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聂晶烈士

素缘了凡

聂晶（1931-1949），男，原名聂润汉，湖北慈利人，1931年出生。幼年就读于慈利赣籍小学和慈利县立初级中学，中途辍学，16岁时就外出谋生，1945年到四川江津县就读于国立九中，1946年9月，由国力九中转入重庆市第二中学山洞本校初一班，毕业后，直接升入本校高中部。1949年上期，被选为该校自治会主席，南京“四一”惨案发生后，重庆市学生组织了后援会，聂晶组织领导了山洞分校学生“四二一”示威大游行。由于聂晶在在学生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注意，于1949年6月在重庆被捕，关押于新世界看守所，同年11月29日殉难于歌乐山松林坡。时年二十二岁。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大规模屠杀。29日下午，轰隆隆的汽车声再次震动歌乐山山谷，全副武装的特务又从城里新世界监狱押送两卡车革命志士来这里进行最后一次大屠杀。这群被杀害的革命志士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学生，当时年仅18岁，他的名字叫聂晶。

聂晶, 1931年出生于慈利县零阳镇双安村，抗日战争时期逃难到重庆读书，抗战胜利后因无家可归，进入专门收留流亡学生的重庆市立二中读书。1947年在市二中沙坪坝分校读高中，次年随班到歌乐山上的山洞分校。聂晶勤奋好学，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深受全校师生的敬重。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4月初，南京反动政府镇压学生“四·一”血案的消息传到山城，同学们义愤填膺。在聂晶和黄细亚、朱振民等进步学生的带动下，市二中学生冲破学校反动当局的阻挠，参加全市学生声援南京同学的正义斗争。聂晶还积极投入全市学生“争温饱、争生存、争自由”的斗争洪流，他是市二中“争温饱争生存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组织了4月21日全市学生示威大游行。

聂晶的革命行动将自己置于巨大危险之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敌人的监视。地下党同志和进步同学通知他赶快转移，他却坚定地说，怕什么！我要是先走了，反而会暴露自己，牵连自治会，毅然留校坚持斗争。聂晶不仅积极参加筹备全校“五四”庆祝大会，还新担任山洞分校“护校委员会”主任，投入迎接解放的新的斗争。

1949年5月底和6月初, 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市立二中相继逮捕聂晶、朱振民等7人。在狱中，这个初谙世事的中学生，脸上还带着稚气，但面对凶恶的敌人，却毫不屈服，一连几天刑讯，始终坚守秘密，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将他杀害。当得知自己将要牺牲时，他用一张草纸给南岸纱厂当工人的女友写下绝命书: “亲爱的，我因为反对国民党政府，被他们抓起来了。我早已作了牺牲的准备。我们同是异乡沦落人，我死了以后，请弄口棺材把我埋掉。不要伤心，不要忘记我！ ”这封短短的“绝命书”，虽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字字句句浸透着一个爱国青年的血和泪，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聂晶在解放重庆的炮火声中牺牲了。解放不久，重庆市立二中隆重召开追悼死难同学大会，1000多名师生满含热泪向聂晶等烈士的遗像致哀。聂晶生前所敬重的一位老师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泣不成声地朗诵挽诗，赞誉聂晶是“陨落在歌乐山下的青年明星”。1950年3月，重庆市人民政府追认聂晶为革命烈士。

聂晶,1931年6月出生于湖南慈利县城东郊。聂晶从小就崇拜太平天国的青年将领陈玉成,胸怀凌云志。他靠自己打工赚钱读书,就读于四川江当县国立九中。由于成绩优异,由国立九中转入重庆市第二中学山洞本校初一班,并直升该校高中部。聂晶不仅学习成绩突出,而且是校体育运动的活跃分子。他乐于助人,宽厚待人,深受同学们的信任,被选为班长、学校自治会理事长。

聂晶幼年就读于赣籍小学和县立初级中学，因父母早亡，家境贫穷而中途辍学。16岁外出谋求生路。好强的聂晶从小就崇拜太平天国的青年将领陈玉成，胸怀凌云志，男儿当自强。靠自己打工捞钱读书。1945年到四川江当县就读于国立九中，由于成绩优异，1946年9月，由国立九中转入重庆市第二中学山洞本校初一班。毕业后，直升该校高中部，他不仅学习成绩突出，期期名列第一，而且是校体育运动的活跃分子。他热心公务，乐于助人，深受同学敬爱，被选为班长。1949年下期，被选为学校自治会理事长。

校长涂廷宇，系三民主义青年团骨干分子，与国民党特务头头暗中勾结，贯于为虎作伥，镇压革命活动，又有贪污劣行。这年，聂晶领导山洞本校同学四百余人，并串联小龙坝分校同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倒涂学潮”，向重庆市政府请愿。市政府慑于学生运动的威势，终于作出让步，撤换了涂廷宇。同时积极参与江姐的发行《挺进报》工作，他胆大心细，足智多谋，多次躲过敌人的枪口，很快成为骨干分子之一，受到江姐好评。不久，经江姐介绍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是最年轻的党员。也赢得了爱情，同班同学小郭，是外地富商女儿，二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她配合聂晶开展工作。

1949年，南京“四一”惨案发生后，重庆市学生组织后援会，聂晶把重庆市二中同学发动起来，组织宣传队，控诉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重庆市各大、中、小学定于4月21日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重庆市政府探得这一动向，4月19日下午，颁发全市戒严令，企图阻挠破坏。聂晶置险恶形势于不顾，数度带领同学冲出校门，想抄小路奔赴沙坝坪与各校会合游行，终因军警防守严密，队伍多次被冲散，计划未能实现。市学联立即发出紧急通知：“政府戒严举动极为粗暴，各地区学校可分别举行游行，减低正面冲突，避免同学作无谓牺牲。”

二、喋血黎明前

党组织为了聂晶的安全，要他暂避锐锋，同学也劝他离校一段时间，以免发生意外，聂晶断然谢绝，誓与同学战斗在一起，捍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担负护校重任。他组织了纠察队并和自治会的四五名负责同学通宵达旦地在校区巡逻，整整五六夜没有合眼。由于防范严密，特务流氓无法闯入学校破坏捣乱。聂晶趁此之机，加速开展革命活动。

形势十分严峻。这时他的恋人劝他放手，并决定和他远走高飞，聂晶坚定地说：“一定要亲眼看到雾都的黎明曙光。”小郭说：“难道事业比爱情和生命还重要吗？”聂晶淡淡一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小郭插话：“为了事业，二者都可抛是不是？”聂晶点点头。小郭说：“你不怕杀头？”聂晶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小郭把他无奈，只好离他而去。

聂晶在学生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引起国民党政府和特务们的极大注意，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他在江姐的劝解下和同学们的一再催促下，离校避居江津王梅林家。一个星期后，就毅然返校，继续投入学生运动。

游行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后，重庆市的局势表面上暂时平静，各学校也先后放了暑假。8月间，市警备司令部的军警特务趁绝大多数同学离校回家，留校同学力量薄弱之际，突然袭击二中山洞本校，逮捕了聂晶等5名同学，将他们投入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禁。该校同学曾多方努力，没有把他救出虎口。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机关仓皇西逃，竟于1949年11月27日夜将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的革命者和民主进步人士全部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渣滓洞惨案。在江竹筠等同志遇害时，聂晶也未能幸免，时年17岁。1950年1月重庆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聂晶的亲人在收拾烈士遗物时，发现一本日记，其中有文曰：烈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鲜血染曙光，雾都通黎明。

新中国建立后，重庆市二中并入重庆市一中，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将这所学校以聂晶的名字命名班和中队。

抗日战争时期逃难到重庆读书，抗日胜利后因无家可归，进入专门收留流亡学生的重庆市立二中。1947年在市二中沙坪坝分校读高中，次年随班到歌乐山上的山洞分校。聂晶勤奋好学，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深受全校师生的敬重。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4月初，南京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的“四·一”血案消息传到山城，同学们义愤填膺，在聂晶和战友黄细亚、朱振民等进步同学的带动下，市二中学生冲破学校反动当局的阻挠，参加了全市学生声援南京同学的正义斗争。

4月9日，为了发动全校同学一致行动，聂晶特意从山洞分校赶来沙坪坝分校，与朱振民等一起，主持召开班代表会议。会上一致决定参加全市“四·一”血案受害同学追悼大会。

第二天上午，聂晶等人高举挽联、横幅，带领全校近千名同学来到重庆大学团结广场，参加隆重的追悼大会。各校带来的祭幛、挽联挂满会场，而市二中的巨幅无字挽联则特别引人注目：在丈余长的白纸上，左联是斗大的三个“？？？”，右联是斗大的三个“！！！”。这幅由聂晶等人反复讨论、精心构思的挽联，表达了广大同学的心声，既是对黑暗势力无声的控诉和质问，也是准备战斗的呐喊和进击。

声援“四·一”血案的斗争，促进了市二中学生的团结和觉醒。当天下午，聂晶、朱振民等继续召开班代表会，讨论成立自治会和深入开展斗争的问题。会上，聂晶等几位进步同学，首先提出讨论无字挽联的“？？？”：为什么南京政府要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为什么“公费生”只能天天吃“吹吹稀饭”？为什么全市学校斗争热火朝天，市二中却冷冷清清？经过热烈的讨论，多数同学赞成立即成立自治会和组织“四·一”血案后援会，并且参加全市罢课、游行的统一行动。但是，少数参加了三青团的学生则反对罢课和游行，三青团的学生们则主张有事好好找校方商量。双方争执不下，从下午一直辩论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最后进行投票表决，一个三青团学生猛然站在桌子上，冲着聂晶、朱振民等人，声嘶力竭地吼道：

“同学们，不要上当！他们戴着红色眼镜，要把我们引上危险的道路！”

“你血口喷人，你才是戴的黄色眼镜！”朱振民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也站在桌子上大声地回答。接着，会场上互相指责起来，乱成一片。

“同学们，请安静！”聂晶止住了吵闹声，指着那个三青团学生说：“既然他说有人戴红色眼镜，那就叫他指出谁戴红色眼镜！”

“对，叫他说！叫他说！”同学们愤怒的吼声，吓得那个家伙两眼直转，结结巴巴地答不上话来。

这时，聂晶理直气壮地继续说：“他说别人戴红色眼镜，但又指不出人来；我看他才是戴的黄色眼镜，我知道他就是三青团员，哪个是三青团、国民党、复兴社，我们同学心里明白！”

在聂晶和同学们的揭露和斗争下，反动学生的气焰被压下去了，灰溜溜地不敢吭声。选举结果，绝大多数进步同学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的理、监事，朱振民任校本部自治会的理事长，聂晶当选为山洞分校自治会理事长。最后通过决定：立即罢课，参加全市统一的“争温饱、争生存”的爱国学生运动。

深夜了，熟睡的校园一片宁静，但学生自治会办公室，还闪烁着菜油灯的寒光，聂晶和朱振民等自治会负责人，正在灯下起草《告社会人士书》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三张赤红的脸，三颗火热的心，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决心把同学心中的三个“？”，变成“团结、斗争、胜利”的三个“！”。

市二中学生自治会成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开展争温饱斗争，清算学校当局的贪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个不学无术、思想反动的家伙。这个校长不仅一贯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而且贪污学生公费，引起同学强烈不满。根据自治会的决定，由聂晶、朱振民等，分别带领同学包围校本部和分校，强逼校方交出账簿，交待贪污。

11日下午，聂晶赶回校本部所在的山洞分校，组织发动同学。当天夜里，山上山下一齐行动。聂晶带领山上几百同学，把校本部围得水泄不通，连夜将反动的训育主任、事务主任扣押起来。山下朱振民等带领的300多名同学，把反动的小龙坎分校主任软禁在卧室里；但这个分校主任趁同学们疲惫疏忽的时刻，将夹壁墙挖个洞，拂晓偷偷逃跑了。

第二天早晨，正当山下同学因分校主任偷跑而懊丧时，聂晶从山上打来电话，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同学们已成功地包围了校本部，正在与反动校方谈判斗争，希望派人来支援。正在吃早饭的同学们，听说抓到了反动校长，一下沸腾起来，同学们高兴地敲打着碗筷，高呼着：“走，到山洞找反动校长算账去！”立即整队步行上山。

800多人的学生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山洞分校，正在校门口焦急地等待援军的聂晶，高兴地跳了起来。聂晶将大队同学安置好后，立即与自治会其他负责人商量对策。学生自治会决定：一方面推代表找校方继续谈判；一方面组成“查账小组”，由聂晶负责组织同学突击查账。由于没有抓住“把柄”，反动校方矢口否认贪污，双方僵持不下，同学们都注视着查账的结果。聂晶等人虽然不懂会计账目，又无查账经验，但查账的同学们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因而工作十分认真、细致。通过紧张的查对，终于查出了校长伙同事务主任浮报公费名额和挪用公款1000多银元作米生意等恶迹。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物价飞涨，学生一个月的公费只够买几碗面，本来就不能维持最低生活，加上校方贪污克扣，难怪只能顿顿吃“吹吹稀饭”了。当聂晶将初步查账结果当众一公布，全校同学都怒吼起来，要求彻底清算和查办反动校长及其他贪污人员，把反贪污、争温饱的斗争进行到底。聂晶立即指挥愤怒的学生们押着训育主任和事务主任游街示众，还叫训育主任和事务主任双手托着贪污的银元和账簿。聂晶等人则带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从歌乐山过小龙坎，步行十几里，声势浩大地回到沙坪坝分校。

争温饱运动初战告捷，给全校学生极大鼓舞。这时聂晶既兴奋又焦急，不知下步怎么办。聂晶找朱振民等人商量，大家认为同学已经发动起来了，一定要乘胜猛进，把斗争深入下去。为了扩大战果和影响，根据地下党员的建议，仿照当年聂晶家乡——湖南农民清算地主的作法，将“查账小组”改为“清算委员会”，选出聂晶和十几名委员，深入进行查账、清算。14日上午，学生自治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市各界报告事件经过和下步行动，并通过《世界日报》、《大公晚报》发表谈话，表明组织学生自治会的原委，清查学校账目的经过，以及今后行动。要求教育局撤换校长和分校主任等人。这天晚上，聂晶、朱振民等人还召开了自治会紧急理、监事会议。会上一致决定：为了争取反饥饿、反贪污斗争的更大胜利，立即向市政府和市教育局请愿，要求撤职查办校长。

4月16日清晨，山城上空一片阴霾。市二中600多名学生，在聂晶和朱振民等人的带领下，分别从山洞和小龙坎步行几十里进城请愿。上午九点多钟，学生们冲破军警的阻拦，围聚在国民党市政府办公楼前，要求撤换贪污的校长，增加伙食费。大家情绪激昂，扭秧歌，唱进步歌曲，歌声、口号声、啦啦词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吓得市长和教育局长都不敢出来见学生。这时，天突然下起大雨来，同学们全身淋得透湿，但情绪更为激烈，学生们光着脑壳站在雨中高喊口号：“大雨阻挡不住我们！”“要求市长快出来！”啦啦队则齐声喊着：

“市长不办贪污案，害得我们吃稀饭！”

“读书难，吃饭难，市长拿出良心来！”

教育局长怕把事情闹大，不得不出来对大家说：“同意同学们的要求，大家请先回去！”

“不行，口说无凭，要立字为证！”同学们在雨中呐喊。

教育局长没有办法，只好亲笔写下：“奉市长谕：市二中校长撤职查办。”他把字据交给学生代表后，又当众保证：“关于学生请求赔偿损失事，教育局立即报请市长，请求治安机关将该校贪污人员逮捕法办。”“关于按期发公费一事，教育局决定尽量办理。”

同学们在雨中通过一个上午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时，市政府送来一车糕点，假惺惺地发给学生当午饭。同学们都很有骨气，忍着饥饿把糕点扔了，整队来到附近的学校吃午饭、换衣服。下午，聂晶和同学们满怀胜利的喜悦，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兴高采烈地回到学校。

短短几天的日夜奔忙，健壮结实的聂晶很快消瘦了下来。当师生们看到聂晶那蓬松的头发，深陷的眼窝和瘦削的脸孔，都心疼地关照聂晶好好休息，但聂晶总是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聂晶常常向好心劝慰他的师友们解释说：“为了同学，为了学校，为了国家，我们的担子不轻啊！”斗争的磨炼，使聂晶更加成熟了。

在取得了反贪污斗争的胜利后，聂晶又和全校同学一道，投入了全市学生“争温饱、争生存、争自由”的斗争洪流。

请愿回来的当天晚上，市二中正式成立了“争温饱争生存委员会”，并决定参加“重庆市学生争生存联合会”和4月21日全市学生示威大游行。聂晶作为校“争温饱争生存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在山洞分校积极组织游行队伍和啦啦队，准备20日下山，与沙坪坝同学汇合，参加大游行。

1949年4月21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天，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国民党的首都南京；重庆上万名学生，为配合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举行了分区示威大游行。大游行震撼了蒋介石在西南的最后巢穴。国民党反动政府慌了手脚，为了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从20日下午起宣布全市戒严，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封锁要道，断绝交通，21日，又安置路障，架设机枪，如临大敌一般。但是，沙坪坝和北碚各校集中在重庆大学的几千学生，不怕国民党的威胁，在敌人的枪口下，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在沙坪坝街上和校园内进行了示威大游行。

当天上午，聂晶带领山洞分校的五、六百同学下山，因被荷枪实弹的军警阻挡不能通过。在接到“四·二一游行指挥部”改全市游行为分区游行的紧急指示后，立即返回山洞地区示威游行。学生们愤恕地高呼口号：“枪毙‘四·二一’血案凶手！”“争温饱！争生存！”“打倒豪门资本！”“向政府要饭吃！”路旁围观的群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对学生们表示支持。

但是，在路过山洞“国民党陆军大学”时，游行队伍被一群持枪的军人阻拦，并且同一些气势汹汹的军大学员发生争执、扭扯。为了防止流血冲突和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聂晶指挥队伍暂时停止前进，布置啦啦队高声齐喊：

“陆军大学莫动手，我们都是好朋友！”

“四·二一，大游行，因为学生饿肚皮！”

“活不了，活不了，大家起来争温饱！”

听到这理直气壮的正义呼声，看见学生们衣着破旧，面容黄瘦的凄苦景象，陆军大学的学员再不持枪阻拦了，持枪的军人也默默地退回校门。这时，聂晶带着队伍，高呼口号从陆军大学门前经过，扭着秧歌舞，高唱革命歌曲，继续游行。当聂晶和同学们胜利返回学校时，激动得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向着自由，向着光明，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的歌声，在歌乐山上阵阵激荡，更在聂晶的心中久久回响。

在“四·二一”学生运动高潮中，被学生们弄得焦头烂额的杨市长，早就咬牙切齿地扬言要“借人头，平学潮”，只因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在乞和，还不敢放手镇压学生。解放大军胜利渡江后的第二天，杨市长即手令解散市一中，并在市一中和巴中、高工等校，拘捕学生600多人，警备司令部也宣布解散“市争生存联合会”，重庆各校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气氛。

这时，聂晶处在危险之中。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同学通知聂晶：“反动派要下毒手了，赶快转移！”熟识的师友也劝告聂晶：“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已经被人监视，还是躲一躲吧！”聂晶也深知形势紧迫，于是与朱振民等自治会负责人商量对策。学生自治会同意立即复课和改选自治会，但聂晶不愿离开学校，说：“我没有干什么坏事，搞的都是正大光明的爱国行动，怕什么！我要是先走了，反而会暴露自己，牵连自治会。”聂晶坚信事业的正义，关心同学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不怕被捕、牺牲，毅然留校坚持斗争。聂晶不仅积极参加筹备全校“五·四”庆祝大会，还新担任了山洞分校“护校委员会”主任，投入了迎接解放的新的斗争。

敌人终于下毒手了。5月底和6月初，在市二中相继逮捕了聂晶、朱振民等七人。狡猾的敌人除了诱供外，还同时假捕了几个潜伏的特务学生，以便窃听情况。但聂晶和朱振民等人革命警惕性很高，在警备部监狱第一次碰面时，都镇静地不吭一声，只在吃饭、放风时，互相暗暗鼓励：“要经受住考验”，“什么都不能谈”。几天后，聂晶、朱振民等七人被转押到罗汉寺监狱进行审讯。

罗汉寺监狱，是特务机关专为镇压学运而设的“青年训练大队”。一座幽静的古刹宝寺，变成布满刑具的阴森可怖的人间地狱。每当夜深人静，从这个佛家圣地里传出的不是诵讼和木鱼声，而是凶残的鞭笞声和受刑的惨叫声。聂晶关进这个人间魔窟，就被当做重犯日夜受到残酷的刑讯。这个初谙世事的中学生，脸上还带着稚气，但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却毫不屈服，一连几天刑讯，聂晶什么也未承认。

一个阴沉的夜晚，敌人又把聂晶拖进装备着电刑、老虎凳的刑讯室。裸露一身横肉的刽子手，恶狠狠地问：“你说不说？”

“我说啥子呀？”聂晶还是用这句老话回答。

“不说，把他吊起来！”特务气急败坏，反捆住聂晶的双手，把聂晶吊到屋梁上。大颗汗珠从那黄瘦的脸上滚滚而下，刽子手不断吼着“快说！”“快说！”但聂晶却无声地咬紧双牙。

一个特务假惺惺地“解围”说：“年轻娃娃受不了，你们先放他下来，让他慢慢说！”敌人把聂晶放下来，聂晶仍然什么也不说，于是又把聂晶吊起来，特务们黔驴技穷，只得搬出假逮捕的潜伏特务学生的“口供”说：“你的同学都说你是共产党，还是招供了吧！”

处于昏迷状态的聂晶喃喃地说：“你们说我是共产党，那我就算共产党吧！”

“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特务把他放下来，进一步追问：“有什么活动？”

“我是三年的预备党员。”聂晶胡乱编造，又说：“我同情共产党，活动就是成立自治会、搞学潮。”

敌人以为达到了目的，停止了审讯，叫聂晶下去写《自白书》。过了几天，聂晶交的《自白书》却是：“我只参加了学生自治会，未参加其他任何团体。”“我们搞学潮是为了争温饱、争生存、要吃饭、要读书”，“绝无过激言论与行动”。自白书内还有影射指责蒋介石与反动政府之处，气得敌人暴跳如雷，决定将聂晶作为重犯处刑。

6月下旬的一天，聂晶利用吃饭的机会，悄悄告诉同狱的朱振民：“席xx（特务学生）乱咬我是共产党，我只好胡编了口供。不过你放心，我其他什么也没有讲。”接着，聂晶又用庄严而低沉的声音说：“我可能要牺牲了，特务说要把我转到一清静的地方去‘疗养’，我想给家里人写封信，请你设法找人送出去。”朱振民找同室的一位民盟难友商量，这位民盟难友答应用几块银元去买通看守兵。

第二天傍晚放风的时候，聂晶将一张用草纸写的信托朱振民转给聂晶在南岸纱厂当工人的女友：“亲爱的，我因为反对国民党政府，被他们抓起来了。我早已作了牺牲的准备。我们同是异乡沦落人，我死了以后，请弄口棺材把我埋掉。不要伤心，不要忘记我！”这封短短的“绝命书”，虽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字字句句浸透着一个爱国青年的血和泪，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1949年11月29日下午，重庆外围战役早已打响，我二野人民解放军已占领南温泉，向市中区挺进。重庆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早已溃逃，在溃逃前已于11月27日夜，对关押在歌乐山军统集中营内的近300名革命志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焚尸灭迹的现场正飘着一缕缕焦腥的轻烟，四处山头，尸坑中僵卧着横七竖八革命烈士的遗骸。大屠杀的刽子手，大都在慌乱中逃走了。歌乐山下留下了死一般的沉寂。

就在这杀人现场，29日下午，突然轰隆隆的汽车声震动了歌乐山山谷，全副武装特务又从城里新世界监狱押来两卡车革命志士，押到这里进行反动派垂死前最后一次大屠杀。特务的卡车在渣滓洞松林坡下一块荒地边停了下来。南岸解放军解放重庆的炮声隆隆，革命志士们被五花大绑，蒙着眼睛，特务们把押来两卡车的革命志士拖下车来，第一个拖下卡车的就是沙磁区著名的学运女英雄、市二中的学运领导人之一的黄细亚。接着拖下卡车的是年仅18岁的在这批大屠杀中年纪最小的、市二中学生聂晶。

重庆解放不久，市二中隆重召开追悼“四·二一”死难同学大会，一千多名师生满含热泪，向聂晶等烈士的遗像致哀。聂晶生前敬重的一位老师，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泣不成声地朗诵挽诗，赞誉聂晶和黄细亚烈士是“陨落在歌乐山下的青年明星”。

黄细亚烈士

1949年11月29日下午，重庆解放战役早已打响，二野人民解放军已占领南温泉，向市中心区挺进。解放军解放重庆的炮声隆隆。重庆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早已溃逃，在溃逃前已于11月27日夜，对关押在歌乐山军统集中营内的近300名革命志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焚尸灭迹的现场飘着一缕缕焦腥的轻烟，四处山头，尸坑中僵卧着横七竖八的革命烈士遗骸。就在这杀人现场，全副武装特务又从城里新世界监狱押来两卡车革命志士，在渣滓洞松林坡下一块荒地上进行了反动派垂死前最后一次大屠杀。在这批大屠杀遇难烈士中有一位就是年仅18岁的重庆市二中学生、二中学运领导人之一的聂晶。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4月初，南京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的“四一血案”消息传到山城，同学们义愤填膺，在聂晶和战友黄细亚、朱振民等进步同学的带动下，市二中学生冲破学校反动当局的阻挠，参加了全市学生声援南京同学的正义斗争。并投入了全市学生“争温饱、争生存、争自由”的斗争洪流。聂晶是市二中争温饱争生存委员会负责人之一。4月21日全市学生示威大游行。聂晶带领山洞分校的五六百同学下山，因被荷枪实弹的军警阻挡不能通过。在接到四二一游行指挥部改全市游行为分区游行的紧急指示后，立即返回山洞地区示威游行。这时，聂晶处在危险之中。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同学通知聂晶：“反动派要下毒手了，赶快转移！”熟识的师友也劝告聂晶：“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已被人监视，还是躲一躲吧！”聂晶也深知形势紧迫，于是与朱振民等自治会负责人商量对策。学生自治会同意立即复课和改选自治会，但聂晶不愿离开学校，他说：“我没有干什么坏事，搞的都是正大光明的爱国行动，怕什么！我要是先走了，反而会暴露自己，牵连自治会。”聂晶坚信事业的正义，关心同学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不怕被捕、牺牲，毅然留校坚持斗争。聂晶不仅积极参加筹备全校“五四”庆祝大会，还新担任了山洞分校护校委员会主任，投入了迎接解放的新的斗争。

敌人终于下毒手了。5月底在市二中相继逮捕了黄细亚、聂晶、朱振民等7人。罗汉寺监狱，是特务机关专为镇压学运而设的“青年训练大队”。一座幽静的古刹宝寺，变成布满刑具的阴森可怖的人间地狱。每当夜深人静，从这个佛家圣地里传出的不是诵经和木鱼声，而是凶残的鞭笞声和受刑的惨叫声。聂晶关进这个人间魔窟，就被当作重犯日夜受到残酷的刑讯。这个初谙世事的中学生，脸上还带着稚气，但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毫不屈服，一连几天刑讯，聂晶什么也未承认。6月下旬的一天，聂晶利用吃饭的机会，悄悄告诉同狱的朱振民：“席xx（特务学生）咬我是共产党，我只好胡编了口供。不过你放心，我其他什么也没有讲。”接着，聂晶又用庄严而低沉的声音说：“我可能要牺牲了，特务说要把我转到一清静的地方去‘疗养’，我想给家里人写封信，请你设法找人送出去。”朱振民找同室的一位民盟难友商量，这位民盟难友答应用几块银元去买通看守兵。第二天傍晚放风的时候，聂晶将一张用草纸写的信托朱振民转给聂晶在南岸纱厂当工人的女友：“亲爱的，我因为反对国民党政府，被他们抓起来了。我早已作了牺牲的准备。我们同是异乡沦落人，我死了以后，请弄口棺材把我埋掉。不要伤心，不要忘记我！”这封短短的“绝命书”，虽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字字句句浸透着一个爱国青年的血和泪，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聂晶在解放重庆的炮火声中牺牲。重庆解放不久，市二中隆重召开追悼死难同学大会，1000多名师生满含热泪，向聂晶等烈士的遗像致哀。聂晶生前敬重的一位老师，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泣不成声地朗诵挽诗，赞誉聂晶是“陨落在歌乐山下的青年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