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与她的故事（一）

许波

对于50、60年代的人来说，年轻时最珍贵的记忆莫过于一卷又一卷的胶片，那个印在黑白时代的画面，是整整一代人的情怀，也是人生最美的芳华。

1982年11月11日，我和他领取了国家颁发的结婚证，结束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恋爱关系，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时我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没有婚房、没有结婚戒指、没有金项链、也没有存款。80年代青年人结婚，流行“三转、一响、一咔嚓”，其实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录机和照相机，当时我们只有“两转一响”，“两转”是一辆自行车和两只上海牌手表，“一响”是一台新买的收录机，手表和自行车属于婚前财产，收录机则是婚后我们夫妻的共有财产。

我的公公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因为生了儿子，早年就购置了一些木料放置家中，准备儿子娶媳妇时打家具用。那些年木匠是可以上门服务的，公公请了两个木匠到家里用木料做了一张大床、一个三门柜、一个茶几和一张写字桌。随后又请师傅上门做了一组结实笨重的沙发，沙发套也是师傅按沙发尺寸量身定做的。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一台红灯牌收录机，结婚的新房是经过申请由学校提供的，那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红砖楼房，一共四层，二层以上住学生，第一层分给结婚的青年教师，靠大门右边的第一间就是我们的新家，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男生宿舍。

婚前，我们相约去到保山春艳照相馆拍了三张婚纱照。那天没有化妆，没有装饰，一切都是原生态；没有热烈相拥，没有深情凝望，没有山盟海誓；他背着手，我捧着塑料花，一切都是普普通通的照相模式。身着同一套婚纱按下三次快门，完成了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黑白婚纱摄影。

1983年1月30日，我们举行了最简单的婚礼，没有婚纱，没有音乐，没有玫瑰花，也没有送亲迎亲的队伍，只是下午在保山最豪华的边城饭店请了五桌酒宴，鸡鸭鱼肉齐全，每桌酒宴付人民币三十元。这一天，一定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因为学校有三对新人同时选择了在这一天结婚。

夜幕降临时，我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都先后来到了我们的新房，小小的新房里热热闹闹喜气洋洋。我们的近邻一对青年人也在举行婚礼，屋里屋外和宿舍的过道上都是前来贺喜的宾客。新房里欢声笑语不断 ，那时结婚不送红包，大家都送日用品，当天收到最多的礼物是暖水瓶、茶盘、瓷盆和枕巾。学校全体教职工送的礼物最有特色：一个煤油炉、一把大提壶和一个四层提箍。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这些礼物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用具一直陪伴在我们身旁，伴随我们度过了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 ，现在回想起来， 满满都是温暖。

那时我在一个县里的乡下中学教书，他在保山师专任教，我们夫妻分居两地，各人忙着做自己份内的工作：备课、上课、改作业，开会，整天忙忙碌碌，拿着微薄的薪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婚后我们聚少离多，我一个人独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担，驻守在乡村中学小小的蜗居里，平时学校人声鼎沸，书声朗朗，学校还有一个教师食堂，每顿两菜一汤也能填饱肚子。可一到周末本地的老师们都回家了，只有我一个外地人和看守校门的老人守着这个寂静的校园。

乡村的夜晚静悄悄，四周漆黑一片，没有人语响，只有老鼠放肆地在屋顶的隔层里叮咚叮咚不知疲倦地跳舞，还有蚊子嘤嘤嗡嗡在耳边叫个不停。我紧闭房门两耳不闻窗外事，淡定地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备课，改作业，以强大的自信心驱赶孤独，过着波澜不惊，平平淡淡的日子。

不久我怀孕了，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我腹中逐渐长大，感觉胎动了，听到胎儿心跳了……1983年12月6日晚上十点多钟，在家人满怀欣喜的翘首期待中，孩子呱呱落地了。一声响亮的哭啼，孩子来到了这个充满未知而又美好的世界。我的生命中多了一个她，从此我的世界又多了一份幸福的牵挂，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最美的礼物。

孩子出生在保山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当听到婴儿一声声清脆无比的啼哭，一股暖流在我的心间涌动，我的眼眶湿润了。十个月怀胎的艰辛，几十个小时撕心裂肺的阵痛，一次又一次上下产床待产的折腾，此刻一切都变得云淡风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让我见到我的小宝贝。

一会儿护士把包裹好的孩子抱到了我的床前，这是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女孩，身长51公分，体重3.4千克。她那么娇小柔弱，一双细细的眼睛明亮有神，红红的小脸胖嘟嘟的，嘴巴不大，但哭叫起来声音非常洪亮，只是头发有点稀少。头部凸出似乎有点长，那是因为难产医生使用了胎头负压器造成的，看着眼前这个小小的婴儿，立刻感受到了初为人母的喜悦、激动、兴奋和肩上的责任。

几天后出院了，一家人欢天喜地迎接宝宝回家。孩子的爷爷走过来抱起这个幼小的新生儿，满脸堆满了笑容，眼里露出了慈爱的目光：“这个孩子就叫她娟娟吧。”爷爷兴奋地说。孩子她爸不同意：“叫娟娟的人太多了，我们得重新取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他冥思苦想几天后兴高采烈地宣布，女儿取名车晓茜（qian）。小名就叫茜茜。

（有一种小草叫茜草，生于田边、路旁、低山坡、灌木丛中。味苦，性寒，有医药功效。她爸爸取这个名的含义大概是希望女儿像茜草一样，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能茁壮成长，虽然不起眼，但日后一定会成为有用之才。）

生孩子前我回到了公公的家里，月子里一日三餐都是我的外婆在操持，这一年外婆已经78岁了。当时我的妈妈和我的婆婆都在上班，婆婆一直在外地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外婆义无反顾地挑起了照顾我做月子的重担。

每天早晨我一睁眼，外婆煮好一碗甜蜜蜜的荷包鸡蛋送到我的床前，静静地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 ，看我把一碗鸡蛋吃完。然后她收了碗走下楼回到100米外的厨房（厨房和住房是分开的），忙着杀鸡炖汤生火做饭。中午上楼来又忙着给宝贝洗澡、换尿布，那时新生儿都得用薄被包裹起来，面对手抓脚蹬娇小柔软的小宝贝，外婆手脚麻利，不慌不忙一会儿就把孩子洗完澡包裹好了，我和他看着外婆娴熟的动作，敬佩至极 ，连连称赞。

那个年代没有尿不湿，尿布都是用旧床单、旧汗衫撕开洗净做的。婴儿尿多，每天都有无数张尿布等着洗净晾干，寒冷的冬天，小脚的外婆每天来来回回上楼下楼，忙里忙外忙得团团转，那个月，宿舍阳台上的晾衣绳上，总是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尿片，它们像“万国旗”一样在寒风中飞舞着，飘扬着。

外婆待我恩重如山，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她就来到了我的身边，含辛茹苦地带大了我和两个弟弟，现在我生孩子，她又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和我的孩子，这份恩情让我感激涕零，没齿难忘。孩子满月了，这一天她爸爸借了学校的相机回来，兴致勃勃地给宝贝拍了几张满月照。在爷爷家的阳台上，我抱着宝宝拍了这张照片，襁褓中的宝贝第一次看到蓝天，也是第一次面对照相机的镜头。

这几张照片分别是女儿两个月、五个半月、七个月、八个月时到照相馆照的，那时曾经设想在孩子一岁前每个月给她拍一张照片，可是在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照相机、没有手机，拍照片是很件不容易的事。

这张照片是宝贝满一百天时去相馆专门拍的百日照。

女儿过了百日我的产假结束了，带着幼小的她，回到了我工作的地方。80年代物资匮乏，生活条件特别差，我们的宿舍是一间由猪圈改成的小平房，一共有三间，每间大概只有十五平方米左右，整个房间只能安放一张床、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

没有厨房、没有自来水，没有电饭锅、也没有洗衣机，整个学校喝水就靠一口古老的深深的水井，水井边随时放着一直凸凹不平的水桶，那是吊水时与井口磕磕碰碰造成的。一根长长的麻绳系在水桶上，供取水的人使用。探头往水井里望去，井底的水清澈透亮，井壁青砖斑斓，显示出一股历经了岁月沧桑的味道。这口古老的水井，陪伴了我在乡下教书的岁月。

那时没有婴儿车，只有一张红色灯芯绒做的“裹背”，每天背着小小的她我到水井里提水，到学校伙食堂打饭、打开水回家给她洗衣、洗澡。给她做米糊用的是一个煤油炉，她慢慢长大了，开始学着吃饭了，给她做的菜大多是西红柿炒鸡蛋，因为平时根本买不到肉和菜，只有赶集天才有人来卖菜，买肉还得凭肉票。

那时除了上课的时候请了一位附近的老人来照看孩子，她几乎绑在了我的背上。白天背着孩子做饭、吃饭、洗衣、上厕所，夜晚背着她备课、改作业。那段时间我就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没有认真地照过镜子，连自己长什么样都忘记了。

这个“裹被”，背带褴褛，露出了里面的白衬里，它见证了女儿成长过程的艰辛和不易。

下面的图片是我们当年居住的宿舍、教师伙食堂和学校的教学楼。

这幢破败不堪用猪圈改造成的小瓦房，一共有三间房间，住着赵老师、钱老师和我。赵老师是一个性格开朗，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女教师，她像一位大姐姐一样对我关怀备至，与我情同姐妹。很多生活的技能都是她传授给我的，比如织毛衣、做饭做菜、养育教育孩子等等，当年我给丈夫织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她教我的 ，从怎样起头开始，到如何编织花样，分绣口，织领子，织袖子。最难忘的是只要赵大姐做了好吃的，总要约我去她家吃饭，是她让我离家后依然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第一间房里住着一位英俊潇洒的英语老师，他姓钱，百家姓里位居第二。钱老师教学有方，用棍子把他的学生管理得服服帖帖。她的妻子是腾冲人，一位心灵手巧、美丽端庄、温柔贤惠的女子，她和钱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结婚后也调到我们学校教英语，我们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几年来没有发生过如何矛盾。

在我刚带孩子回学校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那一天学校操场上放露天电影，帮我看孩子的大妈也过来了，我们早早摆好凳子占了坐位。晚上我抱着不满四个月的孩子也去了，不想电影快结束时孩子却不停地啼哭泣，背着、抱着、颠着，什么方法都不行，大妈见状随我回到宿舍。夜已深了，女儿不断发出尖厉的哭声，好像是哪里疼痛难忍，当时的情景把我吓坏了，我抱着不断哭泣的孩子，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手足无措，六神无主，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害怕与无助。

大妈打开房门，从米罐里抓起一把米，边往外撒米嘴里还念念有词，随后把房门紧紧关闭。 原来当地有这样一种习俗：如果家中有小孩生病，必须以“洒阴米”的方式处理。他们认为小孩生病实际上是 遇到鬼蜮，魂魄即由此丢失了。只有在夜幕降临时“洒阴米”, 才能促使这些鬼蜮将小孩的魂给放回 来。可是米也洒了，女儿还是哭个不停，当时我彻底崩溃了，也失声大哭起来。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是钱老师，我一惊，停止了哭泣。“许老师，别着急，我陪你去卫生院给孩子看病吧！”钱老师的一句话让我感动万分，我迅速背起了孩子，让大妈给孩子头上蒙了一块挡风的大毛巾，跟随钱老师走出了家门。

寂静的夜晚漆黑一片，四处寂静无声，偶尔从远处的村寨里发出几声狗吠。那时没有路灯，只有钱老师手里的电筒发出一束微弱的光照亮了前方的路，那条通往卫生院的大路是泥土路，坑坑洼洼凸凹不平，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去到了卫生院，敲门叫醒了值班医生，他给孩子看了病，开了两片药，回到屋里大妈帮着我给孩子喂了药，一会儿她终于停止了哭泣，慢慢地睡着了。

很多年前，一想起这件事，我还会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女儿已经平安长大成人做了母亲，钱老师也早已作古，但我打心底感激他。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心碎的夜晚，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他给予了我勇气和力量，帮助我和女儿度过了难关。

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卫生院，一个医生朋友给我们母女俩拍了这张照片。生了孩子我的体重猛增，月子里吃下去的营养全部变成了脂肪，唯独没有变成乳汁，孩子从月子里就开始用米粉和奶粉喂养，人工喂养的艰辛是母乳喂养的母亲体会不到的。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必须给她煮好半夜要吃的米糊，倒在一个小小的保温水壶里，半夜起来再倒在奶瓶里喂她，一晚上起得来喂几次。那时我总是睡眼惺忪，老是一幅睡不够的模样。夜里起来喂孩子，手里拿着奶瓶，竟然会睡着了，那时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望，就是盼望能一觉睡到天亮。

女儿幼年和我一起生活在下乡，我们母女俩相依为伴，幼小的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充满阳光，活力四射的的校园，伴着学校上课下课的钟声和学生朗朗的读书声逐渐长大。这是学校大门前的一块田径场，中间密密麻麻长满了青草，这块绿茵茵的的草地，就是她的“爬行垫”，她的“游乐场”。

当上完课有了空闲的时间，我就会抱着她来到这块草地上，让她静静地坐在草上，我教她说话，逗她乐，看她笑，听她哭，慢慢地，她会爬了，手脚并用她爬得飞快，再后来，她巍巍颤颤地站起来了，一岁一个月时，她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她咿咿呀呀跟随我学说话，一声“妈妈”让我欣喜万分！这是我们母女俩共同走过的岁月，艰难困苦并快乐着，看着她一天天长大，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快乐！

她的身后是学校的新教学楼，刚刚竣工不久，建筑垃圾还没来得及清理完，到处堆积着施工剩下的砖块石头。孩子跑到这里玩耍，手里拿着色彩艳丽的塑料充气玩具，笑靥如花。

幼年的美好时光

女儿永远是爸爸妈妈手心里的宝，这是女儿一岁多时我们去相馆拍的全家福，丈夫身上的毛衣和我身上的毛衣都是我一针一线编织的。

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学校的大操场前，我和三岁的女儿拍了这张照片，背景是学校的教师宿舍，这是那个年代最豪华的套间房。当时我们已经从学生宿舍搬到了学校开水房旁边的职工宿舍。一幢低矮的瓦屋面平房，一共住着八户人家，每间房大约30多平米，房子后面对应的是一排更小厨房，每户一间。

1986年8月，我经过一次又一次坚持不懈的申请工作调动，终于得到了批准，我离了工作六年的中学，调动到了保山地区财贸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学校，建在距离保山城区大约8公里的西山脚下，每天早出晚归，乘坐学校的交通车上下班。

那段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早晨六点多钟孩子还在睡梦中时，我就得起床，梳洗完毕匆匆赶到市中心等候学校接送教职工的班车，下午五点半钟下班了又乘校车返回家里，如果赶上冬天，两头摸黑，到家天都黑了。

女儿快三岁了，小小的她非常听话，妈妈早早上班了，爸爸早晨起来去食堂打早餐和打开水，她就乖乖地呆在屋里，抱着自己的洋娃娃和它一起玩。然后爸爸会把她送到学校的托儿所，哪里有好多小朋友，还有一些好玩的玩具。那个年代很多单位都办托儿所，为职工分忧解难。

1987年，保山财贸学校组织职工去德宏旅游，在“三仙洞”我和女儿拍了这张照片。

1988年学校组织去大理旅游，乘“茶花”号渡轮游洱海。

周末去太保公园游玩，在武侯祠花瓶形状的门洞前，母女俩兴高采烈地拍了这张照片。

1987年，在风光迤逦的太保山下，美丽的易乐池西边的黄龙山上，一座崭新的校园拔地而起，她前拥龙泉门一泓清澈见底的湖水，左面有高耸入云的文笔塔相伴，近邻是太保山森林公园。这里依山傍水，绿树成荫，风景秀丽。

1987年，保山师专搬到了新校区，丈夫作为学校的青年教师，分到了一间套房，从此我们第一次拥有了配套齐全的套间房，结束了上公共卫生间的历史。这是一套将近90平米的宽敞明亮的住房，坐西朝东，两室两厅一厨一卫，还有两个阳台，位置在三楼。从此们我们有了宽敞的卧室，女儿也有了独立的房间。

拿到住房钥匙的那天，我们都激动不已。那个年代没有装修的概念，我和他策划了一个方案，要让我们的新房与众不同，我们兴高采烈地匆匆赶到五交化公司，买了黄色和朱红色的几桶油漆，还买了刷子，到了周末，我们俩兴致勃勃地开始了“粉刷匠”的工作，在水泥地板上先画上方格，然后把方格依次相间地涂成黄色和朱红色，用了几个周末的时间，我们的“涂色”终于结束，看着房间的地板五彩缤纷，我和他都很开心。

1988年，我从中专学校调入了保山师专，有幸成为了物理系的一名教师，从此结束了早出晚归的日子，和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过上了稳定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