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 缅怀亲人， 高邮 （一） 杨氏家族

富富

　　杨氏世系简表

　　高邮城西北角，北市口往西不远，有一处地势隆起，称为“天地坛”的地方。从坛的南坡往下，有一条北高南低的深巷，巷子中段有座朝东的大门楼，门前三层青石台阶，两旁一对雕花石鼓，气派不凡。这便是光绪年间的杨氏家族的聚居地，这条巷现今仍旧叫杨家巷。

　　 高祖 杨福臻（1836—1908）

杨福臻的祖父叫杨观寿，父亲叫杨绍炯，均为贡生，能诗擅文，在当地颇有名气。

杨福臻兄弟二人，其弟杨福申，兄弟二人感情甚笃。杨福臻潜心学问，把家庭政务委托给弟弟杨福申管理。世人称杨福臻为老大房，杨福申为老二房。

　　杨福申，字引卿，号雨溪，为国子监监生。生卒年不详，光绪时在世。

据《高邮州志》载，其“兄官京师，福申不出应试，专理家政。兄俸不足用，福申随时供给，毋使缺乏。管出入数十年，毫无所私，待子侄如一体，年五十余卒。有《容安小室诗钞》，光绪二十三年铅印本”。

杨福申终生未入仕，擅长诗词、书法。有二子，为杨芬、杨蕃。他先于杨福臻去世，其时杨蕃尚幼，由杨福臻抚养长大。杨福臻共有七子三女，儿子长大后析产分居，将杨蕃列为八房，这就是旧时高邮人常提到的杨家八房。

　　位于东大街的老二房故居部分尚存。

　　杨福臻的儿子均为单名，且都是艸字头。大儿子杨莘为秀才；二儿子杨藜、四儿子杨菁为贡生；七儿子杨芗为举人；三儿子杨芾、五儿子杨蔚为进士。

杨福臻三个女儿分别适高邮钱家、董家、陈家。

　　高祖杨福臻及其儿子杨芾、杨菁、杨蔚、杨芗先后分别在京城或外地做官。家中高祖母率子孙在此居住。

老房共有房屋九十九间， 各房又繁衍子孙，上上下下近百口人。高祖母身体健壮，为人豪爽，坐镇指挥，妯娌姑嫂之间相处和睦。

高祖杨福臻活了七十二岁，高祖母活到九十岁。

我们的祖母1911年嫁入杨家，其时高祖母尚在。老太太有八房媳妇，还有更多包括我祖母在内的孙媳妇。

按旧式礼仪，媳妇每日早晨和晚上，都需穿上裙子去给婆婆请安。我们的祖母嫁入杨家后九年才生育，祖父其时在外地读书，家务拖累少，故每日的请安礼数周到，既要跟婆婆请安，还要跟太婆婆请安。嫁进杨家，婆婆要考她的女红，让她做双绣花鞋，祖母在娘家时学过绣花，所做绣花鞋令婆婆满意，加之祖母知书识礼，善处婆媳、妯娌之间的关系，所以杨家上下都喜欢她。

那时过年还要跟长辈磕头。据我们的堂姑母杨珣回忆，由于家中长辈多，堂姐弟总要给长辈们磕很多头。

高祖母去世后，各家就分居了。

大房搬去北头空心街；二房搬去石灰阁；四房仍住杨家老宅；五房在老宅对面建一新宅，有四、五进房屋，还有池塘、亭榭、花园；七房搬到城内百岁坊。三房（曾祖父杨芾）在城内熙和巷另筑新居。大概是曾祖父当过京官，又出过国，见多识广，故他的宅邸颇具花木园林之美。

　　杨家四房住老宅，现老房部分尚存，由四房杨菁的孙子汝栩叔的遗孀翠萍嬸在此居住。门前石鼓不复存在，惟院内木香郁郁葱葱，但那已不是过去弯曲树木上有很多空洞，得用大木头支撑，每到初夏就满树开花，香气馥郁的那株百年老树了。这是汝栩叔三十年前重返老家居住，缅怀先辈新栽的，如今已枝繁叶茂，开花时满巷飘香了。

汪曾祺的母亲与汝栩叔的父亲是亲姐弟，她去世时汪曾祺才三岁。但汪曾祺青少年时代很多时候都在其舅家，与为数甚多的同龄表兄弟嬉戏玩耍，一起长大。时过境迁，大哥鼎川去北大做访问学者，去汪曾祺家拜访，（我们的曾祖父杨芾与汪曾祺的外公杨菁是亲弟兄）。汪曾祺给大哥的赠诗：“高坡深井杨家巷 是处君家有老家 雨洗门前石鼓子 风吹后院木香花 闲游可到上河埫 厨馔新烹出水虾”。杨家巷、石鼓子、木香花、上河埫、出水虾……抹不去的乡愁啊！

　　在前后不过十五年的时间里，杨福臻父子三人先后中进士，故里人士谈论善于教子者，首推杨福臻。杨家成为全城瞩目的书香门第。

　　杨福臻的孙辈取名都以“遵”字排行，号的最后都是“之”。这一辈人生当清末民初，那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他们中的部分人改上了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五房遵禔上复旦、遵庆（女）上重庆大学；三房杨芾的长子遵路上日本法政大学；次子遵义、三子遵典，上法政学堂；四子遵矩、五子遵程、六子遵方皆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

但是，“遵”字辈中多数人后来却株守祖业，养尊处优，坐吃山空，甚至抽大烟，挥霍掉了祖宗遗留的万贯家产。

　“遵”字辈下面是“汝”字辈，“汝”字后各房又在名字偏旁上加以区别。三房“汝”字下皆用“纟”旁，四房皆用“木”旁，七房用“言”旁……这一代大约有四五十人。

“汝”字辈出生时，家族衰败的迹象己经处处显露。“遵”字辈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年纪较长的四房汝楫清华毕业留美、汝楷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三房汝纶金陵大学毕业、汝纬上海同济大学毕业、汝绳、汝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在兄长们榜样的激励下，年纪较轻的“汝”字辈也锐意进取，形成以读书上进为荣、株守祖业为耻的风气：汝琦、杨紫为女性，分别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汝栩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由于学有所成，“汝”字辈中不乏专家、学者、诗人、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教师，可谓人才济济。

　　“汝”字辈下为“鼎”字辈，由于“鼎”字笔划多、书写困难，此辈很多人就改为了单名。这一代人数众多，散处四方，故无法统计。

　　堂姑母杨珣（1912—2009），（她的父亲同我们的祖父系亲弟兄），九十六岁时摄于上海家中。

旧时儿女婚事，讲究门当户对。泰州外曾祖父吴同甲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高邮杨家“遵”字辈的遵矩、遵廉、尔嘉（注：尔嘉是字，其名长辈们记不得了）。他们的子女，在杨家为堂兄妹，论吴家就应为姨表兄妹；遵廉的女儿，又嫁予吴同甲的孙子吴范生，他们的儿子吴海峰，在吴家，是吴同甲的曾孙，在杨家，则是杨蔚的曾外孙。

还有讲究亲上加亲。杨福臻有三个女儿（即杨芾的亲姐妹），其中一个嫁给了高邮县城董举人，董举人的女儿又嫁给了杨芾的三儿子杨遵典，两夫妇就是亲的姑表兄弟，他们生育了十个子女，只存活了两子一女，且两个儿子中年即病逝，他们的女儿即杨珣。

　　杨珣生于1912年，先后在家读私塾、插班读新式小学、上初中，高中毕业于上海中学。那个年代女子能接受这样的教育，实属凤毛麟角。再加上后随其丈夫工作的法院地点变动，先后在国内多个城市办公，她也在法院做文字档案工作，可谓见多识广。七十年代，她在上海以小学教师的身份退休，退休后回过老家高邮，1983年亲笔撰写《杨珣回忆录》，文通字顺，记录详尽，对了解高邮杨家及其它各地的很多史事，有参考价值。。这部回忆录，可惜只有手抄本。她健康地活到九十八岁，在上海去世。

　　堂叔 杨汝栩 （1933—2003），杨四房杨遵时的儿子，这房子女较多，他排行老七。抗战爆发后兵荒马乱时在家乡上小学、中学，亲历了抗战期间沦陷区的人们在日寇铁蹄下所受到的煎熬。他五十年代初在上海公安部门工作，五六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在校期间被错划右派，毕业后先在学校资料室工作，不久被下放到安徽蒙城县，先后在蒙城中学、蒙城师范学校教书，并在那里成家。一九七七年，他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一九八三年为照料年迈在高邮独居的老母调回高邮，在高邮中学工作，入住杨四房在杨家巷的旧居。

杨汝栩阅历丰富，据其自述“记忆力很好，从儿时到现在，所有的往事，连同细节都历历在目”。退休后细读康熙、雍正、嘉庆、光绪及民初历次修纂的《高邮州志》。读《州志》枯燥无味，再加上体例混乱，又没有标点符号，但对于学历史专业出身，又兼具较深文学根底的汝栩叔，却读出了其中生动而丰富的内容，他用组装的电脑，将高邮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见闻感悟写成一篇一篇散文，史料丰富，文笔流畅，读之使人受益匪浅。

他读《高邮州志》记载，旧时高邮烟毒流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公开征收“土膏税”，据统计，光绪二十四年，全县城乡共有土膏店205家，宣统元年，官府实行烟土专卖，在城区开设大土膏店八家，四乡设土膏店九家，仅牌照税一项就收了制钱184千零520文。这不知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这中间不乏我们的数位祖辈，抽大烟挥霍掉祖宗遗留的万贯家产，弄得自身形销骨立，中年丧命。

汝栩叔抗日战争的八年间，亲自目睹了日军、伪军在家乡的种种暴行。高邮战役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他的文章也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新四军与日本鬼子厮杀的刀光剑影和攻城的炮火硝烟。

汝栩叔在书中生动地记述了他在杨家老宅，和汝松叔进入早已人去、但楼并不空的其七叔祖父家，所见的线装书、名人字画；还有其祖父、曾祖父的藏书楼，看到许多贵重的书，整箱纸色发黄的字画，还有奏折、字帖，他把书悄悄地拿回住房，在如豆的菜油灯下，遨游在传统文化的世界中；汝栩叔的书里，还记叙了她看到的我们的祖母嫁到杨家的其中一个妹妹，绘画的本事及其画作，以及给汝栩叔提供大量读书的机会，末了汝栩叔给她烧纸送终、“在整个治丧过程中心甘情愿地给她磕了几百个头，烧了几大捆纸，报答她通过借书而表现出来的对我的爱护”。……这些先辈的故事，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天不假汝栩叔以时日，一向身体不错的他竟患了晚期肺癌，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竟一口气写出九篇文章。若汝栩叔能多活些年，以他的学识，不知还可以写出多少有史料价值的书，传之后代。

此书是汝栩叔去世一周年时，亲人、朋友将他的文章整理出版的。我们为壮心不已的栩叔扼腕叹息！

汝栩叔比汪曾祺小十三岁，在汪曾褀写出《沙家浜》时，他们尚未有任何联系，但汝栩叔笔下的“新四军”、“刁团长”、“跑单帮”竟与剧本中的人物如此相应，真是血脉相通啊。

　　堂叔 杨汝祐

生于1938年的汝祐叔是杨福申的曾孙，化学高级工程师，中国书法函授大学教授。

杨福申擅长书法、诗词；其子杨芬，民国时期曾在高邮邮局工作，书法好，可惜未有传世之作；其孙杨遵法，在当时江苏省省会镇江建设厅任厅长秘书，长于颜体书法。

汝祐叔受其父亲杨遵法影响，从幼常临“颜真卿”的“麻姑仙坛帖”（他自己笑说，我是以此起家的）。后临隶书“曹全碑”、“石门颂”、“石门铭”，再后是王羲之的“圣教序”、“瘗鹤铭”、“爨宝子”、“散氏盘”、怀素、张旭的草书等，临帖之余，观帖更多。

及至大学毕业在杭州地质研究所工作，汝祐叔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杭州的书法赛事。当时才三十多岁的他，常参加杭州西泠印社举办的书画展（西泠印社是研究金石、篆刻兼及书画的“天下第一名社”）。自此眼界更宽、更为勤奋努力。

　　七十年代后期，他的行草展品与书法大师沙孟海的作品相依，中间只隔着一幅正楷作品（左1为汝祐叔的参赛行草作品，右1为沙孟海大师的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褚乐山、吴茀之等名家作品。这些经历，对青年的汝祐叔是极大的鞭策。

　　除此之外，汝祐叔还以其书法作品参与中日文化交流。

工作之余，汝祐叔更潜心于书法研究，勤学、苦练、化古融今，形成他的书法秀逸、儒雅、古拙、朴茂的风格。

汝祐叔能持之以恒地研习书法，除受其家中长辈影响，有其兴趣、悟性外，很重要的因素是与他的性情有关。他大智若愚，淡泊名利、心无旁骛。与他相伴一生的任俊梅嬸母介绍，汝祐叔是极度单纯透明的人，他似乎沒有受到过家庭出身的影响，政治运动也未对他造成冲击和伤害，整个人生的经历比较简单、顺利。嬸母观察，感觉他是杨家“汝”字辈唯一没有时代伤痕的人，因而他心境平和，心态很好；他一生奉行“善良为本”，与人相交，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给他保证了充分地遨游书海的时间和空间……这些，都是他书法技艺日益成熟、精进的重要因素。

我们兄妹这些年先后、多次去高邮，每次去，接触到汝祐叔，都觉得他亲切、随和，他的开朗、他的笑声，极具感染力。他瘦高的身材，挺直的鼻梁，长长的招风耳，始终微笑的面容，就是我们的亲亲的长辈！

　　四房杨汝楫伯父的小女儿定居美国，在世行工作。回高邮特地登门请汝祐叔写字，有了一幅“吾乡如覆盂，地踞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还不够，又求他写了“月是故乡明”五个大字，才欣然离去。

我们此次登门拜访汝祐叔，与他及嬸母相谈甚欢，见到了他们的儿子杨捷和女儿小抒。全家四代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后墙上的条幅为汝祐叔的学生吕居荣撰写。

　　与汝祐叔、俊梅嬸欢聚一堂。

后排左在汪曾褀故居合影（前排右一为小抒）；前排左杨钢弟94年拜望汝祐叔；前排右汝祐叔近影。后排右在东大街老二房祖居（左1为杨捷）。

　　汝祐年事己高，受颈椎影响，平时手有些发抖。但写字仍见功力。以上两幅字为近作。

　　“杨家”与“汪家”：

我们这次的高邮之行，是为纪念父亲杨汝纶的百岁生日，同行中有“三代读汪”的杨鼎川及儿子杨早（三叔汝絅己于1985年去世）。今年恰好又是汪曾祺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不可避免地要简单介绍高邮“杨家”与“汪家”。

我们的曾祖父杨芾与汪曾祺先生的外祖父杨菁是亲兄弟，他们一辈是八房，下面繁衍子孙甚多。汪曾祺先生的母亲在他三岁时就因病去世了，但当时杨家大家族聚居在一个大院，后兄弟析产分家，也散居在城内不远的地方，故汪曾祺先生幼时与表兄弟们接触频繁。汪曾祺先生晚年返乡，还记着幼时去过的供奉着孔夫子牌位的家塾，问汝栩叔：“高台上那一幅郑板桥的兰竹图后来弄到哪儿去啦？”

抗战爆发后，汪曾褀先生与他儿时的伙伴们，都陆续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家乡，散落在天南海北。他与其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再见过面，有些甚至失去了联系。

我们的三叔杨汝絅，年龄比汪曾祺先生小十岁，随我们的祖父、父亲流落重庆。因祖父病逝，父亲家庭负担重，1949年，高中二年级辍学，在家自修。他勤学苦读，在重庆书店站着读完当年四月出版的汪曾祺先生的第一本作品集《邂逅集》。汪曾祺先生四十年代在各大文艺刋物上发表的作品，三叔都认真研读过。

1980年，汪曾祺先生连续发表《异秉》、《黄油烙饼》和《受戒》，通过各种方式，两人开始了通信联系。他们用写信的方式，对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进行解读，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三叔写出的若干篇颇有见地的“书信式论文”，获得当今评论界高度评价。

1981年秋，鼎川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念现代文学研究生，外出“游学”，拜访的当代作家中就有汪曾祺，并就有关文学研究问题，向他请教；1994年，鼎川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来到汪曾祺先生在北京丰台的寓所，一是为了求教，同时也是为了向他转达父亲杨汝纶的问候。汪曾祺先生离开家乡的时间实在太久了，一听到父亲杨汝纶的名字，他立刻明白眼前这位年轻人必定是自已的一位表侄，因为他的表兄弟们都是以“汝”字排行的。可是以“汝”字排行的表兄弟有好几十，他一时无法将名字跟记忆中的形象对上号，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遗稿中发现了《赠杨汝纶》这首诗。此次及以后鼎川与汪曾祺先生的数次访谈交流，都很投机。

1997年4月底，汪曾祺先生应邀到四川宜宾参加“五粮液笔会”。得知这个消息，当年七十八岁的老父亲，立即从自贡富顺驱车赶到宜宾，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他跨进了作家们下榻的翠屏山庄。汪曾祺先生接到通报，立即迎上来，两位老人的手紧紧相握，久久相互凝视。汪曾祺先生突然大声喊了一句“这不是桂官吗？”（系父亲的小名）。这一晚，他们直谈到深夜。分别的时候，汪曾祺先生写了李商隐的两句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匆忙间，把“雨”写成了“语”。写好后，他盖上印章，说“这张不算，回北京后另写一张寄来”。5月4日，汪曾祺先生从成都飞返北京，5月12日因病入院，5月16日竟溘然离世。这次重逢成了永别，这也是他最后的“遗墨”！

长夜交谈。

分別半个世纪的握手。

　　杨鼎川的儿子杨早，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从事近代史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从小学六年级读汪曾祺先生作品，成为“汪迷”，到现在将汪曾祺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落脚点…，我案头有杨早2007年编的《汪曾祺集》；有他近年编的《汪曾祺文学自传》，其中有许多汪曾祺与故乡高邮、与杨家的交往典故。故“杨家”与“汪家”的因缘，不只是沾亲带故，也不只是原籍同乡，最大的缘分，是从三叔杨汝絅站在重庆的书店读《邂逅集》，并于80年代与汪曾祺先生的频繁通信；是大哥杨鼎川读现代文学研究生，以后致力于“汪曾祺研究”，数度到汪寓访问本人，在北大做访问学者，想找到汪曾祺先生的第一本作品集《邂逅集》，但北大图书馆没找到，后来在万寿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找到一本，复印携回，并据以写出《汪曾祺四十年代小说的两种调子》；是鼎川的儿子杨早这些年多次回到高邮，寻根问祖、查阅典籍、编辑汪曾祺先生的相关文集、巡游采风……的“三代读汪”的连续性。

图中左1为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左2为杨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