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60年 转眼是暮年

一笑而过

我的父母亲。

父亲在20岁出头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党工作，曾多次历险，差点丢了性命，但他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不怕流血牺牲，又参加闽粤赣游击纵队，后在部队任政治指导员。

父亲的简历。

我的母亲。

母亲二岁时，她的爸爸不幸去世，妈妈又改嫁，是她的叔叔把她抚养长大。16岁时参加了闽粤赣游击纵队，在部队从事医护工作，并任护士长，多次立功受奖。

1963年春节，我的一家人。

1969年12月下放前，我的一家人。

1974年7月，我的一家人。

1987年春节，我的一家人。

这是我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

1958年至1960年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的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主要特征的群众运动被称为“大跃进”运动。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自然灾害及有关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听母亲讲，因为营养不良，父亲浮肿厉害。

那时父亲在省林业厅工程工司工作，我家住在南平。

1963年初到1964年秋，我家从南平搬到在省城福州花巷的民居大院，里面住着父亲单位省林业厅森林工业局的家属。花巷到八一七路东街口、就几步脚，有庆典游行，八一七路是必经之路，我和姐姐妹妹早早的搬好椅子坐着等看热闹。当时福建日报的印刷厂就在人民剧场边，父亲经常早晨叫我去买报纸，有时还会走进印刷厂看二层楼高的机器肚子里吐出一叠一叠的报纸。当时福建日报一份是4分钱。

1963年我国国民经济在克服连续三年困难后，已开始全面好转。

4岁多的我。

早年多次搬家，这些学习成绩单是父母亲保管的好，才保留下来。

上图：东街口八一七路。

中图：花巷。

下图：小时候住的地方，1986年曾到过花巷，民居大院还在。前几年再次回到原来住的地方，民居大院和其它的房子、风景都改变了。我不禁感慨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那些没有保留价值的民居迟早都将消失，民居大院虽然已经没有了，但它始终是我曾住过的家。

从小看到大人买东西要这个票那个票，长大了我就知道买米买面要粮票，做衣服要布票，各地还实行过猪肉、鸡蛋、牛奶、鱼、菜、糖、面碱、煤炭、肥皂、火柴、自行车、手表等等多种商品的凭证，凭票、凭本供应。节日商品有的也是凭票、凭本供应。凭票、凭本供应的商品多的时候高达20—30种。原因主要是过去我国生产严重不足，不能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供应都是限量的，所以只能凭票证供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终于告别了商品极端匮乏的时代，开始进入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时代。这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人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六五”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全国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

1985年，中共中央决定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各地先后逐步取消凭票、凭本供应粮食。1986年12月1日取消棉花棉布统销。随着我国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商品供应的不断扩大和丰富，到1993年底，全国的各种票证基本停用。从此，主宰我国百姓生计40多年的票证制度结束了。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时我近6周岁，我记得很清楚，我去父亲单位的传达室拿报纸，套红色的报纸号外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的照片，看着父母亲和其他大人都很高兴，我也很兴奋，到处奔走相告。

小学一年级的我。

小时候我不懂得那时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只觉得还是很开心，课余生活丰富多彩，玩得东西很多，弹玻璃球、滚铁环、翻宝、摔三角、翻花绳、跳房子、扔硬币、挑棍儿、捉迷藏、木头人、老鹰抓小鸡、撞拐、骑马打仗，七步打游击，自制竹筒枪、纸炮枪、火柴枪，怎么玩都玩不够，玩到天黑才回家。我从小就喜欢看连环画（小人书），经常用零用钱（零花钱都舍不得买冰棒，当时冰棒一根三分钱，牛奶冰棒五分钱）在私人开的小人书店铺看连环画，厚的一本要二分钱，薄的一分钱。

省林业厅森林工业局家属大院西大门外是现在的白马北路，白马北路旁是白马河，当时河对岸都是农田。我们经常去那里的水沟、水塘抓鱼虾等喂家里养的几头鸡。把蜘蛛网捏成团状，再粘在细竹杆尾部去粘蜻蜓。采桑叶喂蚕，从养蚕宝宝开始到飞蛾交配产卵整个过程。

上图：红砖大楼是父亲原来的工作单位福建省林业厅森林工业局，1964年秋我家就住在红砖大楼背后家属大院白色的房子。

中图：现杨桥东路183号的红砖大楼在当地非常醒目，这栋苏联建筑风格的大楼，1955年奠基，1958年完工，一度是杨桥路上的第一高楼。这栋建筑已经被定为历史建筑，难怪这么老旧的建筑物竟然在市区相对中心的位置，风风雨雨矗立了65年。2018年重新加固改造，外观维持现状，修旧如旧。

下图：红砖大楼一层内景。据现场的施工人员说，在进场施工后，他们从地基到楼层都进行了检查，发现当年施工的水准很高。大楼是苏联专家设计，地基有两米厚的沙层，十分结实。建筑外表的红砖十分耐用，办公楼的杉木几乎没有发现白蚁。这都说明建筑的质量很高。

毕竟在这住了5年，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望着这些有年代感的建筑，真不敢相信，5、60年过去了，它们真真实实的还存在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开始了。红砖大楼的大门挂着“炮打司令部”的横幅，不久大楼内走廊挤满了大串连的红卫兵，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家家户户要上交旧书集中焚烧。大楼旁的宣传栏或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盖着一层。不久后原来的厅长、局长们成了“黑帮”、“走资派”，然后“靠边站”，每天头戴草帽，脖子搭着毛巾，手拿锄头、铲子、扫把在大楼排水沟边打扫卫生。大门外多次发生“武斗”后，大门内堆起了沙包，架上了机枪，武装人员头戴钢盔，身肩冲锋枪，把我们给吓到了！福州陷入空前的动乱中。

念小学的我，学习不认真，要自由，不要约束，调皮倒蛋，跟同学吵架，跟老师顶嘴。老师家访后，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我家现存最旧的一本书，“文革”时期，父母亲未上交留下来的，该书是影响中国几代人的文学作品。

原湖头小学（因在福州西湖公园头上），现改称为湖滨小学。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这时，我也在湖头小学念二年级。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我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在珍宝岛冲突以后，中苏矛盾激化，随时可能发生战争，全国开始“备战备荒为人民”，开始了全面战备工作。省森林工业局在很短的时间，在家属大院迅速建设防空洞设施，我们多次参加全市防空演习，全体人员进入防空洞。为了战备疏散城市人口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2月我们家下放到永定县筀竹公社新村大队，在新村小学念四、五年级。哪时，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也和大人一样参加当地组织的挖防空洞劳动。“双抢”农忙时我主动参加生产队的割稻子劳动。念初中时放暑假也有回生产队参加劳动。这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和教育。父亲下放农村，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晨自觉去拾猪牛狗粪，再倒入小学公厕。没有哪个组织、哪个人要求他这么做，但父亲一直坚持到离开大队为止。我从小就觉得，父亲很自觉，经常要“开夜车”（加班赶写材料），到了农村也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不久前去50多年前曾经生活过的永定新村，附近的土楼几乎都没了，当看到曾经住过的土楼房子还在，真是又惊又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虽然人去楼空，岁月流逝了痕迹，但是那份浓重的历史气息却依然存在。

这篇作文写得不怎么样，但很有年代感，那时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两国关系非常紧张，直到1989年5月16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1971年发生的大事：1971年9月13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叛党叛国，乘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外逃，凌晨2点25分在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党中央关于9.13事件的绝密文件逐级传达下来，父母亲比我们知道的时间早，他们守口如瓶，没有提前向我们透露，让我受到一次深刻的尊守保密纪律的教育。



林彪“9.13事件”发生后，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期间用以指称毛主席的论述、意见、指示）改为毛主席语录。

小学的期末学习成绩单还是百分制，到了初、高中阶段时，变成优、良、及格、不及格的四级评分制。

那时的水果就是在山地里采摘的野果，桃金娘、锥子、鸡脚爪、茅莓、酸枣、野梨、牛哈卵、十月乌、李子，都是绿色食品噢。像桃金娘（哆尼啊），圆鼓鼓的，边摘边吃，可甜了。那时的板粟太好吃了，非常香、非常粉，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香味。

作为小男孩的我在新村的生活充满着童趣。早上起来去水井挑水把大水缸装满（父亲借调到龙坎铁路大会战指挥部，姐姐在永定一中念书，妈妈身体不好），中午放学后去拔草喂兔子，下午放学后种菜浇水施肥。到了周末上山砍柴、割藜蒺，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如劈田坎、脱秧、插秧、施肥、耘田拔草、割稻、割那种容易割破手长长的草（喂牛）。参加小学组织的到过火的山地播撒松树种子以及挖土盖校舍等。在冬季我们上山挖冬笋，或在傍晚用夹具套田鼠。春季上山挖春笋，春夏之交采金银花、摘杨梅。夏天的晚上用松香照明抓泥鳅或者用手电筒抓田鸡。秋天捡板栗、锥子，采摘金樱子，捡油桐卖钱。好像一年四季都没怎么闲着。那时的电影都是样板戏，到列市筀竹中学操场观影时，跑片等待到深夜还未来，观影人群也未散去。我也曾和小伙伴步行10里地到岐岭游玩，看最新的电影。

1972年1月至1974年6月，在永定一中念初中。

1972年，中美建交。1972年2月21日--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总理的邀请访华。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28日，中美签署《上海公报》，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签署《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这一事件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打开了两国睦邻友好的新篇章，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亚洲与世界的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中苏、中美关系从对抗到缓和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在高校招生（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学员。从此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复课）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

8月1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江青、张春桥吹捧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由此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的歪风。

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一个学生在与班主任发生矛盾后根据家长的意思写的信，和《北京日报》予以全文转载。由此，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掀起了一股“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潮”的浪潮。对学生学好文化课影响极坏。

初中毕业的我。

上图：1974年6月，永定一中初中（2）班毕业师生合影，我在第五排右三。

下图：1974年，永定一中各年级团干与老师合影，我在第一排右一。

永定一中变化实在太大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模祥。只能通过记忆，大体上判断原来的班级教室在哪里。

五十年的光阴转眼过去，当年所有的校舍、宿舍都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综合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校史馆、标准的运动场……，永定一中越变越美丽！

2021年，永定一中初中（2）班同学，我在第二排左一。

1974年9月至1976年6月在龙岩一中念高中一、二年级。

1975年5月-10月，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积极整顿教育工作，力争使教育战线上的混乱局面有所扭转。

9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在说：“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

10月27日，邓小平又说：“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坚定地支持和领导了教育整顿工作。

12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12月4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予以转载。本文是“四人帮”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进攻信号”。

在初、高中学习阶段，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初中时学工到永定县水轮机厂，学农去永定一中的农场，每个学生有挑大粪的硬指标，从永定一中挑到农场。学军是拉练行军，第一天从永定一中出发步行到坎市中学，第二天再从坎市中学步行回到永定一中，来回70公里。有时周末，我和同学还去打工，一天工钱九角钱。高中学工我们到市煤机厂、市大修厂，学农去龙岩一中的农场，住在农场一边干农活，一边学习文化课，也前往建设中的黄岗水库工地劳动，住在民宅。也参与曹溪浮蔡学大寨平整农田劳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造成一部分同学没有时间和心思好好学习文化课。所谓高中毕业，还不如“文革”前的初中水平。

高中毕业的我。

1976年6月，龙岩一中高中（1）班毕业师生合影，我在第四排左五。

我在第二排左二。

1998年龙岩一中高中（1）班同学毕业二十二年，我在第三排左二。

2006年，龙岩一中高中（1）班毕业30周年与廖老师合影，我在第三排左一。

2016年，龙岩一中高中（1）班同学毕业40周年，我在第三排左一。

1970年代的龙岩一中南大门。

现在的龙岩一中南大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为了消灭“三大差别”，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地离开城市，到最广大的农村定居并参加劳动，即“插队落户”，以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又无法参加工作，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其出路成为困扰各方面的一大难题。作为“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和解决城镇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举措，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12月以后，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参加劳动。有报道说，“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很显然，上山下乡运动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进入7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上山下乡这是我们这代人独有的一段人生经历，也是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体味“盘中餐”的来之不易。往日如昨，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余味无穷……。

1976年6月至1976年12月在永定县抚市公社抚溪大队上山下乡，年底至1978年10月转永定县抚市公社知青农场。1978年在知青农场的劳动手册。

上山下乡期间，生活条件很差，虽然一日三餐都水煮青菜，一点猪油都没有，但我们的日子依然过得乐观、开心。我们和村民一起开公路，去公社水库捕鱼，坐在自己种的桃树上吃桃子，播种、插秧、耘田、施肥、喷农药、拔草、收割、哂谷、养猪、养牛、清牛栏，很脏、很臭的活都要干。

1976年底在公社知青农场，我在右一。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一起举行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我与永定县另二位知青作为永定县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参加全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我在第三排右六。

这年起，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11月我也报名参加统一考试，未被录取。

20多年后在抚溪村当年住的楼房前合影，我在第二排左二。

在知青农场，我在第二排右一。

在知青农场，我在第二排左一。

2000年春节，知青合影，我在第二排左一。

2019年，知青合影，我在第二排左二。

1978年10月，被招工到福建省龙岩地区林业汽车保修厂当曲轴磨床工，当时我工作的保修车间场地。

招工前的9月份，我染病住在龙岩第一医院，好几次听到同病房的病友（党政机关干部）和来探望他的朋友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后来，我才了解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此文。此后，在邓小平领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1978年 恢复企业奖励制度,

1981年实行企业奖金提留随同盈利多少浮动,

1984年实行奖金不封顶,超额征收奖金税的办法。

参加企业民兵训练，上图我在前排右三，中图我在第二排左二，下图我在第三排右二。

1984年1月，调厂团委工作。参加团干培训，我在第二排右四。

1985年，经单位推荐，参加成人高考，招入由福建团省委委托福建省师范大学举办的福建省师范大学政教系团干班。团干班本组同学，我在第二排左三。

1985年 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要求在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在企业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

经过1985年的工资改革，工资有所增加，普通工人的月工资约在60-80元左右。

1986年9月9日，国务院公布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暂行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暂行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见第二版）这四项劳动制度改革的暂行规定从10月1日起实行。这四个暂行规定的公布实施，是建国以来劳动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进一步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活力，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次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劳动制度改革的四个暂行规定，重点是用工、招工制度改革，即国营企业新招收的工人都要实行劳动合同制，取消退休工人“子女顶替”和内部招收职工子女的办法，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工，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按照新的规定，在国营企业的新招工人中，可以突破劳动力的“单位所有制”，使劳动者的特长、志愿和劳动岗位的需要较好地结合起来，这对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加强企业管理，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团干班师生，我在左一。

团干班师生，我在第二排左二。

省团校与部队交流，团干班师生与官兵合影。

我在第四排右四。

1987年6月，团干班毕业师生合影，我在第四排左三。

1997年，团干班毕业10周年与团校老师合影，我在第四排右一。

2016年，团干班毕业30年师生合影，我在第一排左六。

1987年团干班毕业后，在原单位长期从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及生活后勤管理工作。参加企业的学习考试，我在右边第三桌右一。

我在主持竞赛。

企业党、团员职工到上杭古田会址参观学习。

我在第一排左一。

任留守处负责人，连续11年荣获综治内保先进单位。

上图：结婚照。

下图：1985年春节结婚时在龙岩中山公园。

妻子家与我家从1973年起是邻居，住隔壁，低头不见抬头见，就这么认识了。

1980年9月，党中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9月，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上图：女儿满月照

中、下图：独生子女证。

女儿长大了。

女儿结婚照。

时光匆匆，像一阵风，故地依旧，人已沧桑。结婚35年前、后在原地的纪念照。

结婚35年在河南开封旅游。

游览永定土楼王“承启楼”。

38年前，父亲写给我的信。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

当年的宝宝，已变成老头。

1976年6月参加工作，2018年12月退休。

一辈子都在龙岩林业汽车保修厂工作，择一业，终一生，贵在忠于职守，常是汗水耕耘，不问成败，但求尽心。

60岁退休的我。

为还原本厂职工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基本面貌，讴歌、弘扬劳动者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铭记那段火红年代镌刻的印记，2020年我用了半年时间，主要由我构思、策划、编纂的《甲子岁月 记忆相随》——龙岩林业汽车保修厂建厂六十周年纪念册已出版，该书共收集照片500余张，诗词歌赋2首，文字近5万字，已向厂离退休、原厂人员发放。我还通过“美篇”平台，制作“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龙岩林业汽车保修厂建厂六十周年纪念册（上、下篇）”美篇，分享到厂内职工各微信群。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也要感谢为纪念册提供照片、资讯、帮助的人们！

任所在小区支部书记，2020年度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被新罗区授予提升显著型小区，个人被授予优秀工作者。

回眸60年，在21世纪的孩子们也许再也不会体会到少吃缺穿的年代，那样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国家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变得越来越好。我要感恩我生活在一个和平、伟大、繁荣、昌盛的国家！感恩父母的养育、姐妹兄弟间的牵挂、妻子的照顾和对家庭辛劳的付出！感恩曾经帮助过我的贵人！

人间忽晚，岁月已秋，今天我已经慢慢变老、慢慢地将过去遗忘，但那些老照片留住了宝贵的时间，留住了真实的瞬间，唤起了许多曾经美好的回忆、那是曾经最美好的时光和年华。

过去几十年，既是折磨，也是享受，不要辜负了岁月，也不要辜负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从新的起点出发，活在当下，珍惜现在，继续努力，坚强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