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前后经历了200多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也是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
  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出土文物已过万件。被考古学家称为千年前的世界
长沙铜官窑瓷是指唐代长沙铜官窑烧造的产品,窑址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丁字镇石渚湖附近。此地很早以来便名为石渚,或写作石潴,称之为石渚窑。
  印尼“黑石号”沉船打捞的长沙铜官窑瓷碟上自书为“石渚孟子”,湘籍诗人李群玉在描述其烧造盛况时,也称之《石潴》。窑场衰落于五代之际,宋以后为历史所尘封,人们早已忘却当年的盛况,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为考古学家所重新发现。
伫立长沙铜官窑窑址区,面对广袤的窑址废墟,厚厚的历史文化堆积层,自然联想起诗中描绘的情景,“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遥感当年窑场之繁忙。
  唐代制瓷名窑林立,南有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有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形成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长沙铜官窑另辟蹊径,以彩瓷而崛起,独步名窑之林,瓷业开始呈现三足鼎立势。釉下彩的普及,釉下彩的创烧,为长沙铜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受唐三彩和波斯、大食(即今阿拉伯国家地区)、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逐渐创造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釉下彩陶瓷工艺。
“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陆地交通不畅,海上运输逐渐兴盛起来,这极大的促进了长沙铜官窑陶瓷产品的外销。长沙铜官窑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这为其产品大量外运提供了优越条件,一条由湘江经广州、宁波通往亚洲各地及东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逐渐形成。 为长沙铜官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器极富艺术创造性,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造型别致美观,样式新颖多变。其种类共有70余种,有壶、瓶、杯、盘、碗、碟、砚、盂、坛、薰炉、脉枕等,还有许多人物、动物、鱼类等造型玩具,其中一些设有三眼吹孔,可以作口哨,能吹出简单的音节。众多的动物造型富有变化,几乎没有一件雷同,表情传神,栩栩如生。器物的造型除常见的圆形器外,还出现了花形、瓜蒂形、梭形等极富个性和装饰性的器物。
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绘画丰富多彩,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人物为主,如花间小鸟、双凤朝阳、芦鸭戏水等。它们有的用单线勾勒,有的用彩色渲染,有的用笔泼墨,虽然构图简单,但技巧娴熟,意境精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长沙铜官窑的诗多是五言诗,只有少许七言诗,六言诗则少之又少。这些诗并不怎样地强调合乎韵律,也不以重用字为忌,只求意境,只求通俗,只求神韵,完全不同于四平八稳、严格韵律的馆阁体。诗的内容大多反映了当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语言纯朴,感情真挚,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长沙铜官窑瓷器突破了当时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的青、白瓷单一色调,以彩瓷在陶瓷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尤其是利用还原焰的原理,成功创烧了铜红釉瓷。这一技术的发明与掌握,是陶瓷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开创了世界陶瓷生产新纪元;与此同时,长沙铜官窑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雕塑、诗词歌赋、谚语及产品广告等融入陶瓷装饰艺术中,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是中国瓷器装饰艺术上的创举。
长沙铜官窑遗址将再造一个“唐城”,通过此窑城,折射出大唐文化的灿烂与辉煌,让人领略一个昌盛的时代,一个国内国外多民族友好交往交融的时代,一个善于借鉴吸收并创新发展的时代,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激情的浪漫时代。
铜官窑,这座历史丰碑的古窑遗址,历经千年风雨,仍完整地保留在湘江之畔。昨日,记者从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获悉,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根据规划远期目标,将建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这相当于长沙再建一个“唐城”,再现唐朝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