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南疆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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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1979年那场战争已经整整41年了。随着时光推移，当年的情景已经渐渐变得模糊，脑海中只残留着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花絮。然而，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花絮，始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难以割舍！为了这份情愫，也为了这些残缺的记忆，尽管当年的文字痕迹早已荡然无存，而且这些片段、花絮、轶事不一定都是“高大上”，但作为这个期间的事件、经历和感受，随心所欲写下这个散记，算是对那段风火岁月的回望和致敬吧。

江边林场的枪声

1978年国庆节后，炮五团拉至陆良召跨一带参加14军40师演习，时间长达2个月。11月下旬，40师接到任务，演习取消，炮五团随后返回干海子。12月8日，炮五团接到了中央军委下达的对越作战预先号令，正式拉开了我团对越作战的序幕。12月23日，军区炮兵司令部王副政委到五团小礼堂向排以上干部做动员；12月25日，部队从干海子营区出发，当天住宿路南（今石林县）；12月26日中午部队到达弥勒县锁龙寺江边林业局进行短暂驻训。期间，团长陈武夫带领各营营长、连长、团指挥连测地排（含外炊事班）分乘2辆小车、2辆解放牌车前往河口勘察地形。据时任测地排长刘庆宏回忆，当天一行30多人到达马关，第二天天不亮就开始了行程。马关至桥头的路比较好走。然而，过了桥头开始走上山道，路面状况越来越差了。伴随着迷雾碎雨，泥泞的山路车子不时打滑，走走停停，沿途需要请民工帮忙垫路才能动得了。炊事班在途中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做饭，大家只能饿着肚子，紧赶慢走，当天晚上9点多钟才到达南溪边防13团。50多公里的路程，4个车子走了近15个小时。大家带着对战炮分队能否顺利开进的担心，跟随团长上了四连山看观察所，又到了槟榔寨、蚂蝗堡、南溪、下水头等位置看了炮阵地。随后，除团指挥连测地排留下开展连测工作外，其余又返回江边林场带部队。

这个期间，江边林场发生了一件事。大约是12月31日，在江边林业局食堂附近的空场上，团指挥连集中上课，战士们统一坐在各自的小马扎（凳子）上认真听讲。部队周围，有几个小孩在不远处观看。据时任团指挥连侦察班长张志忠回忆，当时他坐在第一排，正对着他的前方，有个5岁左右的小女孩在看官兵们上课。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手拿锄头从食堂里冲出来，三二步就冲到小女孩侧面，二话不说举起锄头朝小女孩头部挖了下去，锄头顺着小女孩的头皮落下，女孩鲜血直流倒在了地上。上课的士兵瞬间站了起来，张志忠随即甩下背着的冲锋枪快步绕到这名男子身后，想用枪托把这个男子打翻。该男子看见有人用枪对着他，更加愤怒地挥舞着锄头向周围的士兵乱砍乱砸。当时现场很乱，电话排长刘礼贵和电台台长张崇礼试图控制局面，分别拔出随身佩带的五四手枪对空鸣枪示警，但那名男子毫无退缩之意，追着张崇礼把他逼到了一个一米多宽的巷子口，并用锄头朝他头部挖去。无奈之下，张台长只能开枪自卫，击毙了这名行凶的男子。杨永南副团长闻讯赶到事发现场，并及时与江边林业局领导和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公安详细了解事件经过并勘察了现场，认定该男子伤人在前，张台长开枪在后，而且是为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属于见义勇为，责任不在部队方。林场领导也表示，部队马上就要开赴前线执行任务，后续事务一切由林场负责处理。事后得知，这名男子年轻时因驾驶车辆翻车，头颅受过创伤，随着年龄增大，可能病情加重，导致精神障碍，出现行为紊乱而挥锄砍人。

此事来得突然，实属意外，不禁令人唏嘘！毕竟这是参战前打响的第一枪，全团上下无不知晓，当时的场景至今还留在老兵们的记忆中。

最艰难的摩托化行军

摩托化行军是炮兵部队作战训练最基本的形态。1979年1月1日早上，炮五团离开江边林业局，向仁和、马关方向开进。1979年1月3日傍晚，部队到达了马关桥头，踏上了一条新开通的急造军路，开始了我们团前往河口最艰难的、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段摩托化行军。

马关到河口原来有一条沿国境线而建的碎石公路。据时任团作训股长虞壬甲回忆，为避免暴露我军行动企图，昆明军区临时派出工兵团开劈了一条由马关桥头到河口鲁布格全程约50多公里的急造军用通道。由于天公不作美，我团开进前曾连续下过几天雨，开进中绵绵细雨又时有时无，没有经过任何硬化措施处理的路面，完全成为一条名符其实的“水泥路”。

当时，我在团宣传股任干事。部队出发前，政治处领导安排我随基层连队一起行动。我奉命来到炮一营住宿的江边林业局子弟中学（东方红中学），找到炮二连连长李建国、指导员王祥达报到。记得王指导员当时征求我的意见，能否协助二排长节沙带三炮车。因为我从来没有带炮车的经历，最后，还是和王指导员同乘一辆炮车前行。

马关桥头至河口南溪，这条50多公里的急造军路，一路走来，最辛苦的就是驾驶员，最操心的是带车干部和连队领导。驾驶员们要在凹凸不平、道路狭窄、且没有经过任何硬化处理的路面上安全行驶，这实在是太难了！特别是一个步兵的高炮营先于我们团通过此段道路，整条路面被压了个稀粑烂，这更加大了开进的难度。我团的红岩牵引车车身重，又拉着6.2吨重的130火炮，行军状态下车头到炮口21米长。由于道路狭窄，弯道转弯半径小，有的弯道一侧紧靠山崖，一侧又面临箐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撞到山石土块或者掉下箐沟。好几处弯道，车子转了弯，但长长的炮身转不过来，因为翼则不远处有土石山包，炮身（管）有可能被挡住，不仅会损伤装备，还有可能把车辆甩翻。此时，官兵们只能就地摘下火炮，让炮车先行通过，尔后推拉着火炮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这条急造军路由于道路泥泞，路基松软，沉重的炮车（每辆炮车装有一个基数的炮弹）把路面压出两道深深的轮辙沟。当有的车炮陷入轮辙沟后，随车官兵们全部下车，在细雨迷雾中四处找来石块、树技，一边填、一边推，有时还要挖去隆起的泥块；驾驶员则轰着油门，吃力地驾驶着车辆一寸一寸地向前移。一辆车过去了，又形成两道深沟，继续找来石块树枝填埋，让后一辆车缓慢通过。基本上是垫一次过一辆，反复辗压，反复铺垫，反复操作，泥浆、雨水、汗水，把官兵们变成了一个个泥人。特别是跟在炮车后面的解放牌炊事车，由于车底盘没有红岩车高，两轮相对距离也没有红岩车宽，炊事车跟在炮车后面行进，车底盘正好骑在隆起的路面上，车轮悬空一个劲儿打滑，根本动不了。这个时候，不仅要填埋两道轮辙沟，而且还要用力挖去隆起的泥巴，完全靠前面车拽、人拉、后面推，驾驶员还要猛踩油门，车子才能挪一挪、动一动。由于隆起的泥土和石块的摩擦，有的车辆底盘压包、方向拉杆变形甚至脱落，负责断后的团修理所汽修班战友和技师就更加辛苦了，他们背着沉重的修理工具，顶着迷雾细雨，从泥泞、湿滑、狭窄的路边往返穿梭于整个车队，一会儿赶往前方紧急救援开不动的车辆，一会儿又返回后方解决熄火车辆的故障，如此反复奔波，一个个累得几乎虚脱。最令人终身难忘的是桥头至南溪方向距离柑树坪约3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大约是晚上10点左右，不知怎么的，前方的车辆全都停下熄了火，除了少许红色的尾灯亮着外，四周一片漆黑，静寂无声。由于道路狭窄，人员不能下车，也不知道车辆堵在那里，大家只能呆在车上茫茫然地期待着前边车辆的发动。忽儿车灯亮起，马达轰呜，可车辆往前移动了一点点，又都停下，随后又都熄了火，又是静寂无声……这种走不能走、动不能动、又不能前往救助的窘况真的令人心碎。事后得知，前面有车子抛锚，部件需要更换或修理，而且，道路太烂，既有隆起的泥土石块，还有路面的深坑，车辆无法前行。团领导找到公路附近的工兵，用推土机推开路面上隆起的土石方，又用树枝石块夯实大坑，有的车还要用钢绳牵引才能通过。就这一段 3公里的路程，我们居然走了20多个小时！整整20多个小时啊，车队只前行了3公里！这事放到今天， 80后、90后、00后就算绞尽脑汁，肯定是无法想象、不可思议的。可这就是我们当年真真实实的经历。

全团沿急造军用通道开进的第二天上午，时任团作训股参谋的杨碚碚跟随杨永南副团长在一处险道旁指挥车辆火炮安全通过。据杨碚碚战友回忆，这是一段左转弯下坡路，比较陡，左面是几十米深的山沟，路的右面是大约70度的山坡，靠山坡的一侧路面高，靠山沟的一侧路面低。刚下过雨，雾气腾腾，整个路面上全是稀泥巴，像是抹了一层油。10时20分左右，炮二连解放牌炊事车经过这里，方向失灵，车轮向路右面的山坡方向打，车头却向路左面的山沟方向跑，紧急刹车后，虽然六个车轮全部抱死了，但汽车在惯性的作用下依然停不下来，带防滑链的车滑向路左边的山沟，翻车的风险非常大。好在有惊无险，车辆在距离路边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住了，带车干部和驾驶员下车查看了以后，准备靠自身的力量把车开回路中，杨副团长及时制止了他们，主要是防止车辆启动后再次发生失控，滑到山沟里去。这个时候，连长李建国带着救援的官兵赶到了，立即组织官兵找来杂草、树枝、石块垫到车轮底下，在车辆保险杆右边的羊角上，拴上粗绳子，十多个壮汉像拔河一样，在粗绳子两边严阵以待，李连长一声令下，官兵们高喊着整齐统一有节奏的号子：“一二、拉！一二、拉！------”把车头向路中间拉，由于脚下湿滑，接二连三有人滑倒，他们顾不上浑身的稀泥，爬起来接着拉，摔倒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同一时间里，驾驶员缓缓启动车辆，把车辆驶向路中，一次潜在的翻车风险，就这样化险为夷了，车辆脱离险情后，杨副团长表扬了二连的官兵。

当天下午3时左右，车队来到了一个相对宽阔的地方又停下来了，车子排成了一条长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动。我下车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看到是一辆炮车因路基下沉，泥浆淹没了车、炮的轮子，所以才会堵成这个样子。好在炮五团并不是单打独斗，孤立无援。公路沿线的工兵七团战友和成百上千的民工，他们不辞劳苦，夜晚举着火把，背着树枝，危险路段或弯道处为我们照明引路，或用树技垫在打滑的车轮下；白天他们肩挑手扛用石块树枝垫路，设法将泥浆推到低洼处。此时，现场周围的官兵和民工近300多人，大家尝试着用不同的方法推拉车炮。最后，还是采用10多根拉炮绳固定在车头、车身两侧，随着“一、二、一”的号子声，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硬生生把被泥浆淹没的车辆、火炮拉了出来。随后，有的人把一堆堆石块和一捆捆树枝扔进泥坑中，有的人忙着挖槽排浆、夯实路面，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后面的车炮才得以缓缓通行，这个场面蔚为壮观，令人震撼！也深深体会到了这次行军的不易和艰难。可惜当时没有相机把这个画面定格，留下了终生遗撼。

事后得知，军区首长曾对工七团下达过“不管有天大困难，抬也要把炮五团抬过去”的指示；而炮五团官兵也没有辜负使命，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在工七团和沿途民工的帮助下，按军区首长的要求，云南方向唯一的一个大口径、远射程130加农炮团，终于成建制地抵达了河口前线。

战前奉命返昆

部队抵达河口战区后，团机关驻扎在四连山后方的冷水沟，这里距离河口火车站大约3公里远。1979年1月10日，团政治处宣传股长杨光宗通知我回团部受领任务。从二连到达冷水沟后，得知安排我的任务，居然是前往昆明办理全团报刊杂志从干海子转移到河口邮政局，政治处安排我(时任宣传股文化干事)去办，而且要求快去快回，并告之陈团长找我有事。到了团长房间，陈团长交给我一封信，信是写给他家属的，让我顺便送过去。

这个差事令我喜出望外！刚从营房经历艰难的摩托化行军到达河口前线没几天，又能马上返回昆明，虽然只能在昆呆一、两天，但能在战前回一趟家，这在全团上千人中我可是最幸运的啦！大战之前，谁不想回一趟昆明、回一趟营房、回一趟家呢？

昆明至河口的小火车，在越南反华排华、驱赶华侨越俞演俞烈的情况下，已经把终点站改为蚂蝗堡了。我从蚂蝗堡登上火车，一路北上，经过23个小时的颠波，终于到达了昆明火车北站。

到达昆明后，我首先回干海子营房向留守的高明华政委报到，并汇报了我们在河口的情况。高政委对我说“你来得正好，回去时，一起把这批河南新兵带走”。没想到奉命回昆办事，返回时也会有任务。当即，我向高政委保证，一定安安全全把他们带到河口。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公交站，乘车直奔昆明市电信局电报科，一方面盼望着与同年参加工作的好朋友们见面话别，另一方面主要是请教如何办理报刊转移相关业务。因为我知道，好友曹云建作为邮电系统的子女，他的姐姐就在昆明市邮政局工作。下午一上班他就带我赶到北京路市邮政局，找到姐姐带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件事搞定了，并告之尽快办理，几天后就能看到报纸。接着，我又火急火燎地赶往华山东路平正街昆明市第七中学，在一幢红砖的家属楼，找到了陈团长家。第一次见到陈团长夫人，孙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大气、端庄、文雅、很有师者风范。当听我简单介绍了炮五团河口之行的情况后，我告诉她团长很好，团长说请你不要担心他，要好好照顾自己。虽然申老师一脸微笑，但看得出她心中对自己丈夫的思念。她拿出一个包裹，这是一件刚织好的毛衣，让我交给陈团长并转告他“不要担心家里，好好照顾自己”。许多年后，我从战友处得知，陈团长对自己的妻子一往情深，爱妻不幸因病早逝，陈团长为此痛不欲生。谁说军人就是铁石心肠？铁石心肠的军人既有家国情怀，也会有儿女情长！告别孙老师后，我回到了离昆七中很近的华山南路楚姚镇巷我的家。父母工作还没有下班，妹妹下乡在晋城，弟弟也不在家。好在没有等得太久，一家人终于团聚，在家住了非常难得的一宿。

次日上午，我到了位于西站麻园的昆明市开关厂，在车间里找到发小殷保林等一众老同学辞行，颇有一点“壮士兮一去不复还”的豪情。下午返回营房，晚餐后我指挥39名新兵和一名探亲归队的卫生员，在操场列队昤听高政委临行动员，随后，乘车直奔昆明火车北站，踏上了前往蚂蝗堡的行程。这批从河南永城入伍的新兵，是1978年12月28日到达部队的，在干海子营区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训练，就跟随我一同前往河口前线。小小年纪，刚刚跨入军营，显然还不知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但从忽闪忽闪的眼睛中，我看到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丝丝忐忑不安的。一路上我向他们介绍云南风土人情、前线部队正在开展的战前练兵，以及越南反华排华、驱赶华侨、制造边境事端、入侵柬埔寨的情况。我曾接过1978的河南洛阳兵，整个行程中，我用当年模仿学到的蹩脚河南话与他们插科打诨，拉近了相互距离，大家在一起非常开心。晚上11点30左右，在宜良火车站停车15分钟，我简短安排了一下便下了车，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居住在火车站内的姑妈家。她们全家早已熄灯睡觉，当敲开门看到是我非常惊奇，也很高兴。只是说了几句话，不到5分钟，我就匆匆忙忙地一路小跑回到了车上。火车可不会专门为我多停留一秒钟的，如果赶不上车那可就是天大的事啦！现在回想起来起来，战前返昆除了完成公务外，与父母、工友、发小和亲属匆忙告别的举动，下意识中可能有一点儿生死告别的意味吧？

乘坐昆明至蚂蝗堡的小火车，由于是从高海拔往低海拔地区走，相对快一点，但也要行驶21个小时。在开远转车时，我们在车站食堂品尝了云南过桥米线。据团指挥连电台室李金东、修理所郑子民、团后勤的肖红岩等人回忆，他们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吃云南过桥米线，当看到生肉上桌，心想这生肉怎么能生吃呢？然而，按照过桥米线的流程吃了一回后，个中滋味，至今还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之中。当天晚上，火车来到了终点站蚂蝗堡，团军务股和各营、团直分队接新兵的车辆早已在此等候。随着昆明之行的任务结束，我又回到了一营二连，直到出境作战部队全线撤回后，我才回到了团机关所在地－－蚂蝗堡分场一队。

　　流经蚂蝗堡分场一队的南溪河。战后，团指挥连和机关的同志常在这里游泳戏水。

笔者在团机关驻地南溪河边的留影

为有牺牲激斗志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挫折。一支部队，一个连队，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会碰到沟沟坎坎。

经过艰难的摩托化行军，炮一营于1979年1月5日凌晨终于来到了南溪国营农场。车队行进在南溪河边的公路上，驾驶员们的感觉就好像在城里的柏油马路上开车那样爽。大约凌晨4点，我们到达了蚂蝗堡附近的宿营点——马革。此时，因车辆故障掉队的三炮车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让连长李建国、指导员王祥达十分揪心。6日下午，营里从团后勤获得消息，掉队车辆在团修理所的帮助下，修复了故障，并走出了最艰难的路段。营副教导员胡国勤随即带着一辆炮车前去接应。由于几天来的劳累煎熬，掉队车辆的驾驶员和带车干部眼窝深陷，疲惫不堪。两车会面后，接应车辆挂上掉队车辆的火炮，两辆车先后往一营宿营地驰去。

经过泥泞崎崎道路的驾驶，走在相对平整的公路上，疲惫感阵阵袭来，驾驶员一个不留神，车子在下水头附近侧翻，从山东菏泽入伍的副班长武其吉战友不幸因公殉职。本可以避免但却未能避免的事故降临到二连（接应车辆应带上替补驾驶员），二连士气受到重创。常言到“祸不单行，福不双至”。部队进驻马多依后，一天夜晚，我和王指导员及炊事班的几位同志与房东聊天。天亮后却发现昨晚聊天的战友何玉刚(贵州赤水县人)没有了气息。团卫生队长魏守田和保卫股的同志现场查看后，根据该同志平素身体健康且没有其它疾病反应的状况，认定为突发心源性猝死。一个连队仗还未开打就有两名战友不幸逝去，这让连长指导员压力山大，士兵的情绪也受到极大影响。

在炮二连的这个至暗时刻，团营领导给予了及时的疏导鼓励，连队一班人也意识到还要带兵打仗，绝不能让这种沉闷的情绪发展下去。为此，全连上下展开了“化悲痛为力量、振奋精神打胜仗”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导全连官兵把心思放到备战备训各项工作中，较短时间内扭转了连队沉闷压抑的精神状态。战斗打响后，二连官兵服从命令听指挥，以高昂的士气和兄弟连队一道，以迅速、猛烈的炮火支援了前沿步兵行动。炮一营转移到下水头第二阵地后，二连在一个种植着橡胶树、工兵临时用推土机推出来的一个小山包占领发射阵地。由于这个小山包只推去了一半，构筑工事后，火炮后方的山体高出炮床许多。在炮火支援13军39师的全营18发急促射中，强大的气浪和高分贝的音爆声将高出的山体震塌，坍塌的土方掩埋到王指导员和二班金卫国等人的大腿。为加快射击速度，炮手们顾不上擦去弹带上的黄油，抱起炮弹往自已胳肢窝里一擦就送入炮膛；药筒来不及用送弹棍挑就用手扔；瞄准手不顾火炮后座力的振动和撕心裂肺的声响，始终坚守在火炮旁精心操作；指导员王祥达则游走在4门火炮之间，利用射击间隙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炮手们加油鼓动。当时，我离火炮还有一段距离，但炮弹发射过程中，我感到心脏好像是在臂膀而不是在胸腔跳动，五藏六腑仿佛要呕吐出来非常难受。可想而知，近距离操作火炮的战士，他们受到巨大的气浪冲击和音爆声响的震撼就更强烈了，几乎达到了耳膜和心藏承受的局限，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也没有一个愁眉苦脸的，他们始终坚守炮位，紧张有序地执行着一组组口令，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射击任务。二连虽然出师不够顺利，但官兵们在挫折中浴火重生，他们用英勇杀敌的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多名官兵立功受奖，炮三班还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战后，我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团治处郭志强主任，他要求我围绕二连战前受挫、及时做好思想梳导、努力完成作战任务写一个事迹材料上报。同时，团政治处编印的“轰鸣”战报，也报道了二连重振士气，圆满完成作战任务的事迹。

团政治处主任郭志强、宣传股宣传干事袁茂辅、政治处书记陶锋在战时编写《轰呜》小报

“轰鸣”战报

1979年1月，部队到达河口，开始战前训练。由于战场环境和保密工作的需要，部队禁止对外通信，也没有报纸，甚至连广播也无法收听，基层连队几乎没有任何资讯来源。为了及时传达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精神，围绕各阶段的战斗任务和中心工作，做好战时思想政治工作，鼓舞部队战斗意志，团政治处决定编印“轰鸣”战报。

在政治处主任郭志强，宣传股长杨光宗的领导下，宣传干事袁茂辅，政治处书记陶锋负责组稿编印。1979年1月中旬，“轰鸣”战报第一期编印下发到连队，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

战斗期间，“轰鸣”以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迅速传递胜利捷报，及时宣扬英雄模范事迹，有力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热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轰鸣”战报，是所有前线部队第一个自办的小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兄弟部队，随后也陆续办起了自己的小报。战后，军委炮兵对我团的“轰鸣”战报，给予了肯定，总结了经验，进行了推广。

1979年10月，部队重返河口执行反炮袭任务。“轰鸣”战报增加了政治处王旭东，李同华两位同志参加编印工作，继续出版，直到部队返回营房。“轰鸣”小报总计出版了三十期。（本节内容、文字由陶锋战友提供）

河口县南溪镇南溪村委会马多依

马多依的趣事

战争中不只有两军对垒的血腥撕杀，也会有战友兄弟、儿女情长。在战前、战中、战后短暂抑或漫长的时光中，温馨、幽默、浪漫随处可见。我就曾经在坑道中倾听过战友向我诉说过恋爱中的烦脑，并为他们出谋划策，甚至提笔操刀代写情书；也看到过一群战友光屁股在山间溪水旁冲澡，一个调皮的战士用口哨吹出炮弹落地前 “咻……”的声响，吓得一群光屁股弟兄倒身而卧，当发现是一场虚惊后破口大骂，继而相互间又禁不住开怀大笑。可能，这就是军人在战前战后或战斗间隙中的真实生活吧。
位于河口南溪镇的马多依村很大，分上、下两寨，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自然生态环境很美。炮一营住在马多依下寨，东边是马多依上寨，西边是水果农场场部，对面是水果2队。当年炮一营1月10日和3月4日先后两次驻扎在这里。
战前的马多依，驻扎的部队很多，加上当地村民、知青、周边农场的职工，很是热闹。一天傍晚，步兵侦察兵在田篷方向的边境线抓获了一名越军俘虏。运送这个俘虏兵的车停在马多依炮三连连部门前的空场上，带车干部下车办事，俘虏兵坐在车厢后档板处惊恐地看着车下一大群看热闹的人。突然，从三连炊事班走过来的该连司务长拨开人群，径直来到车辆后档板处，指着坐在车厢上的俘虏兵大声说到“啊哦，是你呀！”大家还以为他认识这个俘虏兵；在一旁看押这个俘虏的步兵也没有反映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司务长已经三步并两步爬上了车厢，劈哩啪拉打了俘虏兵几个耳光，然后，一脸淡定地下了车。事后，营连领导严肃批评了这位司务长的鲁蛮行为。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搞笑。其实，当年我们来到河口前线已经一个多月了，马上就要打仗，可连越南兵的影子都还没有见过，突然来了一个越南兵，自然觉得很是稀奇，都想看看长什么样子。也许司务长看到这个又矮又黑的俘虏兵颇感失望，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令人忍俊不禁、意想不到的举动吧。
三连连部设在马多依的一处公房。这种单砖土坯房隔音效果非常差。紧挨着连部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住着六七个女知青。白天部队训练，知青们外出干活。晚上，村民、知青们都会聚在公房前的电线杆下的空场子上，借着路灯的光亮拉家长、侃大山。因为当时除了收音机，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也许是来了一群部队的年轻人，大家都很兴奋。这些聚在一起就讲粤语方言的女知青，可能觉得周围没有人能够听得懂她们讲的广东话，因此，每天夜晚熄灯后的一段时间，她们就毫无顾忌地嘻嘻哈哈地用粤语说着各种趣事，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然而，让她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墙之隔的房间里，居然住着一位生长在广州、并在那里读了小学、初中、知青下乡回河北老家后又当了兵的三连副连长何振国，他不但能听、会讲，而且他讲的粤语还非常地道。开始，何副连长只能强忍着抑闷，尽力不去听她们聊天说笑。然而，一墙之隔又怎么能挡得住这群女孩儿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呢？更有甚者，他还不得不听一些让人脸红的私房话。几天后的一个早上，这群女知青就在附近准备劳动工具，何副连长假意自言自语地用粤语说了几句话。刹那间，这几个女知青如雷贯耳，目瞪口呆！回想起夜晚曾经毫无顾忌说过的话、讲过的事，一个个羞红了脸，互相推拉着急忙跑开了。从此，夜晚就寝后再也听不到她们胡聊海吹，安静得多了。其实，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说点什么，议论点什么，实属正常。只是这几个小知青太过自信，不知不觉间把自己最隐密的私房话给暴露了，也怪她们不知道解放军来自五湖四海，哪儿的人都会有哈！

三连一排长王丕信（左1）一营副营长吴家荣（左2）二连指导员王祥达（左3）三连连长周甫会（右1）三连副指导员金正平（右2)战后在马多依营地

　　图片后面的故事: 1979年3月下旬，中央慰问团分团团长程子华带慰问团成员到蚂蝗堡一队慰问炮五团官兵。团指挥连奉命搭建彩门，政治处宣传股负责书写标语。时任政治处书记且有一定书法功底的陶锋战友书写了横幅，鼓励我写“欢迎”两个大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2个印张上用排笔书写一个字的实践。图为笔者(右一)和团指挥连连长黄树华、副指导员何西友(左一)在彩门前合影。（陶锋 摄影）

地图风波

三营指挥连连长曾昭孝是一位秉性耿直、为人忠厚、做事踏实的同志。我到团指挥连任通信排长时，他是资历较老的电话排长，闲暇时给我介绍连队情况，介绍通信排一些老兵的特点，对我帮助很大。与他同年入伍的黄同敦副连长给他布置工作任务，他从来不讲条件、不说二话。由于尊重领导，关心部属，善于团结人，特别能吃苦，受到团指挥连官兵的爱戴。担任连长职务后，他更加刻苦努力，认真钻研，在较短时间内熟悉了本职业务。但由于出身于电话兵，他对射击指挥、图上作业等方面稍显薄弱，但他不耻下问，见贤思齐，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即便是职级比自己低的同志，也能虚心请教，目的就是要以他人之长补已之短，尽快提升自己的军事技能。三营指挥连侦察排长陈林，当过计算兵、侦察兵，图上作业相对熟悉，2月上旬，他根据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和对敌观察掌握的情况，完成了个人地图的标注工作。曾连长看到陈林标注的地图比自己的详细一些，便向他借用标好的地图学习借鉴，并答应再加装一个塑料袋不弄皱、不弄脏。

大约是在2月9日前后，由于炮三营肩负掩护步兵开进的战备值班任务，为确保通信联络畅通无阻，三营指挥连电话排在已经架设了迂回线路的基础上，准备再架设第三条预备线路，确保战斗打响后有线通信万无一失。时任连长的曾昭孝亲自带领电话排有关同志实地勘察线路架设路径，这一天，他阴错阳差，正好带上了陈林标好的地图上路。中午时分，勘察好架设路线的一行人在槟榔寨附近吃午饭，曾连长怕折皱地图，坐下前先将手中的地图插在炊事车伪装网上。由于一时大意，餐后忘了收回地图就上了车。待发现地图遗失返回寻找时，已不见地图的踪影。当四处寻找无果后，他向团里报告了这件事。

地图作为反映地形地貌最可靠的资料，是现代社会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更是军队作战训练须臾不可离的物品。特别是标有兵力部署、目标任务的军事地图，关乎作战任务的完成和所标注部队的安全。身为炮兵指挥连连长的曾昭孝深知地图丢失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团里接到报告后，刚开始只是让曾连长带人尽快寻找。稍后，团长陈武夫感觉有些不对，当即寻问是谁的地图？得知是三营指挥连侦察排长陈林的地图，陈团长亲自打电话问陈林“图上标了什么？”陈林答“该标的都标了”。这一下团长容颜大变，他知道该标的就是炮五团战斗队形，观察所、炮阵地位置、13军、14军边界划分等重要资料。如果这个地图被越军得到，将会给部队作战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情况相当严重。于是陈团长立即派出自己的1号指挥车，指示团政治处保卫干事林善彬和陈林务必找回遗失的地图。

受领任务的林善彬与陈林乘车缓慢前行，见人就停车寻问打探。他们专程到槟榔寨，找到一分场常厂长，请他尽快安排各连队（农场基层单位称谓）在管辖区内协助寻找。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仍然没有一点眉目，团长、机关、寻找地图的林干事、陈林等有关人员，大家都心急如焚。然而，这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捞针，难啊！上那去找呢？林善彬和陈林意识到光着急是没有用的，于是两人定下心来，再一次冷静地分析：地图是在槟榔寨附近丢的，但槟榔寨和沿途老百姓已经很少，满山遍野都是部队，况且遗失的地图用两个透明的塑料袋包装，目标很明显，谁捡到都会一目了然，知道是部队的物品，是打仗用的，只要不被越军特工获取，这张图就一定会在什么人的手中，应该能够找到。于是，两人抱定信心，执着地沿着槟榔寨、蚂蝗堡、南溪一路找去。但凡有部队住宿点，都要停车寻问。由于是在战区，又是半夜三更的，找到这些部队驻扎点都要应答口令，盘问再三，才能面对面交流并寻求帮助。

正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凌晨3点左右，当林干事和陈林寻找到南溪前面的41师驻地，正好师炮团作训股长值班，一打听得知他们一个士兵检到一份地图并交到师里，当看到地图主要涉及十三军进攻方向和炮五团战斗队形，就把地图转交十三军了。两人非常高兴，立即借用值班电话，向仍在等待消息的陈团长报告“地图有下落了”。随后，两人驱车风风火火赶到槟榔寨十三军军部，军部值班干部表示“地图在这里，但不能交给你们，请你们团长明天上午来取”。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陈团长带着陈林赶往十三军军部。途中，陈林还对团长说“可能要挨批了！”。到达十三军军部时，袁军长正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的正是内部火力配置问题。当看到陈团长进来，当即向参会人员介绍“这是炮五团团长、炮兵专家”。陈团长旁听了有关人员发言后，也就火力配置和炮火运用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受到袁军长的肯定和赞扬，并取回了这份失而复得的地图。

这正应了“天佑好人”这句老话。曾连长虽不慎遗失地图，是一个重大失误；幸而运气好，有惊无险，地图完好无损找回来了，没有给部队行动带来损失，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曾连长避过了一劫，但也成为他终身难忘的教训。同时，这件事也给全团官兵敲了警钟：“保守机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为国出征 义薄云天

军人意味着奉献、意味着牺牲。特别是当战争来临之际，他们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们是军人。

1979年1月下旬，我在马多依下寨村的后山上，看到很多步兵在训练。无意之中，我居然碰到了昆明23中学的校友吴孟嘉，他在13军37师109团任八二无后座力炮排长。此时，正值训练间隙，我们两人战前相遇，非常高兴，相谈甚欢。他旁边不远处的一个干部，也走过来一起闲聊，因为都是昆明兵，聊得非常投机、非常开心。很快，我们自然聊到了即将打响的战斗。这位昆明老乡跟我说，他是不久前才被提拔为副连长的，没有人跟他争，因为当副连长意味着要带尖刀班、打头阵。他说“冲锋打仗那有不死人的，我就怕连敌人的面都没有看到就趟在那里了，那就太划不着啦!至少我要赚他几个才够本”。他笑着对我讲，“打过去的时候我要带着一根长竹竿横扫着走，千万不能被狗日的地雷整着”。作为炮兵的我，虽然也曾考虑过生死，但由于不直面敌人，想得不是那么多，而步兵就不一样了，他们必须时刻准备与敌人面对面撕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位副连长看似玩笑的话语，让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事后同学告诉我，他是从军区大院当兵到四川的，在昆明算得上一个打架大王，在部队大院可是闯了不少祸的。然而，当战争到来之际，我看到是一个有血性的军人，他已经没有儿时顽皮捣蛋的形象，面对生死坦然自若，谈笑风生。那种淡定，那种无所畏惧的神情，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深深地立在我的脑海之中。

1979年2月16日下午，13军的军首长在槟榔寨附近为200多名勇士摆席喝壮行酒，邀请炮五团有关领导参加。时任团政治处书记的陶锋手中有一台照像机，他也插逢跟了去。陶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场面太震撼了！只见当天夜晚就要泅渡红河打头阵、占领滩头阵地的200多名敢死队员，清一色剃了光头，他们围成一圈圈席地而坐，军首长轮番一桌一桌地为他们敬酒。这些直面死神的年轻士兵，高举酒杯，大声吼道“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空中回荡着他们的铮铮誓言，200多名敢死队员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场景，令人终身难忘。

1979年2月26日下午，时任炮五团副团长的杨永南在一营阵地对二连指导员王祥达说，“炮四连要出国作战，今晚路过这里，到时我们一起去送行”。晚上6时左右，四连连长李福松、指导员单光武奉命到营阵地指挥所受领任务。李德美副团长宣布：“你们四连立即撤出阵地，晚上九点前通过南溪河小曹渡口，配属14军参加铺楼战役”。炮兵连随步兵出国作战，这在炮五团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事，因为谁都不知道，出去后会遇到什么、碰到什么。据王祥达回忆，当天晚上8点左右，他陪同杨永南副团长从二连阵地到公路边等候出境作战的四连车队。不久，四连的炮车、保障运输车、弹药车缓缓驶来。杨副团长向李福松连长询问了准备情况，交待了过境后需要注意的事项；王祥达则急忙找到乘坐四炮车的老同学单光武指导员，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等你凯旋归来！”此时的单光武神情显得非常凝重，他一字一句说道：“万一我回不来，请你帮我处理一下家里的事”，随后又加重语气：“重要的是告诉我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在战场上为国牺牲”。简短的两句话语，让王祥达眼眶湿润，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肯放去。战后两人重逢在营房，单光武拿出战前留在包裹里的遗书，上面写的正是两人在下水头一营阵地公路边的谈话内容，看后感慨万千。

我不禁回想起当年参战前自己也曾悄悄地在办公室抽屉里留下过一个字条，告诉父母“当兵是我自愿的，如遇不测，不要找部队麻烦”。兴许，当年奔赴南疆前线的一些战友也都会有类似的举动。当年不愿、也不好意思公开谈论留遗言、遗书之类的事，主要担心被误解为懦弱、胆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未必是懦弱、胆怯的表现，相反，应该算得上是一种毅然决然的豪迈之举！
原四连副指导员徐高原和我是同一所中学的校友，83年3月，我俩分别从团指挥连和二营四连调配到炮一营担任政工干部。两年的朝夕相处，他曾回忆过当年的往事。1979年2月上旬，身在昆明陆军学院学习的他看到11军、14军派了几辆解放牌车来到学院接回本部队的参训学员，而军区直属队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徐高原赶到干海子营房，找到团政治处留守的一位副主任寻问，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无奈之下，他回到家中。徐高原的父亲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当他看到儿子回家非常奇怪。得知徐高原没有接到归队通知，他说“你赶紧走吧，部队后天就要开战，再不去就赶不上了”。在父亲的催促下，当天晚上徐高原乘坐小火车赶往河口，经过20多个小时的奔波，到达蚂蝗堡已经是夜晚。车站周围到处都是兵，一辆辆拉着伪装网、没有牌照的车来来往往，寻问了一大圈才打听到是13军39师的部队。他找到一位穿干部服的军人，告诉他自己刚从军校回来，不知道炮五团住在那里，希望他帮忙打听。那人也在忙着自己的事，顾不上管他。徐高原突然想起不久前13军路过昆明时，袁军长曾带着几个师的师长到家看望父亲，他就对那位干部说“我认识你们师长，请你帮我打个电话给他，就说徐其孝的儿子徐高原找他”。那个干部听说要找师长，尽管将信将疑，还是把徐高原带到了39师驻地，并让炊事班给他煮了一小盆面条。早已肌肠咕噜的徐高原一口气将一盆面条吃了个精光。随后，39师派车将他送到了炮五团团部，团部又派车将他送到到了二营四连住地，此时，已经是1979年2月16日凌晨，徐高原终于赶上了2月17日的开战。
写到这里，我为老将军的大义之举深深感动！这位参加过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军首次授衔为少将军衔的老红军，深知战场的凶险和不测，他不仅催促当炮兵的二儿子徐高原赶往前线，更没有在战前将他大儿子徐斌从步兵连队调往机关或二线部队（徐斌在14军118团二连任指导员）。这并不是老将军没有儿女情长，而是他认为军队高级干部子女不能畏战、避战，应该和普通士兵一样冲锋陷阵，做出表率。他把自己对子女的爱延伸并变成了对国家、对军队、对广大士兵的爱。徐高原哥俩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双双出国作战，经历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老将军如此，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送子入朝参战更是让国人充满了无限敬仰！新中国成立刚刚八个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新婚不久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主动请缨入朝参战。当许多人都出来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毛泽东的回答却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当得知年仅28岁的儿子壮烈牺牲，毛泽东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这就是中国军队克敌制胜、摧枯拉朽、勇往直前的根本原因！无论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是老将军、基层军官，无论是高干子女还是平民子弟，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对冲锋陷阵、生死拼杀，绝大多数毫无畏惧，这种明知有去不还，却毅然前往，决不回顾的凛然正气，正是中国军人不辱使命、保家卫国、义无反顾的真实写照：为国出征，舍生望死，义薄云天！

　　炮五团前进观察所见闻

前进观察所的任务是组织炮兵与步兵、坦克兵等的协同动作，通常跟随第一线步兵抵近侦察敌情，观察炸点，指挥射击，并与步兵（坦克）保持密切联系，设在基本观察所前方便于协同的位置。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团编入13军第二炮兵群。按照作战预案，团组建了前进观察所：副团长杨永南带队，侦察股参谋黄云甫负责与步兵协调（兼计算兵业务）、团指挥连侦察排长邓世伟（兼器材手负责抓目标）、电台室报务员苗怀晏、报务兵张卫星、邢天亮、李顺福携带硅2瓦八一小电台及有关设备、报话兵许永贵，警卫员、驾驶员各1名，配备一辆解放牌运输车，任务是跟随37师一线部队出境遂行作战任务。
战前，副师长杨绍春、团长陈武夫、副团长杨永南在四连山下冷水沟团机关召集前观人员作战前动员，就出境主要任务、特殊情况处置、自我防护等进行安排部署。动员会上，杨永南副团长拿出一包云烟分发给大家，要求每个人都抽一支。这天下午，团指挥连还为参加前观的人员加菜，连长、指导员不停地往他们碗里夹肉。临出发前，团首长又以每人3.5元的标准为前观人员设宴喝壮行酒，喝了当年比较有名的“将军牌葡萄酒”，还送了2条好烟给大家抽。这温馨动人的画面，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当年团、连首长对即将出境执行任务的官兵深深的爱。尽管前进观察所通常跟在一线步兵之后，相对安全，但与基本观察所相比，危险系数却是大得多了，随时有可能发生不测或碰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这种传统的送别方式，让参加前进观察所的官兵颇有一点“壮士兮一去不复还”的豪情。
动员后的第三天，黄参谋奉命先行到谷竹37师前指受领任务。随后，在杨副团长的带领下，炮五团前观一行人冒着大雨赶往37师师部，出发前，团司令部管理枪支弹药的文书付正品还送了两颗手榴弹给张卫星。
到达37师冲击出发地域，前进观察所的任务是挖隐蔽工事，主要是潜伏、等待。白天吃的都是饼干和菜罐头。2月17日上午，前进观察所从坝洒附近的北山登陆场乘车通过浮桥进入越境大约1公里的地方，大家下车隐蔽步行到达一个水文队用竹片搭建的房屋中，竹墙上挂着一对年轻夫妻的照片，旁边挂了两条干鱼，房间里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床上的被子没有拆叠，一看就知道房东是匆匆忙忙离开的，大家打趣道“被子都还是热的”。杨副团长安排黄参谋寻找37师前指（炮指）并报告五团前进观察所的具体位置。11：40分，黄参谋找到炮指潘料长，与13军第一炮兵群前观（十三军炮团指挥连连长颜贵波、37师炮兵群前观刘参谋）一起接受任务。潘科长当即指示：“第一、第二军炮群前观稍靠后前进，因为你们的炮射程远，支援纵深大；师炮群前观跟随109团2连沿红河西岸边打边前进；第二炮兵群前观（五团）和军炮群跟在后面，稍后一点前进。”当天晚上，前观人员在水文队住了一宿，大家把挂在照片旁的那两条干鱼用房东家铝锅干烤后分吃了。
第二天一早，炮五团前观一行人按上级要求往215高地方向行进，当路过一个叫深店的地方，这里设有37师一个战地救护所。救护所旁边的一块平地上，大家看到了用绿布盖着的30多具牺牲战友的遗体等待后运；救护所周围有一些伤员，医护人员正在为3名受伤的战友包扎伤口，一名军医寻问伤员是那个连的，一个四川口音的伤员说“我是机枪连的嘛”；此时，大家还看到几个做宣传鼓动的女兵从前方返回。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那么多牺牲的战友，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那么多满身血污的伤兵，心情格外沉重，深感责任重大，内心深处蹦出一句誓言：一定要为牺牲和负伤的战友报仇雪恨！大家加快了脚步，继续往215高地赶去。当一行人接近215高地时，越军的炮弹就在周围爆炸,据黄云甫、张卫星等战友回忆，前观人员除杨副团长年长外，其它人年轻，动作快，听到炮弹飞来的呼啸声立即趴下，杨副团长年纪大，动作慢了点，他的帽子被炮弹贴近带过来的气浪吹掉，很危险。当杨副团长准备向109团前指报到时，黄云甫才发现他的帽子被敌人炮弹爆炸的气浪吹掉了，赶忙返回找到了帽子。
在215高地展开侦察后，黄参谋和邓排长还迂回到前方的一个山头单独观察了半小时，感到观察条件不行，又返回原位置带领大家开展了不间断的搜索观察，等待37师炮指的命令。随后，黄参谋又去了趟37师前观，前观的刘参谋说，“昨天（17日）111团4连在攻击230高地时伤亡很大，连长刘建荣牺牲。这个事你告诉杨副团长就行了，暂时不要和其它人说，免得士气受影响。”天快黑的时候，敌人又向所在的高地发射了一群炮弹，37师炮团前观牺牲了一位战友。五团前观的官兵，在这里目睹了步兵战友浴血奋战，流血牺牲，每个人都游走在生与死之间，经历了终身难忘的血与火的淬炼。随着前方高地被拿下，109团乘胜出击，连夜往前追击敌人去了，师炮指让炮五团前观找111团报到。
111团的任务主要是阻击代乃方向之敌。该团参谋长柘尔荣对对前来报到的黄云甫参谋说，“你们的任务看步兵的情况再定”。随后，他微笑着恢谐地说道“小伙子，你们是大炮，发现目标一定要搞清楚，不要象团炮兵打了一头水牛，还以为是敌迫击炮”。多年后，时任马龙训练场（炮兵靶场）参谋长的黄云甫见到已升任成都军区军训部副部长的柘尔荣，俩人见面后非常高兴，相谈甚欢，促膝交谈5个多小时还觉得话没聊完，回忆起当年打战第一次见面说的“把水牛当成迫击炮”玩笑话时，感慨多多。原来，当年对越作战中，因为气温高，被打死的水牛肚子大了，腿倾斜向上跷起，有侦察兵认为是迫击炮，闹了一个笑话。
黄参谋受理任务返回后，五团前进观察所在这个山头坚守了三天。22日，前观发现191高地有敌炮兵观察所，报步兵后要求五团打掉这个目标。前观将座标位置报团基本指挥所后，只打了六、七发炮弹就将敌炮兵观察所打掉了。据黄云甫、邓世伟回忆，当时，前观一行人与步兵111团9连连部住在一起，激烈的战斗打了一个晚上。在这个步兵连，大家还吃上了一顿米饭。当天夜晚，大家穿着雨衣在草丛里呆了一夜。由于年纪偏大，加之几天来爬山、行军、赶路，阴冷的夜间杨副团长双腿疼痛难忍。他对紧挨着自己身边的黄参谋说“小黄啊，我的脚很痛，非常难过啊！不知明天还能不能走？”黄说，“只能忍一忍啦，天亮出太阳后可能会好一些，要不我把我的雨衣给你垫一垫？”杨副团长坚定地说“不行！”。就这样，这位年长的团首长和大家一样，在草丛中呆了一夜。杨副团长曾对前观的同志交代“我牺牲了由黄参谋代替我指挥，黄参谋牺牲了，由邓排长代替我指挥”，这些临时性安排，体现了一名老兵的面对生死的情怀。
由于战斗进展顺利，步兵没有了敌炮火的压力，他们追击敌人的步伐更快了，加之此时用不到大口径火炮，似乎忘了附近还有一个炮兵前进观察所，111团9连趁着夜暗快速往前追击敌人去了，而仍然坚守在215高地的炮五团前进观察所，则瞬间失去了任务支撑，也失去了后勤保障，大家只能吃点随身携带的干粮；热得不敢喝井水（怕投毒），只能喝点稻田里的水，而稻田的不远处则有越军士兵尸体浸泡水中散发着尸臭；不断有伤员撤下，遍地是枪支弹药和迫击炮。问了一个伤员的名字：刘晶军。这就是真真实实的战场！干粮吃完了，邓世伟带着2名战士，冒着危险，在215高地东侧靠近谷柳之间的菠萝地里弄来一些拳头大小的菠萝充饥，尚不成熟的菠萝吃起来很苦涩，40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件事，大家口中似乎还有丝丝苦涩味。
24日上午，前观往步兵前行的方向（柑塘方向）行进，到达登中以东的布亭后山构筑了简易工事，还展开了几小时的侦察工作。下午6点左右接到回撤命令。然而，这个时候回撤，前观的所有人都有些不情不愿，都希望往前走，往前战。大约晚上10点左右，前观所有人员通过河口浮桥，见到了前来接应的团作训股长虞壬甲，安全回到四连山，结束了前进观察所的使命。团指挥连还包了饺子犒劳归来的前观人员。
据黄云甫、邓世伟战友回忆，团前进观察所配属13军37师在红河以北作战，由于推进速度快，除帮助随行步兵确定敌火力点位置、配合基本观察所打了几个目标外，其它方面还真没有使上多少力。但是，与步兵战友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能够亲眼目睹攻山头、战顽敌，共同经历生与死考验，这却是前观所有人员人生中的最难得的经历，终身难忘。
时任作训股长虞壬甲带领二营四连配属14军在红河以南地区作战，他派出张天明、李乃录、班耀勇3人加入49团前进观察所（炮五团只有四连一个连队出境作战，与49团混编前观，需要时可呼唤该团炮火）。这一方向的前观人员也经历了他们终身难忘的那段时光。据时任团指挥连计算兵班耀勇回忆：
3月1日和虞股长分开后，我和二营指挥连侦察兵张天明，报话兵李乃录随120团向郭参穿插。下午，在一个半山坡突然遭到越军机枪扫射，子弹就在我们周围乱飞。我们和步兵团指挥所在一起，团长马上让警卫班保护我们，并让我们选好侦察点，捕捉敌人的目标。我和张天明、李乃禄向山上爬去。山不高，但草很多，山上有越南人挖好的战壕。当我们跳进战壕就被远方的越军发现，高射机枪子弹朝我们射来，崩得满身都是土。为了让我们捕捉好目标，步兵战友们向敌人阵地扫射，我们趁机捕捉目标，算好诸元，十分钟后，炮弹就向敌人阵地砸去。一个多小时后敌人阵地没动静了，战士们冲上去，看到敌尸横遍战壕，隐蔽部里还有我国捐赠的大米堆放在那里。
班耀勇说，刚出境作战没有经验。我们休息时每人都要挖防炮洞。我挖的猫耳洞是直洞，在附近找来一块越南的门板档在洞口。没想到越南的飞弹打过来，正好砸在门板上，当时我想肯定没命了，还好命大呀，炮弹没有炸。越南的炮弹到处都是，可能摆放时间长，潮湿哑火了。步兵看到后都说“太好啦，跟着炮兵走不会挨炮弹！”果然在后几天的穿插时间里，步兵指挥所和我们再没有被炮弹炸。他还回忆了一段趣事：打完铺娄后，部队准备往后撤，路过一个鱼塘，我们三人和步兵一起用手榴弹炸鱼，又用钢盔架起来准备煮鱼吃，结果火一起来，越南人发现烟雾炮弹就飞过来，结果鱼没吃上就赶快撤了!
难怪计算兵班耀勇退伍时，把跟随自己出国作战使用过的计算盘以不慎遗失为由悄悄带回家，差一点受到部队严肃处理。至今他仍把这个计算盘作为自己出国作战的神圣物件精心保管，看得出他心中对那一段经历的珍惜与怀念：生命中有了当兵、打仗的历史，一辈子都不会后悔、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特别是作为炮五团前进观察所只有少数人能够参加、少数人能够拥有这个机会，这种九死一生的经历怎么会忘呢！
1979对越作战，我团二营指挥连侦察排长张顺清带有关人员组成了一个前进观察所跟随步兵39师行动，参与了代乃阻击战，较好地完成了抵近观察、支援步兵的作战任务（因无法联系相关人员，该前观的情况只能一笔略过了）。

编者注：本节内容根据黄云甫、邓世伟、张卫星、班耀勇等人回忆整理。炮五团派出的三个前进观察所虽然出境时间短，因多种原因任务也不够出彩。但相较于境内参战的我们来说，前观人员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算得上一次出生入死的经历，值得为他们点赞。本文2020年9月下旬收集资料形成初稿，2021年2月春节后才联系上黄云甫战友补充完善。但愿本文能还原当年他们出境的一些真实情况。由于联系不上其它参与者，可能还有很多生动感人的情节未能收录，这些遗憾只能请战友们谅解了。


我军一举攻占通向保胜、柑糖的重要桥梁（谷柳大桥），保证后续部队顺利通过。 出境部队回撤，通过中越大桥。 13军某部巡逻在柑糖市区。

柑糖拉粮

1979年2月19日，14军40师攻克老街，41师拿下了孟康并攻下了发隆；2月22日，越南北部基本全部攻克。2月25日，13军全歼柑糖的守军，歼灭越军345师，重创316A师。到3月5日，东线（广西）、西线（云南）我军深入越南境内40公里，越南首都河内直接处于我军的攻击之下，战略目的已经达到。

3月8日，团后勤有几辆解放牌车要到越南柑糖拉粮食，当时在漫巴的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毫不犹豫地登上了一辆解放牌运输车。因为我知道，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出国！

我们从漫巴出发，经蚂蝗堡、槟榔寨、河口，通过中越铁路公路大桥进入越南老街，穿过谷柳大桥，进入黄连山省保胜县。保胜县是黄连山省（现改为老街省）辖县，地处红河老街段下游，地势起伏较大，基本上是高原夹河谷的地貌，滇越铁路横贯而过，是越南北部通往中国云南的交通要道。车辆从谷柳沿公路向东约20多公里远的甘塘市开去。道路、村庄和国内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地势相对平缓一些，公路上的路标写有越南文字，这才让你感觉到这是外国啦！沿途能够嗅到战争中遗留的硝烟：公路旁的一块田地里，一头早已死去多日的水牛，四脚站立在稻田中，散发出阵阵恶臭味；公路远方，可以看到一些步兵以班排行动，悠闲地往老街方向走去；公路旁时不时还能见到一些毁坏的车辆，遗弃的衣物、绑腿；燃烧殆尽的火堆偶尔还飘出一丝丝青烟；少许老人、小孩缓慢行走或是驻足田间小路，观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停车间隙，我还拿了一块压缩饼干递给路边的一个小女孩，担心她不敢吃，我现场吃了一块，示意她可以放心食用，小女孩懂事地点了点头。

柑糖市区并不大，但作为越北重镇，磷矿储量非常丰富，是亚洲地区最大的磷矿。柑糖的磷矿出口，是70年代越南换取外汇的主要渠道。在战争爆发之后，越方意图死守柑糖地区，并派出越南军队六大主力之一的316A师增援柑糖，最终被我军攻克，增援的316A师也被暴打，其部伤亡达到4000多人。炮五团一营在下水头阵地曾经以18发急促射炮击了316A师对柑糖的增援。

柑糖粮库周边的民居与我们国家当时西部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差不多，都是一些简陋房屋。我到了几户老百姓家中，从墙上挂着的照片看，当地老百姓穿着比较时髦、开放，甚至还有穿三点比基尼的照片，这可是第一次开眼；家中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比较眼熟，有三面红旗图案的大瓷盆或印有菊花图案的洗脸盆，有蜜蜂牌缝纫机，还有中国产的保暖瓶，等等，几乎所到民居中，都能看到中国生产的日用品。特别是在粮食仓库中，我们去拉的大米、包谷，麻袋上都印有China(中国)字样。时任一营三连副连长何振国曾经在当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大早上级来通知，到越南一个粮库拉大米，我们连也派了一辆解放车，由司务长谢振举带队，一行6人前往粮库。敌粮库距老街20多公里，公路两侧尽是步兵缴获的来不及拉走的大炮、汽车、枪支、弹药等物资。

粮库没人站岗，不开条子，不开票，进去就装车拉走，其实这里早已被我军占领。

粮库很大，里面全是堆积如山的粮食，崭新的麻袋上印有中国大米和玉米红色大字，可惜呀，中国人民还饿着肚子呢，这些无偿支援越南的大米，被放得生满了虫子。我们除了发给当地百姓一部分粮食外，其他的全被拉回来了 ……

第一次跨出国门的柑糖之行，拉回自己国家曾经无偿支援越南的物资，当时我心中非常不是滋味。曾经同饮一江水的同志加兄弟，为什么要驱赶成千上万的华侨？为什么要出兵入侵柬埔寨？就为了拼凑印支联邦不惜与邻居翻脸争斗？当年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炮五团各连到柑糖拉粮，也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当年，炮五团除了团指挥连、运修队和二营五连粮食不超支外，其它连队都是超支户，几乎是寅吃卯粮。柑糖拉粮，改变了炮五团粮食超支的状况，用包谷烤酒还带来了经济，为改善连队伙食提供了条件，粮食超支的连队干部高兴得不得了！

　　1979年3日下旬，笔者与陶绛（右一）、何振国（左一)战友在四连山合影。背景为连接河口、老街的中越大桥和越南老街。

四连山“小鬼”当家

四连山俯瞰一城两国，是河口的制高点。虽然个矮其貌不扬，却因数百年饱经战火硝烟洗礼而蜚声中外。这里是19世纪中法战争中黑旗军的大本营，也是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炮五团的基本指挥所、群观察所所在地。1979年1月15日，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刘志坚曾陪同副总参谋长杨勇到河口四连山炮五团观察所进行云南方向战场视察。

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撤军。出境部队逐步收拢，交替掩护，陆续回撤，至3月12日，河口方向，陆军13军、14军出境部队全部撤回国内，河口前沿交由13军39师值守，炮三营划归39师指挥，时任团作训股长虞壬甲被派往39师负责步炮协调相关工作。三营观察所从战前到战后一直在四连山值守。为便于指挥，39师从军区通信站（槟榔寨）总机拉了一条电话专线到四连山，要求战前到战后一直驻守在四连山的三营观察所随时观察并报告越军、越境内任何异动情况。这个期间，四连山只有13军的一个侦察班和陈林所带的侦察、通信兵。3月下旬，住槟榔寨负责计算所的肖副营长到军校读书，团作训股长虞壬甲从39师返回槟榔寨负责三营的工作，4月下旬又奉命到炮兵司令部写战例，随后杨永南副团长短暂负责三营的工作。从5月中旬至反炮击作战，三营的陈林以排长（后为副连长、连长）身份全盘负责三营的观通炮计及射击指挥。在部队，首长们通常把20来岁的人亲切地称之为“小鬼”。23岁的陈林自然入了这个行列。据有关同志回忆，当时副营长军校读书，营指挥连连长调贵州，指导员转业，副连长战后住院随后调师作训科。三营射击指挥干部只留有陈林一人坚守四连山，这才为小官（排长）或者“小鬼”当家成为了可能，这也是特殊背景下的一个特例吧。

一天晚上，巨大的爆炸声惊动了前沿官兵，39师马上来电话询问情况。观察所当时只看得见爆炸后的烟尘，询问营侧观侦察兵，也许是被突然的爆炸声震蒙了，说是越军炮弹可能在观察所附近暴炸。此时，13军侦察班的同志也来问怎么回事。为查明情况，经双方商量后，陈林带本排的几个兵和13军侦察班部分人员，一行10多个人下了四连山，缓慢地向河口中越大桥附近走去。战后的河口，全城空挠挠的，靠红河边这一区域，根本看不到一个人。突然，前面不远处有好几个黑影在晃动，大家以为碰到越军，急忙就地卧倒，一个兵还准备翻墙回四连山报信。就在同一时刻，对方黑影也以为“越军”堵住他们的退路被包围了，黑影方人员迅速疏散开来。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对方出现一个持枪的黑影弯腰前来察看情况，看了一阵对后面说“怎么看不见一个人影？”。陈林一听是中国话，而且还是山东口音，知道是自己人。双方互答口令会合在一起，得知对方是边防十三团的兵，也搞清楚爆炸声是越方派人将中越大桥中间的一根桥墩炸塌发出的声响。陈林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如果不是一句“山东”口音，双方当时肯定干起来了。4月中下旬，39师也撤离了河口一线，防御任务交给了边防13团，该团还组建了炮兵营。由于防御正面宽，为了能给予边防步兵及时有力的炮火支援，陈林带着侦察排的几个兵先后去了13团部分一线连队，还受邀到了13团作战室，为该团司令部有关人员及一线连队的连长，现场介绍了炮弹打远或者打近如何观察如何报，并把越军最可能活动的区域标出来建立火控点。特别惊险的是，有一次陈林带侦察班李洛生、蒲正华、张英强、苏志勇（报话兵）等5人到八子河的一个边防连队，现场培训如何确定目标、如何呼唤炮火支援。他们提前到达约定地点，该连接应人员还没有到，于是5个就沿着界河边小路往前走。突然迎面碰到20多个越军相距30多米远，双方举枪对持了几分钟，可能是第一时间双方都没有开枪，还有余地，陈林将枪口朝下，越军指挥员也将枪口朝下并用华语说他们不想打，当然陈林几人也不敢贸然开打，双方默契地退回到安全距离。事后，陈林与随行的士兵惊出了一身冷汗。

应该说，陈林当时职务虽然不高，但对于打仗、对于履行职责还是非常尽职的，也是玩命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准备得全面、细致、充分一点，关键时刻才能够给予步兵兄弟及时支援，也才能心中有数，晚上睡个安隐觉。

这个四连山的当家人，对战备工作认真负责，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也相当精明。炮三营北京212指挥车电瓶坏了，只能靠人推才能发动，平时就停在山坡上，便于溜车点火。39师撤离后，上级明确炮三营由蒙自军分区指挥，他暗自思量，既然交给你指挥，就应该帮助解决点实际困难吧。打定主意后，他安排好观察所的工作，一个人带着驾驶员林维成开着这辆电瓶坏了的小车，沿红河我方一侧国境线公路从坝洒、屏边赶往蒙自。当时，这条路还没有车辆通行，因为谁都不知道红河那边什么时候会射过来一梭子弹。当这辆军用吉普车大白天突然出现在红河边境公路上奔跑时，远方胶林和田地中劳作的人们一定会有些好奇，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车辆通行了。车上的两人说不紧张背定是假的，无奈已经定下决心获取新电瓶，陈林和驾驶员只能拼了！两个人在沉闷、紧张的肃杀氛围中，一边注意观察道路周边情况，一边开足马力向前驶去。他们紧赶慢走，终于安全地来到了蒙自军分区大门口，正好哨兵上来询问，陈林就让驾驶员把小车停在大门口中央熄了火。一位科长闻迅前来了解情况，让人将车拖去修理，安排吃饭过程中，陈林又向分区争取到了一些购买肉食品的指标，他耍的这个点子，还真的满载而归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陈林带驾驶员冒险硬闯坝洒、屏边公路的蒙自之行，竟然给那些早就想走这条路但又担心危险的驾驶员壮了胆，慢慢的这条路上有了零零星星的车辆往来，河口到屏边的公路上多了一些生机。只是过了没几天，对方的枪声又让这条有点生机的公路沉浸在肃杀气氛中。随着边防团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后，对方再也没有放冷枪，公路上的车辆才渐渐增多。

乡愁、酷暑的考验

1979年6月初，从河口蚂蝗堡回到干海子营房不到一个星期，政治处主任郭志强找我谈话，告知团里决定调我到三营部任指导员，因三营指挥连（尚未改编）目前只有一位连领导，需要马上下去，询问我有什么想法。作为一名军人，我深知命令就是需要，那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尽管原来打算回营房后好好休息一下，顺便找对象谈恋爱，处理一下个人问题。然而，一纸调令，我只能辞别父母兄妹，只身一人登上了前往河口蚂蝗堡的小火车，又来到了刚刚离开不到10天的河口边城。

三营指挥连驻扎在河口农场一分场场部（槟榔寨）。连队除指挥排由陈林负责驻守四连山外，通信排、电话排、接力班、驾驶班、炊事班等近50多人住在这里，连队只有电话排长吴继德（我到位后吴也调团指挥连任职)和接力技师马俊伟（住小南溪）负责日常工作。

初来咋到，人地两生。如何尽快熟悉连队情况，尽快恢复连队正常的训练和生活秩序，这是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战士们也用陌生的眼光盯着我，看我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收拾这个摊子。通过与班长、党员和战士们的谈心交心，我了解到连队之所以有些涣散，一是干部少，工作不到位，连队曾先后发生了丢失枪支、违犯群众纪律等方面的事，连队士气受挫；二是战士们心中乡愁纠结，盼望回营房、盼望回故乡、盼望与亲朋好友相聚。特别是大家从广播报纸中得知参战部队返营途中，受到沿途各族群众夹道欢迎，风风光光过彩门，与亲朋好友分享大战后的胜利与喜悦，这种思乡念家、渴望返回营房的心情就更为迫切了。连队士兵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入伍的，因老家包产到户，家中缺乏劳力；有的兄弟姊妹多且家乡经济落后，居住环境恶劣，家庭生活困难；有的家中有老人患病无钱治疗无人护理；有的老兵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对象还没有着落，或者家中已托人说媒，就等着回家相亲，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通过调查分析，我觉得思家心切，盼望回家回营房，这是大战之后的一种正常反映，无可厚非，关键是要给予及时的心理梳导，让士兵们明白那些问题是现在可以解决或者连队能够解决的，那些问题只能部队返回营房后才能解决。而连队干部一时配不齐，着急也没有办法，只能依靠班长和老兵骨干弥补了。我特别感激当年报话班长杨厚发、驾驶班周甫春、文书许晓锐，通信排、电话排、接力班的林祖肃、张家奎、廖学会、高晓松、王增荣、普正功……以及很多记不住名字的战友所给予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他们尽力配合我做好其它战士的思想稳定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交流沟通，班长、党员、骨干的以身作则，我和电话排长还注意指导炊事班千方百计改善一日三餐，课余时间组织力所能及的文体活动，连队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清晨连队出操，大家穿着衫衣，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宏亮的番号声回荡在一分场场部球场或公路周边橡胶林上空——这就是野战部队样子，部队驻在那里，那里就是营房！

然而，带兵并不可能都是顺风顺水的，也有让我非常头疼的时候。记得连队有一个战士要请假探亲，当时连队正处于执行武装保卫山腰至河口火车通车任务的重要时刻，任何人都不能请假，但这个战士非要请假，称自己的母亲身患重病，必须回家探望，晚了就见不到了，不批不行。跟我争吵时甚至扬言鱼死网破，要跟我同归于尽。部队驻守边陲，身边都有武器，存心要搞点事是有条件的，我当时也是有些紧张的。按理说，这个战士的言行已经触犯了军规，完全可以采取特别措施对其进行处置，而且其它连队已经有了先例，加之当时团保卫股长范鸣慊正好到河口来，我完全可以获得范股长的支持、协助处理好这个事情，结局可能就是这个士兵被开除军籍，押送回家。俗话说“慈不掌兵”，可我还真是心慈手软，不想把这事闹大，尽管心中窝火，但我还是耐下心来做他的工作，并承诺任务松动时，可以考虑让他第一个探家。这个战士探亲归队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工作主动积极。通过他的老乡了解得知，并不是他母亲生病，而是家中说了一门亲事，让他回去相亲，据说他非常满意这门亲事。次年，尽管他还想在部队继续服役，但由于请假探亲弄虚作假这档子事，还是被确定退伍回老家了......

营指挥连日常战备执勤或训练，主要围绕着确保有线电话、接力机和报话班电台的畅通而展开。特别是电话排，要保证河口四连山至小南溪近40多公里电话线的维护，任务非常艰巨。阵地留有几个电话兵负责小南溪至蚂蝗堡一带线路维护，日常管理由接力技师马俊伟负责；四连山至蚂蝗堡的线路则由驻槟榔寨一分场场部的电话兵负责。前后方十几个电话兵，两辆解放牌车，几乎整天都在为维护这条线路而来回奔波。电话线虽然沿公路周边架设，但有的地方必须通过茂密的灌木林或橡胶林才能延伸。由于亚热带雨水多湿度大，电话线路架设时间久了容易老化，与地面接触常常短路。但凡电话不通，电话兵就得及时前往排除故障。亚热带的雨季，说来就来的大雨让大家应接不暇：时而晴空万里，时而倾盆大雨，正所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电话兵真的很辛苦啊！记得有一天深夜2点多钟，查线的普正功等3个电话兵修复靠近蚂蝗堡附近的故障后，我带驾驶班薛旦红开解放牌车去接应。由于夜深人静，疲惫困倦，我虽然强忍着阵阵袭来的困意，两眼直钩钩地盯着前方，但实际上精神已经不集中，前方道路有什么情况已经看不情啦。返回途中公路上有一个大坑，加之大坑周边无明显标志，快速行驶的车子临近2米左右才发现这个障碍，好在驾驶员薛旦红眼疾手快，紧急点刹，车子险而又险地在大坑边停了下来。我和驾驶员平息了一下狂跳不已的心绪，跳下车看到车轮抱死刚好骑在大坑边沿。看着这个80公分宽、近半米多深的大坑，阵阵冷汗沿着后脊梁往下淌，倘若快速行驶的车辆一头栽进坑里，后果真不勘设想。在6－9月近120多天的时间里，三营指挥连在完成卫国戍边日常战备值守任务的同时，较好地完成了武装保卫山腰至河口小火车通车作战预案的制定和执行、接受吕副师长带领师工作组的慰问和检查指导、配合保障全师各团先遣组前往河口勘察地形等多项工作任务。

盛夏的河口，骄阳似火，酷暑难耐。只有下雨的短暂瞬间，才能感觉片刻的凉爽。然而，真的下起倾盆大雨，外出值勤或训练的官兵又平添不少难题，雨水中道路泥泞湿滑，车辆或者人员行走时一身泥一身水；雨过天晴，烈日炎炎虽然能在很短时间内烘干衣物，但混身粘糊糊的让人格外难受。白天，电话兵要沿着公路维护四连山至小南溪的电话线路，接力班要到机位上测试机子确保联络畅通；晚上就寝时，即便在宿舍内（厂部的一个大车间）穿着两根筋的小背心和大汗裤，汗水仍然一个劲儿往外渗。闷热的夜间，成群结队的蚊虫居然可以隔着蚊帐把短暂熟睡的官兵叮咬至醒；深夜2、3点钟，热不可耐的我们只能到水池旁掏水冲凉，可刚走回宿舍，又是满头大汗。由于日常执勤、训练不可能穿小背心、大汗裤，加之洗浴等卫生条件受限，大多数官兵身上都长满了热痱子，初起时皮肤发红，继后出现针头大小的红色丘疹或丘疱疹，密集成片，其中有些丘疹化脓渗水，而且，剧痒、阵阵热辣的灼痛还多发于隐私部位（俗称烂裆），这种让人脸红而又无可奈何的湿症，行走时只能将双手放裤兜里撑着，避免裤子摩擦皮肤引起剧痛。场部居住着一些大姑娘小媳妇，她们可能见多不怪，而当兵的大小伙子们可就非常不好意思了，大多数时间只能躲在宿舍内稍微走一走、动一动，可一日三餐或总有一些事情不得不动啊！由于我经常组织连队出操、上课，和分场的领导、职工也有一些联系，驻地的不少群众大都认识我。当时，我也中招患了湿症，只要在外一走动，当地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见面打招呼都会莞尔一笑，虽然都是同情、理解的意思，但我自己就感到非常尴尬了。当我带着10多个同样症状的弟兄到小南溪138野战医院治疗时，医生护士看到这群迈着八字方步、缓慢行走且姿式不雅的病号时大都忍俊不禁，“怎么这么多人都这样呀？”，我们这群大兵一个个红了脸，不知怎么开口诉说病情。好在医护人员非常了解炎热潮湿地区的情况，及时给我们配好了擦洗药剂，并讲解了怎样防范湿症的注意事项……

1979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团机关率二营、团直、后勤赴河口执行反炮击作战任务，三营指挥连随即撤消，恢复了三营部编制，驻地也由四连山、槟榔寨转场至坝洒农场洞坪五队。 金秋时节，进入旱季的河口，气温渐渐凉爽。洞坪五队后山有一个废弃的、援越抗美时期修建的水泥工事，营指挥所就设在这里。我们驻防洞坪后，坝洒农场五队的领导发动职工砍来大毛竹，为我们在半山腰搭建了一个能容纳40多人的竹棚，还编织了竹桌竹凳，炊事班就住在附近，大家吃饭、集会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场地。加之营、连领导逐步配齐，生活也由团后勤和营里统一协调，部队值班备战和日常生活的条件有了明显改善。11月中旬以后，部队在完成战备值班任务的同时，按照团政治处的安排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补课学习。1980年5月，炮五团奉命撤回昆明干海子营房，至此，三营结束了在河口长达一年半、共计17个月的戎边卫疆任务。

……

往事如烟，岁月早已写在眉间。然而，当年的一些场景和片断，始终索绕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此时此刻，回忆起当年的这些轶事，仍然会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激动、怀念。因为，这是我和我的战友们曾经的岁月、曾经的韶华！

（本文得到单光武、王祥达、虞壬甲、李建国、陶锋、刘庆宏、陈林、何振国、刘礼贵、张志忠、许晓锐、何光映等战友提供了宝贵资料和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2020年9月 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