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1960年3月,由于中考落榜,我在家已经闲居了半年,整天无所事事。复读重考吧,家庭出身如此,希望渺茫;找个工作吧,由于我年龄还没到16岁,谁也不敢招一个童工。正好,我小学的数学老师高升当了校长,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的学校去教书,于是,我便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小学的代课老师。</p><p> 我的老师名叫刘义盛,当年教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数学,对我的底细非常了解,所以尽管我年龄不大,但是他完全相信我的能力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刘老师个子不高,慈眉善目,为人宽厚仁和,如果到他的领导下工作,是完全可以放心的。</p><p> 60年春,趁寒假时机,大姐将我从锦州送到了我的工作单位~湖北随州安居中心小学。当时,这是一座区属的完全小学,负责全区一到六年级的教学任务,师资水平比较高,学生素质也要强一些。能够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我很幸运。</p><p> </p> <p><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我当年工作过的“安居小学”</span></p> <p> 第一学年,我担任三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课和六年级两个班的自然课。六年级的学生中,有一部分来自附近的农村,这些学生,因为上学晚,念到六年级,已经十五、六岁,年龄比我还要大一些,个头儿也比我要高,但是这并未让我感受到什么压力。虽然课堂上的教学经验是我的短板,但是因为我喜爱科学,教授小学自然课的知识,对于我完全可以驾轻就熟。以后的教学实践证明,六年级是毕业班,学生的自觉性比较高,再加上班主任老师的严格管理,我在自然课的教学上,并未出现太大的问题。</p><p> 麻烦出在三年级的教学上。刚开始的几天,学生出于对我缺乏了解以及存在的新鲜感,课堂的纪律还过得去。一段时间过后,学生们慢慢地摸清了我的底细,知道我这个小老师不过如此,于是,课堂里不再安静,一些调皮的学生也开始制造麻烦了。</p><p> 一天,记得是讲的是“体积的计算”,我在黑板上写出体积公式:体积=长×宽×高,然后拿着教具,一面在教室里踱步,一面比划着,告诉学生什么是物体的长宽高。一不小心,教具掉到地上,我弯腰拾起教具,刚直起身体,发现从我的肩膀上又掉下一个什么东西,定眼一看,是一个鸡毛毽子!原来这是一个顽皮的学生趁我弯腰的时候,故意将毽子放在我的背上来捉弄我。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我气极了!夹起备课簿,奔出教室,使劲摔上门,狼狈地逃回办公室,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坐在那里独自生着闷气。</p><p> 班主任老师闻讯,迅速赶到教室,将闯祸的学生狠狠的批评了一顿,然后让班长到办公室请我返回教室继续上课,班主任老师则站在教室窗外,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学生,在他的监督之下,这堂课总算是糊弄完成了。</p><p> 从此以后,只要是有我的课,班主任总要到教室外站上一阵,由于班主任的“垂帘听政”,课堂纪律日见好转,不过,我这“儿皇帝”的滋味,也是够难受的了。</p> <p><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闹堂</span></p> <p> 教学工作的艰难、课堂纪律的混乱、以及离开城市和大姐的失落感,令我极度的懊丧,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整天愁眉苦脸、沉默寡言。二姐见我如此的颓废,一天,把我狠狠的教训了一顿:“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没见过你这样的,一扁担打不出个屁来!”。</p><p> 俗话说,“破鼓乱捶”,虽然我当时少不更事,但是经二姐这一顿猛批,倒使我清醒了不少。也是啊!遇到点困难,我干嘛就像霜打的茄子,提不起来了呢?!</p><p> 很巧,当时看到一本“田中角荣传”,书中记载,田中角荣年轻时,因为口吃,羞于与人交流,但是这又与他心存高远的宏大志向相违背。面对缺陷,田中角荣决心改变自己,他每天在一个破仓库里,面对墙壁,大声地练习演讲,继而又慢慢地练习面对观众,久而久之,他终于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p><p> 田中角荣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能够改变,我难道就不能吗?</p><p> 经过反思,我决心振作起来,性格内向,我改!教学没经验,我学!一场改变自己的战斗,在我身上开展。</p><p> 性格的改变,比较好办。在学校的教师队伍里,我最小,其它人都是我的长辈或哥哥姐姐,他们怜爱我,喜欢我,加上我又来自城市,有许多的趣闻同他们交流,我一主动,大家的关系很快就变得融洽起来。</p><p> 接着,同事们帮助我在宿舍房顶架起了高高的天线,我买了干电池(那时的农村没有电),开通了我装配的电子管收音机,当耳机里响起远方播音员清澈的声音时,老师们都沸腾了!从此,我的宿舍宾客满座,在大家眼里,都觉得这个小家伙还真有两把刷子,我的威信也相应得到很大的提高。</p><p> 教学经验的积累,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虚心地向有经验的老教师请教,他们都十分热情地指导我,并且安慰我,每一个新老师都会遭遇到学生闹堂的经历。同时,我也经常在空闲的时候,躲在隐蔽的地方,偷偷地观摩他们的课堂教学,学习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p><p> 就这样,我逐渐懂得:应该怎样树立教师的威信;应该怎样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应该怎样对付少数调皮捣蛋者;应该怎样调动班干部来管理全班。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我第二学年的教学,基本上变得十分顺利;第三学年,我就担当起三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也能够为其它的新老师提供援助了。</p> <p><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我作班主任时的学生干部</span></p> <p> 1960年到1963年,正值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食不饱腹,我们学校也是一样,为了能给老师们补贴一点粮食,学校在操场上划出一片地,让老师们种上庄稼;为了让老师们吃得饱一些,学校食堂按照“双蒸法”给大家做饭。所谓“双蒸法”,就是将大米先干蒸一次,然后放在陶罐里加水再蒸,这样,米得到充分的膨胀,看起来,米饭的数量得到增多,感观上得到了满足,实际上,饭的质量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肚子被欺骗一段时间后,照样饥肠辘辘。</p><p> 我在家里是小老幺,又赶上成长的青春期,所以受到姐姐哥哥们的特殊照顾,二姐每个月都要从自己的口中,省出一些粮票来贴补我。大哥二哥则是从自己吃的碎米糠中,省出一些,炒熟后送给我。所以三年里,我基本上没挨着饿,更没有像其它人一样,被迫去弄一些苞米淀粉、榆树皮充饥,我也从1米5长成了1米78的大小伙子。</p> <p><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挨饿惨状</span></p> <p><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扒树皮充饥</span></p> <p> 当小学老师的三年,我从一个单纯的中学生,逐步认识复杂社会的三年。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学校里的一些人和事,曾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p><p> 朱万芳,一名高年级的语文老师。她个子不高,梳着一头短发,齐刷刷的刘海刚好搭在弯弯的眉毛上,圆圆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说话柔声细语,待人真诚而热情,是大家十分敬重的大姐。她独自带着一子一女生活,学校分配给她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宿舍,坐落在办公室大院的深处。除了工作,她平时较少与人交流。</p><p> 故事发生在她的丈夫身上。</p><p> 她的丈夫姓王,身材魁梧伟岸,四方大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举手投足洋溢着一股男子汉的阳刚魅力。</p><p> 王姐夫原来在区政府担任区长助理,反右运动期间,协助区长负责全区的反右斗争工作。</p><p> 王姐夫的文笔好,全区有关反右运动情况的材料都由他整理上报。</p><p> 运动的初期,上级号召群众大鸣大放,鼓励大家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意见,王姐夫整理的材料中,绝大多数的意见都十分中肯,切中要害,极少数的意见言词激烈些,但是也都是善意的。随着运动的深入,<span style="color: rgb(60, 60, 61);">党对当时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导致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在这种大环境下,</span>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上面布置了坚决反击右派的行动,甚至还下达了具体的指标和任务。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区领导<span style="color: rgb(60, 60, 61);">把上述同志提出的意见上纲上线,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攻击党的领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于是就把这些同志打成了右派分子。</span></p><p><span style="color: rgb(60, 60, 61);"> 面对这种无情的打击、残酷的斗争,王姐夫迷惑了。眼睁睁地看着周围一些很好的同志,仅仅因为向领导提了一点意见,就要被活生生的打成右派分子,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煎熬。善良的本性让他不忍心在整理这些材料中无限上纲,落井下石。他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笔下留情,从而保护了一些同志。</span></p><p><span style="color: rgb(60, 60, 61);"> 运动后期,我们区的反右派任务指标没能完成,可笑的是,区领导竟然以“同情右派”的罪名,将王姐夫也打成了右派分子,以便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span></p><p><span style="color: rgb(60, 60, 61);"> </span>就这样,本来应该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一下子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王姐夫先是在全区被批倒批臭,然后被押送到鄂西北劳改农场强迫劳动改造。</p><p> 从此,朱姐姐温暖的家庭被迫拆散,天各一方,每年像牛郎织女一样,难得的有少量的几天假期才能与王姐夫团圆,然后又匆匆离别。<span style="color: rgb(60, 60, 61);">家中只剩下朱姐姐带着两个孩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厄运降临,朱姐姐默默的,坚强的面对这一切,在她美丽的脸庞上,从未出现过一丝丝颓废和怨气,人们看到最多的,是恬静的微笑和与艰难困苦抗争的坚毅。</span></p> <p><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反右斗争游行</span></p> <p><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作家丁玲打成右派后,在北大荒农场改造</span></p> <p><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作家张贤亮的诗歌“大风歌”被批判为右派言论</span></p> <p><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报纸刊登的批判右派言论文章</span></p> <p> 1962年,由于国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不少单位被精简撤销。我们学校陆续从精简单位调入了好几个新老师,其中有武汉测绘学院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也有襄阳师范的中专生,有一个从襄阳劳改农场调来的老师比较特殊,他名叫黄德昌。</p><p> 黄老师30多岁,个子不高,人长得墩墩实实,一头短发,显得格外精干。</p><p> 时间一长,我们的关系慢慢熟悉起来。原来他是武汉步兵学校射击系教官,由于反右斗争中提出“现在军民关系不好,已经不是过去的军民鱼水情了”的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劳改农场改造。62年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我们学校担任小学老师。</p><p> 黄老师为人和善,十分健谈,看来,反右运动并未给他留下精神上的阴影,几年艰苦的劳动改造也没有消磨掉他旺盛的意志。尽管他从一个大学的教官,变成了今天的一个小小的小学老师,他依然乐观向上,这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他满腹经纶,博学多才,他给我讲过去在武汉步兵学校的教学生活,讲他亲眼所见军队里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他为这些败类破坏了军民关系而痛心疾首。我为他对党、对人民军队真诚的热爱所深深打动,我不明白,提出这样中肯意见的人,怎么会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剥夺他培养人民子弟兵的权利呢?</p><p> 1963年暑期,因为教师队伍超员,我的代课教师生涯就此结束。</p><p> 三年小学小老师的经历,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教师队伍里,我是一个小学生,我初步领会到应该如何认识复杂的世界,如何面对厄运的考验;我学到了如何教育学生的经验。在学生面前,我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小老师,我教授他们知识,向孩子们介绍外面新奇的世界,我成为了学生们可信赖的大朋友。</p><p> 耳旁,一阵清脆的歌声传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就成了你……,那样深情,那样悠长……。</p><p> </p><p> </p> <p><span style="color: rgb(237, 35, 8);"> ~END~</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