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星往事回忆——文革中的“旅游”

董其庆

　　文革中的〈串联〉旅游”，发生在六十多年前，是“文革”时期特定历史现象，盛行于1966年8月至次年3月。其形式为：全国中学以上学校组织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全国红卫兵到北京及全国各地互相进行革命交流学习现象。

六十多年弹指间一瞬间，然而作为那个年代，那场运动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那时候的一些事情，至今历历在目，并不时地在脑海中浮现。

　　1966年8月，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特别是1966年9月5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展串联《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当时主要串联地是北京，来京主要是参观、学习和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来京串联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天大好事从天而降，机遇真的来了，那时候我十五六岁，正是青葱岁月里的懵懵懂懂的年龄，而那时候也正是一个盲动的年代；一个狂热的年代；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纷纷行动起来，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去串联。

　　我和朱庭云、马良田、刘春华、张志文、李景跃、李连喜一行七人组成了一个串联小组。出发之前换取全国粮票，准备两件换洗衣服，由学校开个介绍信，证明是革命的红卫兵，到某某市搞革命串联，请接待为盼云云。后来只要有一张纸，上面盖有公章，有字，有日子，就可以走遍全中国，到哪儿只要能找到红卫兵接待站，就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去哪里串联呢！当时我们年龄14～15岁，但野心不小，我说要去就去大城市，去南京、去上海。

我们身背军挎包、军用水壶，10月5日来到山海关火车站，凭介绍信取出火车票，山海关车站都是路过车，由东北开往南京火车进站了，大家蜂拥挤向车门，由于身单力薄，挤不过年龄比我们大的学生，没有挤上南下的列车，一直到半夜才上了一列到达天津火车，车里人真多呀！我们站在列车衔接处。大约在清晨5点左右到达天津站，出了站后，我们到售票窗口领取南下列车票，经过3多小时的排队到了窗口被告知三天后去南京、上海的车票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在天津停留下来，由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们在张贵庄住下，由于第一次出门，没有经验，没有想到天津有两个张贵庄，我们坐上开往张贵庄火车站的公交车，到了张贵庄站才知道去错了地方，应该是天津市内张贵庄小学，又坐车返回。经过一天一夜的劳累，又饿又困，吃完饭后倒头睡去。第二天又去排队取票，被告知下一个三天后票已经没有了，怎么办！我们紧急商量了一下，既然南下不行，就改去东北，当时去东北的人相对较少，当天晚上就有天津到沈阳的列车，我们与接待站老师告别，接待站老师分别时还送我们一人一本《十六条》的单行本。第一次到天津感觉还不错，就是有两样不好，第一街面上找不到厕所，第二本来天津路就不正，还喜欢用东南西北命名，我们也分不出东南西北来。

　　天津火车站人头攒动，人满为患，各种口音的红卫兵塞满了车站广场的各个角落。从晚上7点钟就开始排队候车，一直到半夜12点多钟才得以进入站台。红卫兵们拥挤着、撕扯着、你争我夺、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额定载118人的车厢里，挤进了200多人，尤其到唐山后又挤进100多人，有的红卫兵看从车门上不来，就由车窗爬进来，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上火车除了从车门上车外，还可以从车窗上车。两个人的座椅挤三个人，三个人的座椅挤五个人，过道里更是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得满满登登的，任凭火车怎么晃荡，也不必担心被晃倒，因为里外三层都是人。有心眼的人，发现了“新大陆”，行李架上是天然的卧铺，铺上军大衣一觉睡到终点，这叫“上天”；座席底下，也横躺竖卧着，这叫“入地”，靠车窗的小桌上都坐上了人。车里人多，空气流通不好，气味很糟糕，也顾不上许多，车上既没有水，又没有卖零食的，即使你想去一趟厕所，都像跋山涉水一般的艰难。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使你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去一趟厕所。到了厕所门口，还得和坐在厕所里的红卫兵商量，否则，人家不出来，你也方便不成啊！列车走走停停，早就没有了运行时刻表，不知道时间，全车厢里没有一个戴手表的。蒸气机车，时速很慢，胆大的司机拉着不要命的特殊乘客，奔驰在铁道线上，超载的火车，喘着粗气，呼呲呼呲地拉着红卫兵小将们向前奔驰着。

　　第二天上午8:30，到达沈阳站。红卫兵接待站将我们安排到一家地质学院，我在地质学院内捡到一片云母（属于硅酸盐类的一族矿物，主要是白色和黑色，能分成透明薄片，用做电缘材料）。深秋的沈阳天气已经凉了，树叶枯黄了，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像铺上了层黄地毯，我们去各大专院校地抄写大字报，一开始大串联的学生，很守规矩，真的像模像样到各大学院校去抄写大字报，去旅游玩的人有，但多是年龄较大的学生，后来大串联就被改写成旅游了。在沈阳一家学院，马良田发现一件挺奇怪的事，男女卫生间不分，男女上同一卫生间，同一卫生间是由不同隔断隔开，而且里面都有门，可以关闭，这和火车上的卫生间是同理的，真是少见多怪！

　　我们在沈阳呆了三天后，决定去大连，经过半天排队拿到车票，明天上午10:30的火车。10月10日早上沈阳下起雪来，南方红卫兵冷的个个都嘶嘶哈哈，端肩缩脖的，我们几个穿的衣服也比较少，冻的够呛。我们顶风冒雪步行到火车站，排队等候上车，检票时队伍大乱，学生们争先恐后上车，我们七个人被挤散，张志文、李景跃、李连喜不见了，只有我、马良田、朱庭云、刘春华挤上了火车，当天下午6时到达大连站，经接待站被安排到大连日新街小学住宿。当时去北京免费吃饭，其他城市还是要花钱、要粮票的，由于马良田是回民，我们去经济实惠的回民小饭店吃饭，大连海鲜比较便宜，我们经常去吃小鱼小虾。参观了几个学校，抄写了一些大字报，然后去大连星海公园游玩。星海公园是大连历史最悠久的海滨公园，始建于1909年，占地面积15公顷，是市内最大的海滨公园，由沿岸公园和海水浴场两部分组成。当时已经是10月份，天气已经转凉，但仍有人在洗海澡，我们在潮水退去的浅滩里翻翻找找，找到几个小鱼小螃蟹，很是开心快乐，当时海边海带、海菜很多。晚上去看大连码头，码头上灯火辉煌！汽笛声声。

　　在大连逗留3天后，10月15日我们返回山海关，回到学校，发现学校里基本没有学生，还都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呢！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从报纸上看到了毛主席已经七次接见红卫兵的信息，我们心情十分激动，我和朱庭云、刘春华商量（马良田因是回民，出去吃饭不方便，所以没有同去），我们还要出去串联，这次要到北京去，去见毛主席！

　　说去就去，开介绍信，换取全国粮票，带了两件较厚的衣服，由家里要了20元钱，在10月20日上午登上直达北京的列车，在下午5点到达北京站。北京火车站真是够气派的，外观建筑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立面装饰重点突出，钟楼、翼楼、三拱大窗等处采用了琉璃瓦屋顶及玻璃花饰，简洁大方。楼顶是两座镶嵌着大理石面的四面钟，每天早上7时到晚上9时，它会在正点播放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和钟声。站前的广场好开阔呀！比山海关火车站广场大的太多了，据说，这是建国后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我们跟着大队人群步行10里多地，来到北京接待站——先农坛体育场，体育场人山人海，全国各地红卫兵住宿都要由这里安排出去，接待站要求自愿组成100人的队伍，然后分配出去，可是大家互相都不熟悉，自愿结成组后，一转眼就不见了，体育场内的红卫兵人流在不断流动着，我们三人被卷在其中，突然，我感觉脚下被什么东西套住，不能迈步，我冒着生命危险，极速蹲下取下脚下的东西，原来是一条老式牛皮武装带和一枚毛主席像章。我们多次结组组合，但一直到天亮也没有被分配出去，接近10月下旬的北京夜里气温达到零下1度，南方的红卫兵衣服单薄，冻的不行，就将场馆木材生火取暖，我也饿的不行，就取出挎包里红壤白薯吃了起来，周围的红卫兵问我吃的这是什么东西，由哪里买来的？我告诉他们这是红壤白薯，是由家里带来的。天亮了，有人喊105组过来走了！我们盲目地随着队伍走去，大约走了1小时左右，来到白纸坊北京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当时的所有小学都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小学校，就在教室里打起地铺，铺上稻草垫子，然后在上面铺上被褥。我们在一个国棉纺织厂食堂吃饭，只交粮票不花钱，主食以馒头、玉米发糕、大米饭等，蔬菜以白菜豆腐、萝卜粉条等为主。早饭基本是大米粥、小米粥、咸菜。有时我们也到外面早摊点去吃油条、豆腐脑，刘春华花2分钱买了一碗豆浆，加了点醋，居然成了豆腐脑。当时住宿条件艰苦，学校也没有洗澡处，也没有什么可换洗内衣，穿着棉衣、棉裤，因此身上都长了虱子，浑身上下痒痒的，临睡前脱下衣服捉拿虱子。11月15日开始供暖，暖气还很热，朱庭云光着膀子不小心靠在暖气片上，后背被烫伤一块。

　　在北京串连期间，我们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首都的繁华景象。这次来北京不再去抄写大字报，而是去参观天安门广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去陶然亭公园游玩；去天桥等处溜达。我们想去参观故宫、天坛，但却都关门谢客，怕红卫兵破四旧乱砸破坏文物。我们想到景山公园去看看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听说树已经被北京红卫兵给砍了(现在的歪脖子树是后来补栽的)，原来的树没了，干脆也就不去了。没事就在小学校游艺场荡秋千、坐轮椅、打滑梯、玩单双杠玩，就像小学生课外活动时间体育锻炼。也不知道毛主席何时接见我们，只能等待着，反正见不到毛主席就不走。文革中的大串联，说白了，就是免费旅游、免费交通、免费吃住，但出去30天仍花掉了父母给的20多元巨款，当时一个月生活费才8元钱。

11月15日解放军进驻学校，由解放军同志在操场训练队列，每10个人一列，100个人组成一个方队，第二附属小学共计两个方队，稍息、立正、向右看齐、齐步走，训练是单调、枯燥无味的，但为了能见到毛主席始终坚持着。11月23日半夜12点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说毛主席今天接见，但30分钟后又解散让回去睡觉，可能是一次紧急演练吧！但在25日凌晨3时，又响起紧急集合号，我们都急忙起床，简单洗漱后，集中到校园的大操场上，将钢笔，钥匙，指甲刀，水果刀，手表通通上交，由解放军统一保管，接着又给我们每人发了馒头、鸡蛋及鸭梨，装在挎包里。大家心里明白毛主席今天可能接见我们，我们激动万分，多少天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叫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呢！解放军同志强调了纪律，以及一些注意事项，特别嘱咐我们要将鞋带扎紧系牢。但是，也不知解放军同志也不知道，还是因为保密或者还是别的原因，当时解放军同志也未宣布毛主席具体怎样接见，在什么地方接见。然后我们排着队伍出发了，各驻地的红卫兵都向天安门东边集中，路上特别拥堵，走的速度很慢，天亮时我们到达天安门东面的东单附近等待，一等待就是4小时左右。

　　1966年11月25日，天安门广场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显得格外美丽、庄严。一个个巨型气球托着标语彩带，漂浮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分外美观。广场上人山人海，排列着整齐的方队，热闹非凡。11:20在优美雄壮的《东方红》乐曲中，敬爱的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陪同毛主席和林彪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中央。毛主席面带微笑，身着军装、头戴军帽、满脸红光、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上午11:30康生宣布大会开始，中央首长讲话完毕后，游行队伍在《大海航行靠航手》的乐曲声中游行开始，接受毛主席检阅。50人为一路纵队，我在北面第8位纵队，我们这一路纵队是胳膊挽胳膊、肩并着肩、迈开大步、雄赳赳气昂昂由东往西向着天安门方向前进，我离天安门较近，看毛主席看得很清楚。毛主席不停地向我们频频招手，我看到毛主席啦！我看到了毛主席啦！幸福的心情难以言表，但游行队伍走的很快，多么想停下来多看毛主席几眼，我们一直走到西单后，然后解散返回驻地，群众游行一直到下午3:30才结束。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是分两批、三处地点进行的。第一批接见在11月25日上午11:30，组织了7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游行。第二批接见在11月26日，分两处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一处在市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全长6500米，组织了80万红卫兵。下午2:30，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等乘敞篷车，从红卫兵中间缓缓通过，检阅了全部队伍，3:00结束。另一处在西郊机场，组织了110万红卫兵，也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毛主席等乘敞篷车，在市区检阅后，直接到西郊机场，继续检阅，下午5时结束。

毛主席从1966年8月18日～11月26日，八次接见了大约一千三百万左右红卫兵，这在世界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毛主席接见后，解放军同志要返回了，10天来我们与解放军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为我们操了很多心，每天带领我们跑步锻炼、队列训练，甚至还给我们理发等等，最后带领我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因此，我们对解放军同志留恋不舍，依依惜别，有的同学甚至留下了惜别的泪水。在此，向带领过我们的解放军同志道一声真诚迟到的感激，谢谢你们!时光如梭，半个世纪时间不经意的就过去了，但是，1966年11月25日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仍然不时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回忆起来，还是令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我们见到毛主席后，在11月28日离开北京返回山海关。 我向家乡的小伙伴们描述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他们都羡慕不已，都说我是幸运的。不过现在反思起来，全国性大串联带来了多大的浪费，文革使国家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特别是浪费了学生的学习光阴，说是初中毕业，实质我只学习了初一课程，为以后上学，参加工作带来了困难。大串连也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天，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并说毛主席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由于大串连是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进行的，1967年春决定不再进行串连，大串连便成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名词。

　　时隔五十四年，半个世纪已过。我从朝气蓬勃、青春年华的青少年变成了两鬓白霜、老态龙钟的老者。文革中我两度出去串联，尤其北京串连是我的三生有幸，梦想成真。让我这个农村长大、没有坐过火车的孩子大开眼界，目睹了北京及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见到了一般人见不到的大世面，特别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壮丽情景，丰富了我的阅历、北京串连见毛主席，永远是我人生的最美一段历程，它永远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彻底否定“文革”，已经写入中央决议中。历史就是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但还是会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记忆历史，回首往事，很多历史犹在，又有很多历史让人难以言表。青年学生是从大串联开始走向社会、经风雨见市面，得到了锻炼。但大串联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对过去的反思，说到底还是为了未来，记住过去的痛楚和丑陋，无非是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错误的历史是可以重复的。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以及坚持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在中国有着极高的现实必要性。（完）

　　文章中某些资料来源于网络之中，特此说明，感谢原作者。

　　特别感谢吴秀琴老师辛勤校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