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条马路，让你认识虹口区

天高云淡

　　由于我的生活圈子一直在上海西南部，徐汇、长宁、老静安和原卢湾四区相对比较熟悉，苏州河以北走得就比较少了，尤其是呈对角的东北部虹口、杨浦二区则去得更少。

　　虹口区的名字源自虹口港。唐朝时，虹口为一片褐黄色沙滩，滩外汪洋万顷渔帆点点。宋元两朝直至明初，沙滩一点点延伸，海岸线逐渐外移，但在这片新生土地上留下了大小河流50多条，河道纵横水网如织。明永乐初年（1403），吴淞江、黄浦下游淤塞，苏州、松江府一带大水成灾。上海县人叶宗行上书在江南治水的户部尚书夏元吉，建议放弃下游故道，提出通江（吴淞江）于浦（黄浦）从开浚县东北的范家浜着手，史称“江浦合流”。如此，原流入吴淞江的俞泾浦（当时称芦泾浦）和沙泾港两水，在今嘉兴路桥与在今虹口区南部的沙洪港三水汇聚后，从沙洪港沿今大名路向南流入黄浦。而沙洪港流入黄浦的河口，被称为“洪口”。到了清顺治年间（1644-1661），郑成功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进攻南京城，由于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洪”字为清廷忌讳，上海县官方文书遂将“洪口”改为“虹口”。其实，“洪”字含有洪水泛滥之意，也被百姓视为大忌，故此举正合民意。清嘉庆年间（1796-1760），该地区已有虹口镇之名。上海开埠（1843）后，境内以虬（旧）江为界，南属上海县，北属宝山县。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美国代理领事向苏松太道麟桂要求划虹口一带为美国租界，次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与代理上海道吴健彰口头协定，以苏州河北岸虹口地段为美租界，清同治二年（1863）又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建区时以虹口港之名取名虹口区。

　　根据《虹口区不可移动文物统计表》，虹口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206处，一一寻访似不可能，也无必要。我对照地图研究了半天，最终决定通过3条马路走一个“8”字形。这3条马路，其中一条是文化名人街，另一条是历史文化风貌区，还有一条是著名商业大街。这个“8”字，饱含着丰厚的文化积淀，蜿蜒地把我引向尘封许久的历史深处，我想这样必定可以窥虹口区一斑而见虹口区全貌的。

　　我从海伦路地铁站出来，首先遇见的是四平路东面海伦路上的瑞康里（北门为海伦路403号），很长的一排红砖饰以玻璃幕墙房子非常醒目。虹口区的老房子就有这么一个以长著称的特点，后面将会看到更多这种让外人惊叹的情形，但虹口人应该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瑞康里是著名的大型石库门建筑群，上海城市演变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地理地标和文化地标，原溧阳路853弄，现四平路52弄，内有188个门牌号，居民达一千多户，建造于1930年，已经90岁了。虹口区从去年启动瑞康里历史风貌保护街坊改造计划，所见的是第一排已完成试点的“门面房”，整个项目尚在实施中。

瑞康里的名人有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四十一世孙、新闻界泰斗、笔名林放、原《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1910-1992），瑞康里92号就是他的旧居。还有一位名画家谢稚柳（1910-1997），算是中国书画鉴定界的泰斗人物了，抗战胜利后就长期居住在此，住瑞康里139号，整个门里1-3楼全部是他家的，所以叫“独幢头”，是邻居眼中的“大户人家”。

　　经过海伦路504号，这是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沈尹默故居。沈尹默（1883-1971），曾与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等同办《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他出任过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抗战初去重庆任监察院委员。解放初陈毅进城后拜访的第一位民主人士就是他，他是第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周恩来总理任命的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现在我来到了四川北路多伦路口，即将开始我的三条马路寻访。多伦路，修建于1912年，虽在理论上隶属华界，但却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的产物，全长550米，呈L型，东、北两端都与四川北路交汇。20世纪初的多伦路，还是上海宝山县一条荒芜冷僻的小河浜。在随着西方列强炮火涌入中国的淘金者队伍中，有一个曾被清朝光绪皇帝授予“进士”称号的英国传教士，在当时虹口公共租界地块上，象征性地花了些钱买下了这片土地，他看中的是这里中、美、日三不管的宽松环境、便宜的地价和淞沪铁路近在咫尺的便捷交通，于是填河造路，干起了招商引资的营生，新的马路便以其名字命名为窦乐安路，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时以内蒙古多伦县名改名多伦路。

多伦路这条外观看似平凡的不起眼小街，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藏龙卧虎之地，许多彪炳史册的文坛名流曾经工作与居住在这个地方。伴随上海从开埠时期的小渔村到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直至形成东方大都市的沧桑历程，多伦路及其周边地区则演变为“近现代文学重镇”，它从一个侧面集中地展示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缩影，并积淀成今天多伦路上浓厚的文化气息。

多伦路8号处为公咖咖啡馆遗址，也是今四川北路1915号上海时装商厦。1920-1930年代的公啡是当时中外白领、文化名人休闲、集会之地，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的摇篮，当年的一批文化进步人士曾是公啡的常客，被鲁迅戏称为“革命咖啡店”。

　　多伦路用石块铺面，甚是幽静风雅，街边的小楼风格各异。多伦路32-48号住宅，一幢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的具有欧洲巴洛克风格的西式洋房，其中48号曾是恒丰茶庄，店主就是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由于鲁迅、瞿秋白、丁玲、冯雪峰等也经常光顾这里，所以恒丰茶庄被称为“名人会所”。

街对面的多伦路59号鸿德堂，1928年由美国北长老会资助与中国教友捐助建造，大厅为巴西利卡式，外形却是中国传统殿宇风格，西式券窗和中式斗拱相处得很和谐。作为西方基督教堂而采用中国建筑风格是极为罕见的，国内可能仅此一例，因此它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苏韵阁”。隔壁的多伦路67、69号鸿德书房，是鸿德堂的附属，专门供应神学书籍，职员由基督教中义工担任。书房前面的内山完造雕像，应该与书房没有关系。

　　多伦路66号薛公馆，为薛氏在祖传地皮上于1920年代建造的一幢庭院式住宅，主体部分原是受英国乔治王朝时期风格影响的外廊式，入口门廊呈现古典主义样式。据说房主的父辈为清朝的官吏，邻居叫他薛老爷，并与袁世凯关系甚密，而到了下一代则开始经商，故而有说薛公馆为绸缎庄老板所造。抗战时期曾为日军占领，作为日本海军武官府驻地。

多伦路68号到90号，都是风格迥异的老房子。其中的多伦路85号，建于1930年代初，是日本洋风时期的住宅建筑，并带有东西方建筑的特征，反映了日本从近代建筑向现代建筑演进过程的简化趋势。

　　多伦路93号，原为广东茶叶商赵植初（英商杜德洋行买办）于1920年代初置地建造，建筑具有简化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特征，1950-1955年间为王造时租住。王造时（1903-1971），我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先驱之一， 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七君子”中除了邹韬奋（1895-1944）病故、李公朴（1902-1946）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外，其余五位“君子”有四位陆续调往北京任职：沈钧儒（1875-1963）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1897-1977）是粮食部长，沙千里（1901-1982）是商业部长，史良（1900-1985）是司法部长，唯独学位最高、年纪又轻的王造时闲居上海，只在华东文教委员会挂了个委员头衔。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目睹这位昔日好友的窘况，1951年聘其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据说遭贬弃用的原因是他1941年执笔起草《致斯大林元帅的信》埋下的祸根，那封信在两个社会主义邻邦的“蜜月”时期便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的证据，1957年反右时他首当其冲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受到冲击，二子一女均患上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因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被打成“反革命”而折磨致死，本人1971年病逝，妻子更先他而去。

　　在多伦路转角处的东横浜路122弄（松桐里）9号，内山完造1942-1945年的旧居。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冈山人，1916-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主要经营内山书店。他是鲁迅先生的挚友，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出售当局禁止的左翼进步书籍，所以书店的顾客除了日本人外，还有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此他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他积极营救。他晚年仍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华访问，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与1945年病逝于上海的内山夫人合葬。

　　东横浜路82弄2号是冯雪峰1949-1951年的旧居，一个老革命、高级干部解放后还住在旧里中着实让人吃惊。冯雪峰（1903-1976），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底到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34年参加长征，之后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解放后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后调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然而他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又被关进牛棚，1976年患肺癌去世，1979年才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不过，横浜路以南的东横浜路已经拆光，唯一保留的一幢旧房可能是冯雪峰旧居吗？我想不是保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就是临时工地用房，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东横浜路1931年筑，因在横浜路东得名；而横浜路是1915年筑的，因靠近横过来的一段沙径港故名。东横浜路转个弯就到了横浜路上，横浜路35弄也是多伦路135弄的景云里，建于1925年，这里差不多都是三层楼普通石库门房子，不高档但却是历史文化名里。据了解，景云里4号是陈望道等人开办的大江书铺旧址（1928-1933年），11号是叶圣陶、茅盾、冯雪峰旧居，17号是鲁迅旧居，18号是周建人旧居，23号是柔石旧居。鲁迅先住23号，后因环境嘈杂搬去18号与三弟同住， 17号空出来后再搬到隔壁，23号后来介绍给了柔石居住。可能周建人还住过9号，叶绍钧（即叶圣陶）住过10号。他们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陈望道（1891-1977），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1920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解放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当选过全国人大和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

叶圣陶（1894-1988），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949年后他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或常委，民进中央主席。

茅盾（1896-1981），原名沈雁冰（字），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解放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他的代表小说《子夜》、《春蚕》众所周知，不为人知的是他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了，但在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81年他逝世后才由中共中央根据其生前的请求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毛主席评价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因为鲁迅之名如雷贯耳，所以我不作过多介绍了。只说一句，景云里是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一处住所，鲁迅与许广平（1898-1968）的结合就是从景云里开始的。

　　周建人（1888-1984）则为鲁迅胞弟，他是生物学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等职，还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和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长期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工作。

　　柔石（1902-1931），本名赵平复，民国时期著名作家、翻译家、革命家，他是中共党员，1931年1月17日在参加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的讨论王明路线问题的会议时因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军警逮捕，2月7日与殷夫（1910-1931）、胡也频（1903-1931）、李伟森（1903-1931）、冯铿（1907-1931）同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史称“左联五烈士”，当时在龙华一起遇害的其实共有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提到的欧阳立安（1914-1931）等24名烈士，这些我已在《 上海的古镇知多少[1]：市区篇》中“龙华镇”一节写到。

景云里的拍照角度很难找，因此我贴出一张景云里示意图辅助说明见上照4。一弄受到拆迁影响，上照1最右边一个门头为4号；二弄搭建厉害造成空间狭隘，所以我从三弄拍了11号后门（下照1）；三弄晾满了衣服，故弄口的17、18号视线受阻（下照2），弄底的23号门前倒满是花草生机盎然（下照3）；只有四弄比较清爽一点（下照4），弄底的30号据说住过民国大律师奚亚夫。

　　既然到了横浜路，就不能遗漏了秦关路，这是一条以东横浜路为界与横浜路相接并向东通往四川北路的小马路。但是它的名字很容易叫人浮想联翩，唐朝诗人王昌龄（约698-757）写过“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诗句，李商隐（约813-858）则有“长亭岁尽雪如波 此去秦关路几多”的诗句，秦关指的是秦地关塞，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秦关又是陕西洛川的一个地名，这符合上海常用地名作为路名的习惯。不过秦关路的前身却是一条叫作吟桂路的小马路，为这附近王家宅做建筑包工生意的“土豪”王吟桂所筑，马路两侧的房屋也大多为其所有，故小路以他的名字命名。“秦关”用上海话发音同原先的“吟桂”多少有点谐音，不知路名是否由此演变而来？

秦关路44弄（德恩里）13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住过两位左翼文学青年沙汀（1904-1992）和艾芜（1904-1992），同为四川人，后来都成了著名作家，解放后都担任了文化界的领导职务，与巴金（1904-2005）、张秀熟（1895-1994）、马识途（今年106岁）并称“蜀中五老”。这两人堪称中国文坛的“双子行星”，像是约好了似的，同年所生同年而去，“同生死共患难”一词用在他俩身上比谁都贴切。44弄还住过一位湖南籍作家周立波（1908-1997），不是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哦，然而在度娘搜索中无奈的现实是，一个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名气，竟然位于孙辈的后者之后。

如今地图上的秦关路已抹去大半，成了一个临时停车场，远远可望见多伦路王造时旧居和鸿德堂的背影。所剩的一段路约百米在四川北路口，路边房子早已动迁完毕被封闭了，应该是等待旁边的动迁地块完成一起拆吧。

　　多伦路119号夕拾钟楼，建于1920-1930年代，名称取自鲁迅先生著名文集《朝花夕拾》。钟楼顶端所置古钟为青铜冶铸，整幢钟楼棂体用花岗石砌成。因为位于丁字路口，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相邻的多伦路123号老电影咖啡馆，也是一幢有特点的西式优秀历史建筑，屋前一座卓别林雕像吸引人们眼球，里面的布局都是老上海的那种复古风格，放映机里播放的也是年代久远的黑白片老电影，在这里可以充分感受老上海岁月的痕迹。

　　多伦路145号中华艺术大学宿舍旧址，今左联纪念馆和十大文化名人展馆。这是一幢独立式的东南亚殖民地风格建筑，约建于1920年，仿英国安妮女皇复兴式样，表现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1837-1901）的安妮女王复兴风格。另一说，此为日本三井洋行早期建造的大班住宅。

　　多伦路174号，四川北路1953弄永安里西门。永安里系1930年代典型的中、低标准集合式住宅，为永安公司老板出资为其公司中高级职员所建。由于老板是广东人，所用职员多为广东籍，当时的虹口又是在沪广东人主要聚集地，故选择了此地作为职员宿舍。

永安里44号是周恩来同志（1898-1976）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据周恩来堂侄、原北大副校长周尔鎏介绍，1925-1931年期间，周尔鎏的祖父即周恩来二伯父和二伯母、周恩来生父、周尔鎏舅公、周尔鎏父母及周尔鎏本人先后居住在此，1927-1931年间周恩来也常来此居住，1931年顾顺章叛变，周恩来以商人打扮与邓颖超（1904-1992）一起深夜前来，最后从这里再转移到苏区。

永安里135号则为中共中央联络处旧址，1928年正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工作的黄玠然（1901-2004）受命在此建立中央开会联络的机关，黄玠然夫妇与其父母居住于此掩护机关，1928年秋黄玠然调任中央秘书处长搬离了永安里，周恩来又安排张纪恩（1907-2008）和博古（1907-1946）夫人张越霞（1910-1979）以夫妻名义在此居住，中央领导同志曾在此阅办文件，周恩来、罗登贤（1905-1933）、李维汉（1896-1984）等在此开会商量工作，不久后机关搬去浙江中路108、118、128弄清和坊。

　　多伦路189号赵世炎旧居。赵世炎（1901-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1920年他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回国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罢工，成为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不幸被捕牺牲。令人心酸的是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任书记陈延年（1898-1927）和第二任书记赵世炎，被捕仅隔了6天，牺牲也只隔了15天，让我深刻领悟了什么叫“前仆后继”。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1903-1985）嫁给了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中共江南省委（含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军委书记的李硕勋（1903-1931），其子即原国务院总理李鹏（1928-2019），所以赵世炎是李鹏的舅舅。早知道李鹏是红二代，原来其父和舅都是革命烈士。但坊间传言李鹏是周恩来养子有误，1946年周恩来派人找到了侄子周尔鎏和李硕勋之子李鹏及聂荣臻之女聂力，后两人即被送去了延安，而周恩来只有一个养女孙维世（1921-1968），是革命烈士孙炳文（1885-1927）的女儿，有“红色公主”之称，文革期间遭迫害致死。

多伦路201弄双庆里，弄内1924年建造的2号宅，为陈望道任校长的中华艺术大学校址。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此召开，从此标志着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谱写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光辉篇章。

　　与2号同一排的4号宅为新中国剧社旧址，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杜宣（1914-2004）、许秉铎（？-1967）、严恭（1914-2010）、石联星（1914-1984）等人于同年秋在桂林组成，1946年秋剧社一部分用建国剧社名义在瞿白音（1909-1979）率领下去了广州，另一部分则以新中国剧社名义在汪巩（1916-1982）率领下来到了上海，在将近7年的演出活动中共演出了将近50个剧目。新中国剧社于1947年秋宣告解散，以上提到的这些人在解放后基本上都是导演、编剧等，地位较高、名气较响的应该是杜宣，担任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市剧协主席、上海市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职，另外瞿白音曾任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

　　4号后面的89号是郭沫若旧居。郭沫若（1892-1978），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是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曾当选中国文联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多伦路208号陈仲篪旧居。陈仲篪是广州商人，来沪投资不到数年，财源滚滚，看中了这条文脉浓郁的窦乐安路的“黄金宝地”，在1920年代建造这幢外观具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样式的住宅建筑。

　　多伦路210号白公馆，白崇禧在沪旧居。白崇禧（1893-1966），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新桂系军阀代表人物。当然，这种权高位重之人的房产在上海何止一处，譬如白公馆还有汾阳路150号、虹桥路1390号和1518号。其子，台湾著名作家、美籍华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白先勇，幼年曾在此居住。该宅1949年后由解放军海军部队接收，曾为海军411医院儿科住院处，现为长海医院虹口院区康复医学科。

　　白公馆东侧紧邻的汤公馆，尽管地址是四川北路2023弄（志安坊）35号，若真按这地址反而不好找了，因为直通的弄堂却是四川北路1999弄（丰乐里），并且汤公馆东侧装了一道门，事实上把汤公馆与四川北路隔开了。看下照，是否觉得建筑有点像白公馆啊？其实它们就是“双胞胎”，典型的法式新古典主义风格，外观典雅、气势恢宏。这是广东商人唐林生于1920年代建造的，当时造了两座风格几乎一样的住宅，兄弟俩各一座。抗战时被迫转卖给日本人成为日军军官住宅，抗战胜利后由国军接收，一座成为先任代理陆军总司令后任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官邸，另一座成为先任京沪卫戍区上将总司令后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官邸，就是这座。1947年台湾发生 “二•二八”事件，浙江军政界元老陈仪（1883-1950）作为蒋介石政权的替罪羊，从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职位上被免职（后改任浙江省主席），他的学生汤恩伯（1900-1954）看到老师回沪后无处居住，便赠送了这幢花园别墅，自己则住到蒲石路蒲园（今长乐路570弄）。想不到的是，1949年陈仪策反汤恩伯起义未果，反被汤出卖，次年在台北被害。问了保安，说这座豪宅现为私人买下。宅主行事低调，没有查出来是谁。

多伦路215号，1924年由广东商人李观森建造的住宅，该住宅属于一种西班牙式略带地中海风格的建筑，曾被汪伪南京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和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侵占。 多伦路236弄纪家花园，15幢楼的新里，建于1918年。弄口的多伦路240号为典雅的欧式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建于1930年代初。

　　多伦路250号孔公馆，这是一幢具有浓厚伊斯兰情调和西班牙风格的住宅，建于1924年。宅主人孔祥熙（1880-1967），孔子（前551-前479）第七十五世孙、民国最有权势的四大家族之一、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与蒋介石为姻亲关系（夫人是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宋霭龄）。此为他在上海至少四处旧居之一，另三处分别是东平路7号、虹桥路1472号（另有2258号一说）、永嘉路383号，听说还有复兴中路539号。多伦路孔公馆产权现属于马路对面的长海医院虹口分院（原海军411医院）。

多伦路257弄燕山别墅，连接式二层日式洋房，建于1927年。
　　14号张国焘旧居。张国焘（1897-1979），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长征时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他因另立中央受到批判，1938年借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怀抱，随后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全国解放前夕他随着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但在国民党里他始终郁郁不得志，于是携妻儿去了香港，1968年底他抵达了其人生最后一站加拿大，在养老院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34号鹿地亘旧居。鹿地亘（1903-1982），他在中国的称谓是 “日本反战进步作家、中国近代政治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他积极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骨干人物。“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35年流亡到中国上海，从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抗战胜利后他返回日本，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直至去世。

　　总之，多伦路是值得慢慢逛的地方。“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人文风情，并以独特的文博景观和典雅的文化品位成为上海的旅游热点之一。多伦路上走一走，一定能见前所之未见，闻前所之未闻，思前所之未思，获前所之未获。走在多伦路上，仿佛能感受到当年中国文坛的激荡洪流和震耳惊雷……

　　甜爱路，本不在我的游览计划中，只是她位于我要走的山阴路口，既路过就不要错过了，毕竟她被誉为上海最浪漫的马路。原系靶场内小路，1920年筑，名公园靶子场路；又因与千爱里相通，又称千爱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起谐音改称甜爱路。民间由此产生了一个美丽传说：相传这里早年叫做田家庄，庄上一财主家里有个独生女芳名田爱，从小就知书达理聪慧过人，长大后更是才貌双全家喻户晓，而田府里有一个名叫祥德的放牛小伙聪明能干，他和田爱从小就在一起，有时还陪小姐读书，两小无猜日久生情，最终成就了一段爱情佳话。从此，上海就有了甜爱和祥德两条相依相偎的恬静小路，如牛郎织女铸就七夕神话一般。据说相爱的人手牵手走过甜爱路，爱情就会长长久久。只是现在走在甜爱路上有一点感觉相当不好，就是公共汽车太多了，数一数竟达8条公交线路！

甜爱路两侧由28首中外著名爱情诗篇组成的“爱情墙”，恋人牵手走过，一起诵读墙上的爱情佳句，是不是很浪漫呀？甜爱路自然也给情不自禁的情侣们准备了多块书写甜言蜜语的涂鸦墙，意思也是告诉他们别的地方就不要乱涂乱写啰。甜爱路甜爱支路口还有一个特别的甜爱邮筒，据说从这座邮筒投出的每一封信函，都将被盖上一枚爱情邮局纪念戳，让收件人通过这个邮戳感受一份爱心，并可永久珍藏。

　　千爱里，这是在甜爱路和山阴路之间的小弄堂，地址是山阴路2弄，为兼具日本和西洋建筑风格的花园式里弄，连接着甜爱路和山阴路。如今山阴路的弄堂大门大多安装了刷卡电子锁，千爱里亦不例外，山阴路一头的南门如果进不去，就要走甜爱路11号以北的西门。那门一般常开，不过有自动关门弹簧，需推拉门进出，这可是我仔细观察后发现的一个小秘密哦。

　　千爱里系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1920年代建造的产业，“千爱”乃英文“cherry”，即樱花，故千爱里就是樱花之里的意思，并不是一些文章所传的“爱及千家”。当时居住的均为日侨，内山完造就住在千爱里3号（1931-1942年），目前正在修缮。而内山完造住宅前门恰好与内山书店后门相对。

　　内山书店1917年开设于今四川北路1881弄（魏盛里，已不存），1929年搬至今四川北路2050号，随后内山完造也住入书店后的千爱里。内山书店曾吸引了众多中外文化人士，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1927年，鲁迅在内山书店购书时与内山结识并成为挚友。有人说内山书店旧址现为新华书店，其实不然，内山书店旧址现在应该是工商银行，旁边的四川北路2056号才是一家新华书店。包括今工商银行、新华书店在内的四川北路2044-2058号，均为第三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山阴路，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11年越界筑路，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租界时以山西省山阴县名更名为山阴路。一百多年前，今天的山阴路所在地还是宝山县的乡间农田，1903年虹口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将四川路延伸至虹口公园处，沿路两侧陆续繁衍出许多支路，山阴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原名施高塔路。山阴路开辟以来就被定位为住宅区，整个山阴路路段内，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兴建的民宅占了90%以上。山阴路两侧的弄堂由一块块成片开发的住宅构成，以质量较好的早期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为特征，保留了多种样式和风格的住宅建筑。一条宽不过10米的山阴路，至今依旧窄窄的，向来不通公交，可谓闹中取静。千爱里旁的山阴路16号山阴大楼（含4-32双号），典型的Art Deco风格建筑。这种风格源于法国兴于美国，上海仅次于美国纽约现存该类建筑总量世界第二。我认为这就是当年的施高塔公寓，因为地图上找不到施高塔公寓，我想是随着施高塔路更名山阴路而改名了。

　　山阴路44弄、64弄，资料上称“留青小筑”，面对面和背靠背的对称式格局设计新式里弄，极为罕见。而我在现场看到的是，64弄大门前写着“淞云别墅（业）”，再往北的112弄（包括124弄）才写着“留青小筑”。留青小筑28号在抗战时期曾住着一位日本籍中共党员、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中西功（1910-1973），他的一个重大情报贡献就是准确地预判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

　　山阴路69弄恒丰里，早期石库门里弄的代表，不过带有当时颇为先进的抽水马桶，算是石库门类别里的佼佼者了。一条直弄从头走到尾近100个门牌号，清一色的三层石库门连成一排，简直叫人叹为观止！不巧遇上大修，搭满了脚手架。

今恒丰里90号，1926年的中共中央党校设于此，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1902-1928）为校长，当年他同时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并将机关设在了今恒丰里69、70号；恒丰里69号在1927年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联络点，“四•一二”政变后陈延年接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五大后上海区委撤销，规定省委所在城市不另设市委，所以江苏省委实际上同时亦是上海市委），也在此设立办公机关；1985年，恒丰里90号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旧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之前走多伦路谈到赵世炎烈士时已经说到陈延年烈士，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1879-1942），尽管他后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成为托派，最终也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他的人生悲剧，但是他的大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1902-1928），都为了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可歌可泣。

　　恒丰里的前半部南侧是山阴路57弄四达里，北侧是山阴路85弄新恒丰里（双坡屋顶带尖形老虎窗的独立成套日式公寓住宅），都是相通的。恒丰里后门直通宝安路170号，后半部南侧则是宝安路160弄恒盛里。恒丰里、四达里和恒盛里这三条里弄的建筑式样大抵相仿，基本都是清水红砖的三层楼房，总共二、三百幢房子。因此弄堂纵横阡陌、四通八达，如同迷宫。

　　四达里曾住过前述的沙汀；1928年由张友松（1903-1995）、夏康农（1903-1970）创办的春潮书局亦在四达里104号成立，曾出版过《春潮》月刊和《二月》《小小十年》《小彼得》等书籍。“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1875-1963），上世纪30年代曾居住在山阴路恒盛里12号。沈钧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典礼照片，他是其中三位“长胡须”民主人士之一，另两位是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1872-1955）、时任民革主席的李济深（1885-1959）。

同一时期，恒盛里还曾居住过三位文学家：方光焘（1898-1964）、胡愈之（1896-1986）和章克标（1900-2007），当年他们三人共同租住在恒盛里一幢楼房内。其中的胡愈之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解放后担任过《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并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代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山阴路上名气最响的当属山阴路132弄大陆新村了，那里住过鲁迅和茅盾两位文学大师，鲁迅住9号，茅盾住6号，还有一位名人谢旦如（1904-1962）住8号。鲁迅当时化名周裕斋，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迁入，他是山阴路132弄9号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居所，他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半的岁月。

　　大陆新村是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于1932年建成的6条弄堂，除132弄还包括144、156、168、180、192弄共61幢独门进出新式里弄住宅，严格地说是介于石库门与新里住宅之间的房型。山阴路156弄29号则为茅盾另一处旧居，1933年茅盾化名沈明甫迁至这里，1935年搬到沪西居住，1946年从香港返沪再次入住大陆新村，即山阴路132弄6号与鲁迅同排的房子。

　　山阴路133弄，1920年建成的仿日式三层楼建筑新里，初名日照里，后改东照里，其中12号为瞿秋白寓所旧址。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2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起他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34年他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主力长征时他因患肺病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5年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从容就义。

山阴路145弄花园里，建于1927年的一排灰色拉毛墙三层建筑，其中2号曾是表面上为《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特派员、实质为日本共产党人的尾崎秀实（1901-1944）旧居，6号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1917-1999）故居。 花园里的大门可能需要刷卡才能进入，不过我发现山阴路135-143号街面房后有一条通道连接东照里和花园里，完全可以从东照里兜进去，出来时走花园里大门倒只要按一下上照1L中的按钮就可以了。

　　山阴路165弄1-87号兴业坊，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职工住处，建于1927年。兴业坊曾居住过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家盛中华，盛中华的哥哥即被世界音乐界权威人士誉为“中国梅纽因斯”的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1941-2018）。他们的父母盛雪和朱冰都是著名音乐人，培养了十个学习和从事音乐的儿女，其中九个是小提琴家，堪称音乐世家。

听说，与龚秋霞（1916-2004）、周璇（1920-1957）、姚莉（1922-2019）、白光（1921-1999）、白虹（1920-1992）、吴莺音（1922-2009）齐名的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李香兰（1920-2014）也曾在此居住，由于此报道不多，我不能证实。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是日本人但出生于中国辽宁省，1933年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李际春为养父而得名李香兰，1934年又结识了一位大汉奸新干爹潘毓桂而用过潘淑华的名字。1942年她用李香兰之名到上海发展，以一曲《夜来香》红遍中国。战后，两个同为日本人做事且关系密切的女人川岛芳子和李香兰都被控以汉奸罪名被中华民国政府逮捕，结果有着中国血统、日本名字的川岛芳子（清朝肃亲王第十四女）被判死刑枪决，而有着日本血统、中国名字的李香兰则被无罪释放遣送回国。回国后她跨入影坛，亦当过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再后来通过竞选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当然，李香兰的下半生确在为自己的罪过做弥补并致力于日中友好，2005年她写信劝诫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针对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以及安倍拜鬼等事件她再次通过媒体发声提出严厉的批评，所以在她逝世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亦表示了哀悼。

　　兴业坊17号为大道剧场旧址。大道剧社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直接领导的基干剧团，由郑君里、辛汉文、田汉、周扬等人于1931年组建。以上四人中，辛汉文（1906-1969）为化妆造型师，除他是一病不起息影艺坛直至去世，其他三人在文革期间均受到了残酷迫害。

郑君里（1911-1969），1929年起活跃在舞台与影坛，20岁就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他和赵丹（1915-1980）本与后来成为“****”的江青是好友，谁知这种关系最后变成了一种灾难，文革中被悄无声息地投进牢房囚禁，谁也不知他们的去向，但郑君里的遭遇比赵丹更惨，最终含冤去世，唯一解释就是他知道更多江青当年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田汉（1898-1968），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集一身，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他创作歌词的歌曲《万里长城》的第一段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同样在“浩劫”中含冤而死。

周扬（1908-1989），1932年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1937年赴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他被投入秦城监狱九年，当人们都以为他已离开人世并已被注销户口的时候，“四人帮”被粉碎，周扬也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山阴路208、210弄文华别墅， 208弄18号曾是黄炎培次子黄竞武烈士的故居。1948年黄竞武（1903-1949）临危受命，担任上海民建会常务干事，以“中央银行稽核”的身份配合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活动，揭露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内战”，因此被列入国民党保密局的逮捕名单之中。虽然他处境危险，本来也是可以离开上海去避难的，可是他却坚持留了下来，因为他得知国民党政府准备把中央银行的黄金财物全部偷运到台湾，于是他果断决定进行阻止。当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逼近上海，黄竞武在外滩中央银行的办公室被早已埋伏好的国民党特务逮捕了，1949年5月12日这一天他没能回家，黄家人等来的是特务对这幢房子楼上楼下每个角落的彻底搜查。两个星期后上海解放，家人和民建会终在原国防部保密局旧址掘到遗骸，确认黄竞武已经在解放前夕壮烈牺牲。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黄竞武为革命烈士，他的忠骸安葬在家乡川沙的烈士陵园。我瞻仰过川沙烈士陵园，也参观过川沙镇上其老家内史第（详见《 上海唯一的四方城池》），并读到过一篇文章谈到，黄竞武的父亲、民建主席、解放后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1878-1965）回家乡视察，发现川沙烈士陵园中黄竞武的坟墓比其他烈士的坟墓都要高大，于是严肃提出了批评，并要求马上改成一样大小，这件事充分体现了黄老的大公无私、高风亮节。因小区门口有门禁，我没有进去。

　　山阴路216、226弄在一起，216弄2号为陶晶孙旧居。陶晶孙（1897-1952），1906年随父亲去日本，在日本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1921年与一批赴日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发起成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9年回国后最初住在北四川路永安里，后迁居多伦路燕山别墅，1930年代中期定居这里。在此期间，他一面进行医学研究，一面从事文学活动，积极投身于新兴文学革命的洪流，为“左联”发起人之一。他1946年去台湾，1950年离台再去日本，后病逝于日本。

　　山阴路209弄1-9号、229弄1-6号，四达路262、266、272、274、286号，山阴路274弄1-11号，山阴路275弄1-4号和山阴路320号、340弄1-31号、350号积善里，均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1992年一个梧桐飘零、寒气逼人的下午，山阴路上走来一对中年男女，他们是来寻根的。他们手中的纸条上是父亲亲笔写的“施高塔路100号”地址，可是现在的山阴路上却根本不存在100号这个门牌号码。而在山阴路热心居民的帮助下，他们最终找到了自己以前的家，今山阴路209弄4号。这位男子就是台湾的著名导演杨德昌，而那位女士也就是他的太太，即后来在大陆拥有无数粉丝的台湾歌星蔡琴。山阴路209、229弄是解放前中央储备银行为高级职员提供的住处，根据张爱玲（1920-1995）同名小说改编、由林心如主演、讲述三十年代旧上海悲凉爱情故事的电视剧《半生缘》取景地。

　　山阴路343弄是一条名叫“青庄”的里弄，解放前这里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旧时的青庄，围墙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编成的篱笆墙，透过竹子间的缝隙，隐约可见里面一片绿色草坪，围着花草树木，颇有田园风情。

青庄的3号是宗教界爱国人士、群众歌咏活动的倡导者之一刘良模的旧居。1935年，刘良模所领导和担任指挥的“民众”团联合另外七个业余歌团，在精武体育总会举办群众性音乐会，这是群众歌曲第一次出现在公开的音乐会上。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协会议上，他和几名委员联名向大会提出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被大会采纳。

解放后，资本家的汽车早不见了踪影，汽车间也成了居民的住房，可是青庄大门口的汽车间里却仍然停着一辆黑色华沙牌轿车，被允许继续拥有私车的人名叫吴耀宗，另一位宗教领袖、爱国民主人士，住在青庄的1号。吴耀宗（1893-1979）和刘良模（1909-1988）都是上世纪30年代开始便居住在这里的。

　　青庄斜对面的山阴路292号是幢独立式花园洋房，其花园之大可称山阴路之首，临街两扇灰色的大铁门永远紧闭着，里面的主人是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东海舰队司令刘浩天（1912-1984），故其住宅人称“将军楼”。这次去我没注意到这宅，是事后看到资料才了解的，所贴照片也是来自网友5年前拍的。住在山阴路上的部队干部据说不少，大多是东海舰队和空四军高干，他们的住宅通常深藏在弄底，往往最后一家的大门、花园、房子都比别人家的大，高耸的围墙使之与弄堂内其他房子隔离，显得神秘而又森严。

祥德路2弄1-8号，原祥德村（1943年）。走到这儿，意味着山阴路走到了末端。这里并不是路口，但接着的路名则变成祥德路了。附近还有祥德路25弄1-12号，祥德路26弄1-4号，其中26弄2号为傅筱庵旧居。傅筱庵（1872-1940），民国时期企业家、银行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出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高等顾问，得选上海总商会会长，1937年上海沦陷后出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在戴笠指派的国民党军统局特工策划下，最后被其家中的“两代义仆”朱升源用菜刀砍死并割下脑袋，死有余辜。 再往前走，祥德路58弄1-3号、66弄1-3号、76弄1-4号都是联立式花园住宅， 1930年建。 要论建筑的多样性，山阴路有千爱里为代表的花园里弄，有施高塔大楼为代表的独立成套公寓住宅，有大陆新村为代表的带卫生设备新式里弄，还有以恒丰里为代表的早期石库门建筑，堪称近代海派民宅的“露天博物馆”。与多伦路相似的是，同样具有红色基因，许多里程碑式的文化事件同样发生在这里。山阴路以革命史迹、花园洋房和里弄住宅为特色，入选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四川北路是虹口区的一条南北向街道，全长3.7公里。清光绪三年（1877），租界当局自里摆渡桥（今四川路桥）北堍筑路至天潼路，习称里摆渡桥北。清光绪三十年（1904），租界当局又非法越过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继续向北延伸筑路至宝山金家厍一带（今鲁迅公园处），成为南北贯通的交通主干道。此路因与苏州河南岸的四川路相接，遂名为北四川路，民国三十五年（1946）更名为四川北路。

　　北四川路南枕苏州河，紧靠黄浦江，水运条件十分优越；并西邻当时上海的陆上大门北火车站，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建造的淞沪铁路即今地铁3号线虹口段，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通的有轨电车1路亦由静安寺经外滩折向北四川路直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地理优势十分独特。水陆交通便捷的北四川路因此商贩云集，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吴淞路一带的商业中心开始向此地转移，并辐射周围，不久便商店鳞次栉比，客流量日增。《上海风土杂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北四川路跳舞场，中下等影戏院、粤菜馆、粤茶楼、粤妓院、日本菜馆、浴室、妓院、欧人妓院、美容院、按摩院甚多，星罗棋布，全上海除南京路、衡山路、荣乐东路、福州路以外，以四川北路为最繁盛，日夕车辆、行人拥挤。”北四川路的交通、商业、娱乐等业的逐步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道路建设，多伦路、山阴路等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四川北路商业街的北端鲁迅公园（四川北路2288号/甜爱支路280号），由靶子场划出一部分建成的公园，故初称“新靶子场公园”，1905年建成并开放，1922年改称虹口公园。上海沦陷时公园被改名为“新公园”，抗战胜利后公园曾以蒋介石之名改为“中正公园”。今入园，右侧有一个世界文豪广场，只见雨果（1802-1885）、但丁（1265-1321）、普希金（1799-1837）、高尔基（1868-1936）、巴尔扎克（1799-1850）、歌德（1749-1832）、莎士比亚（1564-1616）、狄更斯（1812-1870）、托尔斯泰（1828-1910）、泰戈尔（1861-1941）十大文豪雕像，有坐有立姿态各异，栩栩如生。

接着是鲁迅纪念馆、鲁迅纪念亭，公园中部为鲁迅墓。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鲁迅墓从万国公墓迁至虹口公园内，1988年公园正式被命名为鲁迅公园。

　　虹口公园边上建有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场，所以1915年在此举行了第二届远东运动会，1921年又在此举行第五届远东运动会。新中国成立后将公园和体育场分开，分别命名为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虹口公园改名为鲁迅公园的同时，虹口体育场则重新改建并易名为虹口足球场，下照1即虹口公园一角及虹口足球场一角。

　　虹口公园有山有水有瀑布，山水之间堤桥相连，总体上保留了英国风景园的特点，但我觉得相比同为英式公园的兆丰公园（中山公园），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应该是历史风貌、旧园遗韵吧（见《 从苏州河第十八湾走起……（上）》）。

　　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内发生了轰动全国乃至东亚的“虹口公园炸弹案”。当时正值侵沪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规模盛大的“天长节”庆祝活动，朝鲜爱国团抗日义士尹奉吉（1908-1932）向主席台投掷炸弹，炸死占领军司令白川、日本侨民居留团团长河端，炸伤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沪领事村井、占领军军舰队长野村、师团长植田、领署书记官友野。尹奉吉被捕后押去东江湾路日军司令部，后又解往日本金泽，当年12月就义。此案也激起了上海市民的抗日情绪。“白川事件”发生地，今为公园内的梅园，今建了梅亭，竖有碑石。因为尹奉吉号梅轩，考虑到当时韩朝关系、对日关系等问题的敏感性，有**风格的纪念亭起名为“梅亭”，暗指“梅轩”。令人不解的是，在公园收取2元门票的时候梅园不要钱，现在公园免费了，园中园倒要15元一张门票了？按园方解释是为了增加标志性建筑的保护力度而采取的限客措施，而以我的理解是日韩人爱清洁干净，拒绝免费恐怕是担心被国人糟蹋了涉外旅游景点环境。

　　梅园空荡荡，公园内有一角却热闹非凡，那就是“相亲角”。大龄青年越来越多，爸爸妈妈们着急啊！记得人民广场有个闻名遐迩的相亲角，后来一些婚恋网站纷纷参与其中，商业化了。鲁迅公园的相亲角，可能借助了甜爱路的名气，公园东南角就有一个甜爰坊花园，欧式造型景观房、时光隧道、敞开的鸟笼、红色电话亭、甜爱邮筒……相恋之人打卡之地，因此我就不打扰了。

　　出鲁迅公园大门，右侧前方（西面）就是一条与四川北路并行的小马路黄渡路，离路口不远的黄渡路107弄（原亚细亚里）15号是李白故居。别与唐代大诗人李白（701-762）混淆咯，这是不可能的。李白（1910-1949），1937年从延安来到上海，长期从事中共地下电台工作。他与夫人裘慧英（1917-1992）携子住在北屋三楼，秘密电台放在小阁楼上，1948年底在发报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中在浦东戚家庙就义。年纪稍大的人，一定看过一部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谍战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吧？李白就是片中李侠的原型，裘慧英即片中与李侠假扮夫妻后又批准结婚的党员女工何兰芬原型。当李侠发完电报，敌人已将住宅团团包围，他镇静地向延安发出了最后的告别信号：“同志们，永别了！”当年观看电影时的这个情节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至今难忘。

四川北路2121号、原东江湾路1号，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旧址，抗战胜利前侵华日军在上海的大本营。原为虹口外商爱尔德洋行在1911年开发的联排房屋，1924年日本军方购入，1935年重建新楼，四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整个建筑远观如航行在海上的军舰。1932年的“一•二八”战争、1937年的“八•一三”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都在此发动和挑起。日本投降后此处为国民政府接收，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港口司令部先后设于此，上海解放后由人民解放军接管和使用。其背面是黄渡路。

　　四川北路2079-2099号拉摩斯公寓，我又回到了多伦路旁。拉摩斯公寓由英国人拉摩斯投资，1928年建造，装饰艺术派风格。日寇占领期间改为白川公寓（日本侵略者为了纪念在虹口公园被韩国志士尹奉吉炸死的日酋白川大将），抗战后恢复原名，解放后改名北川公寓。拉摩斯公寓记录了以下一段段历史往事：

　　1927年鲁迅携夫人许广平从广州到上海，先住横浜路景云里，1930年经内山完造介绍入住拉摩斯公寓（北四川路194号A3楼4室今四川北路2093号内），1933年又迁去大陆新村。

　　瞿秋白夫妇曾在拉摩斯公寓鲁迅家里避过难，走的时候是由陈云接走的，所以陈云（1905-1995）是在拉摩斯公寓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鲁迅。

　　约在1932年深秋或1933年早春，红军将领陈赓（1903-1961）从根据地到上海疗伤，曾来到拉摩斯公寓鲁迅家里与鲁迅秘密会面。

　　共产党员冯雪峰原是柔石的同学，经柔石介绍认识了鲁迅，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最密切的联络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冯雪峰亦搬进拉摩斯公寓汽车库（今四川北路2099号地下室），更方便了他和鲁迅的往来。

　　拉摩斯公寓东头的现四川北路2079号，当时由白俄罗斯人经营，俗称“白俄咖啡馆”（正式店名已佚）。1933年底，成仿吾（1897-1984）从鄂豫苏区秘密来上海寻找中共中央未果，他通过内山书店找到鲁迅并在此会见交谈，是鲁迅帮其接上了党的关系。成仿吾早年也是在上海虹口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后赴法留学，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所以能熟门熟路找到鲁迅帮忙。

四川北路1999弄（丰乐里）32号太阳社旧址，1916年建造的早期广式石库门建筑。1928年初，根据瞿秋白的指示在此成立了太阳社，其成员均为中共党员，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左联”的成立创造了思想条件。1929年底，太阳社停止活动，全部成员加入“左联”。

　　走到与四川北路相交的溧阳路口，1943年前叫狄思威路。溧阳路（北段）两边有上海体量最大、保护最好的两户一体花园住宅群，称为“双拼联体别墅”，1914年建造，英国式建筑风格。这些洋房分为六排，溧阳路正好从第四、五排间穿过，于是形成了溧阳路北侧1203弄6栋，沿马路1311-1313、1295-1297、1281-1283、1267-1269、1251-1253、1235-1237、1219-1221号7栋；溧阳路南侧1208弄9栋（后门沿马路），1156弄10栋，1114弄11栋，1084弄5栋，总共48栋。

　　溧阳路北侧沿马路的7栋是最显眼的，郭沫若旧居就在1267-1269号，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1909-1984）于1950年接受组织安排来到上海，据说就住在郭沫若旧居的东半幢1267号，湖南路262号湖南别墅是1962年后的事了（可参见我的美篇《 雨中慢品武康路》）。

　　7栋楼的最东面一栋是1219号，则住过南社耆宿、鸳鸯蝴蝶派作家陆澹安（1894-1980）。

　　这48栋洋房原先主要居住的是日本侨民，二战后他们被遣送回国，空出来的房子便留给了一群由重庆迁至上海的美国新闻处职员，其中包括不少中国新闻从业者，金仲华（1907-1968）和被周恩来称为 “地图专家”的妹妹金端苓（1918-1997）就住进了1156弄10号，解放后金仲华成为上海市副市长。

　　另外1084弄4号为陶希圣旧居，这陶希圣（1899-1988）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高宗武（1905-1994）逃离上海赴香港，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溧阳路48栋洋房中的1203弄恰好与1333弄、1335弄在一块。此地为清源里，今长春小区，后面紧靠山阴路四达里。清源里即溧阳路1333弄1号是著名油画家关紫兰（1903-1985）旧居，1335弄4号是著名出版家赵家壁（1908-1997）旧居，1335弄5号是著名记者曹聚仁（1900-1972）旧居。 路口的溧阳路1359号则是鲁迅藏书室，这是鲁迅迁居大陆新村时以内山书店职员镰田诚一的名义租下的，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又迁居，约6000余册藏书也一同搬离，新中国成立后绝大部分藏书交给了北京鲁迅故居保存，故藏书室未恢复原貌。 与多伦路、山阴路建筑特色不同的是，四川北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起了不少类似拉摩斯公寓的大楼，如四川北路1958-1982号长春公寓（1928年），四川北路1914-1936号狄恩威公寓今溧阳大楼（1929年）。

　　四川北路1906弄余庆坊，1923年建造的石库门住宅，弄内直走不远的52号是民国第一美女胡蝶的旧居。弄堂在大修，“余庆坊里弄房屋修缮工程项目部”就设在胡蝶旧居所在号内，原是乒乓室。胡蝶（1908-1989），生于虹口区东大名路1027弄辅庆里，1924年初全家重返上海住到此地。同年秋她考入中华电影学院，取艺名胡蝶，半年后结业，由于在电影《成功》《秋扇怨》《电影女明星》《铁扇公主》《火烧红莲寺》等影片中成功出演，顿时名声大噪，家喻户晓。1930年秋，胡蝶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后来荣登“电影皇后”宝座。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家迁居巨鹿路786弄（光华里）13号的一幢双开间西式里弄洋房。胡蝶是1946年离开上海去香港的，晚年跟着儿子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临终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啦”。相比民国红得发紫的其他女明星如阮玲玉（1910-1935）、周璇(1920-1957)，胡蝶无疑是幸运的，她笑到了最后。

　　继续前行，余庆坊94号则是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旧居。1926-1927年，汪寿华（1901-1927）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他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上海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和工会力量的不断壮大，汪寿华是有大大功劳的。但这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蒋介石（1887-1975）亦暗中与上海大亨黄金荣（1868-1953）、杜月笙（1888-1951）、张啸林（1877-1940）合作，利用青帮弟子冒充工人纠察队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并诿罪于工人纠察队，同时在社会上散布工人纠察队要冲击租界等等谣言。蒋的目的是要控制工会武装，但是汪不买账。接着杜月笙摆了一道鸿门宴，汪寿华进入杜宅后即被杜月笙指使手下流氓打手敲昏后装入麻袋，残忍活埋于沪西枫林桥。所以解放时黄金荣没有逃，而杜月笙逃往了香港，看来他是有预感的。上海一解放，22年前参与杀害汪寿华的2名凶手立即被逮捕，并在枫林桥汪寿华遇害地点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后立即执行枪决（另2名凶手在解放前夕已死），干脆利落。

上海时装商厦，即四川北路多伦路口，至此我走完了一个“8”字回到原点。如果此时你问我虹口区有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海派印象、红色印痕、名人印记。虹口区就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名人文化历史博物馆。 走到这里，我想我还没有走完，四川北路上一定还有更多发现。反正我回家也得继续往前走，不妨再走走看看。
　　四川北路1878号，原为日本人于1921年开办的福民医院，前身为日本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开办的佐佐木医院，后来是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不久前还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今年一转眼变成虹口区江湾医院了。旧址为院内2号楼，鲁迅先生常去该院就诊。不过这楼应该是贴过面砖了，没有了修旧如旧的老楼味道。
　　医院过街楼后的四川北路1856弄阿瑞里，名字有点怪，到底啥意思呢？原来这是日本房地产商建造的住宅，本名“杜鹃”，英文名“Azaleas Terrace”，所以根据英文汉译为“阿瑞里”。1930年，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在阿瑞里成立。阿瑞里虽然只有159户400多常住户口居民，但是紧靠医院，两头连接四川北路和长春路，加上群租，因此人流嘈杂，社会车辆随意进出、停放频繁。经过整治，现在管得好紧，大门刚开不一会儿就被保安迅速关上了。
四川北路1838号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醇厚的文化底蕴，1917-1945年是上海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上海北部日本小学校、上海第一日本国民学校），1945年底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在这里创立，熊佛西（1900-1965）、田汉（1898-1968）、曹禺（1910-1996）、梅兰芳（1894-1961）、盖叫天（1888-1971）、赵丹（1915-1980）等著名戏剧教育家和戏剧表演艺术家在此从事艺术活动。1959年起为新力中学、洪湖中学，1985年改今名。

　　前述秦关路的南面，有两条结构相像、环境优美的西式弄堂，一条叫柳林里（四川北路1831弄），一条叫麦丰里（四川北路1811弄）。民间传说，柳林里、麦丰里原名赫林里、麦拿里，开发商叫霍曼，是一个在横浜桥摆摊头，靠一只“吃角子老虎”赌博机发横财的德国人，成为富翁后就建造了两条弄堂，一条给了大女儿麦克唐纳，另一条给了小女儿赫尔林。于是大女儿把自己的房产取名为麦拿里，小女儿把自己的房产取名为赫林里。解放后，麦拿里改成了麦丰里，赫林里改成了柳林里。不过我也听说，麦丰里（麦拿里）是由一对林姓兄弟模仿英式建筑于1911年建造的，虽然柳林里（赫林里）何来不明，但是民间传说的真实性被打了一个问号。我还听说麦丰里已经纳入旧区改造计划并实施旧房征收，因存在拆毁历史建筑情况被人投诉举报。可能是这一原因，现在大门管得很牢。据我所知，这两个里弄的建筑为市中心仅存的立面连续券柱式结构建筑，文物价值不言而喻。若回顾历史：

　　柳林里住过的名人有国民党元老刘云昭（1885-1962），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北伐战争，解放前曾任县长、国会议员等职，1948年初移居上海，在上海解放前夕他做了大量策反工作，开国大典应邀出席天安门观礼台观礼，解放后曾任扬州市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第一任民革扬州主任委员等职。

　　麦丰里41号则为创造社出版部旧址。创造社，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团体，1921年由郭沫若（1892-1978）、成仿吾（1897-1984）、郁达夫（1896-1945）、张资平（1893-1959）、田汉（1898-1968）、郑伯奇（1895-1997）等赴日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健将在日本成立，1922-1926年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周报、月刊等刊物，1929年被国民政府查封。

　　所以，柳林里和麦丰里具有建筑和历史双重意义，难怪附近居民依依不舍。让人依依不舍的的还有受二里动拆迁影响的四川北路1807号西湖饭店关门，这是一家四川北路上的老字号人气饭店，一家风味纯正的杭帮特色菜馆，以西湖醋鱼、东坡肉等招牌菜闻名，前身是1940年代末杭州人张频甫开在士庆路97号（今海伦西路）的“孟尝君食府”。民以食为天，没有西湖饭店的日子，附近居民乃至虹口人必然会感到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

　　四川北路1800号永安电影院，已经完全没有电影院的模样，现为仲益永安商厦，改行了。永安电影院建于1924年的，初名上海演艺馆，抗战中遭炸毁，后来重建，先后易名明星大戏院、新东方剧场、上海剧场、永安电影院，文革中一度易名为鲁迅电影院。我应该没有进入这家影院看过电影，但名字是知道的。以前文化生活枯燥，只有看电影是一种享受，上海哪家电影院在放什么电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报纸上天天登。

　　四川北路1774弄/海伦西路73弄永乐坊，去年旧貌换新颜，走过路过的游客忍不住要掏出手机拍张照。永乐坊，典型的新式里弄住宅，今年虚岁90了。一路走来，我觉得虹口的弄堂多称“里”，称“坊”的似乎不多。虽然里坊同义，但总感觉坊比里稍许高档一点。像“村”，人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乡村，城市里的新村也是指相对老工房要好一点的新工房住宅区，可早年叫新村的有些很高档，甚至比叫别墅的还好，这或许就是年代不同形成的差异吧。好了，言归正传，查查永乐坊住过谁？还真查到一位：印尼华侨、九三学社成员、诗人任钧（1909-2003），1926年开始诗歌创作，1928年后加入太阳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诗歌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先后为大夏大学、四川省立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四川北路横浜桥，原是修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的一座木桥，1951年改成混凝土桥。桥下流淌着俞泾浦，打开地图你将发现，她实际上就是虹口区的母亲河。提起横浜桥，就连我这个远离虹口的外区人也是从小如雷贯耳，横浜桥地区算不上“上只角”，却和文化名人颇有渊源，想来也不奇怪，海派文化的本质就是市民文化。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日寇“八•一三”对上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便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凌晨2时，日军从闸北、横浜桥以东及青云桥一带开动。9时5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从北四川路，用轻重机枪向我守军扫射。于是，‘八•一三’战役开始。”

四川北路1702弄福德里的位置，一幢摩天大楼早已拔地而起，福德里被四川北路1688号福德商务中心替代了。下面原本是2003年开业的巴黎春天虹口店，但“巴黎春天”的巨大招牌已经摘除了，经营了近17年的百货商店在今年4月底谢幕，理由是“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这可能吗？此为香港新世界百货关闭的第3家上海巴黎春天门店，真正关门的原因恐怕是传统百货遭遇寒冬。

　　四川北路1702弄（福德里）34号为精武体育总会旧址，那1919年建造的1702弄福德里到底还有没有呢？向南转到东宝兴路往东走，东宝兴路157号出现了一幢精武大厦，其东侧有一条通道口挂着特制的四川北路1702弄门牌，这后面就是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四川北路1702弄只为它保留。因为1983年内地首次引进的香港热播功夫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太深入人心了，一代武学宗师霍元甲（1868-1910）创办的精武体育会因此声名远扬。片中那首经典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至今还常会情不自禁哼出口。

上世纪20年代末的横浜桥一带大量广东移民涌入，号为“广东街”。民国十二年（1923）广肇公所拨出福德里空地建造三层楼新校舍，民国十八年（1929）扩办为广肇中小学，后小学部改为广肇中学附属小学(广公第一小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学校搬离福德里改名粤东中学，“八•一三”战火中学校被炸平，只能再次迁回福德里。1956年，私立粤东中学与培青中学合并，更名为四川中学。

　　下面这段四川北路1611-1661号今全部在凯鸿广场范围里，建于1923年的原四川北路1635、1649弄安慎坊不见了。而安慎坊32号是中共中央宣传部1926-1927年办公处旧址，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丛书等在此编辑，彭述之（1895-1983）、沈雁冰（1896-1981）、郑超麟（1901-1998）等均在这里工作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曾居住于此，周恩来也曾在此工作、居住，1927年党中央迁往武汉后改为中央交通处。虹口当时南为租界，北为华界，有意无意间形成了一个“三不管”地区，这对地下工作有利，一旦被发现马上可撤退到租界，加上当时虹口房价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弄堂又四通八达便于隐藏和撤离，这是不少中央机关和地下工作者定居虹口的重要原因。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红色史迹本来相当多，现今估计一大半像此地一样成遗迹了。

四川北路1604弄四川里，建于1922年的石库门里弄。日占时期，这里是分配给日军校官的宿舍，当时的日军尉官住在附近的积善里，条件比四川里要差了一截，而兵曹则只能挤住在兵营里了。 四川北路1552号群众影剧院，是广东大戏院旧址，装饰艺术派风格。由广东人招股筹资建造，沪上第二个粤剧演出中心。1928年始建时取名广东大戏院，1931年初开幕后更名虹口中华大戏院，1945年中央信托局从日本人手里接收后改名虹光大戏院。解放后先后改为华东公安部大礼堂、和平电影院、群众电影院、群众剧场，1968年改今名。 四川北路1569弄新祥里，很意外它没有故事，也就是说查不到其任何历史信息。
　　四川北路1545弄恒安坊、大德里，为始建于1927年的海上旧里，但属于新式里弄。弄堂左侧是大德里，右侧是恒安坊，稀见的一弄双里，分别由天德公司、农业银行出资建造。相对来说，恒安坊的房子比大德里的房子规格高，这大概说明了坊和里的区别。此弄独特的文化标识是建造时留下的文明用语，诸如“禁止招贴如违送局”，“出入要道不许小便”，“公共卫生均冝注意”，“倾倒垃圾切勿狼藉”，等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杨延秀主持的中共秘密联络站曾设在本弄18号3楼。
　　四川北路1515弄永丰坊，是1930年由农业银行出资在厚德里原址建造的新式里弄，听说辛亥女杰、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秋瑾（1875-1907）的上海故居遗址就在这1515弄91号。至于遗址就是今永丰坊91号还是原厚德里91号，这个就不太清楚了。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居住，1907年她在上海主持创办《中国女报》，一个月后因母亲逝世回到绍兴，期间因联络起义失败，在大通学堂被捕，就义于轩亭口。那一段历史虽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但心志高远的鉴湖女侠却依然活在我们心中。
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召开，会址原为坐西朝东的砖木结构假三层石库门民居，毁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共四大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中共四大遗址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95年上海市文管委在遗址处勒石纪念。现中共四大纪念馆坐落于四川北路1468号，四川北路公园内。

　　我看见四川北路的中段已经是高楼林立，这一带的历史建筑恐怕命运多桀。即使是不可移动文物，打“擦边球”变相整没了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不知这些高楼大厦背后除了温馨回忆，是否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心酸故事呢？

武进路，即靶子路或老靶子路，该路原系一条小河浜名叫穿洪浜。1853年太平军攻克镇江，给当时刚开辟不久的上海租界当局极大震动，为了自保而将定居租界的外国商人组织起一支名为万国商团的民兵武装，宣布租界实行武装中立。1870年，租界工部局收编该武装作为租界的武装力量，设立司令部开始正规训练。于是当局在租界外的虹口港一带购买了一块土地作为训练射击的靶场，并且将靶场南面的穿洪浜进行填埋筑路，命名为靶子路。1904年，租界当局就是非法越过这条路继续向北延伸筑路至宝山金家厍（今鲁迅公园处），这才有了南北贯通的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交通主干道。

　　四川北路1274号四行大楼，由原大陆、中南、金城、盐业四家银行共同投资建造，1932年竣工，现代派风格。该楼原设计为旅馆，后作公寓，多为银行职员居住。

　　与四行大楼为邻的四川北路912-922号中行大楼，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兴建作为职工宿舍，建于1929年，装饰艺术派风格，原名中国银行虹口大楼，1959年改称中行大楼。

　　我注意到四行大楼、中行大楼的马路对面已是一片建筑工地，是否意味四川北路989弄公益坊拆光啦？公益坊是1928年建造的119幢石库门里弄，弄内16号是左联水沫书店的旧址，左联机关刋物《前哨》的诞生地，《前哨》编缉楼适夷（1905-2001）曾住此，1932年中共高级领导人陈赓与鲁迅先生第一次会面就在水沬书店前楼。公益坊38号则是成立于1928年的左联南强书局旧址，由中共地下党员杜国庠（1889-1961）、柯柏年（1904-1985）和冯铿（1907-1931）负责，亦是中共地下组织在虹口的一个活动地点。上世纪30年代，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和左翼作家在公益坊进进出出。

　　透过工地围墙上方向里望，旧房好像还有，但肯定基本拆除了，没拆的或许是一幢属于文物保护建筑的独立楼房。公益坊是进入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单的，可是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上有四川北路975-987号和1297-1311号，偏偏跳过了989弄公益坊。很多事实表明，拆与不拆同建筑本身和“不可移动”或许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要“顾全大局”。贴出几张网友在5年前拍的照片，蛮漂亮的建筑喔。公益坊最漂亮的建筑是45号“颕川寄庐”，由广东广商人陈其泽于1907年建造，上海市内少有的典型石库门房屋，门楣石匾上刻着“颕川寄庐”四字，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都是那么地完美，上世纪40年代陈其泽的一温姓同乡从陈其泽后人手中买下了这所住宅，不知未拆保留的是不是这幢？

四川北路875-895号虹口大楼，建于1927年，受到当时兴起的机械美学的影响，设计上采用了流线型线条和对称的几何构图，呈装饰艺术派风格。除了一眼就能看到的空中花园似的平顶塔亭，大楼后部还有一红瓦顶的塔楼，两者相映成趣。原设计为旅馆，名为虹口大旅社，分南北两部，后因扩大旅馆业务将南北相连，改称虹口大楼。
　　1958年上海市第七百货商店入驻开张，上世纪90年代前一直是四川北路乃至虹口区商业的龙头老大，为此路口加建了直通商店的天桥。2003年七百停业，天桥在2008年也拆除了。据说市百七店如今已经成为七百集团，那么其招牌实体店今在哪里呢？难道没有大型实体店吗？这有点奇怪。在四川北路的大型百货商场中，第七百货可能是最早停业的，接着是福海商厦、春天百货、东宝百货等，最后是巴黎春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看看逛逛其它路，买卖请到四川路”这句广告语曾经多么深入人心，甚至有上海话调侃：“南京路是外地人逛的，淮海路是有钱人逛的，四川路才是阿拉老百姓逛的。”而今四川北路商圈再无百货，泪目！

　　虹口是中国电影业的发祥地，鼎盛时期的虹口区影剧院数量曾占据了上海的“半壁江山”。

　　四川北路以东的乍浦路408号胜利电影院，建筑现孤零零的矗在海宁路乍浦路口。胜利电影院初名好莱坞大戏院，由魔术师张慧冲之父张志标创建于1929年。没多久就停业了，由德、英、日商接办后分别改名国民大戏院、威利大戏院、昭南剧场。抗战胜利后由上海市社会局接收并改名民光剧院，1949年由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接管易名胜利电影院，曾一度易名胜利新闻科教电影院，1989年更名为胜利艺术电影院。

　　隔路相望的是原乍浦路388号虹口大戏院，现已成一片绿地。1908年底，西班牙商人雷玛斯用铅皮搭建了一个俗称“铁房子”的简易建筑，取名虹口活动影戏院，1919年更名为虹口大戏院，抗战胜利后专演地方戏。1985年改建后更名为虹口文化娱乐厅，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最早的营业性舞厅之一，附设“雷玛斯咖啡厅”算是对虹口大戏院创始人雷玛斯的纪念。遗憾的是，1998年因海宁路拓宽工程需要，虹口大戏院被拆了个精光，现竖一石碑以示纪念。

　　过去这附近还有：海宁路330号国际电影院（融光大戏院，1932年），乍浦路341号解放剧场（东和馆剧场，1927年）等。时光荏苒，当年的“**角”喧嚣的盛景虽不再重现，但是那段与之相关的记忆依旧。

乍浦路254弄塘沽小区，典型的上海近代时期外廊式建筑，略有英国安妮时期建筑的风格特征。建于1923年，原名景林庐，包括乍浦路260号、昆山路141-177号。周边几条小路如百官街、西街等，也有不少同时期、同类型的建筑，耐人寻味。我认为应该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因为乍浦路254弄1-27号全是美国监理会的房产。这里就要说到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了，他1860年来到上海，住在昆山路，并在昆山路创建了中西书院，以及中西女塾即后来的中西女中、现在的市三女中，这个我在《 记住邬达克（中）》里也有谈到。1907年林乐知告老返乡，1922年在今昆山路135号兴建景林堂（今名景灵堂）纪念林乐知，乍浦路254弄22号就是景林堂的牧师住宅。林乐知住宅后来成为景林小学校舍一部分，1990年代被昆山路小学拆建翻造为新校舍，今为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昆山路分校（昆山路111号）。林乐知去世后与景林堂建堂关系最大的，其中之一当为监理会牧师宋嘉树（1864-1918），别名宋耀如，即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的父亲。 昆山花园路，一条全长仅100米的马路，辟筑于1900年前后，因走到底是昆山公园而得名。在鲁迅日记上唯一一次关于昆山公园的记载是1932年10月9日携夫人（许广平）与子（周海婴）前往医院就诊，从而同游儿童公园，此儿童公园即昆山公园，最早名为虹口公园（专供儿童游乐），1937年改称昆山儿童公园，1944年定名为昆山公园，市民俗称昆山花园。
　　昆山花园路7号为丁玲故居。丁玲（1904-1986），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社会活动家，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三才女（萧红、丁玲、张爱玲）之一，但她1930年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成为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人。然而她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农场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直到1984年才被彻底平反，2年后去世。
　　发生在这条小路上还有一段陈年往事：1933年的一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的应修人（1900-1933）到丁玲寓所联系工作，这时丁玲已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应修人被把守在楼梯口的特务发觉，随即他徒手与特务们展开激烈搏斗，不幸坠楼英勇牺牲。

　　海宁路至塘沽路一段四川北路的路牌上显示为851-889号，却已是中信广场，意味着四川北路861-865号良友画报社由旧址变遗址了。良友画报社创办于1924年，建筑底层为门市部，后部为印刷厂，后部三楼为编辑部。“良友”是鲁迅后期出版书籍的重要阵地之一。

　　四川北路856号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旧址仍在，就是下照中四川北路858号新华书店及隔壁856号的位置吧，文保牌在854号旁。此楼1923-1925年建造。陈云曾任商务印书馆工会委员长，领导过商务印书馆工人大罢工。罢工由此首先发动，接着印刷总厂、编译所全体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历时六天，最后以资方基本满足工人复工条件告终。1982年陈云来沪视察工作，专为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题了词。

　　四川北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生态优势是其他市级商业中心所没有和无法比照的，这里镌刻着城市历史的厚重印记，上海历经的陈年岁月。四川北路继续往南的大桥大楼、德邻公寓、新亚酒楼旧址、瑞康公寓、上海邮政总局旧址等，直至苏州河四川路桥，欢迎阅读《 从苏州河第十八湾走起……（下）》。四川北路虽已不复昔日辉煌，不过其所拥有的商业历史和文化遗迹犹存，海派文化底蕴依然深厚。

上一篇：

上海的古镇知多少[8]：宝山、崇明篇

下一篇：

上海曾经的重要国宾道：从新华路到虹桥路

姐妹篇：

提篮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