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瓶梅》看明代官场腐败中的财色

剑雄

那时的经济和社会

——读《金瓶梅》札记

剑雄

（十九）从《金瓶梅》看明代官场腐败中的财色

西门庆虽从其父亲西门达算起，也算是两代经商，但其本人的行止却只是如同市井无赖一般。后来，因其女儿西门大姐与“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亲家陈宅合成帖儿”结了亲，从而与杨提督结成了所谓“四门亲家”，这才与上层政治人物建立了关系。此后西门庆便一直非常用心地维系这种关系，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他用以维系这种关系的最有效手段，则无非是财色二端，即以金钱和女色为手段进行贿赂。

西门庆巴结贿赂的主要对象是当朝太师蔡京。起先，西门庆与蔡京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在第十四回，西门庆的十兄弟之一花子虚因家中财产分配事被其族兄弟们提告到官，已经与西门庆有染的花子虚之妻李瓶儿拿出三千两银子请西门庆帮忙转托人情，西门庆收下礼后，通过其亲家陈宅，向杨提督“交割”了“书礼”，“转求内阁蔡太师，柬帖下与开封府杨府尹”，摆平了此事。另一次是在第十七回，西门庆的“四门亲家”杨提督“被科道官参论倒了。圣旨下来，拿送南牢问罪。门下亲族用事人等都问拟枷号充军。”连西门庆都险因属杨提督的“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而被牵连。经蔡京之子蔡攸指点“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的门径而得免。西门庆为此花费了“五百两金银”。这样，西门庆等于欠下了蔡京两次人情。于是，到第二十二回及以后的几回，他便大张旗鼓给蔡京操办起“生辰担”来。

首先，他叫家人“来旺儿押了五百两银子，往杭州替蔡太师制造庆贺生辰锦绣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提前半年多便专门到几千里外的杭州去定制“庆贺生辰锦绣蟒衣”，可见其用心之“诚”。到二十七回，在杭州专门织造的“生辰衣服”运回清河后，西门庆又“打点三百两金银，交顾银率领许多银匠，在家中卷棚内，打造蔡太师上寿的四阳捧寿的银人，每一座高尺有余；又打了两把金寿字壶，寻了两副玉桃杯，不消半月光景，都趱造完备。西门庆打发来旺儿杭州织造蟒衣，少两件蕉布纱蟒衣，拿银子教人到处寻，买不出好的来，将就买二件。”另外，还捎带上盐客王四峰等人因为身陷官司而花钱请托西门庆向蔡京行贿“讨人情释放”的一千两银子。“一日打包端正，就着来保同吴主管五月二十八日离清河县”，专程上东京行贿去了。蔡京收下重礼后，便用朝廷赐给的“空名告身札符”，让西门庆在“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这虽如前文《从<金瓶梅>看明代的吏治腐败》指出的那样，是当时在吏治方面的一种制度性腐败，但更是西门庆以重金向蔡京行贿的直接结果。

西门庆因行贿而得官后，便更加注重以金钱开道铺路来培植上层的人际关系。如第三十四回描写应伯爵一个人走进西门庆的书房，见到“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帐簿。应伯爵取过一本，揭开观看，上面写着：蔡老爷、蔡大爷、朱太尉、童太尉、中书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县知县、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备、夏提刑、荆都监、张团练，并刘薛二内相。都是金缎尺头、猪酒金饼、鲥鱼海鲜、鸡鹅大礼，各有轻重不同。”这是很巧妙地揭开了西门庆送礼行贿黑幕的一角，说明他不仅向当朝大官们行贿，也注意向同僚们送礼，所以他在整个清河县以及山东提刑所的范围内能始终呼风唤雨、如鱼得水。看到这张礼单，很难不令人想起《红楼梦》中那张“护官符”，即“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云云。而与之相比，《金瓶梅》中的这张礼单却更加具体而微地解释了究竟是什么东西在维系着西门庆与这些上层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

除了纯粹的金钱开道之外，《金瓶梅》也描写了西门庆财色手段并用进行贿赂的情形。如第三十六回描写西门庆初次结交蔡状元和安进士时，就派人专门“送了一分嗄程，酒面鸡鹅嗄饭盐酱之类”到其座船上。然后又在“家里预备下酒席”盛情款待，还专门安排了四个苏州戏子来伺候。因见“安进士杭州人，喜尚南风。见书童儿唱的好，拉着他手儿，两个一递一口吃酒”，当晚歇息时，西门庆便特地派了书童在那里“答应”，而这个书童本来就是西门庆的“娈童”。这显然是在暗示西门庆投安进士之所好，用男色来搞性贿赂。而到了次日，蔡状元、安进士的“跟从人夫轿马来接”时，西门庆又在“厅上摆酒伺候”，并“教两个小厮，方盒捧出礼物：蔡状元是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安进士是色缎一端、领绢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两”，这就是财色手段兼用了。

而到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再次接待这位蔡状元时，蔡已任巡盐御史，正路过清河到扬州上任去。西门庆又是“费够千两金银”盛情款待，并且安排了韩金钏儿和董娇儿两个妓女进行性贿赂。西门庆事先特地对她们说：“今日请你两个来，晚夕在山子下服侍你蔡老爹。他如今现任巡盐御史，你不可怠慢了他。用心扶持他，我另酬答你两个。”那韩金钏儿笑道：“爹不消吩咐，俺们知道。”西门庆听了还特地加上一句说：“他南人的营生，好的是南风。你们休要扭手扭脚的。”在西门庆一而再、再而三的财色攻势下，这位蔡御史一点也没有了状元郎的斯文相。当夜便享用了董娇儿的枕席伺奉。在当时，卖淫嫖娼虽不违法，但传开去毕竟会有辱官声。而在西门庆贴心隐秘的安排下，蔡御史一方面享受了声色之娱，一方面却于官声丝毫无碍。因而当西门庆开口要他今后在三万盐引的事情上“青目青目”时，他当然是满口应承。

西门庆一方面用心结识朝中权贵，大肆向他们行贿；另一方面只要有机会，自己也会大手笔地收受礼金贿赂。如第十四回李瓶儿拿出三千两白银托他“寻人情上下使用”摆平花子虚的家族财产纠纷案，他其实只是拿出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打点，其余则进了自己腰包。又如第二十七回盐客王四峰等人因身陷官司，拿出了二千两银子来“讨人情释放”，而西门庆只拿出了其中的一千两来向蔡京行贿，其余一千两则同样进了自己腰包。

如果说，这时的西门庆还不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依今天的眼光看，还不能构成“受贿罪”主体的话，那么，在他成为提刑副千户之后的收受贿赂则是完全可以让他坐实受贿罪的罪名了。其中最明显最恶劣的例子便是第四十七回所描写的，扬州富户苗员外的家人苗青勾结船匪杀害了苗员外并劫财瓜分而被安童告发之后，西门庆明明知道苗青就是主凶，却在收受了苗青拿出的一千两银子——这本身就是此杀人劫财案的赃款——贿赂后，与夏提刑一起私纵苗青潜逃。而在因此而导致稍后其双双陷入了一场被山东监察御史上本参劾的危机后，西门庆和夏提刑的脱罪方法依然是向实力官员行贿。夏提刑“到家拿了二百两银子，两把银壶。西门庆这里是金镶玉寳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差了家人到东京向蔡京及其管家翟谦行贿，通过蔡京“拿帖儿吩咐兵部余尚书，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以此压下了此案。

总之，在西门庆的呼风唤雨、手眼通天的背后，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财与色的力量，看到钱能通神、活色生香的行贿手段的持续运用。事实上，不光是西门庆和蔡京之间在不断发生这种行贿受贿的关系，在其他的一些官员之间亦同样如此。如第七十二回描写夏提刑和西门庆一同升了官，西门庆顶了夏提刑的职位，而夏提刑却是升任指挥，到京城管“卤簿”（军队仪仗）。因为夏提刑不愿担任这种没有实权的职位，“他又早使了不知多少银子，寻了当朝林眞人分上，对堂上朱大尉说，情愿以指挥职衔，再要提刑三年。”而在第八十回西门庆死后，另外有一个张二官，也是“打点了千两金银，上东京寻了枢密院郑皇亲人情，对堂上朱太尉说，要讨提刑所西门庆这个缺”。可见当时官员的谋职升职，都是要靠送礼行贿的。

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下，其他人要办事、要脱罪、甚至要在流放途中获得稍好一些的待遇，同样也都要靠行贿。如第九十二回描写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在西门庆死后逼死了他女儿西门大姐而被告发，陈经济命人“把布铺中本钱，连大姐头面，共凑了一百两银子，暗暗送与知县”，结果，“知县一夜把招卷改了，止问了个逼令身死，系杂犯，准徒五年，运灰赎罪。”可见，这种靠“使银子”、搞贿赂来办事情的风气，已成为当时官场一种百试不爽的潜规则。

事实上，不仅是那些搬不上台面的暗箱操作，就是一些公开的活动和流程，也已经离不开送礼即变相行贿的环节。如第七十回描写西门庆从“理刑副千户”升任“提刑正千户”，而何太监的侄儿何永寿升任了副千户。两人要到衙门拜见本部长官朱太尉并领取札符。这本是正常的任职程序，然而两人还是要备下“礼数”。“何千户是两疋蟒衣，一束玉带；西门庆是一疋大红麒麟金缎，一疋青绒蟒衣，一柄金镶玉绦环；各金华酒四坛。”而到了“各处官员进见”时，“吩咐出来，先令各勋戚、中贵、仕宦家人吏书人等送礼的进去”。在西门庆和何千户拜见时，朱太尉只是简单说了句：“那两员千户，怎的又呌你家太监送礼来？”便“令左右收了”。这段描写，再好不过地诠释了什么叫作“贿赂公行”。

　　如果用今天时髦的网络语来说，行贿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在这方面，《金瓶梅》充分发挥了其自身作为文学作品相比一般历史资料更长袖善舞、更长于细节描写的优势，对之做出了一系列精细独到的描写。

其中尤为精彩的是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御史这一节。宋御史是与蔡御史（即蔡状元）一起到达东昌府清河县的。他初来此地，原先与西门庆并不相识。而蔡御史与西门庆则已是旧交。西门庆便“先到蔡御史舡上拜见了，备言邀请宋公之事”，蔡状元答应帮助相邀。待宋蔡两人到达西门庆家之后，西门庆准备了丰盛的酒饭筵席。就连其“阶下两位轿上跟従人”，都是“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宋御史稍坐后便要离开时，“西门庆早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金银器，已都装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抬，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张大桌席，两坛酒，两牵羊，两对金丝花，两疋缎红，一副金台盘，两把银执壶，十个银酒杯，两个银折杯，一双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递上揭帖。”唯有注意到这段细节，才能完全理解《金瓶梅》中所说的“当日西门庆这席酒，也费够千两金银”这句话。原来，西门庆安排的酒席不光是请人吃的，而且，在吃后是连满桌金银打制的食盒酒器都要一并奉送的。否则，一席酒怎么吃得掉“千两金银”？

像这样连请吃带送金银酒器来行贿的招术，不仅西门庆在使用，比他更大的官们也会使用。如第六十五回描写宋御史借用西门庆的宅邸，设宴接待钦差黄太尉。“早晨，……忽报宋御史老爹差人来送答贺黄太尉一桌金银酒器：两把金壶，两副金台盏，十副小银锺，两副银折盂，四副银赏锺，两疋大红彩蟒，两疋金缎，十坛酒，两牵羊。”如果只看到这里，便一定会产生疑问：以西门庆家的财力，难道连上好的餐具酒器也拿不出来吗？这里难道有什么名堂？果然，在这天的筵席散后，“宋御史、侯巡抚，吩咐都监以下军卫有司，直护送（钦差黄太尉）至皇船上来回话。桌面器皿答贺羊酒，具手本差东平府知府胡师文与守御周秀，亲送到船所交割明白。”如果仅仅是“答贺羊酒”之类，何必要差遣知府、守御这等文武官员“亲送”且要“交割明白”？其实，价值不菲的金银酒器和彩蟒金缎才是这种变相行贿的关键所在。这就是《金瓶梅》所揭秘的当时行贿的“技术”之一。

除此之外，在《金瓶梅》中似乎还揭示了当时一种在行贿受贿过程中用“白米”来隐指“白银”的现象。如第十八回描写西门庆因卷入杨提督案而派家人来保到东京设法疏通。来保误打误撞找到了蔡京之子蔡攸，便奉上揭帖。蔡攸见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便指点他去找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一面收上礼物去。”从此例前后对照来看，在当时送礼行贿过程中，似乎“白米五百石”就是“五百两金银”的代指，并且是人人都心知肚明的。又如第七十五回描写一名武官荆都监来走西门庆的门路，要他向宋御史说项以图升官，并“向袖中取出礼物来递上”，西门庆见上面写着：“白米二百石”，西门庆表示不受，荆都监便说“转送宋公也是一般”。西门庆这才收下了。后面，家人平安便告诉西门庆说，荆都监差家人送来“四封银子”；再后来，吴月娘问起：“这箱上四包银子是那里的？”西门庆说：“是荆都监送来干事的二百两银子。明日要央宋巡按图干升转。”这里就说得比较明白了：所谓“白米二百石”实际就是“二百两银子”。用“白米”来隐指银子，盖一以避嫌，二以“免俗”。这似乎可视为当时通行的行贿“技术”之二。

事实上，像行贿这样的“技术活”，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所以，不仅是西门庆这样的个中高手精于此道，就连《金瓶梅》中的其他一些人物也会熟练使用。如第四十七回描写的那个杀人劫财的罪犯苗青，为了脱罪，就是“打点一千两银子，装在四个酒坛内，又宰一口猪，约掌灯巳后时分，抬送到西门庆门首”，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高超技艺”向西门庆行贿的。

更加饶有兴味的是，《金瓶梅》不仅具体描写了当时行贿方式的“技术化”，而且还进一步描写了行贿过程的“艺术化”，即通过在观念上和行事方式上的“风雅化”，把行贿过程包装成一种“行为艺术”。例如，第三十回描写西门庆的家人来保等人专程到东京向蔡京献“生辰担”，蔡京假推辞说：“这礼物决不好受的，你还将回去。”来保忙说：“小的主人西门庆没甚孝顺，些小微物，进献老爷赏人便了。”于是，这位当朝大员便在收下“赏人”的好听名义下，“把礼物尽行收下去”了。再如第三十六回，西门庆在结交蔡状元和安进士，并向他们奉上了绢缎和白金等重礼之后，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些须微赆，表情而已。……少助一茶之需。”这样，行贿受贿的本质便被“一茶之需”这样风雅的字眼轻轻地掩盖过了。又如第四十九回描写西门庆将一桌酒席连同更为值钱的酒器食盒一同送给宋御史。宋御史表示不“敢领”，西门庆便说：“些须微仪，不过乎侑觞而已，何为见外？”于是，价值数百两银子的贿赂物品，便在“侑觞”的名义之下被这位宋御史半推半就间收下了。而且。这种再明白不过的贿赂，在这位宋御史的口中，又被他文绉绉地说成了“厚贶”。

同样在第四十九回中，蔡御史（即蔡状元）在接受西门庆的性贿赂时，更是扯到了“安石之才”和“王右军之高致”云云，似乎这样一来，性贿赂就不再是性贿赂，而是可与前人王右军的“高致”和谢安的冶游（具体参见王右军、谢安的事迹传说以及关于明代名画《东山携妓图》等典故）等量齐观的风流雅事了。

像这样将财色贿赂风雅化、艺术化的实际效用在于，它使得行贿受贿的行为获得了一种无害的包装，从而使得受贿者和行贿者的负罪感都能大大降低——就如孔乙己在把“偷书”的行为改称为“窃书”后能让自己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无罪感一样——这就必然使得这类丑行在官场中可以更加肆行无阻。然而，《金瓶梅》的作者对此却看得很明白，贿赂就是贿赂，不管它用了什么样的风雅名目，也不能改变其腐败的实质。在第三十回，作者在蔡京因收受了西门庆的贿赂而即时给他安了个理刑副千户的官衔之后，便忍不住直接站出来斥责：“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鬵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羙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后来，在第七十回描写了朱太尉一面加官晋爵、一面在本部下官拜见时公然受礼的情形之后，作者又一次直接站出来指责说：“识者以为将来数贼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钦北狩，高宗南迁，而天下为虏有，可深痛哉！”这是把贿赂的实质及其后果说得一清二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