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r></p><p><br></p><p> 从荆门归来，我真正地开始用眼观察、用心揣摩这个可能值得付托终身的单位，经过一段时光的历练也终于略知一二。</p><p> 一是领导干部的文化程度较低，但敬业精神甚强。局里的局、处级干部，大多是从抗日、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闯荡过来的，往往文凭不高。然而，他们那种执着的敬业精神则令人肃然起敬。尤其是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冲击、重返领导岗位后深感有效工作时间不多的领导，更是拿出一股昔日上战场拼命的劲头。印象最深的一位是南下干部的副局长，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然而工作起来往往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经常在下班之后甚至半夜找人布置工作，并接二连三地催促不停，结果往往累得病情发作被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只要他一出院，就依然如此如此，于是又重蹈覆辙。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于我们有时在他强力的催促下因通宵达旦加班工作而疲惫不堪时，竞会有点不太厚道地想到：怎么这一阵子领导还不去住院呢?</p><p> 二是因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极左的影响比较普遍。每天以读报为主的政治学习，在单位仍然是雷打不动的。人们互相交往的言谈之间，也往往与一些极左的词句关联度较高。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一位女党员干部年近30还不找对象，有人为其多次介绍也不为之所动。被问及原因时，她竞然振振有词地说道，我的一生永远是属于党的，我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安排。部分领导也似乎如此，有时因为一件小事就会上纲上线。记得是1980年底我的女儿刚一出生，机关分管计划生育的干部便催促我赶紧写申请书领取《独生子女证》，我就说你把证给我就行了，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还要写什么申请？没料到机关党总支书记竟然专门召开总支委员会来批评我，指责我抵制计划生育政策，身为党员却不积极响应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在会上，看到他们那一副副义愤填赝的样子，我在吃惊之余觉得有些滑稽。不禁当场反驳道：我是党员，肯定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然而我必须说：我只是服从，而不是自愿，为什么非要写申请书?今天在座的诸位至少有两个孩子，多的则三四个。面对着只有一个孩子的同事，你们有必要如此唱高调吗?书记听了顿时怫然不悦，竞然拉下脸来说道：你怎么这样不知好歹，小心给你党纪处分。我则不甘示弱地答道：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违法乱纪。如果因为我不写申请书要受处分的话，您就看着办吧……结果第二天上午，《独生子女证》就送到了我的手中。</p><p> 三是由于主要领导不太团结，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我刚到机关时局里没有一把手，只配备了两位副局长。其中由那位南下干部临时主持工作，另一位女副局长则是红军时期的干部，是时任武汉军区政委李成芳的妻子，因年迈体衰较少上班。后来，又调来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副局长，机关就似乎复杂起来……据我观察，这两位领导都很敬业，并各有所长，但好像就是尿不到一块，于是用人的差异较大。南下副局长喜欢用年龄稍长的老业务干部，部队副局长则偏重用中青年干部。然而，这两位领导似乎都还比较看重我。以致当时局政治处的一位领导还私下告诫我，要审时度势，看准跟定哪位领导，千万不要跟错了人。我则笑笑答道，我就是我，不会跟定哪个，我决不会将自己的命运系在哪个领导的裤腰带上……</p><p> </p> <p><br></p><p> 但是，此间我在省统计局却真正地跟定了一个人，可以说始终是跟得紧紧的。他就是我所在的综合统计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也应该是帮助我熟悉统计业务的理应尊敬的师长。</p><p> 他叫杨中泽，湖南岳阳人，毕业于湖北人民革命大学(这是在1949年5月武汉解放之后，当地开设的一所类似延安“抗大”式的干部速成学校。由时任省政府主席李先念兼任校长)。杨处长是典型的“老统计”，“革大”毕业之后就分配到省财经委员会搞统计工作，对统计业务以及全省的经济情况很熟悉。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文字功底当时在全局也应该是最强的。我到综合统计处工作不久，即跟随他赴京到国家统计局学习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然后在全省推开。因此，他还应是当之无愧的“湖北综合平衡统计之父”。</p><p> 然而，他属于典型的生不逢时。因为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时期贵州省政府的秘书长，解放后被捕入狱好象病死于其中，所以家庭成份被定为“旧官僚”。正因为拖着一条如此沉重的大尾巴，他是跌跌撞撞地坎坷了大半生。以至于我进机关时，他年过半百还是个正科级干部，连党员都不是……</p> <p><br></p><p> 如果自我评价，我是一个江湖义气颇浓的人。朋友及同事们大都认为我尽管是南方人，却具有北方人的豪爽；虽没当过兵，但颇有军人的风格。因此我与杨处长一共事，就能一见如故。我主要不是把他看成领导，而是当作能促使自己尽快提升业务能力的师长。我既尊重他，钦佩他，也很同情他，于是在工作中千方百计地支持他，并自愿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无疑在各个方面对我的帮助更大，既耐心指教，又大胆放手……</p><p> 尤其是他被提拔为副处长并主持工作之后，综合统计处便出现这样的状况：全处干部仅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我则是处党小组长兼机关党总支的宣传委员。为此，南下副局长曾专门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尊重党外领导干部，并要做好其他党员同事的工作，全力支持杨处长的领导。我听了当即保证道：我从内心认同他，我想其他的同志也会如此，请领导放心！</p> <p><br></p><p> 应该承认，姜还是老的辣。杨处长不仅业务娴熟，在为人处事方面也经验丰富，既讲究原则，又不乏灵活性，让我往往自愧不如。记得当时因为工作琐事我曾与两位局领导发生过矛盾，都是他灵活运用智慧予以圆满解决，让我在刮目相看的同时心存感激。一次是1981年初春，湖北省统计局第一次通过《湖北日报》公开发表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是一件全省瞩目的大事。公报文稿由杨处长亲手操刀，南下副局长亲自审定签发。然而，我还是发现副局长的修改用词有误，即把“滥发奖金”改为“乱发奖金”。杨处长听了我建议修改后说需请示一下，谁知副局长随即跑到办公室用严厉的双眼盯着我说，你说说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我回答道：“滥”为“过多”的意思，而“乱”则为“无序”的意思，此处从统计数据看，应该是前者……副局长不待我说完话，便抢过话头说道，我看就是一个意思。说毕吩咐杨处长道，凡是经我所改过的文章，一个字都不许动！在副局长气呼呼地走后，杨处长用眼看着我不说话。我仍然坚持道，在报纸上发表公报如果出现错别字，不仅只涉及一个领导的面子、而会让外界看低我们省统计局的水平。他想了想最后果断决定，让我将报给省委、省政府及送《湖北日报》刊登的三份文稿予以修改……还有一事也发生于当年，因全国的工业生产的物资消耗比例急剧上升，国家统计局要求湖北等10个省市就上升的主要原因作一调查，然后赴京参加座谈会研究分析。我接受这项任务后，经过一番调查并撰写了分析报告准备参会。谁知部队副局长在审查报告时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批评道：由于提高工业产品质量而造成物资消耗的上升，应是一件大好事，你怎么也写到报告里?我回答，国家统计局要求调查工业物资消耗的全部原因，而不是单指问题，所以应该在报告上予以反映……于是，我俩就为该、还是不该在报告上体现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并僵持。最后，副局长极不耐烦地说道，这一条你要是不删掉，北京的会议就不必参加了。我则回答道，那请您跟杨处长说去，我参不参会无关紧要。杨处长从副局长那儿回到办公室后想了一会，便约上工交统计处长一起听我陈述，工交统计处长听罢也觉得不应删除。杨处长便乘机对工交统计处长说，那现在我俩一起到局长那儿汇报一下吧……终于，部队副局长只好高抬贵手对我放行了。</p><p><br></p> <p><br></p><p> 从工厂到机关，最明显的感觉不同是人际关系一下子复杂很多。我曾与杨处长私下交谈过，很留恋在葡萄糖厂那种人与人交往中真诚与单纯的感觉。大家相处能坦诚相见，即使有时发生过一些矛盾，但是遇到一些急事、难事、大事，就能抛弃前嫌而鼎力相助。而机关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脸都是热的，心却不少是冷的。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内心则各有“小九九”。与人见面交谈，首先要紧盯着他的眼晴，看其所说的是真是假；接着需尽快琢磨他的用词和语气，以准确地判断哪是虚、哪是实，其真实用心是什么。人一天到晚处于此种环境之中，真的感到活得很累……尤其是在参加讨论吸收杨处长入党一事上，让我看到机关里更可怕的一面，用当今社会流行的话来说，真是躺着也会中枪。</p><p> 在专题讨论吸收杨处长入党的机关党总支委员会议上，我作为入党介绍人首先介绍了他的基本情况，然后提交会议讨论。我内心认定杨处长的很多方面都是佼佼者，且一切程序都万事俱备，再加之主持工作的南下副局长对他极为器重，因此只欠召开会议通过这一东风，绝不会有一点问题。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我的话音刚落下，一位与杨处长共事最久、平时接触最多，对杨处长笑得最勤、话语最甜，我以为应该与杨处长的关系最铁的处级同事，几乎是真的当场跳了起来第一个表示反对。他首先提及杨处长的家庭出身问题，并说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杨处长因思想反动差点被划为“极右”。他还说对这样情况复杂的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决不能让其混进党内，否则有一天脑袋掉了也不知道是怎样掉的……我听了在震惊之余不禁立即反驳道，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还把家庭出身这类陈芝麻、烂谷子事情翻出来倒腾，这才是政治上的真正短视。何况现在连右派分子都平反了，我们应着重看本人的现实表现……争论之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部队副局长突然来到会场，竞然插话说道，如果杨中泽这样的人能夠入党，我看还不如同意XXX入党……他的话音一落，便立即转变了会场的风向，让我一下子见识到领导那“一言九鼎”的威力。与会人员便纷纷发言，开始齐声赞扬XXX(说实话，我与此人的关系颇好，印象也相当不错)怎么怎么优秀，早就应该吸收入党……我见副局长突然从中搅局引来此种结果，不禁又气又急，连忙对着主持会议的机关党总支书记说道，请注意！我们这里是在召开机关党总支委员会议，议题是讨论吸收杨中泽同志入党，与 XXX毫无关系……副局长听出我的话中有话，便狠狠地盯我一眼说道，刚才我不过是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谈点看法，你们就继续讨论吧……毫无疑问，待副局长走后，杨处长入党之事也就自然胎死腹中……</p><p> 会议结束之后，也许是忌讳杨处长是南下副局长所器重的干部，且在机关中的口碑甚好，机关党总支书记竟然对我说道，你等会代表机关党总支找老杨谈一谈，但是干万不要说是我们今天开会不同意他入党，就说是你们综合处党小组认为他的条件还有所欠缺，需要接受党组织的继续考验……我冷冷地打断她的话头说道，您应该知道我不可能说假话，我只会如实说是今天开会没有同意他入党。您也知道，说处党小组不同意，老杨决不会相信。今天会议上有些人当面喊哥哥、背后摸家伙的作法以及急于迎合领导旨意的生动表现，真让我大开眼界。不过老实说，也让人瞧不起……</p> <p><br></p><p> 当我和杨处长简略谈及会议讨论结果(肯定不能透露具体人的意见)时，他竞黙黙地流泪了，只是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内心是愤怒?还是沮丧?或者是两者都有？于是，我不禁有点激动地对他说道，作为下属也许不该这样说。但我仍然要对您说：我很敬重您！就请您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我希望您能象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敢于面对眼前的一切……</p><p> 杨处长还是个真男人，他经受住了这次沉重的打击，没过多久便顺利地入党，并被提拔为处长……</p> <p><br></p><p>（文中插图照片均拍自安徽休宁的三溪大峽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