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

丹冰

　　过了古稀之年，再来回忆儿时的事情，能记下的一定是刻在他记忆深处的东西。下面我记录了自己记忆中的五个历史碎片，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我们家的生活状况——人口多，负担重，经济条件不太好。但父母亲是尽责的，他们努力创造条件，希望能让每个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兄弟姐妹之间是团结友爱的，5个人互相成了彼此的依靠和牵挂，所以那时的一家人虽不富有但非常快乐。当然，在这些简洁的文字中也能觅到一丝个人性格形成及今后人生命运的轨迹。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岁月的磨砺让我们在不断成熟的同时也丢掉了一些年少时的纯洁和真诚。其实，这种纯真，这种亲情是十分珍贵的无价之宝。今天之所以留下这些文字，也是想让日趋老迈的我们心能变得更加年轻。

　　上 学

爸爸妈妈1952年1月奉组织调动，到杭州浙江麻纺织厂工作。这时我和哥哥朱昌田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让我们俩受到最好的教育，爸妈把我们送进了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将军路的浙江省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杭州保俶路小学的前身）。

去学校的第一天，妈妈给我和哥哥换上了最好看的衣服，可我们俩刚从义乌来到杭州不久，混身上下都还透着“乡巴佬”的气息：哥哥剪了一个很土气的头型，却硬生生地梳出了个小分头；我呢，脸上居然还挂着鼻涕……来到教室门口，满屋子穿着漂亮统一校服的同学们向我们投来了异样的眼光，有的还发出了窃窃的笑声。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抓住教室的门框怯怯地不敢进门。后来是老师走过来把我们领进了教室，生活老师还给我们拿来了和大家一样的校服。就这样我们俩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父母，过上了住校的集体生活。

干部子弟小学里有不少是南下干部的子女，有的父母官还做得不小，每到周末许多孩子都有小汽车接送。我们俩在班里是属于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回一趟家路上要花费两个小时。那时从将军路到拱宸桥没有通公交车，我和哥哥一般都要先步行走到武林门，坐上开往拱宸桥西的1路公交车，然后翻越拱宸桥，再走上二、三里路才能回到在浙蔴厂内的家中。这种明显的落差有时也会让我们生出一丝淡淡的自卑。再说我们班里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是从浙江省直属机关儿童保育院直接升上来的，互相之间都已非常熟悉。他们每天在一起尽情地嬉戏打闹，却很少有人把我们这两个“乡巴佬”放在眼里。所以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俩不是很适应，课余时间，大多也是我和哥哥呆在一起。

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哥哥的聪明和霸气逐渐地显露了出来。记得是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一节课上完后是自由活动时间，不少同学都跑到操场上玩耍。有三四个人正在玩足球，哥哥也想上去踢球，可那几个同学不让。哥哥在一旁瞅准机会一下子把球踢出老远，然后以比他们快的速度去抢那个足球。他的这一举动把那几个同学惹脑了，他们一起向昌田扑了过去。但哥哥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朝这个一脚，挥那个一拳，和他们扭打了起来。我在一旁见状赶快过去给哥哥助阵：逮着机会上去咬人家一口，或是上去掐别人一把……也不知我使的阴招有没有帮上哥哥的忙，反正等到有人叫来老师把大家拉开时，哥哥脸上露出的是胜利者的笑容！

后来，真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也许，纯真的孩子更相信和崇拜实力，自那以后，我和哥哥在班里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再没有人嘲笑我们是“乡巴佬”，也愿意和我们俩一起玩了，哥哥甚至渐渐成了运动场上的主力。可惜，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干小搬离了将军路，改成保俶路小学，开始对全社会招生。这样一来，学生住校都取消了，我们俩个实在是离家太远，只能转学。要不然，六年下来，没准哥哥能成为班里的“孩儿王”呢！

　　闯 祸

爸妈到浙江麻纺织厂工作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带我们住在浙麻厂内的丙种宿舍。那房子完全是按工厂集体宿舍的要求盖的：都只有一层楼的、格局完全一样的房子，一幢幢整齐划一地排列着，有点像现在的兵营。每幢房子都是十几间房间紧挨着，每间房都是南北向的不到20平米的样子（只有靠东西两头的房子因为是有点拐过来的，所以稍大一些）。在每排房子的中间有一个和房间同样大小的盥洗室，供大家洗涮和上厕所。

我的第二个弟弟朱武林小时候长得挺招人喜欢，是远近闻名的“小胖子”。可他从小就特别怕热，一到夏天头上就会长疖子。记得那是1956年的暑假，天气特别炎热。在那个年代，电风扇是一种奢侈品，普通人家里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我们家中唯一的降温措施就是往水泥地上浇水，再拿把扇子纳凉。当时全家七口人挤在两间屋里，门口还放着做饭用的煤球炉，那闷热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兄妹几个都是混身长满了痱子。武林更是厉害，圆圆的脑袋上长了十几个疖子，有几个疖子还冒出了脓头。妈妈看着我们这副样子，也很心疼，就去厂医务室配了一些药回来，其中有一种药是高锰酸钾，是专门给武林洗疖子用的。

那天晚上，吃过饭以后爸妈要去浙麻大礼堂看电影，妈妈就让我给弟弟们搽痱子水、服药。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姑娘，加上天生大大咧咧的习性，当时也没完全听清妈妈的吩咐，就一口应承了下来。吃完饭，到了用药的时间，我先用药棉给武林全身搽了痱子水，还给他服了几颗六神丸，最后就剩下那暗红色的呈晶体状的高锰酸钾了。这时，我也搞不清这药是干嘛用的了，就问武林说：“这是吃的吗？”四岁的弟弟用迷茫的眼神望着我，轻轻地点了点那圆圆的脑袋。于是，我用一个匙子舀了小半匙的高锰酸钾，还在匙子的前端加了一点白糖。武林伸出舌头舔了舔，甜甜的，就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吃了。我就一下子把夹杂着一口白糖的高锰酸钾倒进了他的口中……过了不到两分钟，武林就大声地哭了起来，同时还有暗红色的液体从他的嘴角流了下来。看到这一幕，我吓呆了，都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武林凄厉的哭声惊动了隔壁邻居，一位叔叔（很可惜已记不清他是谁了）跑过来，见状二话不说就把武林倒背在肩上朝厂医务室奔去。几乎与此同时，浙麻大礼堂内的广播里喊着：“朱恒卿、吴蕙茵同志家中有急事，赶快去医务室！”

后来我才知道，爸妈赶到时，厂医务室的医生正在给武林洗胃、驱吐。医生说，高锰酸钾是一种很强的氧化剂，在高浓度的情况下有很强的刺激和腐蚀作用。幸亏武林是在吃饱饭的情况下服用的，加上送医及时，并且途中是倒背着让他吐出了一些。如果是在空腹状态下服用，那胃肠道就会被腐蚀甚至被烧坏，后果不堪设想。

时光荏苒，六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回想起那一幕还会感到后怕。如果那天不是那位叔叔及时赶到，如果没有浙江麻纺织厂医务人员准确迅速地施救，给武林的身体留下隐患，那我这个做姐姐的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落 水

从浙江省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转出以后，我和哥哥就到了杭州市紫荆街小学（大关小学的前身）上学。记得是1958年，我们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家也从浙江麻纺织厂内的丙种宿舍搬到了位于拱宸桥湖州路的浙江麻纺织厂职工家属宿舍。

从位于湖州路的家到紫荆街小学大约有四、五里路，那时湖州路一带还没有通公交车，所以我们每天都是步行去上学。记得那时和我们一起去紫荆街小学上学的还有同住在湖州路浙麻职工家属宿舍的周永江等人。从湖州路到紫荆街小学，必须先走到拱宸桥，然后沿着长长的紫荆街（是连接拱宸桥和大关桥的一条道路，现已改名为丽水路）一直走到学校。

记得那时的紫荆街一侧是正在热火朝天建设的杭丝联厂，另一侧则紧贴着运河。也许是杭丝联厂建设的需要，那时运河边上经常能看到成排的木头、毛竹等建筑材料排列在那里。那毛竹是一根根扎成人字型，一长溜地浮在水面上，每当运河上泛起波浪和涟漪时，浮在水面上的毛竹就会随之晃动。当时紫荆街小学的校门就正对着运河。等到天气一熟，我们放学后就喜欢蹿过马路，赤脚下到运河里，爬上那毛竹堆，把身上背着的书包和手上提着的鞋子放在竹排中央，然后光脚踩着凹凸不平的毛竹享受那波浪起伏的快感。

那天，记得是快要放暑假了。放学后我和哥哥及周永江等人又和往常一样，几个人一起爬上了停在运河边上的毛竹堆。一旦有船只驶过，那毛竹堆越是靠边上的地方，晃动就越厉害，也就越刺激。我远远地看见一艘小火轮开了过来，心想这下又可以美美地享受一下了，于是就开始往毛竹堆的边沿移动。没想到说时迟，那时快，我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入了水中。要知道，在毛竹堆旁落水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挣扎的不对，把头卡在两根毛竹之间就是非常危险的事了。幸亏我当时的脑子还算清醒，赶紧用手臂牢牢挽住了最靠边上的几根毛竹，不让自己沉下去。后来是哥哥和周永江等人使出了吃奶的劲头，七手八脚地把我拖了上来。这时，我混身上下全都湿透了。这样回到家让妈妈看到肯定是要挨骂的，搞的不好还会打我们一顿。怎么办呢？哥哥帮我拿书包，我脱下了连衣裙，只穿着鞋子和一条裤衩，然后用双手将连衣裙举过头顶……

大热天，太阳还没下山，我们一路走着快到家时，我的裙子也基本晾干了。于是，我重新把裙子穿在了身上，背上书包，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家门……

过 年

年长一点的中国人对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一定都留有抹不去的记忆。那时全国物资匮乏，粮食奇缺，还不时传来农村饿死了人的消息。城里的情况虽比农村好些，但也是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人们老是觉得吃不饱，还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那时我们兄妹五人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光靠每个人的定量肯定都不够吃的。更何况当时奶奶和外婆都在义乌老家，一些农村的亲戚时不时地还需要我们接济一下。为了渡过难关，妈妈顶着非议，下班以后带着我们在浙麻家属宿舍旁的小河边开荒种点地瓜和花生什么的。但规模很小，产量也很低，根本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那段时间留在我脑海中最深的记忆是家里的饭不是用锅煮的，而是严格按照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用一个个不同大小的碗或茶缸一碗碗蒸出来的。爸妈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寅吃卯粮”，到月底才不致于断顿。还好，当时杭州有一条政策：行政17级以上的干部有一张供应卡，可定时买点少量的蔬菜和副食品。当时爸爸刚好够上这条门槛，于是我们家也享受到了这点“特殊待遇”。

1962年的春节，也记不清是为了什么事情，爸爸妈妈带着几个弟弟和小叔叔一家一起回义乌老家过年，就把我和哥哥留在了杭州。临走前，妈妈给我们蒸了一大钵头的霉干菜猪头肉，然后把爸爸的副食品供应卡和一点零钱交给了我。记得爸妈他们的义乌之行大概有个把星期。在那一周时间（包括年三十的晚上），我和哥哥吃的菜几乎就没有变过：荤菜就是霉干菜蒸猪头肉，素菜就是用爸爸副食品卡买来的卷心菜（那段时间，这特供卡每天也只有一颗卷心菜好买）。哥哥几天下来吃腻了，难免也会发几句牢骚，可有什么办法呢，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呀。好在肚子饿了，也就顾不了这么多，还顿顿吃得有滋有味呢！

那时，爸妈两人工资加起来每月只有一百六、七十元，要养九口人，要供我们读书，有时还要接济一下在乡下的亲戚，所以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从来就没有宽裕过。加上从小在艰苦岁月中长大，爸妈的言传身教也给我很大的影响，这种种因素养成了我勤俭节约的习惯。我想，妈妈临走前把这家交给我，那我就得精打细算。每天的饭还是按老规矩用碗蒸的，一粒米都不敢多放；那卷心菜外面的老皮我也一张都舍不得丢，炒菜时总想着先把外面的老皮吃掉。就这样，一个星期下来我居然攒下了三、四颗嫩嫩的卷心菜的芯子。

几天以后，爸爸妈妈带着弟弟们回来了，一进门就看见几颗卷心菜芯子整齐地排列在桌子上。瞬间，妈妈的双眼湿润了……

兄 妹

童年和少年时期，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我和哥哥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他只比我大了一岁多点，我们一起背着书包进入小学、初中，而且还都是同校、同班。直到在杭州市拱宸中学上初二时，爸妈也许是觉得他有天赋，应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也许是想让他过过学校的集体生活，收收他那桀骜不训的脾性；抑或是想减少他欺负弟弟妹妹（那时的他经常用拳头和弟妹“交流”）的机会，就托人把哥哥转入了当时杭州最好的中学——杭一中。到了1961年初升高的时候，我凭自己的努力，也考入了杭一中！这样，兄妹俩分开了不到两年，又聚在了一起。只不过这回是同校不同班了：我在4班，他在我们这一届唯一的“和尚班”——5班。

在杭一中，我们俩都住校，离开了父母的呵护，兄妹间的互相照应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记得那时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8.5元钱，爸妈每月给我们每人9元钱，剩下的0.5元钱作为我们每周回家的交通费及买些肥皂、牙膏等生活用品的零花钱。家里的经济不宽裕，我们从小养成了不乱花钱的习惯，这些钱我们是足够花了，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觉得吃不饱。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堂的饭票是严格按每个人的定量发放的。我们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段，加上哥哥又迷上了足球，每天的运动量不小，饭量很大，如果让他放开吃，一天的定量一顿肯定扫完！所以每到当月快接近月末的时候，哥哥经常会问我：“还有饭票吗？”我摸摸自己的口袋，那有什么多余的饭票，可也不能看着哥哥断顿呀。于是我每天都不敢吃得太饱，把省下的饭票给哥攒着，到时可以给他救急。记得最夸张的几天，我只给自己每天留下了二两饭票！不知是不是因为吃得太少的缘故，我好像比别的女孩子发育晚了一些，直到高二那年才长成真正的女人。哥哥那时对我也是挺好的，我记忆很深的是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下午课上完以后，哥哥实在忍不住，就去买了二支冰棍。他嘴里吸吮着一支，手上拿着一支满世界地找我，等他把冰棍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将近一半已化掉了。

哥哥的聪明在学校里是小有名气的，他的数理化成绩相当的好，那些老师也都喜欢他。记得教我们物理的段琪老师就不止一次地和我说：“别看你哥哥在课堂上听得不是很认真，解题的方式也不是很规范，但他的答案总是对的。”那赞赏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哥哥体育也不错，尤其田径和足球是他的强项。在文艺方面，有段时间哥哥对乐器产生了兴趣，他居然自己琢磨着鼓捣出了学校乐器间的钥匙，并在那里面自己学会了弹琴！可哥哥又是个极有争议的人，我曾听说过他因为不喜欢上外语课，就恶作剧地在外语老师的教案夹内放上硕大的蚯蚓，结果把那位上海籍的女教师气哭了的故事；也亲眼看到他在学校开大会时，因为到了饭点，金亮校长还在台上讲话，他居然能在台下把饭碗敲得叮当响！至于父母要求他积极靠拢团组织的嘱咐，他更是不屑一顾……

也许就是哥哥这些匪夷所思的行为大大拉低了他的德育分，所以在1964年高考时学校没有推荐他去报考第一类的军事院校，反倒是推荐成绩不如他的我去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据说录取分数和清华大学一样喔，整个杭一中那一年只有7个名额）。对此，哥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耿耿于怀，还想让我去和老师说说把我的这个机会让给他。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他在学校的政治表现 ，能推荐他去报考二类军事院校已经是得益于我们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当然，最后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我没能被哈军工录取，而是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地处上海的华东纺织工学院（现改名为东华大学），哥哥则考上了二类军事院校——地处南京的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从此开始了我和哥哥异地求学的日子。

　　哥哥姐姐开了个好头，三个弟弟的学习成绩也都相当不错。记得在我和哥哥临行前的家宴上，爸妈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不能忘怀的话：“只要你们自己努力，我们哪怕吃糠咽菜，都要把你们一个个培养到大学毕业！”

我和哥哥就这样怀揣着全家人的厚望，带着邻居们的祝福，迈着青春的步伐，跨进了大学校园！

大学生活的开端是良好的：哥哥很快就适应了部队院校的军营生活——没过多久，他就能在起床号吹响2分钟内迅速穿好军装，打好背包，全副武装跑入队列；我在入学后一年（刚满19岁）就入了党，成了班里的骨干！……

　　可是，没过多久，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

哥哥所在的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因为国家领导人的一句话：“我看111所军事院校太多了！”在1966年春节后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一起集体转业。“南炮”改成了南京华东工程学院（现为南京理工大学）。

转业后的军事院校和全国普通院校一样，很快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大批斗、大串联，完全蹉跎了我们的校园岁月。

　　家里的情况也很糟糕：爸爸戴上了“浙南大叛徒”的帽子被关进小黑屋隔离审查；妈妈被打成“走资派”监督劳动。大弟邑生初中毕业后荒废学业3年，于1969年去了黑龙江富锦县二龙山公社；二弟武林还没上完初中，也于1969年去了桐庐县怡合公社插队；最小的弟弟幼飞原先是有希望被推荐去考“杭外”的，却因爸爸是“大叛徒”的缘故，让这个12岁的少年居然一度失去了读书的权利！

　　那段混乱不堪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1968年12月，哥哥被分配到山东莒县的一个小农机厂。我于1969年9月到了安徽当涂解放军20军的一个部队农场去接受“再教育”。一年半后从农场出来被分配去从事了与自已所学专业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新闻工作。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十年文革埋没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

哥哥因种种原因，从山东到杭州，最后碾转到了义乌。工作岗位也是几经周折，却始终不得志。直到1998年（时年54岁），被一私企聘为技术科长。以后又先后被永康先行集团多宝公司、义乌赵龙集团聘用，历任工程师、总工程师。在这期间，哥哥为这些企业先后获得了20多项技术专利！可他的一席话却让人唏嘘不已——他说：“我的工作只有在这几年才算是对了路，但对我的人生来说，这一切都已太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

我们亲身参与並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现在兄妹5人都已步入老年，过着安稳的日子。我们的下一代是遇上了好时候，基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这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