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疫与我们的文化自信

诗人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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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庚子冬春跨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笼罩荆楚大地，蔓延全国，这一切让人猝不及防。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面对肆虐的疫情，全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取得了抗疫的胜利。这是英雄的城市，这里有英雄的人们，这是英雄的中国，有最勇敢的人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一首首不朽的诗篇。

我们曾经一度以为我们的文化在现代化、信息化的笼罩下正逐渐消亡，但回望这场非常战役，我们才深刻地明白，深植于民心的价值观没有断裂，更没有消亡。

2020年10月26日，熊召政老师受邀来到武汉大学樱顶图书馆，在珞珈讲堂发表题为《武汉抗疫与我们的文化自信》的演讲。中国人民的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在抗疫斗争中的精彩展现，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熊老师告诉我们：“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从没有中断，其实更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没有中断，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源于我们价值观的自信”。

一、活着，打破庚子灾难的魔咒

今天，站在这珞珈讲堂里，我多少有点激动。这里是武汉大学的老图书馆。三十五年前，我作为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员，从我居住的湖滨客舍，穿过樱花大道，步入樱花城堡，踏着台阶一步步走上樱顶进入到图书馆，看到琳琅满目的书架，我顿时感到自己非常渺小。我觉得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亲近他们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过程。过去了这么多年，青年时的感觉一直保持到现在。

今天，我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武汉抗疫与我们的文化自信》。

今年是庚子年，俗言说庚子年多灾多难，这是统计学得出的结论。历史上的庚子年的确发生过一些大灾难，如一百二十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引发的庚子赔款，六十年前即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等等。今年又是一个庚子年，作为武汉人，在进入庚子年的第一天，灾难就如同一个如期而至的魔咒在我们身边出现，新冠疫情首先在这白云黄鹤之地蔓延。我们不知道庚子魔咒为什么会选中武汉，是自然选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科学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玄学因为不通常理也不能让人们信服。

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籍贯和身份，在疫情爆发的那一时刻，作为武汉人，要么被瘟神击倒，要么战胜它，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性起作用，传统也在起作用。每一个人的观念叠加起来，就是国家的观念；每一个武汉人的意志凝集起来，就是武汉这座城市的意志。

▲熊召政老师珞珈讲堂演讲现场

在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政府的坚韧努力中，全体武汉人共同奋战，我们终于赢得了抗疫的伟大胜利。从封城到开城的七十六天里，从暂停到重启，从风暴眼到安全岛，经过长达三个月的隔离，大家从家中走出来的那一刻，是不是有隔世之感？我们的亲人、同事或者邻居，又有多少变成了悲情英雄？战胜瘟神的基础不是信念而是人性。人性的特点有消极与积极两种。在庚子年的春天里，新冠病毒肆无忌惮，把鲜花怒放的春光变成生命凋零的至暗时刻。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的城市能够活着，每一个武汉人都行动起来，无论是禁足在家的隔离人，还是在大街小巷奔跑的自愿者；无论是从全国各地驰援而来还是本土坚持的医护工作者，无论是官员、军人还是小商小贩、社区工作者，大家在心中都藏着那两个字：活着！

为了让家人活着，我宁愿隔离；

为了让所有人活着，我选择与亲人别离；

为了让武汉活着，我即便失去了生命，也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知道，惟有活着，我们才能打破庚子灾难的魔咒；惟有活着，我们才能向世界证明：武汉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武汉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经历了“君问归期未有期”的惆怅；经历了“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无奈；经历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痛楚；经历了“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的空旷与寂寞。武汉人接受了挑战并赢得了挑战。狡猾的新冠病毒一再变异，试图卷土重来，但武汉人强大的心理从不会变异，向死而生，决不退缩。武汉不会成为桃花源式的人间净土，但一定会成为众志成城铸造辉煌的理想国。

二、抗疫的胜利，是我们价值观的胜利

从五月到现在，不知不觉过去了半年时间，新冠疫情还在全世界蔓延。武汉作为疫情最初爆发的地方，作为全世界曾经高度关注的风暴眼，现在已经风平浪静。人们的生活、工作与学习都已恢复了正常。三月底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暂停与重启》，揭示了武汉人民从封城到开城的七十六天里，是如何同新冠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那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经多家自媒体转载，获得很高的点击率。我想，人们之所以关注这篇文章，其实是想了解武汉人民是如何赢得这场抗疫战争的胜利。

回望这段历史，有几个事实引发我的思考：

一、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千多万人的大隔离，不仅有序，而且没有任何动乱发生。这在中外历史中前所未有，武汉是怎样做到的？

二、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为了履行这一承诺，武汉市政府在极短的时间里相继建成了火神山、雷神山、方舱等医院。这样的建设速度，这样的承诺，也是创造了历史，这又是怎样做到的？

三、在封城的日子里，所有的超市、商店、餐厅、银行等等公共服务系统都已瘫痪，一千多万禁足在家的武汉人的生活保障是如何得到的？大街小巷没有发生任何哄抢与骚乱，这又是怎样做到的？

四、党中央与国务院调动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与物资支援武汉。每一个前来武汉的救助者，不管他们的过去如何，但来到武汉以后，他们几乎都成了救死扶伤的天使、道德自律的完人，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五、继武汉封城之后，一向喧哗的中国也骤然冷静了下来。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隔离，几乎所有的乡村都封堵了道路。那时正值春节，几乎所有人都改掉了走亲友访友、聚会拜年的习惯，一个国家的十四亿人全都蜗居在家，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凡是过往，皆为历史。抗疫时刻的中国历史、武汉历史为人类的抗疫史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经验，又提供了哪些值得汲取的教训呢？

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眼中，历史主要是人类“罪恶、蠢行与不幸的集合。”他的观点影响了不少历史学家，在这一派学者看来，“罪孽在每个朝代都繁盛滋生。”伏尔泰拥有法兰西思想之王的美誉。但我觉得他对历史的看法过于消极。历史在给我们提供教训的同时，也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我刚才提到武汉抗疫的五个问题，放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恐怕都很难做到。在中国，在武汉，为什么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全都能够做到呢？我认为这不但需要政府的努力，更需要人民的配合。在疫情期间，我看到一段短短的自媒体视频，一个满头乱发的人把脑袋伸到铁栅栏之外，让一个理发师给他理发。很显然，这个需要理发的人是一个正在隔离的人。他不能越过那个栅栏，理发师只能隔着栅栏给他理发，这个画面看着有些滑稽可笑，可是却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位满头乱发的人已被隔离了很久，可是他却不肯翻过栅栏跑出去。我们可以猜测这位被隔离者的心态，他并不认为隔离是政府强加给他的一项政策，而是自己愿意遵循的一种拒绝感染病毒的生活方式。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我接受了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的采访。她问我：“你们武汉在疫情突然爆发的时候，就采取了封城的措施，而在意大利，许多人因为拒绝戴口罩而上街游行，他们认为自由更重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回答她说，在新冠病毒面前，生命与自由，是两个不同的选项。意大利人认为自由比生命重要，并且固执地认为戴口罩是对自由的挑战。所以，当政府希望他们戴口罩时，他们选择了拒绝。而我们中国人都认为生命比自由重要，所以当疫情爆发时，大多数人都自觉地禁足在家，政府顺应民意，为防止病毒扩散，断然在武汉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一个为捍卫自由而拒绝戴口罩，一个为拯救生命而封锁了城市。两国的政府都顺应民意，采取了不同的抗疫方法。现在回头来看，你认为哪一种措施更有效呢？

我的回答让日本女记者有点诧异，但她并不反感。因为我揭示了一个问题，人民的价值观的选择决定了政府行为。政府办事的效率，来自于全体公职人员的努力；而政府行政的能力，则来自于民意的选择与支持。而民意，则是价值观的另一种说法。

我们曾错误地认为，价值观是一种政治的选择。其实不然，价值观应该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仁、义、礼、智、信、忠、孝，这七个字，构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我们今天的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这七个字的扩充与拓展。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王朝，那么多的帝国，一个又一个的统治集团给我们带来了灿烂或者灾难，带来了繁荣或者停滞。有些朝代让我们心惊胆战，有些朝代让我们久久回望。不管执政者的状态如何，以及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但深植于民心的价值观却从没有断裂，更没有消亡。我们自豪地说，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从没有中断，其实更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没有中断，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源于我们价值观的自信。

三、家国情怀的伟大作用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前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前沿产生的思想与观念，只能作用于少数人，更多的人，即人民大众的主体，仍然会遵循祖先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乃至简单的道德判断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几乎所有成熟的国家，文化都倾向于保守。科技创新与文化保守，这是阴阳和谐的历史节奏，也是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文化上如果创新太多，人们就会对自己的精神家园产生陌生感。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如何应对骤然降临的严重局面，这是我们的政府与人民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任何一点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引发巨大的悲剧。

客观地讲，在这次疫情中，武汉能有这样的结局，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甚至有一些人等着看笑话，等着武汉在瘟疫中沦陷，等着中国的抗疫史上，再添一次滑铁卢战役。但是，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出现。这让那些敌视中国的人感到失望，但却让一些本来有怨言的国人对政府产生了依赖。无可否认，我们所属的国家保护了我们。但国家的当政者与政府却要为此承受太多的责难与道德的拷问。政府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已经尽其所能。回忆抗疫中发生的那些事件，我们不得不感叹，一些事情哪怕你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指出其中的不足，甚至放大一些缺陷而进行批评甚至攻击。我并不认为批评政府的人都有过错，甚至心怀敌意。但我更欣喜地看到，抗疫的胜利让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普通人增强了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价值观作用于每一个人，无论尊卑，无论贵贱，无论贫富，无论种族，他们都在共同的价值观中彼此了解，相亲相爱。出于仁义，出于忠孝，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提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样的救治目标，这是所有患者与疑似病人的福音。这八个字说明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无限责任。这样的责任与担当，这种保姆式的政府，在当今的世界可谓一花独秀。它不会给人民带来太多的刺激，但是，它却为人民打开了希望的空间。

最初的疫情汹涌而来，人们产生了恐惧，政府的承诺又给他们带来了抵抗死亡的勇气。我注意到，在欧洲，在美国，当新冠疫情在那里爆发的时候，他们并不想仿效中国的经验。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政治体制的优越，学习中国的抗疫经验会伤害他们的自尊。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新冠病毒并不知道什么叫理想，什么叫优越，什么叫落后，什么叫先进，它平等地攻击所有人，无论你是白人还是黑人，是棕色人种还是黄色人种，它逮着谁就是谁。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新冠病毒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某一个阶级的敌人，它是全人类的敌人，经济的繁荣，军事的强大都不能阻挡它的入侵。

继中国之后，欧洲及美国的疫情的泛滥，通过各种资讯，大家应该比我了解更多。几个月前，我看到一则消息，由于新冠患者骤然增多，一些西方国家的医院人满为患，于是决定不再接受年满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呼吸机治疗。关于国外疫情的新闻每天都数以万计，但我对这一条却记忆深刻，因为我已经67岁了，如果在美国或者意大利，我不幸被感染了新冠肺炎，就意味着我只能坐在家里等死。这与中国政府所承诺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显然有了巨大的差距。在武汉的抗疫过程中，有一位102岁的老人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医护人员倾尽全力抢救，最终他痊愈出院。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要素就是保护人权，生命的保障权应该是人权最核心的部分，65岁以上的人得不到治疗的保障，这难道是尊重人权的表现吗？

疫情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医疗资源的匮乏，政府的善行就是既要有效遏止疫情的扩散，更要努力扩大救治的能力，而不是将患者中的某一部分从名单中抹掉。相比之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是一种多么高尚的承诺。

在武汉疫情最为猖獗的时刻，在封城的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执政党与政府领导们与人民共患难的决心，也看到了战时状态中每一项政策出台的艰难抉择。在公共救援中，政府展现了超强的动员能力以及伟大祖国超强的实力。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府，但在关键时期，没有人懈怠，也没有人临阵脱逃。这样的状态与表现，我们才能称他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政府救助，人民互助，慈善帮助，这是抗疫战争中最为感人的画卷。我们看到，灾难让我们的家庭更和睦了，夫妻更恩爱了，友善增加了，同情心增强了。灾难给了我们恐怖，但亲情给了我们信心。获得这种道德升华的表现，这种众志成城的局面，我认为是我们的中华文化价值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价值观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凝结成四个字：家国情怀。

因为这四个字，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家庭获得了平安，也因为这四个字，那些被新冠病毒夺走了亲人的家庭，也变得更加坚强。爱我们的祖国，首先要爱我们每一个家庭。用我们充满悲悯的同情心，用我们充满宽容与理解的襟怀，去温暖你周围的人，去感化那些对你抱有怀疑的人，这是古代的圣贤教会我们做人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首先作用于家庭，然后作用于国家。只有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安全了，我们的城市才能安全；只有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与乡村安全了，我们的国家才安全。武汉抗疫的胜利，再一次印证了家国情怀的伟大作用。

四、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有人认为，历史并不是一门学问，它只是写作者为了证明某一种观念而使用的说明性材料。我们理性地认为，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力，但因为种种动机与时代的限制，我们希望的真实往往受到了扭曲和隐瞒。

新冠疫情于庚子年在武汉爆发，这是一个真实。但为什么会在武汉爆发，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争论而非真实。过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后代人能真实地了解武汉疫情爆发的原因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大家会问我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近七百年前在欧洲发生的那一场惨烈的大瘟疫。

1347年10月，即现在这种秋高气爽的时候，几艘西亚的商船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主要港口墨西拿靠岸。几天以后，那里就爆发了鼠疫。这种传染性极强且死亡率极高的瘟疫，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黑死病。疫情爆发之初，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也没有研究应该怎样有效地防范。没过多久，黑死病开始在东欧和北欧流行，挪威、俄国、德国、波兰、瑞士等国家相继出现病例，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以及对瘟疫认识的不足，黑死病传播速度加快。三年后，即1350年，黑死病将整个欧洲变成了人间炼狱。许多生机勃勃的城市变成了巨大的坟墓。到1353年，短短六年时间，邪恶的黑死病夺走了欧洲2500万人口。当时欧洲的总人口只有7000多万，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瘟疫，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然而更可怕的是，瘟疫还在泛滥的时候，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分裂与屠杀就已经开始了，原因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在寻找黑死病的来源，他们都在探究，这个该死的黑死病，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或者说，是什么人在恶意传播。

最终，自认为是受害者的权贵们找到了两个传染者，一个是蒙古人，一个是犹太人，一名叫做博卡齐奥德的佛罗伦萨人在1348年作了如下的记载：公元1347年，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用抛石车将因患黑死病而死亡的士兵的尸体抛进城中，导致城内居民感染，有的市民为躲避战难而逃到欧洲，黑死病也就被带到了欧洲。

这个记载是不靠谱的，或者说它是张冠李戴，厚诬蒙古人。攻打卡法市的是建立于1242年的金帐汗国，他由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建立。拔都带到东欧的蒙古军队大约十五万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交融，从蒙古高原一路征伐过来的这支军队，早已融入了当地的民族。最初的十五万蒙古人已忘掉了自己的母语，金帐汗国通行的语言是突厥语。他们也放弃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开始了农耕与商贸生活。到黑死病发生时，金帐汗国已建立一个多世纪，它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已没有多大的联系。蒙古只是这个国家的数百万人口的一个记忆。所以说，是蒙古军队从蒙古高原带来了黑死病的病毒，这个说法根本不成立。

欧洲土著民族认为黑死病毒的第二个来源是犹太人，这同样是荒谬的。其因是一位犹太妇女不幸在西班牙感染了黑死病，她当时并不知道。来到意大利后，不几天就病发而死。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散布说，是犹太人把黑死病带到了欧洲。一时间，仇恨的繁殖速度比黑死病还要迅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都深信犹太人是传播黑死病的罪魁祸首。于是，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开始了。在意大利的一座小城盖因茨，几天之内，就有一万两千个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一万六千名犹太人惨遭处决。

欧洲的十四世纪，应该是最黑暗的世纪，黑死病要消灭欧洲，而欧洲要消灭犹太人。灾难让人发狂，让人性泯灭，让兽性大增。这悲惨的一页，今天回望，仍让人不寒而栗。

事情还没有完，疫情带来的综合症一直在发酵，当黑死病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仇恨犹太人的情绪一直未曾消退，直到六百年后，也就是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希特勒为了实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计划，而不惜发动战争。迫害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达到了顶点，有六百万犹太人惨遭屠杀。

黑死病是人类史上最可怕的瘟疫，而因它引起的仇恨犹太人的浪潮，应该说比黑死病更可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瘟疫后遗症提供的历史教训，在新冠病毒在世界蔓延的今天，更有其特别的意义。

当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时，虽然有人黄鹤楼上看翻船，但更多的国家与国际组织、以及财团与友人，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到“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血浓于水不可化”。我们看到了善良在凝聚，慈悲在绽放，可是，当新冠肺炎在世界蔓延时，一些国家的疫情已经失控，面对本国人民的愤怒与责难，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为了“甩锅”，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他们把矛头对准了中国。这立刻让我想到十四世纪中叶的欧洲，一些当政者将黑死病的传播归咎于蒙古人，犹太人。在科技发达，资讯快捷的今天，六百多年的那种荒谬还要重演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新冠疫情将要改变世界的格局。世界的重心将会从对抗自然的人的手上，转到尊重自然的人的手上。新冠疫情将是人类下一个一千年历史的开端。

不过，今天已不是指鹿为马的时代，成熟的中国决不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拖入混乱的深渊。

五、医学的司芬克斯之谜

最后，我想与大家谈一谈新冠病毒如何产生的问题。首先我要声明，我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病毒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或者免疫学家。加之我对传染病的那些宿主们，诸如蝙蝠、老鼠之类，抱有天生的反感。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从不愿意接触丑陋的东西。为了单纯的研究去接近那些让我的感官很不舒服的物种，我很难做到。所以，我不配当一名科学家。

但是，我仍然有兴趣谈一谈新冠病毒产生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先说一说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的产生原因吧。当时的当政者们为了“甩锅”，只是关心谁把病毒带到了欧洲，却始终弄不明白这种病毒如何产生。当时的科技水平，也不可能制造出抵抗黑死病的疫苗。所以，黑死病在欧洲整整流传了六年。奇怪的是，六年后，黑死病突然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与欧洲人为抗疫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黑死病因为什么原因而产生，又为什么消失，这成了一个医学界的司芬克斯之谜。直到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后，才有一个为人们接受的说法：欧洲的黑死病起源于西亚的气候变化。在十四世纪中期，西亚的气候突然变得寒冷，导致大面积的草原枯萎，牧人们赶着牛羊去寻找新的草原，依赖草原生存的鼠类也只能向温暖的地方迁徙。正是这些鼠类给欧洲带来了最为致命的鼠疫——黑死病。

我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的灾难，在历史中屡见不鲜。今年夏天，我到蒙古高原考察几座古城的废墟。在赤峰市附近的二道井子古人类遗址博物馆，我看到了四千多年前古人类的聚居村落，很显然，那是一个农耕的部落，有耕作的农具与驯养的家畜，还有种子，先民们的居所都是圆形的房子，很像今天的蒙古包。先民们迁徙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居住的地方变得异常寒冷，冻土中已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由于缺乏记载，我们不知道这些居民去了哪里，但可以推断，他们是去了温暖的地方。今天的蒙古高原，是人们印象中的水肥草美的游牧民族的天堂。可是谁会想到，那里曾经有一个五谷丰登的农耕时代呢。同样的例子，我在山西襄汾县也看到了。襄汾有两个非常著名的遗址，一个是20万年到2万年之间的丁村古人类遗址，一个是距今4300年左右的陶寺遗址。在丁村遗址，我们看到古人类生活的环境是温暖的，如同今日的南方。而在同一区域的陶寺遗址，考古发现那里是尧的都城。从发掘的实物来看，陶寺时代的气候没有丁村那么温暖，其农耕时代的气候特征非常明显。两处遗址虽相距只有几十公里，但看不出有任何的关联。因为丁村人与陶寺人中间，隔了一个小冰河时期。严酷的寒冷让丁村人离开了家乡。由此我们知道，地理的优势来自于气候的恩赐。每一次气候的变化，会让一些国家崛起，也会让一些国家衰落。瘟疫方面，我们也可以推断，每一次气候的变化，将会让一些病毒灭绝，又会让另一些病毒滋生。

近几年，围绕气候变暖的问题，政治家们依据科学家的论断，一直在喋喋不休地争论。我认为，人类的力量与自然相比，永远是卑微的、渺小的。人永远不可能战胜自然，那些试图挑战自然的人，是愚蠢的，甚至是不自量力的。在这方面，中国古人总结出的自然辩证法叫“天人合一”，虽然只有四个字，却说明了中国人对自然的尊崇。天即是自然，人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够利用自然。人可以充分享受太阳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可以说，没有太阳就没有人类，但人却不能够制造太阳；人可以回避酷热与严寒，但人却不可消灭酷热与严寒。洪灾、旱灾、虫灾与瘟疫等等，都与气候有关，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基本的事实，人只能守望气候，而不能改变气候。

中国古人对自然的变化非常敏感。北宋时的邵雍先生在都城汴梁听到了杜鹃鸟的叫声，立刻对他的弟子表示了忧虑，他认为杜鹃鸟生活在长江流域，现在却越过淮河来到了黄河流域，这说明南方的地气北移，以淮河为分界线的南北发生位移，暖湿气流向北推进，气候发生了变。他因此断言，南方将有涝害，而北方会发生虫灾，南方的人也会大批的向北迁徙，最终南方人会当朝廷的宰相。从一声鸟叫看到未来几个世纪的从事农事到人事的种种变化，这便是中国人的智慧。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发现规律并预作安排，我们的先贤从微观中看到了宏观，也从具象中看到了抽象。

近几年来，中国的气候也产生了变化，塔什拉玛干大沙漠上空雨水增加了，并出现了绿洲；千年干旱的黄土高坡开始大面积覆绿。长江流域的城市，冬天原本是有雪的。像武汉，在我中年之前，每年冬天都会下几场大雪，现在基本不下雪了。去年，我与一位朋友聊天说，因为气候的变迁，近一千年来，长江文明空前发达了起来，它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它的辐射力，甚至超过了黄河文明。但是，千年周期的时间窗口快要临近了，黄河文明将会重新取代长江文明，引领中华民族走进辉煌的时代。朋友问我依据是什么，我说，黄河文明产生的气候条件，就是现在的长江。在不远的将来，黄河的温润如同当下的长江，而长江流域，或许又变成了热带。

从气候的变迁，我们应该能找到医学的司芬克斯之谜的答案。全球气候的变化，让新冠病毒获得了生存的环境，但它决不是气候的宠儿，它驾驭不了气候，气候创造了它也会消灭它。总有一天，它会像欧洲的黑死病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2020年10月24日于闲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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