慕容所率的两支战斗力很强的鲜卑兵。在前秦大举进攻后，上游地区又爆发了郧城之战，使慕容垂根本无法按预定计划，参加苻融所指挥的前锋部队在东线作战。

淝水战前的太元年间，主导东晋政坛的大族是谢、桓两氏。自桓温死后，谯郡桓氏在陈郡谢氏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基本处于守势。这是因为，一则桓氏子弟才能平庸，无法同人杰辈出的谢氏家族抗衡；二则桓温晚年的非分之求，造成了举朝对桓氏疑惧的不良后果，使他们举手投足都得有所谨慎。此次大敌当前，桓氏则主动采取同谢氏联手的态度，并大致得到谢氏的响应。

东晋两家当权大族的联手，既有军事上的策应（如桓冲在上游开辟西部战场），又有兵力上的支援。《世说新语·尤悔篇》注引《续晋阳秋》曰：桓冲“闻苻坚自出淮淝，深以根本为虑，遣其随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师。”同时还表现在为避免扩大矛盾，而在权力分配上互有退让。太元八年七月，桓冲“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輶代之。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輶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26]。在江州人选问题上，如果不是谢安作出最后让步，双方很可能发生直接冲突，影响到共同对敌。但从桓、谢联手的全过程来看，桓冲似乎比谢安更能从大局出发一些。桓冲代桓温居任后，“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权衡，冲不从。”谢安以时望辅政，为群情所归，桓冲乃解扬州刺史以让之。“桓氏党羽以为非计，莫不扼腕苦谏，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纳。”后桓冲刺徐，“时丹杨尹王蕴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出蕴为方伯，乃复解冲徐州”，桓冲亦无异议[27]。蒋福亚先生曾指出，桓氏家族对于前秦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桓温两次北伐折羽，皆与前秦有关。桓氏家族主要成员大都有同前秦交手的经历，皆以灭秦为后快。[28]《晋书·桓豁传》：“初，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

皆以石为名以应之。”这种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情绪，正是桓冲一再让权、桓氏兄弟又不反复纠缠的思想基础。比较而言，谢安在有些方面处理得颇为狭隘。桓冲遣精锐来支援，“谢安谓三千人不足以为损益，而欲外示闲暇，闻军在近，固不听。报云：‘朝廷处分已定，兵革无阙，西藩宜以为防。’时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诸军，冲谓不足以为废兴，召佐吏对之叹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虽遣诸不经事少年，众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29]。桓冲对谢安在决战前的表现忧虑，是有道理的。平心而论，淝水之战的迅速取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临战前，朱序提供苻坚大军未至的情报和战争中他扰乱军心的行动，战局如何发展还是很难预料的。战前，身为前线统帅的谢石只想消极防御，史称他“甚惧，欲不战以老秦师”[30]。如果按照谢石的部署，起码淝水之战不能这么快取得胜利。清人龙燮诗云：“谢傅儿曹亦斗鸡，投鞭真可断虹霓。休夸决胜东山墅，只为苻坚下子低。”龙燮的看法虽然偏激，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注释：

[1]　《宋书·州郡志》

[2]　《晋书·庾亮传》

[3]　《晋书·庾亮传》

[4]　《晋书·王舒附子允之传》。

[5]　《晋书·成帝纪》。

[6]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1989年版，第119页。

[7]　《晋书·庾亮传》

[8]　《宋书·州郡志》

[9]　《资治通鉴》卷九六。

[10]　田余庆书，第123页。

[11]　《资治通鉴》卷九七。

[12]　《宋书·州郡志》

[13]　《晋书·谢尚传》。

[14]　《资治通鉴》卷九七。

[15]　《晋书·庾冰传》。

[16]　《晋书·谢尚传》。

[17]　《晋书·谢尚传》。

[18]　《晋书·温峤传》。

[19]　《晋书·王濛传》。

[20]　《太平御览》卷七○一引《俗说》。

[21]　《世说新语·简傲篇》。

[22]　《晋书·庾翼传》。

[23]　《世说新语·赏誉篇》。

[24]　《晋书·谢石传》。

[25]　《晋书·王羲之传》

[26]　《晋书·桓冲传》。

[27]　《晋书·桓冲传》。

[28]　《再论淝水之战的性质》，文载台北谢氏宗亲总会编辑：《谢太傅安石纪念论文集》。

[29]　《晋书·桓冲传》。

[30]　《资治通鉴》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