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50、60年代的人来说,年轻时最珍贵的记忆莫过于一卷又一卷的胶片,那个印在黑白时代的画面,是整整一代人的情怀,也是人生最美的芳华。

1982年11月11日,我和他领取了国家颁发的结婚证,结束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恋爱关系,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时我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没有婚房、没有结婚戒指、没有金项链、也没有存款。80年代青年人结婚,流行“三转、一响、一咔嚓”,其实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录机和照相机,当时我们只有“两转一响”,“两转”是一辆自行车和两只上海牌手表,“一响”是一台新买的收录机,手表和自行车属于婚前财产,收录机则是婚后我们夫妻的共有财产。


我的公公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因为生了儿子,早年就购置了一些木料放置家中,准备儿子娶媳妇时打家具用。那些年木匠是可以上门服务的,公公请了两个木匠到家里用木料做了一张大床、一个三门柜、一个茶几和一张写字桌。随后又请师傅上门做了一组结实笨重的沙发,沙发套也是师傅按沙发尺寸量身定做的。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一台红灯牌收录机,结婚的新房是经过申请由学校提供的,那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红砖楼房,一共四层,二层以上住学生,第一层分给结婚的青年教师,靠大门右边的第一间就是我们的新家,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男生宿舍。

婚前,我们相约去到保山春艳照相馆拍了三张婚纱照。那天没有化妆,没有装饰,一切都是原生态;没有热烈相拥,没有深情凝望,没有山盟海誓;他背着手,我捧着塑料花,一切都是普普通通的照相模式。身着同一套婚纱按下三次快门,完成了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黑白婚纱摄影。


1983年1月30日,我们举行了最简单的婚礼,没有婚纱,没有音乐,没有玫瑰花,也没有送亲迎亲的队伍,只是下午在保山最豪华的边城饭店请了五桌酒宴,鸡鸭鱼肉齐全,每桌酒宴付人民币三十元。这一天,一定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因为学校有三对新人同时选择了在这一天结婚。


夜幕降临时,我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都先后来到了我们的新房,小小的新房里热热闹闹喜气洋洋。我们的近邻一对青年人也在举行婚礼,屋里屋外和宿舍的过道上都是前来贺喜的宾客。新房里欢声笑语不断 ,那时结婚不送红包,大家都送日用品,当天收到最多的礼物是暖水瓶、茶盘、瓷盆和枕巾。学校全体教职工送的礼物最有特色:一个煤油炉、一把大提壶和一个四层提箍。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这些礼物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用具一直陪伴在我们身旁,伴随我们度过了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 ,现在回想起来, 满满都是温暖。


那时我在一个县里的乡下中学教书,他在保山师专任教,我们夫妻分居两地,各人忙着做自己份内的工作:备课、上课、改作业,开会,整天忙忙碌碌,拿着微薄的薪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婚后我们聚少离多,我一个人独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担,驻守在乡村中学小小的蜗居里,平时学校人声鼎沸,书声朗朗,学校还有一个教师食堂,每顿两菜一汤也能填饱肚子。可一到周末本地的老师们都回家了,只有我一个外地人和看守校门的老人守着这个寂静的校园。


乡村的夜晚静悄悄,四周漆黑一片,没有人语响,只有老鼠放肆地在屋顶的隔层里叮咚叮咚不知疲倦地跳舞,还有蚊子嘤嘤嗡嗡在耳边叫个不停。我紧闭房门两耳不闻窗外事,淡定地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备课,改作业,以强大的自信心驱赶孤独,过着波澜不惊,平平淡淡的日子。

不久我怀孕了,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我腹中逐渐长大,感觉胎动了,听到胎儿心跳了……1983年12月6日晚上十点多钟,在家人满怀欣喜的翘首期待中,孩子呱呱落地了。一声响亮的哭啼,孩子来到了这个充满未知而又美好的世界。我的生命中多了一个她,从此我的世界又多了一份幸福的牵挂,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最美的礼物。


孩子出生在保山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当听到婴儿一声声清脆无比的啼哭,一股暖流在我的心间涌动,我的眼眶湿润了。十个月怀胎的艰辛,几十个小时撕心裂肺的阵痛,一次又一次上下产床待产的折腾,此刻一切都变得云淡风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让我见到我的小宝贝。


一会儿护士把包裹好的孩子抱到了我的床前,这是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女孩,身长51公分,体重3.4千克。她那么娇小柔弱,一双细细的眼睛明亮有神,红红的小脸胖嘟嘟的,嘴巴不大,但哭叫起来声音非常洪亮,只是头发有点稀少。头部凸出似乎有点长,那是因为难产医生使用了胎头负压器造成的,看着眼前这个小小的婴儿,立刻感受到了初为人母的喜悦、激动、兴奋和肩上的责任。


几天后出院了,一家人欢天喜地迎接宝宝回家。孩子的爷爷走过来抱起这个幼小的新生儿,满脸堆满了笑容,眼里露出了慈爱的目光:“这个孩子就叫她娟娟吧。”爷爷兴奋地说。孩子她爸不同意:“叫娟娟的人太多了,我们得重新取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他冥思苦想几天后兴高采烈地宣布,女儿取名车晓茜(qian)。小名就叫茜茜。


(有一种小草叫茜草,生于田边、路旁、低山坡、灌木丛中。味苦,性寒,有医药功效。她爸爸取这个名的含义大概是希望女儿像茜草一样,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能茁壮成长,虽然不起眼,但日后一定会成为有用之才。)

生孩子前我回到了公公的家里,月子里一日三餐都是我的外婆在操持,这一年外婆已经78岁了。当时我的妈妈和我的婆婆都在上班,婆婆一直在外地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外婆义无反顾地挑起了照顾我做月子的重担。


每天早晨我一睁眼,外婆煮好一碗甜蜜蜜的荷包鸡蛋送到我的床前,静静地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 ,看我把一碗鸡蛋吃完。然后她收了碗走下楼回到100米外的厨房(厨房和住房是分开的),忙着杀鸡炖汤生火做饭。中午上楼来又忙着给宝贝洗澡、换尿布,那时新生儿都得用薄被包裹起来,面对手抓脚蹬娇小柔软的小宝贝,外婆手脚麻利,不慌不忙一会儿就把孩子洗完澡包裹好了,我和他看着外婆娴熟的动作,敬佩至极 ,连连称赞。


那个年代没有尿不湿,尿布都是用旧床单、旧汗衫撕开洗净做的。婴儿尿多,每天都有无数张尿布等着洗净晾干,寒冷的冬天,小脚的外婆每天来来回回上楼下楼,忙里忙外忙得团团转,那个月,宿舍阳台上的晾衣绳上,总是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尿片,它们像“万国旗”一样在寒风中飞舞着,飘扬着。


外婆待我恩重如山,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她就来到了我的身边,含辛茹苦地带大了我和两个弟弟,现在我生孩子,她又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和我的孩子,这份恩情让我感激涕零,没齿难忘。孩子满月了,这一天她爸爸借了学校的相机回来,兴致勃勃地给宝贝拍了几张满月照。在爷爷家的阳台上,我抱着宝宝拍了这张照片,襁褓中的宝贝第一次看到蓝天,也是第一次面对照相机的镜头。

这几张照片分别是女儿两个月、五个半月、七个月、八个月时到照相馆照的,那时曾经设想在孩子一岁前每个月给她拍一张照片,可是在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照相机、没有手机,拍照片是很件不容易的事。

这张照片是宝贝满一百天时去相馆专门拍的百日照。

女儿过了百日我的产假结束了,带着幼小的她,回到了我工作的地方。80年代物资匮乏,生活条件特别差,我们的宿舍是一间由猪圈改成的小平房,一共有三间,每间大概只有十五平方米左右,整个房间只能安放一张床、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


没有厨房、没有自来水,没有电饭锅、也没有洗衣机,整个学校喝水就靠一口古老的深深的水井,水井边随时放着一直凸凹不平的水桶,那是吊水时与井口磕磕碰碰造成的。一根长长的麻绳系在水桶上,供取水的人使用。探头往水井里望去,井底的水清澈透亮,井壁青砖斑斓,显示出一股历经了岁月沧桑的味道。这口古老的水井,陪伴了我在乡下教书的岁月。


那时没有婴儿车,只有一张红色灯芯绒做的“裹背”,每天背着小小的她我到水井里提水,到学校伙食堂打饭、打开水回家给她洗衣、洗澡。给她做米糊用的是一个煤油炉,她慢慢长大了,开始学着吃饭了,给她做的菜大多是西红柿炒鸡蛋,因为平时根本买不到肉和菜,只有赶集天才有人来卖菜,买肉还得凭肉票。


那时除了上课的时候请了一位附近的老人来照看孩子,她几乎绑在了我的背上。白天背着孩子做饭、吃饭、洗衣、上厕所,夜晚背着她备课、改作业。那段时间我就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没有认真地照过镜子,连自己长什么样都忘记了。

这个“裹被”,背带褴褛,露出了里面的白衬里,它见证了女儿成长过程的艰辛和不易。

下面的图片是我们当年居住的宿舍、教师伙食堂和学校的教学楼。


这幢破败不堪用猪圈改造成的小瓦房,一共有三间房间,住着赵老师、钱老师和我。赵老师是一个性格开朗,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女教师,她像一位大姐姐一样对我关怀备至,与我情同姐妹。很多生活的技能都是她传授给我的,比如织毛衣、做饭做菜、养育教育孩子等等,当年我给丈夫织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她教我的 ,从怎样起头开始,到如何编织花样,分绣口,织领子,织袖子。最难忘的是只要赵大姐做了好吃的,总要约我去她家吃饭,是她让我离家后依然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第一间房里住着一位英俊潇洒的英语老师,他姓钱,百家姓里位居第二。钱老师教学有方,用棍子把他的学生管理得服服帖帖。她的妻子是腾冲人,一位心灵手巧、美丽端庄、温柔贤惠的女子,她和钱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结婚后也调到我们学校教英语,我们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几年来没有发生过如何矛盾。


在我刚带孩子回学校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那一天学校操场上放露天电影,帮我看孩子的大妈也过来了,我们早早摆好凳子占了坐位。晚上我抱着不满四个月的孩子也去了,不想电影快结束时孩子却不停地啼哭泣,背着、抱着、颠着,什么方法都不行,大妈见状随我回到宿舍。夜已深了,女儿不断发出尖厉的哭声,好像是哪里疼痛难忍,当时的情景把我吓坏了,我抱着不断哭泣的孩子,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手足无措,六神无主,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害怕与无助。


大妈打开房门,从米罐里抓起一把米,边往外撒米嘴里还念念有词,随后把房门紧紧关闭。 原来当地有这样一种习俗:如果家中有小孩生病,必须以“洒阴米”的方式处理。他们认为小孩生病实际上是 遇到鬼蜮,魂魄即由此丢失了。只有在夜幕降临时“洒阴米”, 才能促使这些鬼蜮将小孩的魂给放回 来。可是米也洒了,女儿还是哭个不停,当时我彻底崩溃了,也失声大哭起来。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是钱老师,我一惊,停止了哭泣。“许老师,别着急,我陪你去卫生院给孩子看病吧!”钱老师的一句话让我感动万分,我迅速背起了孩子,让大妈给孩子头上蒙了一块挡风的大毛巾,跟随钱老师走出了家门。


寂静的夜晚漆黑一片,四处寂静无声,偶尔从远处的村寨里发出几声狗吠。那时没有路灯,只有钱老师手里的电筒发出一束微弱的光照亮了前方的路,那条通往卫生院的大路是泥土路,坑坑洼洼凸凹不平,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去到了卫生院,敲门叫醒了值班医生,他给孩子看了病,开了两片药,回到屋里大妈帮着我给孩子喂了药,一会儿她终于停止了哭泣,慢慢地睡着了。


很多年前,一想起这件事,我还会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女儿已经平安长大成人做了母亲,钱老师也早已作古,但我打心底感激他。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心碎的夜晚,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他给予了我勇气和力量,帮助我和女儿度过了难关。

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卫生院,一个医生朋友给我们母女俩拍了这张照片。生了孩子我的体重猛增,月子里吃下去的营养全部变成了脂肪,唯独没有变成乳汁,孩子从月子里就开始用米粉和奶粉喂养,人工喂养的艰辛是母乳喂养的母亲体会不到的。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必须给她煮好半夜要吃的米糊,倒在一个小小的保温水壶里,半夜起来再倒在奶瓶里喂她,一晚上起得来喂几次。那时我总是睡眼惺忪,老是一幅睡不够的模样。夜里起来喂孩子,手里拿着奶瓶,竟然会睡着了,那时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望,就是盼望能一觉睡到天亮。

女儿幼年和我一起生活在下乡,我们母女俩相依为伴,幼小的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充满阳光,活力四射的的校园,伴着学校上课下课的钟声和学生朗朗的读书声逐渐长大。这是学校大门前的一块田径场,中间密密麻麻长满了青草,这块绿茵茵的的草地,就是她的“爬行垫”,她的“游乐场”。


当上完课有了空闲的时间,我就会抱着她来到这块草地上,让她静静地坐在草上,我教她说话,逗她乐,看她笑,听她哭,慢慢地,她会爬了,手脚并用她爬得飞快,再后来,她巍巍颤颤地站起来了,一岁一个月时,她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她咿咿呀呀跟随我学说话,一声“妈妈”让我欣喜万分!这是我们母女俩共同走过的岁月,艰难困苦并快乐着,看着她一天天长大,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快乐!

她的身后是学校的新教学楼,刚刚竣工不久,建筑垃圾还没来得及清理完,到处堆积着施工剩下的砖块石头。孩子跑到这里玩耍,手里拿着色彩艳丽的塑料充气玩具,笑靥如花。

幼年的美好时光

女儿永远是爸爸妈妈手心里的宝,这是女儿一岁多时我们去相馆拍的全家福,丈夫身上的毛衣和我身上的毛衣都是我一针一线编织的。

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学校的大操场前,我和三岁的女儿拍了这张照片,背景是学校的教师宿舍,这是那个年代最豪华的套间房。当时我们已经从学生宿舍搬到了学校开水房旁边的职工宿舍。一幢低矮的瓦屋面平房,一共住着八户人家,每间房大约30多平米,房子后面对应的是一排更小厨房,每户一间。

1986年8月,我经过一次又一次坚持不懈的申请工作调动,终于得到了批准,我离了工作六年的中学,调动到了保山地区财贸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学校,建在距离保山城区大约8公里的西山脚下,每天早出晚归,乘坐学校的交通车上下班。


那段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早晨六点多钟孩子还在睡梦中时,我就得起床,梳洗完毕匆匆赶到市中心等候学校接送教职工的班车,下午五点半钟下班了又乘校车返回家里,如果赶上冬天,两头摸黑,到家天都黑了。


女儿快三岁了,小小的她非常听话,妈妈早早上班了,爸爸早晨起来去食堂打早餐和打开水,她就乖乖地呆在屋里,抱着自己的洋娃娃和它一起玩。然后爸爸会把她送到学校的托儿所,哪里有好多小朋友,还有一些好玩的玩具。那个年代很多单位都办托儿所,为职工分忧解难。

1987年,保山财贸学校组织职工去德宏旅游,在“三仙洞”我和女儿拍了这张照片。

1988年学校组织去大理旅游,乘“茶花”号渡轮游洱海。

周末去太保公园游玩,在武侯祠花瓶形状的门洞前,母女俩兴高采烈地拍了这张照片。

1987年,在风光迤逦的太保山下,美丽的易乐池西边的黄龙山上,一座崭新的校园拔地而起,她前拥龙泉门一泓清澈见底的湖水,左面有高耸入云的文笔塔相伴,近邻是太保山森林公园。这里依山傍水,绿树成荫,风景秀丽。

1987年,保山师专搬到了新校区,丈夫作为学校的青年教师,分到了一间套房,从此我们第一次拥有了配套齐全的套间房,结束了上公共卫生间的历史。这是一套将近90平米的宽敞明亮的住房,坐西朝东,两室两厅一厨一卫,还有两个阳台,位置在三楼。从此们我们有了宽敞的卧室,女儿也有了独立的房间。


拿到住房钥匙的那天,我们都激动不已。那个年代没有装修的概念,我和他策划了一个方案,要让我们的新房与众不同,我们兴高采烈地匆匆赶到五交化公司,买了黄色和朱红色的几桶油漆,还买了刷子,到了周末,我们俩兴致勃勃地开始了“粉刷匠”的工作,在水泥地板上先画上方格,然后把方格依次相间地涂成黄色和朱红色,用了几个周末的时间,我们的“涂色”终于结束,看着房间的地板五彩缤纷,我和他都很开心。

1988年,我从中专学校调入了保山师专,有幸成为了物理系的一名教师,从此结束了早出晚归的日子,和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过上了稳定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