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纪实作品《上海支疆知青部落》（22）心香一瓣忆战友

有言则鸣

　　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标题时，心头似乎压上了一块鉛，感到无比地沉重。我曾犹豫再三，想放弃这触动哀思的追叙，但我不能，因为尽管这些战友都已远去，尽管有些人我未曾课靣，尽管我手头沒有一张他们的照片，尽管他们己全然无从知道还有人在怀念他们……他们是十万上海支疆知青中的一群，他们是我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战友，他们原本也应该有灿烂的青春，甜蜜的爱情，幸福的家庭，他们也应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重回故乡，安度晚年。但他们却不能，他们静臥于戈壁大漠，在另一个世界注視着我们。

他们是上海支疆知青中早逝的一群。

　　我想起了优秀的水文战士戴根发，他1948年5月出生于上海，1964年支边进疆。在塔里木河上游的一个农场，戴根发度过了最初的屯垦岁月，后被调入塔里木河水管处，当了一名水管员。

1974年8月8日，阿克苏河水位急剧上涨，洪水流量每秒1000多立方。戴根发同志与另外3名水文观测员划着小船，在抢测最大一次洪峰流量时，被巨浪吞没，献出了26岁的生命。戴根发牺牲后，人们发现他已写下15万余字的日记。戴根发同志生前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曾经跳进大水中救过落水老人，曾冲进大火抢救过国家财产，曾抱着被褥、铺板堵过冲垮的渠道，曾把新发的棉鞋送给有困难的同事，而他自己一套褪了色的军装却补了48个补丁。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戴根发同志为国家积累水文资料，抢测塔里木河洪峰的工作中，献出年轻生命这一天。

我曾在塔里木河畔瞻仰过戴根发烈士的坟墓，他孤零零地躺在这裸露旳河滩边，身边甚至没有一丝绿荫。我甚至在想再过若干年，人们还会记得他吗？

　　戴根发是不幸的，然而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生命之花凋谢在伟大的事业中，可谓"死得其所"，如同新疆的胡杨，虽倒下却不朽。然而在我相识和不相识的上海支疆知青中，更有许多人死于非命，生命之花过早地凋谢于戈壁大漠，简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涙满襟。"

我常常会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叫王泉生。我们曾在一起当过政工干事，他高高的个头，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说话温文尔雅，亦庄亦谐，充满智慧，进疆不久就入了党，担任了独当一靣的连队的指导員，工作干得风生水起。然而就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突然间却一命嗚呼。究其原因是感冒打针未作试验，因青霉素过敏而丧生。开追悼会那天，我在現场。看到朋友安详的脸厐，我感到无奈和不平。

象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見。在每个军垦农场几乎都有一个不成编制的“三十连"，这是对大漠坟场的雅称。在那里安厝着许多早逝的上海知青。尽管他们姓名不同，经历各異，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一一他们的木制墓碑（当时根本就没有水泥墓碑）都向着东方，向着故乡上海，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更令人唏嘘的是有一些无辜的战友，在那错误思潮泛滥的年月，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死于非命。他们无法申张，无人为之甄别，然而作为战友，我却不能忘怀。历史应还他们公平和正义。

一位知青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叫蒲天达的知青战友，1964年高中毕业后就支边进疆了。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在上海的家住在虹口的多伦路六十五号，一所天主教堂的楼上。蒲天达受家庭影响，为人非常善良，待人和善。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随身带去新疆的用品中有几件印有“USA”美国海军军用品的字样，

一只铝合金的饭盆，一把调更(又称勺子 )和一条军绿色的毛毯。结果在那是非混淆的荒唐年代，1967年七，八月份被人发觉啦 ！一查个人档案是牧师儿子，就被扣上美帝国主义的“洋奴才”的罪名，被拉出来作为典型批斗啦！七月流火 ，把毛毯盖在他身上，把饭盆和勺子 挂在脖子上，站在椅子上批斗几个小时。

1971年，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边境冲突，他所在的边境团，按照要求把一部分“国民党起义”人员，有历史问题的人员，“迁移”到远离边境线的71团场，不知道怎么搞的下达“内迁”的人员名单上有“蒲天达”。这对他来说打击很大，心想，自己远离上海，远离父母，奔赴新疆，到最艰苦的边境农场磨炼自己，既遭到打击，还不能被信任，把他归到国民党残渣余孽一类，令他心灰意懒。然而当他背上行李去了71团。没有想到那里也不要他……。结果，再抗着行李回来。这位战友，在1972年国庆前回上海准备结婚，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年仅二十六岁。正值芳华之年的他如果能度过那阴暗的日子，也一定能在新疆做出许多有益的贡献，然而……

当然这荒唐的年代已然过去，我们也决不允许悲剧重演。但是那些早逝的上海知青战友，应该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因为正如敬爱的耀邦同志所言：历史贡献与托木尔峰共存，巍巍天山为证，他们为国担当，忍辱負重，屯垦戍边，无私奉献的精神日月可鉴，青史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