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王白与烈士

素缘了凡

王白与（1902－1949），王白与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东分会负责人，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牺牲，民革川康五魂之一。1947年，王白与同一群四川籍同仁，瞻仰南京雨花台，激情挥毫，写下“岭上埋骨方正学，长留浩气养神州”的诗句。他是具有浩然正气的革命义士，从一个名门子弟起步，紧跟时代的旋律不断进步，历经坎坷。最后，高喊“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王白与，四川蓬安柳滩乡人，毕业于北京陆军测量大学，曾任《新蜀报》总编辑、总经理，《华西日报》社长，刘湘2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政治部主任。还曾担任多所私立大学教授和中学校长。学贯中西，擅长书画，著有《双梧桐诗集》、《力斋诗词集》，写过一首自由体诗《四川老百姓起来了》。 1948年加入民革，任民革川康负责人，做上层统战工作。1949年8月被捕，11月27日就义于重庆大屠杀。临刑时，昂首挺胸，边笑边说：“痛快、痛快”慷慨成仁。 他跟吴玉章、张澜、郭沫若、范绍增等各界人物都有联系，主要活跃在文教新闻界，从事对军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主要负责策反杨杰将军（杨1949年底在香港被军统暗杀）。1949年8月初与杨杰约定共商起义大计，不料8月20日从南岸老君洞下山过河时被捕入狱关进白公馆监狱，脚镣手铐，经10次严刑拷打，均慷慨直言，未曾累及任何同志。

王白与又名本霖，1902年10月15日出生在四川蓬安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长辈有旧学根底，多科举中榜者，清末主张变法维新，参加维新派，起过进步作用。父亲与南充张澜（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为故交。母亲为蓬安望族名媛。白与不幸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幼时即随母移居蓬安。他天赋聪颖，奋发自励，打下良好的汉语和古典文学基础。1921年于南充联合中学毕业后，随伯父王静生赴北京求学。时值北洋军阀当政，外患频仍，内乱不已，国势日蹙，民不聊生。他听说中国军事地图还不如日寇在我国窃绘的详尽，觉得是奇耻大辱，立志挽回中华民族的尊严，考入北京陆军测量学堂。他求学期间，常到北京图书馆博览群书，发愤苦读。知识日益渊博，且独具见识，常为北京报章特别是《晨报》撰写政治评论和文学作品，才华横溢，颇受读者欢迎。在北京的四川名流蒲殿俊（广安人，进士，近代立宪派，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后参与组织民主党、进步党，创办和主持《晨报》)，与其伯父静生为同榜进士，嘉其才华，以独女蒲耀琮许之为妻。

他跟吴玉章、张澜、郭沫若、范绍增等各界人物都有联系，主要活跃在文教新闻界，从事对军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主要负责策反杨杰将军（杨1949年底在香港被军统暗杀）。1949年8月初与杨杰约定共商起义大计，不料8月20日从南岸老君洞下山过河时被捕入狱关进白公馆监狱，脚镣手铐，经10次严刑拷打，均慷慨直言，未曾累及任何同志。

王白与在测量学堂毕业后，1927年回到重庆。时割据重庆的四川军阀刘湘于投蒋反共之后，捕杀进步学者，深感文案乏人，慕王白与之名，乃接受张澜、蒲殿俊等名流推荐，任命王白与兼2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四川省政府成立后，刘湘主持川政，任命王白与担任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政治部主任。王白与参与机密，刘的重要文电讲话稿，多出自他的手笔，直到1938年，计十年之久。他的政治观点，随时局发展而变化，先是拥护刘湘巩固川政，继而推动刘湘防蒋并兼和逼蒋抗日。他的见解，深得刘湘赏识。

1935年，蒋介石利用四川军阀的反共立场，将其嫡系势力大量渗入四川。一面追剿红军，一面直接控制四川，想一箭双雕。除调蒋军入川，还派别动队、宪兵团，又亲往坐镇，办“中央军官训练团”于峨眉山，目的在于收买和分化四川军政人员，特别针对实力最大的刘湘。1935年，刘湘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开始转变反共立场，暗地接受冯玉祥的使者郭秉毅(河北人，北大学生，中共党员)、汪导余(安徽南陵人，进步人士）、李荫枫(察哈尔人，进步人士)等人的建议，联合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刘湘这一符合民族利益的转变，得到中共和进步人士及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王白与是一个积极推动者，他和高兴亚、郭秉毅、汪导余、李荫枫一起帮助刘湘在成都举办“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并担任该班政治部主任。王白与在讲堂上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学员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他们一致拥

护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地方实力派采取防蒋、逼蒋抗日的立场，对全国局势发生了良好影响。1936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变本加厉地推行对日妥协、对内反共和剪除异己的政策，激起了人民和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冯玉祥在中共影响下，倡导反蒋联共抗日，全国各地区军事首脑，如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等，都先后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刘湘率先发出声援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抗战爆发，他又亲率数十万四川健儿开往京沪和其他抗日前线。这是刘湘的历史业绩，也是王白与对民族和人民的一大贡献。刘湘死后，四川军人先后被蒋介石在峨眉山加以分化，被康泽拉入“复兴社”的王缵绪被蒋介石委为四川省主席。王白与鄙其为人，不愿与之合作，乃断然离开政界。王白与和刘湘观点契合，情谊也深。1938年，刘湘病故于武汉万国医院，他亲赴武汉吊唁。但他始终保持着学士气派，以清高自励，对官场浊气极表厌恶，在刘湘左右虽有几个有识之士，更多的是蝇营狗苟之辈。王白与门前自然也少不了说情送礼、请求牵线搭桥者。应付这些人是他最苦恼的事情。每当会着老朋友，他便要痛痛快快发泄一番，把那些厚脸皮骂个够。有人称道他：“舍专员、县长而不为。出污泥而不染。”

食力斋诗词――王白与

王白与为人直率，富于正义感，不愿沉沦于官场，而汲汲于新闻事业的建树。1929年，他受聘于重庆《新蜀报》任总编辑，辛勤耕耘。他为什么爱办报?因他觉得在报纸上著文论事，比写官方文章自由。更主要的是他自有一套办报主张。这集中地表达在1934年他为《新蜀报》创刊四千号所写的《纪念词》：“凡有关民族兴替、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莫不站在时代之前列，大声疾呼，至若武夫之专横独裁，党政之明争暗斗，政客之纵横捭阖，官吏之暴取横征，土劣之为虎作伥，凡此诸班怪状，足碍社会之进展者，即以纯客观态度，尽量指陈，不惧威胁，不受利诱，不避斧钺，痛加针砭。”王白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王白与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个人品德，要求甚严。1929年在重庆新闻界，有的人仗势军阀、政客作后台作威作福。他鄙视、憎恨这些角色，常常疾颜厉色地加以指斥。对志趣相投的同业，则与其娓娓细谈，互相切磋。当朋友们因一时经济困难向他告贷，他都尽力相帮。为使报界同仁进步，王白与在重庆创办新闻学研究所，吸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热心于新闻事业的青年记者进修。参加进修的有《新蜀报》记者吴宜之、王俊(共产党员)。王白与还和他们建立了较好私人友谊。后来，二人因参加学运、工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王白与虽尽力营救，但未获成功。1934年，王白与在成都创办《华西日报》，担任社长。他延揽了进步青年何洛等参加编辑工作，刊载新文艺作品，灌输进步的意识，很受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欢迎，把该报办得颇有生气，吸引了大批爱好文艺青年参加新文艺活动。《华西日报》副刊在当时成都首屈一指。王白与办报，不像一般官僚只挂个空名，而是不辞辛劳自己动手编稿撰文。那时王白与在四川省军政机关任职，工作极忙。白天在办公室综核文稿或在研究班给学员上课。深夜才到报馆，经常是通宵达旦地看稿、写稿。照说身体是受不了的，但他没有生病，也不感到劳累，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工作，从不敷衍，故同事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铁牛”。

王白与在《华西日报》为同事题字

王白与在政治上讲操守，生活上也极严肃。尽管他收入较丰，自奉却极微薄，生活简朴，很少出外应酬，更不打牌喝酒。有一段时间，每天上下班往返城内外，都是步行。有朋友到他家去，只见满屋堆着书籍，没有一样华美的家俱，但对于买书，尤其是汉魏碑刻、晋唐法帖，从不惜钱。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时局，精心研究。他和朋友在一起，多半是畅谈时事。1939年，抗战方殷，国土日蹙。王白与和爱国青年李青源及金陵大学学生，决心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以纯报人身份主持《华西日报》，撰社论，评时政，不久因受官方刁难，被迫离去。生活陷于窘困，不得不到原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川康铜业管理处工作。终以志趣不合，又复离职。

1944年，在杜桴生(《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负责人)暗中支持下，并得到川康个别军人的赞助，王白与和杜重石、李扬波、蔡梦慰(诗人新闻记者、1949年殉难于重庆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监狱)等创办《大义周刊》，常撰稿反对蒋介石独裁暴政，间或刊载一些介绍苏联经济建设和解放区人民开荒抗日等情况报道。国民党当局竟迫令其停刊。这时王白与处境十分困难，重返重庆《新蜀报》就任总经理。王白与任《新蜀报》总经理时，抗日战争接近胜利，虽然主管的是行政，但在触及政府施政弊端的问题上，他也执笔著论加以抨击。1945年何鲁、胡文澜等倡议组织“四川粮民借谷索债请愿团”，要求政府偿还战时的借粮。王白与著论支持，痛击政府的田赋政策，指出：抗战既已胜利，政府理应偿还借粮。同年，又因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中央银行利用向美国借来五亿美元黄金作幌子，举办以法币折合黄金储蓄存款，吸收游资。而存款到期时，财政部则强令存款人扣减四成作捐献。王白与不惧权势，撰文力斥政府背信，还引孔子的“人无信不立”严厉警告，伸张正义。这两件事，都击中蒋介石的痛处，他和蒋政权的矛盾，愈益尖锐了。为了和蒋介石政府抗衡，王白与参加了“中国农民自由党”。他以为，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国民经济就能顺利发展，国家就能获得真正独立富强。殊不知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允许任何政党的存在。“农民自由党”成了空中楼阁。王白与也被迫离开重庆。经过严酷现实教育，王白与和他的朋友们先后走上了坚决接受中共领导以推翻蒋介石政权的道路。

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王白与反蒋言论更趋激烈，反动当局对他益发不能容忍。重庆不能立脚了，他只身一人乘船东下至上海，原拟办《新蜀报》(沪版)进行反蒋宣传工作，但以诸多原因，这一设想也未能实现。王白与在上海，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已取得伟大胜利，蒋介石已处于国统区人民运动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派已从个别反蒋，走上了联合行动的新阶段。心忧时局的王白与，终于找到了现实的有效爱国途径。在上海的郭春涛、杨啸天(杨虎)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志联谊会”，王白与、王寄一、庞佑玙、何培荣、李剑华等老友一道参加该会。他还担任秘书组长，并为该会草拟了政治纲领，最主要之点是：推翻蒋介石独裁卖国政府，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郭春涛为民革常委，上海的“民主同志联谊会”相应更名为上海地下民革。

王白与在上海，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已取得伟大胜利，蒋介石已处于国统区人民运动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派已从个别反蒋，走上了联合行动的新阶段。心忧时局的王白与，终于找到了现实的有效爱国途径。在上海的郭春涛、杨啸天(杨虎)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志联谊会”，王白与、王寄一、庞佑玙、何培荣、李剑华等老友一道参加该会。他还担任秘书组长，并为该会草拟了政治纲领，最主要之点是：推翻蒋介石独裁卖国政府，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郭春涛为民革常委，上海的“民主同志联谊会”相应更名为上海地下民革。民联西南执行部负责人杨杰由昆明来渝，通过黎又霖、杨永思等，在周均时家和王白与、何鲁、王国源开了一个秘密会。杨杰分析了时局形势，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王白与力主加强建军、策反同时并进，大家无异议。同时，何鲁、杨永思向大家介绍民革川东分会成立、活动情况。王白与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会上还提出执行王白与的建军主张，决定张镇宇以涪陵新庙镇为基地，组建“川东纵队”。涪陵解放时，“川东纵队”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王白与在重庆，除通过民革组织进行活动外，还四处奔走串连，遇着熟识的朋友，只要是可靠的，他都畅谈时局，说明蒋介石政权必然瓦解的道理。有一次他在朝天门码头送朋友去武汉，碰到曾在鲁中孟良崮战役负伤投诚，治愈退役返家的国民党军官刘钊良。刘向他倾述了国民党军中军心涣散，士气消沉，痛恨自己走错了路，这次回家决心务农等想法后，王白与说：“你路是走错了，现在重新开路也不晚，现在有个好机会，王陵基(四川省主席)要在各县成立民众自卫队总队，掌握全县武力，好调军队去前线打仗，你可以插进去，作为策反基地。”王白与分别给“国大”代表刘湘石等写了信。由于王白与的推荐，刘被选为蓬安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临解放前夕率队起义。

狱中诗三首

一 、由来志士苦心多，蜀络千秋恨不磨。心如止水无牵挂，犹惭百日坐东坡。

二 、斗室南冠作楚囚，纷然万念一身收。人经忧患殊轻死，书到危疑不解仇。

三 、天上星河看灿烂，江间波浪纵横流。悠然翠秀南山影，何日芒鞋得再游。

2003年11月，重庆红光中学历史教师、图书管理员、民间收藏家张南在较场口旧书市场的冷摊上，淘到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英语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一篇序文，出自“11·27”烈士王白与之手。这本跟烈士有关的小册子巴掌大的淡蓝封面上，用篆书和英文写着《英语捷径》的书名，还有“成都杨松年著”的字样。

为了迎接胜利，王白与的活动日益频繁。他还借其弟王叔云暑假回蓬安省亲，嘱其送信给蓬安参议员陈颍川、西充县参议员王浪平，借充实县民众自卫总队之名，用参议会的名义来渝运500支枪，以响应解放。但不幸被打入民革组织的军统特务李君英、严守三出卖，他和黎又霖、周均时、周绍轩、王国源、杨其昌、江载黎等相继被捕。被捕后，先关在大梁子老街2号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由处长徐远举亲自审讯。王白与坚不吐实。深夜十二点多钟被蒙上眼睛，押上汽车，车上的人都以为是押去枪毙，有人喊：“天哪!要杀我，请给我送封信回去好吗?”王白与则厉声喝道：“我不怕，死就死！”第二天，王白与才知道他和周绍轩被转移到军统集中营白公馆监狱楼三室。当时天气十分炎热，加上他是在路上被捕的，腰无分文，随身日用物品一件也没带。王白与一直饿了几天，才略略喝上几口稀饭。尽管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摧残折磨，但他情绪乐观，坚强不屈，常和难友吟诗言志。

国民党反动派毫无人性，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王白与是当晚押往松林坡枪杀的。他被押出囚室时，昂首挺胸，神态自若，边笑边说：“痛快，痛快!”大声高呼：“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收殓王白与烈士遗体的时候，鼻孔还流着血，在场者无不失声痛哭，肃然起敬。

王白与作序

书籍简介

2003年11月，重庆红光中学历史教师、图书管理员、民间收藏家张南在较场口旧书市场的冷摊上，淘到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英语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一篇序文，出自“11·27”烈士王白与之手。这本跟烈士有关的小册子巴掌大的淡蓝封面上，用篆书和英文写着《英语捷径》的书名，还有“成都杨松年著”的字样。封三版权页表明此书由重庆新蜀报馆印刷厂印刷，成都文庙后街五大夫书店发行。重庆中一路60号新蜀报馆营业部，公园路基督教青年会询问处和新生市场的进文书店都有代售点。定价国币850元，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出版。

序文全文

王白与序文全文如下：

自海禁大开以来，国人竞习西文。而严复、辜鸿铭二子最称博洽。辜氏精深，为欧陆学人所敬畏；严氏则译名著，功垂士林。晚近学人，无以过之也。杨君松年，与余交逾十年矣。近著《英语捷径》一书问世，属余叙之。余初习英语，久而荒废，焉敢叙君之书。

唯念语言文字之妙，虽国族有殊，而真趣则一。中国文字以形为主，并重声义。故地广民众，而书靡不同文；西文则自拉丁蜕变，而后英法德意体系纷然，一国之中，又杂若干方言土语，求彼此互通情愫，亦苦不易，由此可知畅解西语之难也。

杨君寝馈斯道，久于字之流变、音之异同、语之文野、法之精粗，辨之审矣。且其自叙有云：此书措辞，仍多用中文比附评判，使国人易于领晤，大与坊间流行者异趣。鸣乎！晚近世俗之敝，贱近贵远，珍新蔑故，一切盲目附和欧西，鄙弃固美，此毒深中于士大夫，实堪汗骇。

王白与作《英语捷径》序文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中国立国之道，果安在乎？学术不竞，举凡思想文明，一概取径列邦；官府文书、商场帖告，悉用外文，而贩夫走卒应对进退，通操庐舌之音。昔人所谓用夏变夷，今则反其道而行之，奈之何，不为印度安南之续也。

日本自身无文化，拾中国唾馀，成钜邦，维新以后，力追欧西文明，凡遇新书，靡不译布，数十年中，文物粲然。中国科学需新，同于日本，而文化固有殆与异焉。今不师日本之长而偏抛固有以张其短，此吾读杨子之书而不能不深致慨叹者也。若夫借错他山，张我华粹，求如严辜二子。振衣千仞，启示后辈，此则杨君之责企余望之矣。

卅五年十二月王白与序于重庆新蜀报社 

王白与名本霖，今蓬安柳滩人。陆军测绘学堂毕业后，回川为成渝各报撰稿。1927年，重庆《新蜀报》聘请担任总。因张澜和蒲殿俊推荐，出任二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期间，创办“新闻学研究所”。1933年，任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任川康善后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1934年，创办《华西日报》，任社长。1943年，创办岷云艺术学校，任校长。创办《大同周刊》，为发行人。后再到《新蜀报》任总经理。1945年，与何鲁等于重庆组织农民自由党。1946年，王前往上海任“民革”四川省组织的前身“民主同志联谊会”的秘书组长，负责起草了该组织的纲领和宣言。1949年春，王回川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是年8月20日，被当局逮捕，关押于“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11月27日，国民党逃离重庆时实行了大-，王高呼口号后英勇就义。

王白与，1902年生，四川蓬安人，幼年受私塾教育。1916年入南充联中。1918年考入北京陆军测绘大学。1921年至1926年担任《新蜀报》主笔。积极提倡新文化，宣传国民革命，大张旗鼓抨击国民党右派活动。1926年起连续4年任国民党二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并创办重庆新闻研究所，任所长。坚持进步新闻原则，求真理，重理智，借此与青年志士联络。1933年至1938年任四川省政府编辑室主任。成都创办《华西日报》时，兼任社长。此间，与《大声周刊》社长、共产党员车耀先协商，组织蓉城各工会集会，欢迎王明来川演讲，并在《华西日报》副刊上登载有关阶级斗争观点的文章。“七七”事变后，又开辟专栏，着力宣传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爱国行动，刊登郭沫若的《告四川青年》，毛泽东、秦邦宪的《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和朱德的《八路军抗战一周年》等文章，《华西日报》报深受进步人士青睐。1942年同谢无量在成都创办岷云学校，自任校长。旋即与进步青年创办《大义周刊》，为发行人。该刊发行不久，被国民党冠以“言论右倾，为害民国”等罪名，被迫停刊。1943年，重返《新蜀报》任总经理。1944年，会同胡文澜、何鲁等人，成立“四川粮民借谷索债请愿团”，敦促四川省主席张群等人退赃还款，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1946年，先后被重庆朝阳学院、省立教育学院和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聘为教授。向学生灌输新文化，抨击旧势力，引导学生清醒头脑，明辨是非。同年，痛恨蒋介石发动内战，横征暴敛，与何鲁、王国源等人组织成立“中国农民自由党”，任宣传部长。他们主张减租减息，保障佃权，扩大农贷，严禁高利盘剥，实现“耕者有其田”，被国民党右派视为“共产党的尾巴”，被迫离川。1947年夏，只身去上海，以诗文为武器，与王佑与共同进行反蒋斗争，揭露蒋介石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发动内战的罪行。现留下《天下》、《秋夜》等诗。《秋夜》诗曰：“秋夜宜相恨，其如独肿何；凉风又剪劲，新月一弦多。市影随灯幻，乡心共观磨；高楼闻战伐，无口不悲歌。”同年，由郭春涛介绍加入民革。常与杨杰、周均时、何鲁、尹子勤等人秘密集会，拟建人民革命武装，准备在川康起义。1948年春，去西安策动胡宗南部川籍军官反正。同年8月，书信给堂兄王浪萍（川康省参议员、蓬安县粮行经理）和同学陈龙光（蓬安县参议长），要王、陈“凭借参议会充实自卫队之名，赴渝在尹子勤处运回枪500支，以备西充、蓬安解放。”这些活动被混进民革的特务李君英、苏介夫、严守三等人掌握，上报西南保密局和军统特务机关。8月20日下午3时左右，在重庆白龙池被捕，禁于白公馆227号牢房。在狱中，脚锁铁镣，多次被特务严刑逼供，惨遭毒打。并未屈服，仍以诗为武器，坚持斗争。写诗四首，现留下三首，其中之一：“斗室南冠作楚囚，纷然万念一身收。人经忧患殊轻死，书到危疑不解愁。”1949年11月27日晚饭后，难友们从种种迹象断定，敌人可能要下毒手，他坚定地说：“我是不怕的。”晚10点钟左右，两个特务把他押出囚室。他神情自若，从容镇静。走出不远，难友们就听到他“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民主革命成功万岁！”的呼声，英勇就义于中美合作所。

王白与，名本霖，字白与，祖籍西充，1902年 10月 15 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生于蓬安县柳滩乡一书香世家。祖父为清末举人，任过蓬州玉环书院山长。王白与5岁即入学私塾，成绩优异，后入顺庆(今南充)联中。中学结业后，他赴北京考入陆军测绘学校，随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因其勤奋好学文采出众而颇具才名。当时，寓居北京、担任《晨报》主编的蒲殿俊对他深为器重。王白与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四川，先是以为成渝两地报刊撰稿维持生计。

1927年，他因文笔出色而被重庆《新蜀报》聘为总编辑。他任总编时，该报“凡有关民族兴替，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莫不站在时代之前大声疾呼。”而对“足碍社会之进展者”则“不畏威胁，不受利用，痛加贬斥。”

王白与还担任过刘湘二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创办了“新闻学研究所”，吸收热爱新闻事业的有志青年入所学习。他支持、爱护进步青年，中共党员王俊两次被捕都是被王白与保释出来的(王俊后被向育仁杀害)。《新蜀报》记者，中共党员吴宜之被捕后，王白与也曾积极设法营救过(吴后自杀以抗议当局的暴行)。

1933年刘湘主持川政时，王白与担任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川康善后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他积极建议革除祸害四川人民多年的“防区制”。

1934年，王白与创办了《华西日报》并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提出的办报准则是求真理，扬善抑恶，报纸自己应洁身自好，应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因此他办的《华西日报》曾风靡一时，销路甚广。

1941年至1943年间，王白与在成都创办了岷山艺术学校并任校长。他又担任过《新蜀报》总经理。他在《新蜀报》上开辟专栏。抨击国民党政府实行“田赋实征”的罪恶实质。他还与何鲁等组织粮民索债团，发动全川农民向政府索还征借粮债。

1944年王白与和一些进步青年创办《大义周刊》，因宣扬进步言论，很快被当局扼杀。

抗战胜利后，王白与利用担任朝阳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校教授的身份，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要他们明辨是非，站到人民一边。

1946年2月，国民党当局在重庆制造“校场口血案”后，王白与在《国民公报》上公开署名，发表《四川老百姓起来》一文揭露蒋介石玩弄假和平、准备制造内战的阴谋。为此，他得罪了当局，被迫离开重庆去上海。

王白与在上海期间担任了“民主同志联谊会”秘书组长。他亲笔起草的“民联”纲领和宣言表明“要充分发动人民力量，制止内战，争取真正的持久的民主与和平”。并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没收官僚资本的主张。王白与还和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邓初民等保持着密切联系。王白与擅长诗词书画，工魏碑、隶篆。他的书画室“食力斋”中收藏的文物颇为丰富。字画方面有自宋元以来的名家杰作，如元代名画家倪赞的江南太湖山水册，明代李流芳的绢本水墨画，周臣的《观瀑画》，唐寅、谢时臣、钱谷等人的山水、花鸟团扇册页。还有明代大书法家文征明的《虎山桥》行草斗方，清代的成亲王、龚晴皋、郭尚先等人的墨迹为数也不少。王白与收藏的近现文物珍品还有：徐悲鸿的墨竹，齐白石的群虾图，郁曼陀的仕女画，张晖的桂花图等。他还保存了于右任、黄炎培、蒲殿俊等知名人士赠给他的书法墨迹。王白与还收藏了100多件艺术、史料价值都极珍贵的拓片，如东汉“袁安、袁敝碑”、“石门铭”的宋元拓片，雅安高颐阙明代拓片等。他所收藏的一些影印书刊和书信稿，是研究四川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贵重史料。

四川解放前夕，王白与为了使这批珍贵文物免遭战火的毁灭，将其全部从成都运回家乡西充，解放后由他的亲属将这批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1949年春，王白与回到四川，和其他“民革川康分会”的同志一起秘密进行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准备以武装起义迎接大西南的解放，后因计划泄露，8月 20 日王白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于重庆白公馆监狱，他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毫不动摇，11月 27 日从容就义。

狱中诗三首

由来志士苦心多，蜀络千秋恨不磨。

心如止水无牵挂，犹惭百日坐东坡。

斗室南冠作楚囚，纷然万念一身收。

人经忧患殊轻死，书到危疑不解仇。

天上星河看灿烂，江间波浪纵横流。

悠然翠秀南山影，何日芒鞋得再游。

王白与：

1902——出生于蓬安县柳滩乡王家湾，是四川民革“川康五魂”之一，先后担任四川军阀刘湘21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新蜀报》总编辑、总经理，因与杨杰等人策动武装起义，为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迎接解放工作而被捕，经受10次严刑拷打。

1949——慷慨就义于重庆，未曾累及任何同志。

1929年——受聘于重庆《新蜀报》担任总编，他以纯客观态度、尽量指陈、不惧威胁、不受利诱、不避斧钺、痛加针砭要求自己。笔耕不辍的创写了《纪念词》等优秀报刊。可是，备受自己看重的有志青年王俊，因参加学生运动，在四川大学被捕，被“三军”不加审理而不幸杀害。加之报社吴宜之抗议军警，拿玻璃片自杀的沉重打击，先生每次提及都掩面哀惋。

1934年——创办了《华西日报》，先生在工作中更是亲力亲为编稿改稿到深夜，那时的王白与一边在四川省军政机关任职，为刘湘执笔重要的文电讲话稿，供稿10年之久，故同事们为他起名“铁牛”。

据了解，先生每次完刊落款时都要求把蓬安注为出生地，力表不忘家乡的养育。

1947年——先生同一群川籍同仁，瞻仰南京雨花台，激情挥毫，写下"岭上埋骨方正学，长留浩气养神州"的诗句。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

先生力主加强建军、策反同时并进，决定以张镇宇、涪陵新庙镇作为基地，组建了一支"川东纵队"。在涪陵解放后，先生在重庆的时候，除通过民革组织进行活动外，还四处奔走串连，遇见熟朋旧友，若是可靠之人，他都畅谈时局，说明蒋介石政权必然瓦解的道理。

1948年5月——国民党军官的刘剑良负伤返乡，路经重庆市朝天门码头遇见了先生，在唏嘘交谈中，刘剑良对走了错路追悔莫及，而先生劝导他“重新开路，为时不晚”。

1949年12月——刘剑良带领“自卫队”起义，迎接了蓬安县的和平解放。

1949年8月——本是商定起义大计的时候，却遭出卖被捕入狱，关在大梁子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经受10次严刑拷打，先生都守口如瓶不吐露半字。在晚上12:00被蒙上眼睛，押上汽车，车上有人大喊:"天哪!要杀我，请让我写封信回去好吗?"先生却说:"我不怕，死就死!"

在先生转移到白公馆监狱路途中，天气炎热难耐，加上是在路上被捕，腰无分文，一直饿了几天，才让他喝上几口稀饭。尽管先生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折磨，但他仍然正义凛然，刚正不阿。可是，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

27日先生被押往松林坡枪杀。他走出囚牢时，神情自若，大笑说:"痛快，痛快!"大声高呼:"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后来，在收殓先生遗体的时候，鼻孔还流着血，在场者无不失声痛哭，肃然起敬。

王白与烈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东分会负责人，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牺牲，民革川康五魂之一。

1947年，王白与同一群四川籍同仁，瞻仰南京雨花台，激情挥毫，写下“岭上埋骨方正学，长留浩气养神州”的诗句。他是具有浩然正气的革命义士，从一个名门子弟起步，紧跟时代的旋律不断进步，历经坎坷。最后，高喊“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王白与5岁即入学私塾，成绩优异，后入顺庆(今南充)联中。中学结业后，他赴北京考入陆军测绘学校，随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因其勤奋好学文采出众而颇具才名。当时，寓居北京、担任《晨报》主编的蒲殿俊对他深为器重。王白与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四川，先是以为成渝两地报刊撰稿维持生计。

1927年，他因文笔出色而被重庆《新蜀报》聘为总编辑。他任总编时，该报“凡有关民族兴替，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莫不站在时代之前大声疾呼。”而对“足碍社会之进展者”则“不畏威胁，不受利用，痛加贬斥。”

王白与还担任过刘湘二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创办了“新闻学研究所”，吸收热爱新闻事业的有志青年入所学习。他支持、爱护进步青年，中共党员王俊两次被捕都是被王白与保释出来的(王俊后被向育仁杀害)。中共党员吴宜之被捕后，王白与也曾积极设法营救过(吴后自杀以抗议当局的暴行)。

1933年刘湘主持川政时，王白与担任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川康善后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他积极建议革除祸害四川人民多年的“防区制”。

1934年，王白与创办了《华西日报》并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提出的办报准则是求真理，扬善抑恶，报纸自己应洁身自好，应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因此他办的《华西日报》曾风靡一时，销路甚广。

1935 年，刘湘根据冯玉祥的建议，针对蒋介石在峨眉办中央训练团的做法，在成都办了川康善后督办公署军官研究班，与蒋分庭抗礼。王白与担任研究班主任，他以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例，在研究班宣讲团结救国的道理，呼吁一致奋起救亡图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1938 年刘湘病逝后，王白与脱离了国民党政界，《华西日报》也因受到当局的刁难使他不得不撒手。

1941年至1943年间，王白与在成都创办了岷山艺术学校并任校长。他又担任过《新蜀报》总经理。他在《新蜀报》上开辟专栏。抨击国民党政府实行“田赋实征”的罪恶实质。他还与何鲁等组织粮民索债团，发动全川农民向政府索还征借粮债。

1944年王白与和一些进步青年创办《大义周刊》，因宣扬进步言论，很快被当局扼杀。

抗战胜利后，王白与利用担任朝阳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校教授的身份，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要他们明辨是非，站到人民一边。

1946年2月，国民党当局在重庆制造“校场口血案”后，王白与在《国民公报》上公开署名，发表《四川老百姓起来》一文揭露蒋介石玩弄假和平、准备制造内战的阴谋。为此，他得罪了当局，被迫离开重庆去上海。

王白与在上海期间担任了“民主同志联谊会”秘书组长。他亲笔起草的“民联”纲领和宣言表明“要充分发动人民力量，制止内战，争取真正的持久的民主与和平”。并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没收官僚资本的主张。王白与还和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邓初民等保持着密切联系。王白与擅长诗词书画，工魏碑、隶篆。他的书画室“食力斋”中收藏的文物颇为丰富。字画方面有自宋元以来的名家杰作，如元代名画家倪赞的江南太湖山水册，明代李流芳的绢本水墨画，周臣的《观瀑画》，唐寅、谢时臣、钱谷等人的山水、花鸟团扇册页。还有明代大书法家文征明的《虎山桥》行草斗方，清代的成亲王、龚晴皋、郭尚先等人的墨迹为数也不少。王白与收藏的近现文物珍品还有：徐悲鸿的墨竹，齐白石的群虾图，郁曼陀的仕女画，张晖的桂花图等。他还保存了于右任、黄炎培、蒲殿俊等知名人士赠给他的书法墨迹。王白与还收藏了100多件艺术、史料价值都极珍贵的拓片，如东汉“袁安、袁敝碑”、“石门铭”的宋元拓片，雅安高颐阙明代拓片等。他所收藏的一些影印书刊和书信稿，是研究四川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贵重史料。

四川解放前夕，王白与为了使这批珍贵文物免遭战火的毁灭，将其全部从成都运回家乡西充，解放后由他的亲属将这批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1949年春，王白与回到四川，和其他“民革川康分会”的同志一起秘密进行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准备以武装起义迎接大西南的解放，后因计划泄露，8月 20 日王白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于重庆白公馆监狱，他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毫不动摇，11月 27 日从容就义。

幼年就读于郑家大祠堂私塾，后就读于顺庆联中。毕业后即赴北平求学，报考陆军测绘学堂。在京期间，常入北京图书馆博览群书，利用课余，为北京各报刊撰写评论、诗词。1920年毕业回川，为成、渝各报撰稿，以维持生计。1927年，重庆《新蜀报》聘请担任总编辑。任职期间，坚持反映民众心声。后经张澜和蒲殿俊的推荐，担任2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创办“新闻学研究所”，吸收热爱新闻事业的有志青年入所深造。1933年，“二刘之战”结束，刘湘主持川政，担任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任川康善后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1934年，他创办《华西日报》，任社长，对报纸提出三条标准:第一“求真理”，第二“尚纯洁”，第三“重理智”。主张报纸始终应把为了民众和依靠民众放在首位，持论公正。1935年，刘湘在成都玉皇观举办“川康善后督办公署军官研究班”，任研究班政治部主任。1938年，刘湘逝世，离开省政府、《华西日报》。常应各报之约，撰写评论时政、宣扬爱国抗战的文章。他还与爱国青年李清源及金陵大学学生秘密活动。为配合革命力量从事反蒋斗争，后又重返《华西日报》，主持社务，因为官方不容，不久又离开该报。1943年，在成都创办岷云艺术学校，任校长。联合进步青年，创办《大同周刊》，他为发行人。由于言论左倾，不久被迫停刊。

1943年赴重庆，后再到《新蜀报》就任总经理。他以报纸为阵地，为民请命。当局实行“田赋征实”，全川贫苦农民受害极深。他一面与胡文澜、何鲁等组织粮民索债团，发动全川农民向当局索还征借粮债，另一面在报纸上用巨幅版面作专栏，揭发“征实”的罪恶，反映小农们的呼声。1945年，他与何鲁、董时进、伍国源等于重庆组织农民自由党。其时，他还借担任朝阳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之机，与青年接近，鼓励他们认清形势、明辨是非，站到人民一边。1946年赴上海，筹备《新蜀报》上海版。后《新蜀报》上海版筹备未成，与在沪的谢无量等民主革命人士参加以范绍增为社长，周绍轩、何培荣为副社长的“益社”的活动，又担任“民革”四川省组织的前身“民主同志联谊会”的秘书组长。1948年，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期间，他赴南京联络王国源、李宗煌、尹子勤等人参加“民革”的活动，并在上海组织规模空前的游园酒会，欢迎“川、康、渝”的国大代表和立法、监察委员，宣传反蒋斗争的民主革命思想。1949年春，“民革”通过范绍增与顾祝同的关系，获得国民党一个部队的番号国防部暂编10纵队。他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奉命回川组建，以策应大西南解放。8月20日，当局将其逮捕，关押于白公馆。

博通经史，好文学，喜书画，尤工诗词。与郭沫若、黄炎培、沈均儒、江庸、章士钊、谢无量等均有诗词唱和。自编有《双梧桐诗集》《食力斋诗词集》《今健楼集联》《话雨集》《苹玉集》等，大多散佚。

1949年11月27日，王白与在大屠杀中遇难，终年47岁。

《狱中诗三首》

由来志士苦心多，

蜀络千秋恨不磨。

心如止水无牵挂，

犹惭百日坐东坡。

王白与不幸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幼时即随母移居蓬安。他天赋聪颖，奋发自励，打下良好的汉语和古典文学基础。

1921年于南充联合中学毕业后，随伯父王静生赴北京求学。时值北洋军阀当政，外患频仍，内乱不已，国势日蹙，民不聊生。

他听说中国军事地图还不如日寇在我国窃绘的详尽，觉得是奇耻大辱，立志挽回中华民族的尊严，考入北京陆军测量学堂。

他求学期间，常到北京图书馆博览群书，发愤苦读。知识日益渊博，且独具见识，常为北京报章特别是《晨报》撰写政治评论和文学作品，才华横溢，颇受读者欢迎。

王白与在测量学堂毕业后，1927年回到重庆。刘湘慕王白与之名，乃接受张澜、蒲殿俊等名流推荐，任命王白与兼2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

四川省政府成立后，刘湘主持川政，任命王白与担任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政治部主任。

王白与参与机密，刘的重要文电讲话稿，多出自他的手笔。

他的政治观点，随时局发展而变化，先是拥护刘湘巩固川政，继而推动刘湘防蒋并兼和逼蒋抗日。他的见解，深得刘湘赏识。

王白与生于1902年，1949年11月遇害于重庆渣滓洞。王白与连同他的传奇一生，在家乡蓬安当地口耳相传至60余年而不衰。作为新中国成立前深孚众望的进步民主人士，他为追求真理与进步，与当时的反动当局作坚决斗争。他以笔为枪启迪民众，就义前仍为蓬安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王白与祖籍西充县，其父娶蓬安兰氏为妻，老丈人以60亩田产作女儿陪嫁，王白与的父亲于是迁入蓬安王家湾，居住在兰家赠送的四合院内。王白与的祖父为清末举人，任过蓬州（今蓬安县）玉环书院山长（即院长）。

王白与幼时在附近郑家大院就读私塾。据70多岁的村民郑景灿介绍，王白与爱背唐诗，记忆力强，成绩优异。14岁时到顺庆联中就读，此后长年在外，很少回家。他从南充求学一直到北京，学成回川，在成都做官。成年后的王白与有过回乡的经历，但所居时短，基本上忙于与本县的文人达士交往，他当时从事的革命工作，村民知之不多。

王白与对蓬安县充满感情。他在自己的履历中，对籍贯一律注明为“蓬安人”。但是胞弟王叔云却因为祖籍西充而认可自己籍贯为“西充人”。对于王氏兄弟俩的籍贯迥异的考证，蓬安县志办的工作人员曾多次与西充同行磋商。后来一位工作人员去成都拜见王叔云本人，得其亲口讲述原委，这段“文史官司”才告一段落。

王叔云为原四川财大教授，中途短暂出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其妻沈苏莲为蓬安人，曾在蓬安中学任教。蓬安县志办前主编、76岁邓郁章幼时曾师从沈苏莲。邓郁章在研究王白与相关史实时，一度得到沈苏莲的大力帮助。

“王白与是一个诗书两通的学者，他书法极好，但现在很难寻到遗迹。而他的百十首存世诗稿，也是他的后辈从各方面搜集整理而得，”邓郁章说。

像很多沉默的英烈一样，由于时代局限，王白与生平事迹有史可查很少。据蓬安县志办工作人员介绍，自贡人李湘瑶曾经写过一篇回忆录，上面记叙道：王白与身材高大，匀称，留着中山发型，常着灰色芝麻呢西服。

1948年，李湘瑶在上海一家杂志社与王白与相识时，得知王白与父亲早年亡故，其母一直孀居，勤俭度日。王白与大学毕业后，曾历任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华西日报》总编辑、社长及《新蜀报》总经理等职。在李湘瑶印象中，王白与为人直爽，对困顿进步人士多有救济。

就在1948年，王白与留在成都的两个女儿生活早已陷入困窘，不但衣食无着落，就连学费也需要赊欠。王白与曾专门写信给省女中的刘克庄校长，请求女儿学费缓交。

王白与策动蓬安起义邓郁章对蓬安和平解放的史实研究得十分充分。如果没有王白与的前期工作，在反动恶势力横行的蓬安县，当时要和平解放根本不太可能。

“蓬安县起义时有一个重要的军官叫刘剑良。”邓郁章说，这个人就是王白与费尽心机安排在反动政府的“县自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1949年12月，刘剑良带领“自卫队”起义，迎接了蓬安县的和平解放。

据邓郁章介绍，1948年5月，身为国民党军官的刘剑良在战场负伤，返回家乡时路过重庆，遇见老乡王白与。在交谈中，刘剑良对自己一度追随国民党的错路追悔莫及。王白与劝导他“重新开路，为时不晚”。1949年春，王要刘剑良打入即将成立的“蓬安县民众自卫总队”，掌握全县武力，配合地下武装，搞军事策反。他依靠自己的关系，向蓬安县有关方面写推荐信。

“经过努力，当时国民党蓬安县党部及参议会通过并报省上，任命刘剑良担任‘蓬安县自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邓郁章说，当时“自卫队”缺钱缺枪，王嘱咐刘剑良设法筹款强化装备。他通过西南长官公署的关系，为蓬安送枪支500支，子弹若干发，并要求刘伺机把队伍拉进华蓥山待命。

“在蓬安解放前夕，王白与在重庆被国民党当局诱捕，并最终被枪决。”邓郁章说，王白与对刘剑良的启迪和帮助，使得刘在关键时候终于作出了正确选择。

左为王白与手书。

王白与名字及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