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奇记忆之五——歌舞厅

郑旭平

“都快下雪了!”

“怎么还不开门啊？！”

有人等得不耐烦了。

雨一直下，寒风一阵紧似一阵。

离下班还有十几分钟，厂门口已被自行车队伍挤塞得水泄不通。

门是铁门，门的顶部装有红樱枪头，估计和围墻上安插碎玻璃是一个逻辑。

即便门口喊得再凶，老熊也只当没听见。

老熊隶属保卫科，选他当门卫就是看中他原则性强。除了原则性强，老熊的个性也强：别人喝茶都用茶缸，他偏偏喜欢紫砂壶。安坐在传达室门口，翘起二郞腿，大嘴对小嘴，一口一口地嘬。

其实大伙也都知道，厂门开不开，不是由老熊说了算，得听军号。喇叭一响，老熊想不开都不行。

“就喜欢看他们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老熊倒是很享受大伙这种望穿秋水的表情。

军号终于响了。

老熊这才从传达室的台阶上下来，拎着钥匙，慢慢向大门走去，蠢蠢欲动的人群立马让出一条道，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奇妙感觉还真是舒坦。

厂门一开，自行车洪流瞬间就涌出大门。

富奇汽车厂的生活区与生产区是分开的，中间连着上千米的堤档，左边是渔塘，右边是稻田。刺骨的寒风拍打着雨衣，背脊上的肌肉紧崩得像车间里冰冷的铁块。很多人的自行车后座上还吊挂着一瓶煤气罐，顶风逆行，单边的重量使骑行变得愈发艰难。

好在离家不远，自行车大部队一冲进生活区、瞬间就分头消失，陆续钻进了各自的安乐窝。

富奇汽车厂的住房有几十栋。一年调整一次，论资排辈，从单身宿舍开始，逐年升级。我住在十一栋，一间十几平米的宿舍，还是工艺科同事饶义虎让给我的。厨房在后面一排，狭小简陋，一遇风雨，墙上就泥沙俱下，只能用报纸给糊上。

刚从大学分到工厂没二年，共用水池，没有单独洗手间的日子，物资生活之贫穷是可想而知的，好在那时我们下班后的精神生活，却还是有着别样的精彩。

没有电脑的年代自然不会有宅男。

到了晚上，八十年代末最时髦的娱乐活动就是上舞厅。那时候街头巷尾到处都回荡着“千年等一回”，“大约在冬季”等旋律。舞厅更是如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京剧团有、体育馆有、玉茗宾馆也有。除了这些正式对外营业的舞厅外，各单位也都会有自己的小舞厅。

有一段时间，富奇汽车厂的舞厅就设在大礼堂后面，职工食堂隔壁。

每逢周末的夜晚，这里就莺歌燕舞。舞厅里永远少不了五颜六色的汽球和彩带，忽明忽暗的小串灯悬挂地在天花板上，有气无力地眨巴着眼睛。屋顶正中吊挂的玻璃水晶球摇头晃脑甩出一圈又一圈的漫天雪花。虽说气场看上去有些暧昧，但大家就是喜欢这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既催生了莫名的想象又掩饰了初次牵手的尴尬。虽说都是一个厂的，但开展这种异性间勾肩搭背的娱乐活动，羞涩拘谨总是难免。

也有天生就大气潇洒上档次的，一上来就技压群芳。

设计科的邱胜荣、饶慧文就属于这类舞林高手。华尔兹、迪斯科、甚至探戈都能信手拈来。那腰板、那腿脚、尤其是那双睥睨天下的眼神，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正宗科班出身的舞蹈演员，其实他们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工科大学生。慢三最易上手，快三最难掌握。要想人前显胜，至少得跳迪斯科。

跳舞的卖力，伴奏的自然也不含糊。

电声乐队中属周帆下手最狠，架子鼓敲得震天响。这家伙不仅手上全力以赴，脚下也往死里踹。以至于他用过的大鼓脚踏，一礼拜就得修好几回。

管子明师傅在几个人中年龄最大，原本拉二胡，如今客串贝斯。演奏时总喜欢眯着双眼，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佛系。

游竹平外号“柚子皮”，弹吉它，喜欢边弹边东张西望，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陈林如师傅吹小号，从来都兢兢业业，哪怕嘴皮子吹破了都轻伤不下火线，堪称德艺双馨。我弹电子琴，因在大学时就经常搞舞会，这样的场景也算是轻车熟路。

那时候的舞厅除了有乐队还得有歌手。

汪兴国就是厂子里的灵魂歌手。原生态烟熏嗓子，最喜欢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时候还没有《无所谓》这样的歌曲，否则，这种似哑非哑的嗓子唱《无所谓》最合适不过。我想当初要是能找个高手帮他开发一下，也许就没有后来杨坤什么事了。

帅旗是从医学院分配到厂医务所的，他唱歌时呈现的又是另一种风格，情歌王子造型：白西装，白裤子。《一剪梅》唱得声情并茂，脑袋永远45度斜上扬，目光一如既往的情深似海，颇有些台湾歌星费玉青的范。

既然是单位上自家的舞厅，初学者一定少不了。观望久了，就有些按捺不住，一咬牙一跺脚就直接上场。哪知道跳舞这玩意儿，知易行难。前后左右就这么两三步，弄不好还差点失去重心。好在彼此双方的手永远都是抓得最紧的，一曲下来手心手背全是汗。难怪谢金林会感慨：“比在车间干活还累！”。

谢金林干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在跳舞方面就有些不屈不挠。“抓着妹妹的手，酸甜苦辣在心头。。。”哈哈！

所有的舞蹈中最省事的还得算跳迪斯科。昏暗的灯光，劲爆的节奏，你只管张牙舞爪使劲扭，有的年青崽还特别喜欢站到音箱前，在震耳欲聋的分贝里把脑袋晃得像个螺旋桨。

终于有一天，我和周帆要下海了。

京剧团的朋友邀我俩晚上去玉茗宾馆的舞厅赚外快。

那年头客人上舞厅主要是去跳舞，唱歌倒是其次。舞厅自带乐队及歌手，还配有婀娜多姿的陪舞小妹。而舞厅老板的收入却更多的是来自点歌。只要付了点歌费，谁都可以上台象歌手一样引吭高歌。倘若要点歌手唱歌，台下捧场的人就得上台献花：一束花10元、一个花蓝100块，多献多给、上不封顶。花蓝原本就是舞厅的，客人花100元把它端上台，工作人员呆会又把它端下来，如此一上一下，这100元老板与歌手就三七开了。要是遇上两桌打擂台，那就嗨了！你送我也送，看看谁怕谁？一会功夫，台前就能变成了花的海洋。

舞厅的大堂摆满了玻璃园桌，周围一圈便是包厢。园桌上摆些瓜子、花生、香蕉、口香糖。客人一进来，大金链子加墨镜，一包箭牌香烟，一枚电阻丝打火机往桌上一啪：“上健力宝！”（还好不是茅台。）

场内震耳欲聋的音乐配上性感女神麦当娜的三点式舞姿，极具冲击力，听觉视觉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荷尔蒙味道，每个进入现场的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先晕后飘，很难做到“我还是原来的我！”

来舞厅的客人五花八门，男的一般都烫过头（和我一样），女的喜欢戴墨镜。那时候也还没有“八荣八耻、八项规定”，只有“五讲四美三热爱。”所以领导们都热衷与群众打成一片。几乎每晚都会有各式各样带“长”的领导上台来K歌。每当这时，随行的朋友们便会莫名的亢奋。领导还没开唱，台下就走马灯似的往台上送花蓝。

绝大多数人唱歌都会选择卡拉ok，因为投影屏幕上有歌词，歌词还会变颜色，只要你跟着颜色走即便慢半拍，也不会差得太离谱。

客人虽然天天换，歌还都是老歌。

中年男人十有八九唱《梦驼铃》、《北国之春》，徐娘半老的差不多人人会唱《十五的月亮》、《望星空》。只有年轻人花样多些：《像雾像雨又像风》、《冬季到台北来看你》、《恰似你的温柔》。

当年还有一首歌曲十分流行，那就是《血染的风采》。即便是八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人都能哼上唱两句。记得工艺科有位同事结婚，晚上闹洞房，新郎是个相当腼腆之人，出格的游戏玩不了，大家就说，算了，唱首歌吧。无奈之下，新郎沉思半晌，憋出二句“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大伙先是一楞，既而大笑不止。新婚燕尔，他只会下意识地唱这首不吉利的歌，此歌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总之，唱歌这玩意儿特别有意思，不用看面相，嘴巴一张就知道你是哪个年代生人。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只会唱自己当季的歌，这个季就是所谓的青春季。

也有不少自信心爆棚的，上来就大手一挥：上乐队！那意思是不屑听录音，他要和乐队合作。上乐队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歌手与台下的观众全情互动。不像唱K只能眼睛死盯屏幕、屁股朝向观众。遇上这样的主，对于我们乐队来说，其实是天下掉下个粘豆包：有伴奏就有提成，按花蓝总金额的10%计算。于是，乐队的弟兄们卯足了劲给他起了“过门（歌曲的前奏）”。可他那边还没打算消停：“台下的朋友，你们好吗？！”，“包厢的朋友，你们好吗？！”

卧槽！“过门”都响过两三遍了，他根本不把“过门”当回事！或者压根就听不懂“过门”！这可把周帆急得，大声吼出歌词的第一句，对方这才恍然大悟，勉强走上正轨。

一曲下来，满堂喝采。所有人都在笑，当然笑得最夸张的就属舞厅老板娘了。

从舞厅出来，已是半夜。马路上空无一人，寒风凛冽、万籁俱寂。

雨是停了，但飘起了雪花，这使得路灯的光束变得更加惨白清晰。

骑在自行车上，能明显感觉到地面的泥泞与滑溜。突然就想：舞厅的世界好不真实，亢奋、喧嚣原本只是短暂的穿越；平静、孤独才是现实的本真。

反差真的好大哟。

唉，啥也不想，回家睡觉！

（备注：图片来自网络，如有异议告之删除）

2020年10月2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