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十年放映生活趣事

花果山主

　　我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在中央军委工作，我从小在部队大院儿长大。在我13岁那年，父亲因调往浙江省军区工作，我们也全家随迁至浙江。由于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到浙江后生活、气候、语言等方面都不习惯，所以次年我就从浙江参军了。

这是我到部队后的第一张照片，当兵那年我14岁。

　　我当兵的部队是空军工程兵第二总队，这可是有着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从1965年始入越参加援越抗美战争。

这是当年部队从友谊关进入越南的情景。

　　我们部队入越后的代号为： 中国后勤部队第三支队。

在越南期间，我支队克服了千难万险，炸平了54座山头，硬是在这群山之中建造出了跑道长2800米、宽50米的安沛机场。

　　同时，还建成了长400米、宽16米的飞机洞库。

　　安沛机场是越南北方的重要军事工程，又是在美军空袭越南升级、扩大轰炸目标的情况下开始修建的，因此美军也十分重视，将其列为轰炸重点。又因其工程规模大，施工地点固定，人员物资和住处集中，目标非常明显，所以工地时常受到美机的狂轰滥炸，始终不得消停。

　　在整个施工期间，进入我地区上空的美机从1965年10月至1968年3月出现批次8879次，31839架次。对我工区攻击达139次，投掷各种炸弹11359枚、钢珠弹48箱；发射导弹174枚。

这是美军机投下未炸的钢珠弹。

　　我们机场的周围有多个高炮部队防空，山顶上的100炮专打高空，八五和五七炮负责中空，我支队自己有三个高射机枪连，专门对付低空俯冲投弹的飞机，战斗异常惨烈，经常是和俯冲扫射投弹的飞机对打，这3个高机连共参加对空作战46次，和兄弟部队共同击落敌机22架，击伤24架，这个战绩比许多航空兵师还强。

　 这是被我高机连击落的美军飞机。

　 我支队共牺牲34人，伤270人。

　　在越期间，我部队共有9个连队、16个排、12个班组、1个科室和2080人荣立战功，其中28人荣立二等功、1人荣立一等功。支队受到了越南防空空军的嘉奖，回国后受到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通报表彰。

　　部队从越南回国后仍保留原空军工程兵第二总队番号，营房在江苏徐州市。

这是总队机关办公楼，是当年日本人建造的，由于日本是多地震国家，所以他们的建筑都有抗震设计，很坚固。

我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生活就是在徐州营房度过。

　　 当上电影兵

二总队是个师级单位，每年招收新兵都在300多人，新兵连训练结束，大家都要面临分配，有一天，总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张锡智科长叫我去谈话，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心中不免紧张，后来才知道，他是专门来为总队电影组挑选放映员的。

等我进入电影组后，才发现原来电影组可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凡进入电影组的战士一般都要具备一定特长，除了熟悉放映业务外，还要具备写作、播音、表演、绘画、照相、新闻、维修等多项技能，说实话，我那时才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中学生，啥都不会，好在我们那年的新兵来自湖南、广东、浙江三省，除了我以外（必竞咱是地道的北京人），普通话都说不好，而当时总队电影组正好需要一名广播员，我就凭借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幸运地成为了一名电影兵，从此，开始了我10年的放映生涯。

　　电影兵，是当年多少人羡慕的工作，是多少人青春的梦想，而我却稀里糊涂地实现了，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老首长张锡智科长，他离休后住徐州干休所，2019年，已经八十八岁了，带老伴来杭旅游，我专门抽出时间来陪他玩了三天。

　　临别时，我请大书法家范曾之子为老领导提了一幅字：“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这句话是大作家金庸说的，米就是指米寿、茶就是指茶寿，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米字的形态，一看便知为八十八，所以米寿就是88岁；而茶字形态恰如米字之上又加上草字头，可推想到再加廿，成108岁了。粗看起来，这话好像是图寿，而“茶”却是精神文化层次的，因此，从“米寿”到“茶寿”应该还暗含着“再攀精神高峰”的意思。 意思是何止八十八岁，期望一百零八岁。

　　当年总队在山西和河南有两个国防洞库工程，每个工地都配备一个电影组，我当时被分配到山西工地，这个工地在山西临汾，电影组当时只有一个人，叫李文政，河北唐山人，也就是以后总队的电影队长，他是我的师傅。

总队机关驻地在山西蒲县曹村，我们电影组和三大队部在一起，就在洞口旁，每天的放炮声都能听到。

这是我当年住的窑洞。

　　山西工地除了总队机关、三大队、还有五大队部分连队、二大队汽车七连及机械五连。

那时的汽车连以苏联嘎司51卡车为主。

　　山西工地电影组配备的是长江16毫米放映机，每卷胶片可放半个多小时，但由于一般都是单机放映，所以中间需停下换两次片子。

　　那时的影片都是军区文化站统一供片，每月配发四部，我们有七个放映点，每部影片要放七遍，一个月就是28天，基本没有休息时间。放映的环境很艰苦，都是在露天，配发的影片主要以“老三战”等战争影片为主，老三战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2023年我专程回到当年的国防工地探访，整个工地的建筑基本拆光了，只剩下的一排窑洞，可巧的是，这唯一剩下的窑洞，正是我当兵时住的这幢，真令我激动不已，看着这幢我生活了一年多的窑洞，当年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又浮现在眼前。

　故地重游，感慨万千。

拿我当女兵

我们电影组除了完成繁重的电影放映任务，还要负责整个工区的广播布线、组稿、播音等工作，我每天都要冒着生命危险进山洞检查广播设备和线路，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发现一些战士在广播室门口转悠，一问才知道他们想见见那位播音的“女兵”。

我们的国防洞库工程施工非常危险和艰苦，一般都不安排女兵，总队的女兵全部在徐州大本营的医院，整个工地也就一个女兵都没有，大概是我播音时才十四岁，还没有变声，加之纯正的普通话，从工地的大喇叭里听，好像是现在的中央台的女播音员的声音，所以才吸引了那么多战士来，后来一段时间，在我广播稿件时专门有个人给我把门，并不断解释，才解了这个围。

　　那个年代的施工技术比较落后，洞库施工主要是靠风钻打孔、炸药爆破、圆木支撑、矿车出渣，然后水泥加固。

　 测量队在作业。

　　由于山西的地质条件差，煤层多，我们在开挖洞库时，经常打到煤层，虽说省了不少我们部队用煤的钱，但煤层松软，极易塌方，造成事故。

　　我们山西工地，就发生过好几次塌方，其中一次，我新兵连的同班战友、广东阳江的杨继妥不幸牺牲，那年他才16岁。

为了国家安宁，我们有好几位战友长眠在吕梁大地。

　这是完工的洞库。

深夜遇狼群

山西工地地处吕梁山脉，位置偏僻，海拔较高，人烟稀少，常有金钱豹和狼群出没，所以我们机关的所有军人都配发手枪，用以防身。

　　一天晚上，我们在九连放映点放电影，因为第二天一早李文政组长要去曹村的总队机关开会，怕来不及，当晚他就随车直接去曹村，让我自己回三大队部的住处，因为第二天早上还要拉起床号，完成工地广播。九连离三大队部有三里路，那天我不知道要自己回来，也没带枪，回去的路又都是漆黑的山路，当我走到一处非常僻静的山崖角下时，我隐隐感觉后面有十几只狼在跟着我，我用手电向它们照，狼的眼里全都透着蓝色的凶光，此时我非常紧张，拔腿就跑，狼群在后面猛追，我实在跑不动了，反身面对狼群，结果狼也不动，就这样和我对峙，那一刻，我简直要崩溃了。

就在我十分绝望时，我看到边上村子的灯光，忽然想起那儿驻扎着我们一个连队，我不顾一切地横穿过一片玉米地，边跑边喊，引起了连队哨兵的注意，马上跑下来救我，等连队几个哨兵都赶过来时，狼已经无影无踪了。此事让我惊吓不小，以后，我再也不敢一个人晚上出门了。

　　随着山西工地的接近收尾，我们接到中央军委在四川邛崃修建军用机场的命令，除留三大队继续收尾外，机关和五大队以及二大队的部分机械和车辆要开赴四川打前站，我们电影组也随大部队出发了。

闷罐车七日

由于我们全部装备和人员加起来使用的车皮节数够不上军用专列的标准，所以我们这些人员和机械就变成了零担车皮，在闷罐车里生活了七天。

列车每到一个大的中转站就会停下重新编组，我们既不知道车一会编到哪个区域去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就开走了，经常会发生我们刚下车找洗手间，回来车就不见了的情况，后来，我们也有经验了，只要找不到车，就爬到调度站的很高的灯塔上，因为我们的车不光是车皮，还有很多工程机械，比较好找。

我们这节闷罐车厢里有五人押运，除了我和司令部的几个兵外，最令人开心的是，机关干部灶的大老王师傅也和我们一个车，他的箱子里装满了宝贝，出发前怕吃不上饭，准备了大量的面包和香肠咸菜，以及其他点心，我们的心情那个高兴呀，因为那时山西部队的军粮配置都是粗细粮混搭的，根本也享受不到面包这种美食。出发后，前两天大家顿顿吃面包香肠，享受着车外的风景，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可到了第三天以后，大家实在是吃不下去，真希望能遇到兵站，吃口热饭菜，好在越往南走，经过的大站越多，车皮停下编组的机会也越多，我们遇到的兵站也越多。想想那时的生活真是好，怀揣军供介绍信，到了兵站进门就吃，吃完就走，既不用刷碗，也不用结帐。

　　我们的列车经过陕西宝鸡站后，火车头全部换成了电气车头，那可是国内最早使用电气车头路段。

我看到整列车前部有三个车头，尾部还有两个车头，经和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了解，原来是从宝鸡过去，列车要开始大坡度爬坡翻越秦岭，秦岭的山那边就是四川的广元。由于要穿过几百个山洞，加之上下陡坡，使用电气车头的怠速马达可以代替机械刹车，既安全又节省刹车片。

　　我们的列车在第五天时开始翻越秦岭，基本上都是车尾没出山洞，车头又进山洞，我们刚开始还精神头很足，一个个山洞的数，等数到300多时，实在数不下去了。

后来发现，我们的车开了很长时间，还是在原来那个地方，只是已在山顶。

　　这样神奇的经历现在已没有了，因为现在的铁路已经不用再爬泰岭了，而是直接隧道穿山而过。

　　这是这段铁路海拔最高的车站：秦岭站，过了这站，列车就开始一路下坡。

估计这个车站现在已成为旅游景点了。

　　七天后的早上，我们的列车到达了成都新津转运站，站内已整齐地停着几十辆解放牌卡车来接我们。我们机关当时的驻地是在大邑县的王泗镇，这里离机场修建地约10公里，主要是交通生活都方便。

　　王泗镇距刘文彩地主庄园很近，小学的书本里有篇课文《收租院》，讲的就是这里的故事。那是一定要去参观下。

　　机场工地在和大邑县紧邻的邛崃县桑园镇，这里最早是国民党的沙石结构的机场，原名就叫桑园机场。我们的任务是在原沙石地基的基础上，浇注钢筋混凝土。

机场地处邛崃平原，远处就是如同黑色瀑布般的邛崃山脉。

　　只要晴天，能见度好，哪怕是夏天，就可以看到邛崃山脉的主峰----四姑娘山，终年积雪，美不胜收。

　　因为施工部队陆续进驻工地，现场需要广播，所以，我们在王泗镇只住了两个月就进驻工地了。当时工地是原成都军区的农场，没有一间住房，我们先期到达的部队的任务是每天搭工棚。

所有施工部队都是住在工棚里，这是我们电影组的工棚。

我和几位其他工地过来的老放映员。

　　进驻邛崃机场工地的部队，除了机关外，有二大队（机运大队），四大队（施工大队），五大队（安装大队）。

这是二大队五连的工程机械。

　　这是二大队汽车八连的清一色的解放牌卡车和翻斗车。

　　由于是大作业面作业，加之成都军区对我们的工期要求很紧，指示我们务必在一年内完工，总队首长也已立下军令状，所以新型的大吨位进口自卸车和日本最新型的铲运机、空压机等现代化工程机械相续进入工地，以保证按期完工。

　　跑道总长3000多米，部队采取密集作业、同时开工的方法，每100米设一台搅拌机，施工人员昼夜不停，连续施工。

　　总队的所有工程机械全部入场，同时作业，那个场面真是壮观。

　　在3000多米长的作业带上，机器的轰鸣声、战士的歌声响成一片，我们的现场鼓动广播也是昼夜不停。

那种火热的施工场面，现在想想都会激动不已。

　　由于邛崃机场是国防重点工程，总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我们国内三个工地的电影组人员也都集中到这里，保证工地的宣传工作，电影设备也集中到一起，除了山西工地使用的长江16毫米放映机外，徐州大本营的35毫米主力机型解放103型双机也来到工地。

　　另外，还有一台井冈山8.75毫米的小型放映机，机身轻巧，便于携带外出慰问边远部队用。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年过去了，到了成都军区来验收的日子，记得那天来了十几辆小车，浩浩荡荡开上了机场跑道和滑行道，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因为成都军区辖区内没有空军工程兵，无论如何他们也不相信就一年时间，一个机场的整体混凝土施工圆满完成，而且质量评定为优等。

这是谷歌卫星地图的机场平面。

　　而且所有跑道滑行道的混凝土均采用六边形施工，这种方法施工难度大。

成都军区当场验收合格，并让总队进入机场其他配套设施建设。

中国有句老话“进川容易出川难”，我们总队的命运也真是应了这句话，邛崃机场建成后，成都军区就向中央军委请示是否能留下我们这支部队，虽说四川各方面环境都很好，但中国人固有的难离故土的传统观念，加之济南军区也不想放我们，使总队领导开始想办法尽快撤离四川。

我们邛崃机场建设项目代号为：8812工程，为了留住我们，成都军区立马又下发了让我总队开赴三台和广元，筹建8813和8814工程的命令。

一想到成都军区管辖范围包括西藏，那里需要建设的地方更多，后背就有点发凉。

池塘比抓鱼

为了保证工期如期完成，机关的计划科和采运科及仓库等单位也都搬到了工地，总队从大本营医院抽调了精干力量在工地成立了战地医院，由于机关人员越来越多，工地机关食堂也随之建起。那时，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是0.45元，长驻工地就有每天0.1元的补贴，可别小看这0.1元，工地的伙食可是老好了。

　　机关食堂自己养起了猪和鸡，几位有经验的老兵在我们住的工棚周围又种起了菜，大家馋了，在工地负责的计划科长一句话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

一日，我们偶然发现工棚后面的那个标准游泳池大小的池塘里好像鱼不少，有人突发奇想，让机关的人全体用脸盆把鱼塘捞干，机关能出来的人全出来了，大家拼命用脸盆往外泼，干了一上午，水才下了10公分不到。原来，这池塘底下有好几个泉水眼，不断地往外涌水，难怪捞不干，大家扫兴地败下阵来。在机关驻地边上的二大队五连的弟兄们一直在边上看笑话。我们撤下来后，他们马上组织了半个连的战士接着干。好笑的是，一直干到吃晚饭时，水也才下去20公分，五连的弟兄们一个个也没信心了，陆续回去了。这下轮到我们笑话他们了。

晚饭时，机关的弟兄们有点不甘心，一直在念叨这事，忽然有人提议咱们采运科不是有潜水泵吗？

抓鱼行动从午夜12点开始，由计划科长统一指挥，有人装模作样地继续捞水，有人放哨，注意五连人员动静，1点左右，蒋国柱、周明刚偷偷地拉出一台潜水泵，机关电工帮助接上电线，这台水泵是德国进口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水管直径有15公分，一开机没两小时，池塘就见底了。计划科长命令马上撤回潜水泵，再把机关的人全部叫起来，用脸盆捞水，动静大点，让周围都能听到。

此时，天已濛濛亮，我们干活的动静，把边上五连、六连的人都吵起来了，等他们纷纷跑到池塘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机关的二十几个弟兄满身是泥，都在用力泼水，而池塘已经见底，满满的野生鱼挤在一起，机关食堂找来大盆往里捡，足足装了十几大盆，起码有1000多斤，可惜的是大部黑鱼和黄鳝都钻进泥里了，我们也懒得去抓了。最后计划科长说把抓来的鱼给周围的连队和王泗机关领导分一下，我们工地机关小灶还剩了200多斤，饱餐了好几天，这也成为我们这些参加国防建设的工程兵苦中作乐抹不去的回忆，还有就是，我们再见到周围连队的人，就有了吹牛的资本了。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也迎来了电影事业的春天，文革前的优秀电影不断解禁，一批新摄制的影片也接连上市，我们军队以往的文化站统一供片模式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了，这时，一种新的用片模式----租片放映，就应运而生了，当然，刚开始也还是从地方的电影公司里租。

有了租片，另一种放映模式也随之产生，这就是--跑片。因为我们从地方租片是以天计算租金的，而那时部队的经费有限，而我们除了邛崃机场的放映点还有王泗机关放映点，为了让全体官兵都能及时看到新片，通常是两个电影场同时开场，35毫米的电影一般是10多分钟一盘，我们把倒片机装好，放一盘就倒一盘，基本是两盘一跑，中间用摩托车接力。

　　刚开始我们用是长江750边三轮摩托车跑片。

　　随着新片上市和老片解禁的越来越多，我们跑片的场次也越来越多，摩托车已经不适合晚上高速跑片了，改为总队机关首长用的吉普车了。

爱上开汽车

随着放映点的增多和新片的不断发行，我们的放映任务也越来越重，一年几乎90%的时间都要外出放电影。

　　最早，我们外出放映使用的是美式中吉普。

　　后来随着美国、苏联老式车辆的逐步淘汰，总队基本上固定一辆解放牌卡车做为电影队的放映用车。

　　汽车连的司机几乎天天跟着我们往外跑，也成了我们电影队的编外放映员，我自然也就成为业余驾驶员。

　　几年下来，总队装备的所有车辆，除大型翻斗车外，我都能熟练操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编外“全能驾驶员”。

　　从那时起，我对汽车就有着莫名的喜爱，不光喜欢摸车、开车，还会修车，更喜欢研究汽车。

这是八十年代初，我回杭州休探亲假，在杭州灵隐寺里看到一排停放的浙江外事的大日野客车，喜欢的不得了，还专门请人帮我在车旁拍照留念，没想到我从部队转业后竞被安排到浙江外事汽车公司当经理，仿佛是天定的缘分。

　　浙江外事汽车公司是省里专业负责接待各国总统和外宾的单位，我到公司后先后参加接待了多国到访杭州的总统和政府代表团。

　　特别是2016年，浙江外事公司牵头负责杭州G20峰会的全部各国总统及贵宾的车辆接待工作。

　　我是组委会成员，全程参与了6000名驾驶员的挑选、培训、教育和道路演练工作。

这是我们冒着杭州盛夏40度高温，漏夜开展总统车队的道路演练。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我也因此受到大会组委会的表彰。

吃多了撑的

四川广元县，我第一次乘着火车去放电影，这是领受了总队首长的指示，让电影队代表总队去广元工地慰问，前排左边的是我们政治部的周科长，任广元工程筹建总指挥。

　　我们为筹建部队放完电影，周总指挥问我这片子还有几天，我说：这是军队配片，一般是一周时间，我们在邛崃机场工地已用了三天，还有三天时间，周总指挥告诉我多呆几天，搞下军民关系，慰问一下驻地周围的单位。

广元县，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从浙江、上海一带迁过来的工厂最集中的地方，我记得那天我们去了一个代号为072的三线工厂，厂里都是上海浙江一带的人，我一说我是从浙江当兵的，老乡见面格外亲，因为那时基本没电视，人们的文化生活主要是靠电影，所以周总指挥在放映现场说：我们是代表解放军来慰问大家的，全场职工报以热烈的掌声，那场面实在令人感动。在给全厂职工放完电影后，厂领导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我们。

席间，有位餐厅的工作人员和我聊天，说我们那天放的电影叫《奇袭》，她最喜欢看这部影片了，我问她你们为什么没去看，她说他们餐厅的一部分人在准备下夜班的工人的饭，不能去。我马上就和周总指挥商量，能否把电影机架在餐厅里，画面就打在白墙上，专门为餐厅的工作人员加专场，周总指挥马上同意。

我们边吃美食，边为餐厅职工放电影，我那时才16岁，被一群老乡大姐姐围着，大家共同享受着那份快乐，都沉浸在幸福之中，这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另外还有件很糗的事。反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说说也无妨，那天我们放完电影开始吃饭直到给餐厅的员工加场后，他们还在陪我们吃，一直整到下半夜，那时我不会喝酒，餐厅的老乡拼命给我夹好吃的，我又不好意思剩下来，嘴也就一直没闲着，直到实在塞不下了才结束。当然，不能否认，那儿的伙食的确比部队好太多了，真是太好吃了。

回到招待所，我一直睡不着觉，撑得直哼哼，都快天亮了，周总指挥不放心，爬起来叫卫生员给我吃消食片，我又爬起来溜达了好一阵，好像才好点。

当我们离开广元时，不少厂里的职工来送我们，有的人还给我带了不少好吃的，就像亲人一样，此时，我隐隐地感觉到，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远离家乡，扎根深山默默地付出，真的好伟大，当然，我更能感觉到他们深深的思乡之情，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

　这是《奇袭》中精彩的追逐场面。

西藏一日游

乍听起来以为是玩笑，但其实是我的亲身经历。总队五大队有部分安装人员在西藏贡嘎机场在执行安装任务，成都军区要组织个慰问团去西藏慰问，让总队带一部小电影机随团慰问。当时听说高原反应很可怕，所以对身体要求比较高，电影组的几个兵里属我年轻身体好，也只能我去了，我们乘的是军用运输机。

　　第一次乘飞机，心情很紧张，生怕掉下来，不过透过窗口往下望，高原的景色真美。

　　那时的贡嘎机场还是比较荒凉的，军民合用，我们的连队就在候机楼边施工。

　　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我刚要想落实晚上放电影的场所，因为贡嘎机场的气候早晚温差特别大，外面特别冷，根本不可能在外面放电影，只能找一间比较大的房子放，可这时我忽然鼻子流血了，起初我还没在意，可是一下午一直止不住，我有点害怕了，赶紧找医生，医生说我这是高原反应。我以前听说高原反应只是头晕头疼，没听说过流鼻血，医生想办法给我止血，总是止不住，当晚我坚持着把电影放完，第二天一早，就乘送我们来的飞机回成都了，成都军区慰问团的西藏10天美好慰问旅程就这样泡汤了。

这趟西藏一日游，连个机场都没出去，有点遗憾，不过，飞机一回到成都，我的鼻血也不流了。

　 这次去西藏我带的影片是《平原游击队》。

　　完成了四川机场施工，并顺利通过工程验收，部队相继回徐州，四大队、五大队大部分连队也随机关撤走，我们电影组除留一人坚守正常广播外，其他人全部随大部队回徐州大本营。

这是徐州营房大门，（注意到没有，营门口上挂的横幅还是我写的呢）。

　　回到徐州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开始步入正轨，进入了学习、培训、补充、提高的阶段。

　　我先后参加了济南军区、济南空军的放映专业培训班，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并顺利考取了军区颁发的放映员技术合格证。

那年我才18岁，已是四年军龄的老兵了。也正是那年，随着总队工地的不断增加，总队电影组扩编，成立电影队，李文政任首任队长，罗天兴提为电影组长，是我的前任。

争当多面手

想当个合格的放映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除了要精通放映技术外，还要熟悉掌握电影机的构造原理，学会安装、保养、维修机器，使放映机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必须熟悉发动发电机的使用和维修，因为我们有时在野外环境放电影时是接不到电源的，所以我们出发时都要带上发电机，以防万一。

发电机是解放10型，单缸发动机，我们队里有3台，这发动机的保养大修都是我们自己干的，所以我们每天派车放电影，途中车子如果出故障，很多都是我们电影队的人帮助修好的。

　　每个放映员还要掌握收音机等家用电器的维修，为连队服务。

　　还要熟练使用广播设备，学习组稿，审稿，并亲自广播。

　　必须精通幻灯片的制作和播放，制作幻灯片可不是个简单的活，除了在玻璃片或胶片上绘画难度极大外，还要考虑思想性、艺术性兼备。

由于我们电影队人才济济，加之我们要求高，所以，我们的幻灯作品多次在济南军区和空军获奖。

　　每逢新电影发行，电影海报都是我们放映员自己画的，所以，还必须具备绘画基础，我们电影队有几位真正美术专业高手，转业后，他们的作品在国内获过大奖。

　　另外，写美术字也是放映员的基本技能，总队所有的欢迎标语，会场布置，包括展会设计都是我们电影队的份内事。

　　电影队归总队政治部宣传科直接领导，很多时候还必须做好机关的助手，而且电影组的兵也是政工干部的后备力量，所以，文字基本功是基础，新闻报道也要学。

这是我《解放军报》函授两年毕业后的实习记者证。

　　摄影技术更是必不可少，我们电影队配备自己的暗室，所有的照片冲印都是自己解决，我们经常是海鸥120、135相机随身带，发现新闻素材及时报道，不光是幻灯片宣传，还要给军报发稿件。

我是《空军报》的特约摄影记者，我的图片报道多次在《空军报》上刊登，并被当年的国内顶级刊物《人民画报》选用。

　　光精通本职业务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是军人，所有行动都必须按军队的《纪律条令》、《内务条令》执行，除了出操、队列、军容风纪，还要搞好内务卫生和秩序，我们每天起床，被子必须叠得像豆腐块。

　　有时还要参加总队机关的值勤。

　　每年我们还必须参加实弹射击四个练习，不过，我半自动步枪的成绩始终不稳定。

　　手枪可就不一样了，不用练，次次都是优秀，这大概与遗传有关系，我父亲被挑到中央军委警卫处工作是因为他是全军大比武的尖子，所以，手枪不练我也会。

几次总队机关手枪射击比赛，我全是第一名。

　　我们在大本营修整结束后，又随机关进驻山东济宁，准备修建济宁军用机场，这时的住宿条件比以前可强多了，我们也是在施工工地第一次住进了的固定式营区建筑，这是机场第五工区，属机关办公和直属单位所在地。

　　我们电影队也在这个工区，也有了固定的大礼堂，电影队的人员全部住在礼堂二楼。

总队的直属连、教导队、医院、仓库等也全部集中到这里。

　　这是我们总队的大礼堂。

　　这里，也成了许多年轻的军人的拍照打卡地。

　　修建济宁机场的任务很艰巨，除了要完成3000多米的跑道、滑行道、停机坪外，还要开凿一个1000米长度、40米跨度的、能容纳大型轰炸机的洞库。

　　由于总队开工的工地越来越多，基层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哪个工地都需要有电影组进驻，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新开工的工地，放映员可以去，但机器怎么解决，因为那时军队供片和地方新发片都是以35毫米影片为主，其他尺寸的机型基本没有用武之地，而军队配发的解放103放映机都是由上海电影机械厂生产的，且有指标限制，不能私自采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队长通过关系，从外地搞来了这套甘光35毫米放映机，说实话，机身挺漂亮，但质量不咋地。

　　为了解决放映机来源的问题，我们通过关系，去上海电影机械厂学习。我在厂里住了两个月，边向老师傅学习安装，边在厂里采购紧缺的电影机材料，等我学习结束了，我也采购好了能整装两套解放103型放映机的全部材料。

回到部队，全队上下一起动手，在李队长的带领下，我们奋战一周，组装出两套全新的解放103型放映机，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

　 部队的礼堂也新进了松花江座机，大大提升了放映效果。

学习当教官

几年过去了，济宁机场的跑道已完工，洞库工程也进行了一大半了，电影队的人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李文政队长这时已调徐州留守处副主任，进团了，我接任了电影队长一职，那个时候是电影队兵强马壮的时刻，光放映员就有15人。

经过不断努力，我们的电影队从机器装备、维修管理、规范服务、文化工作、为基层服务等方面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是全军的标杆，受到各级的表彰。

　　特别是总政治部授予我们总队电影队“全军十大优秀电影队”的称号，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将军在北京亲自为我们授旗。这是军队电影界的最高荣誉，我也被空军授予“优秀电影队长”，并荣立三等功。

　　我们这些被评为空军优秀电影队长的人，被空军政治部选送到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进修。

　　在师范大学，我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那时的连队已开始配发彩色电视机，我回部队后，为总队的所有连队举办了几期电视机的装配与维修的培训班，解决了基层连队电视机的保养与维修的难题。

生死一念间

我们在机场工地现场有广播站，光线路就有3000多米长，日晒雨淋难免会发生故障，一天，我带着两个放映员在现场排除故障，查了一上午，也没找到故障点，本来想查好后再回去吃饭，但天实在太热了，我想了想，说：算了，先回屋休息会，吃好饭，下午再继续查，放映员马上从电杆上下来，快步回到广播站。

当我们刚进屋一分钟不到，忽然惊天动地一声巨响，我们房间的一面玻璃都碎了，外面一片烟尘，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跑出来看。等烟退下后才发现距我们电线杆100多米的地方，有一个直径30多米的大坑，边上躺着几名战士。

事后了解，原来是施工连队在仓库领了几百公斤TNT炸药和雷管，准备回去炸石头的，因天太热了，他们停下歇会，不知道怎么就炸了。当然，首先说领炸药和雷管必须要分开的，这本身是违规操作，但怎么会爆炸到最后也没弄清楚。关键是我们刚才爬的电杆被拦腰截断，我们的广播线，被炸成无数段。

感谢老天对我们的眷顾，更感谢自己的那一念，不光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几个兵。

　　当然，在部队当兵，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危险，特别是我们放电影的，早些年我们一年中起码有300天在车上，有些新司机驾龄短，情况处理不当，比较容易出事故，我自己就经历了三次翻车，最严重的一次是我们机关的这辆大巴，翻到沟里了，我居然毫发无损。

脚盆烧田鸡

军人的脸盆可是很神奇，既能洗脸洗脚，又能烧菜盛汤，功能强大。

那年我夫人来部队探亲，晚上，司令部军务科的蔡文生带我们去抓田鸡，我们随手带了个麻袋就出发了，走到李村外，路边趴满了田鸡，因为当地人没人吃这玩艺儿，所以田鸡长得和牛蛙差不多大，而且很傻，电筒一照，一动不动，我们相当于是在捡田鸡，半小时不到已经装了半麻袋了。回来夫人处理到后半夜，因为太多了，我们就把身子扔掉，只留大腿。

那时部队管理比较严格，所有宿舍都不允许有炉灶，我夫人也有办法，把大家的脚盆集中了一下，洗干净后，放在电炉子上烧，一会就整了一大桌菜，由于田鸡太多，烧好后还有两大脸盆，我们送给别人一盆，自己这一大盆一顿也没吃完，问题是，弟兄们吃完后都浑身发痒，问了医生才知道，因为这田鸡太老了，身上有毒，我们这是吃多了，有点过敏，真太好笑了。

快乐电影人

放电影虽然辛苦，但乐趣更多，因为放映员都是单身，又大都多才多艺，业余时间会寻找机会创造快乐。

比如在部队自己的农场体验干农活儿。

　　打打篮球。

　　玩玩排球。

　　闲暇之余，种点蔬菜改善下生活。

　　没事展示点才艺，比如：拉拉手风琴。

　　秀下小提琴。

　有时还表演个小品。

　　再和战友们搞个战斗演习。

　　我们都是快乐的电影人。

　　在我电影生涯第十年时，部队整编，缩编成团，电影队也随之撤消，改为电影组，我那时23岁，已是正连职电影队长了，而电影组的组长也就是正排职，所以我只能调到政治部保卫科任职。

后来我结婚了，组织上为照顾我家庭，跨军区把我调回杭州工作，在空军疗养院继续从事政治工作。

在空疗，我担任了十年的书记工作，也经历了军队的第一次換装。

　　我刚到空疗工作时，分管军委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期间我被南京军区选去参加军队保卫工作和公安技能大比武，经过层层筛选，我的手枪射击、现场勘察、现场照相、痕迹提取、现场笔录和笔试成绩获得全军区总分第一名，并被空军保卫部特选进入全国特大盗枪案专案组，在专案组期间，由于我发现了重大线索，直接破获了此案，并被空军保卫部授予三等功。

　　全军恢复军衔制后，我又经历了全军第二次換装，这是当年被授空军少校的证件照。

　　回顾部队的24年的生活，令我最难忘的还是这十年的放映生涯。

记得伯克说过，“教育是一个国家的主要防御力量”。我到部队时其实是一张白纸，正是在这十年的放映生涯中，接触的大都是充满正能量的革命英雄主义影片，所以，正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心里。

　 在我眼里闪过的永远都是这些光辉形象。这些英雄人物永远激励着我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正是这十年部队的放映生活，把我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军人，在远离父母的军营，工作、奉献并快乐着，真的就像歌里唱的“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