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是西汉官员中以治理速效为目的官吏群体。他们只讲短期中社会治理的成效,不以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为综旨。


以严酷苛暴为特征的酷吏的肆虐,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司马迁将酷吏特征概括为“酷烈为声”,“以恶为治”,班固将酷吏特征概括为“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需要时可重用,不需要时则抛弃,其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廉洁;二是喜用重典不畏豪强,对不服从法律的人,特别是豪门贵族,敢于痛下辣手;三是几乎都没落得个好下场。

西汉酷吏的产生有其特殊土壤:诸侯王势力日益扩张,对中央政权构成巨大威胁;富商大贾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朝廷不可轻视的力量,他们控制着一些生产行业,囤积居奇,上与官府争利,下夺百姓田产,对中央和百姓已构成巨大威胁;西汉时期战国游侠复仇之风的延续,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宁,游侠在履行“道义”时常触犯国家法律,扰乱社会秩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外戚群体严重干扰朝廷决策,外戚倚仗着与皇后、太后的血缘关系,不需要依靠个人奋斗,不必通过世袭就可以获取财富和权势。许多外戚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谋取政治地位,获取更多的财富和利益。


中央朝廷要解决上述问题,去除诸多顽疾,必须依靠那些执法严厉、敢于碰硬的官员,尤其是从事刑狱、督察、诉讼的大夫。酷吏正是在这样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选用、提拔听从皇帝命令,又懂法的官吏是最佳手段,这时,那些执法严酷,懂法律条文,又擅长揣摩圣意的酷吏,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酷吏出身贫寒,他们没有高门大户的家世背景,都是由刀笔吏起步升至地方首长、廷尉、御史大夫而位列三公,逐步被皇上提拔重用。


酷吏为证明自身,不惜以非常规手段,在短期内出政绩,杀伐果断,标新立异,以严刑峻罚立威。酷吏多数玩弄法律,让法律为治理开道,任用有前科易掌控的人为爪牙,以恶治恶,以收其功。酷吏圆滑狡诈,见风使舵。

张汤处理案子,如果是皇上想重办的,张汤就派手段强硬,办案严厉的官员来处理;如果是皇上想开释的案子,他就派办案宽松随便的官员来处理。张汤善于察言观色,阿谀人主,掌握说话分寸,始终与人主保持一致。


杜周查办案件“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狱状。”杜周做法与张汤如出一辙,所以遭到旁人批评“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酷吏这种把天子意志当法律准绳,当审判依据的做法,历来为人们所诟病。它体现了西汉社会人权大于法律的现实。

酷吏还有处事偏执、好走极端的性格。这种人固执己见,敏感多疑,过度警觉,遇事爱猜疑,爱推诿责任,心胸狭隘。因酷吏好偏执,走极端,所以办案过度警觉,敏感多疑,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宁可错杀,不愿漏掉,造成用法过当,量刑过重,惩治扩大化,致使无辜民众受牵连。


比若王温舒“少时杀人越货为奸,后为吏,事张汤,迁御史,督捕盗贼,以刑杀为威。为广平都尉,选郡中豪民为爪牙,敢于杀伐。武帝以为能,迁河内太守,至则捕其豪猾,竟连坐千余家,杀人至流血十余里,无辜多被其害。为人多谄,有势即为奸多不究,无势必侵辱。后历任廷尉、中尉、少府、右内史等职。因获罪自杀,家族诛。”


酷吏性格上的弱点常影响其对案件的处理和判断,导致轻犯受重判,无辜者受惩。

什么样的性格决定什么样的人生和命运,因为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对现实的态度、行为方式和处事方法,冥冥中就决定了他的前途和命运。


汉朝初期的国内环境处在恢复的状态下,各类冲突都还平缓,缺少酷吏生存的机会。之后随着帝国的发展前行,冲突渐多,不论是内部争斗还是外在威胁,众多条件为他们的兴起创立了客观环境。酷吏凭借自身的严酷作风和对帝王的忠诚而从小吏起家,逐渐得到欣赏和提拔,成为巩固王权、捍卫统治的有利工具。


酷吏们的悲剧人生虽然与天子的喜怒无常有很大关系,但是其性格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原因。用法过于严苛,惩罚过重,管理力度太大,而他本人大多数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和魄力,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干冒天下之大不韪。


酷吏在西汉实施的各种政治措施、经济政策上是起了重要作用及贡献的。酷吏的悲剧人生有其时代性和政治性因素,也有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