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的战士 子女的榜样—记我的母亲

兵团老蒋

母亲生于1929年，17岁参加革命，到离休时工作近40年。

战争年代，她出生入死；建设时期，她勤恳工作。她不计名利，坚持原则，善良正直，胸怀坦荡。

她不到20岁得了肺结核，25岁落下类风湿性关节炎，三十出头肝硬化，四十左右高血压，而后又患冠心病。她几度走到死亡的边缘，又几度起死回生。她与疾病的抗争伴随着她的工作与生活。

她55岁承受丧夫之痛，57岁又痛失爱女，她坚强地挺了过来。她坚韧、沉稳、开朗、豁达，以多病之身，活到84岁高龄。她说她的岁数已经超过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知足了。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是战友、同事眼中无畏的战士；她是亲戚、朋友心中的亲人；她用言语和行动为儿辈和孙辈做出了榜样。

母亲生于江苏南通农村。小学六年级时，因家里经常有新四军同志来住，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后来就读新四军办的南通简易师范。1946年1月，初二未读完就由早已参加革命的五姑母介绍进了苏中公学财经队学习，由此开启了她的革命生涯。

苏中公学是新四军办的学校，成立于1944年，新四军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兼任校长。它以抗大九分校为基础创建，吸收进步青年，为军队和地方培养干部。

学校按部队管理，睡地铺、铺稻草、打背包、出早操。没饭桌、没凳子，站着吃饭，坐在背包上听课。政治与业务学习、军事操练、生产劳动样样都有。学习期间进行过一次精简，母亲曾担心被送回去，虽然她年龄小但文化高（上过初中）故留了下来。经过8个月的学习，她到解放区所辖的南通三余财经分局做会计。

1947年4月，母亲在财经分局入了党，随即被调到新四军在三余的情报站任小组长，成了一名革命军人。一年多的情报工作是母亲的“成人礼”，培育了她的沉着、冷静。听母亲讲过她送情报的事情，化装成老百姓，通过敌人的岗哨，应对盘问，冒着生命危险胜利完成任务。

母亲保存的入党志愿书。上面是她的原名“易菊英”，后来改为“易觉颖”。

1948年9月，部队被服厂缺会计，调母亲前去任职，回归本行。

1949年又先后到分区、苏北军区供给部门任审计。

下面这张照片好像是建国前拍的，母亲在前排左5。

1950年7月苏北军区供给部财粮科合影。

前排四个女兵，左二是母亲。

1950冬或1951年初，在扬州送别战友留念。

前排左边是母亲，右边的阿姨后来定居南京。

我曾陪母亲去南京看望过她，现在还和她有微信联系。

1951年国庆节苏北军区后勤二届营管会议代表合影。

前排左四是母亲。

一个月后她调到江苏军区后勤部。

1949～1953期间的照片

这是母亲和她的班长杨阿姨的合影。她们俩是最好的朋友。杨阿姨后来定居武汉，我在那里读书时去过她家。

这是1952年母亲和我大舅、表舅在南京的合影。

大舅于1959年调到北京。

表舅后来转业在南京。

这是家里唯一一张战友合影中父母同在的照片（父亲在后排左6，母亲在前排左6）。拍摄期间不详，约在五十年代的头一两年。他们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成为战友，继而成为恋人。

1949年在军分区工作时，一位老资格的首长追求过母亲，相关领导有意撮合，并对她施加压力，上纲到“组织观念”的高度。母亲没有服从，提出调走以避之。事情以不了了之终结。由此一斑，可看出母亲的主见与坚定。当时有不少被“拉郎配”的，其中一些感情不合，后来不是凑合就是离婚。

1953年2月，在父母调到北京军委后勤学院前，江苏军区政治部开具了结婚报告批准函。

3月到北京报到后，单位为父母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1954年5月，根据上级要求，动员女兵转业。母亲认为这样消减是不对的，后来证明确实如此。母亲虽然很愿意在部队工作，但当时也只有服从安排。

母亲被北京市计划工作委员会挑中，1954年7月进入长椿街市府大楼办公。

转业证是1972年补发的，日期填写的是1956年。

母亲到计委工作一个月后，我出生了。

母亲生我前，约定好奶奶从老家来帮忙。因为生的是女孩，奶奶没有来。临时请不到阿姨，父亲工作又忙，母亲在月子里自己带孩子还要洗洗涮涮。因为下凉水，母亲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

母亲休完产假就上班了，请了个姓顾的阿姨照料我。阿姨在我家一呆就是几年，如同亲人，直到我和弟妹三个孩子都进了幼儿园她才离去。后来在北京给顾阿姨找了老伴，有了个好归宿。

奶奶来到北京，母亲不计前嫌热情接待。后来奶奶还在北京住了几年，虽然她的一些旧思想与母亲有冲突，但母亲都妥善处理，既坚持原则又不伤害感情，实属不易。

照片里奶奶坐中间，左边是小姨。

小姨是这年的秋天从老家来到北京，衣食住行都由母亲负担。起初在中学读书，后来报考军队护校被录取。小姨毕业后分配在后勤学院门诊部，姨父和父亲在一个系工作，两家相距很近，走动频繁。

从1954年直到1969年，母亲在市计委工作了15年。

下面是几张与同事们的合影，都是在市府大楼前所拍。

这张后排左3是母亲。

母亲在中间。

前排身着花袄的是母亲。

1961年母亲患了肝炎，因为诊断延误，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转为早期肝硬化。医生让停止工作，进疗养院治疗疗养。母亲在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借口回家取衣服而逃离。她坚持半天工作，半天休息治疗。病情得到控制后，就恢复全天上班。

母亲上班的地方距住所近10公里，现在乘公交四十多分钟可以到，六十年前可要长得多的时间。她每天早起晚归，遇到加班有时就住在单位。后来我才知道，除了正常的加班，还有一些是非正常的。母亲在单位是普通科员，在党组织是党支部委员。一次党内会议上，她给顶头上司提了点意见，日后开始遭到报复。经常是快下班时，这个处长就给母亲布置工作，并且要求当天完成，母亲只好加班。几年后，文革开始，作为当权派，处长被批斗。造反派让母亲揭发处长，对那些不实之词，母亲坚持实事求是，不予认同。处长后来得知，十分感谢。同事们也钦佩母亲的品格和胸怀。

这张照片拍于文革时期，地点南通。母亲回老家，和大妹及三个弟弟合影。

我的这三个舅舅，比母亲小很多。母亲工作后，一直在经济上资助他们，直到他们成年。

父母的老家在农村，双方的老人及弟妹都要顾及。母亲按月给两边寄钱，一视同仁。

家里经济负担比较重，母亲勤俭节约、合理安排、持家有道。她建立家庭账本，一记就是几十年；她买回零头布给我们做衣服，既便宜又省布票。她带回家降价的水果，虽然不是最新鲜的，终归能吃到。母亲会把省下的粮票、布票等送给家庭生活更困难的邻居或同事。

母亲在子女教育上是“严母”。除了学习，她还注重品德、生活能力、卫生习惯等。三个孩子分工负责每天洗三顿饭的碗筷；缝纫机买回来，让我们学习使用；因为没有刷牙却说谎，我挨了母亲唯一的一记打。母亲言传身教、严格要求，我们受益终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2岁的我和一群女同学在18岁的女老师带领下去外地“大串联”，母亲是担心的，但不露声色，没有阻拦。

1968年母亲得了高血压。我记得有一次她躺在床上动不了，也说不了话。父亲去门诊部叫救护车，我守在母亲的身边。

这张照片拍于我家所住的楼旁边，抬头上望的小女孩儿是小姨的女儿。

1969年我初中毕业，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报名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母亲买了帆布箱，帮我收拾行装。她和我大舅的女儿送我到北京站。

我和母亲、小姨及表妹的合影

当年，母亲来到怀柔县范各庄公社下放劳动，任组长。

父亲所在的学院被撤销，分配他到四机部在成都的工厂参加军管工作。

同年12月，母亲带着弟妹随父亲前往四川。

1970年底，空军在成都招“小兵”，弟弟从所在的中学报名入伍。

从1970年1月，母亲在成都970厂仪表科工作了4年，做过统计、资料保管等。

母亲很喜欢成都，从气候到日常生活。

1974年，军管会撤销，父亲被派到天津总后运输技术学校参加复建，母亲与妹妹同行前往。

临行前，与工厂同事合影留念。

1975年1月～1978年8月

母亲在天津河东区轻化公司任会计

1978年9月～1985年4月

在二轻局五金工具工业公司

从事过保卫（内勤）、教育、财务工作。

1984年春，母亲因肝区疼痛去医院，被怀疑是肝癌。父亲陪母亲去上海二医大进一步检查，妹妹带着她一岁的女儿同行。

6月，吴孟超教授亲自为母亲做了部分肝脏切除手术，排除了肝癌，确诊为肝血管瘤。

8月，父亲陪母亲到昆明疗养，因低烧不止进行查验，发现甲胎蛋白值偏高。立即回京检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父亲又赶往上海，寄希望于手术。然而因癌症已经扩散，不能手术。10月初回到北京，住进301医院。

父亲住院期间，主要是妹妹夫妻俩请假照看，母亲白天在医院陪伴。她手术后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又面临父亲身患绝症。她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返于医院和住所，既想知道又害怕知道父亲最新的病情。

11月7日，在母亲还没到达医院的清晨，父亲与世长辞，享年58岁。

父亲生前因对学校有的领导在“清查”中搞派性整人提了意见，被打击报复。那几年父亲不断去北京反应情况，不仅是为自己正名，更是为那些受迫害的同志鸣冤。父亲走后，母亲继续向有关部门写材料申诉，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若干年后，那些被开除党籍、军籍、复员处理的同志都得到了平反。他们一直感激父亲，逢年过节都会来看望母亲。

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和爱人，母亲从悲痛中走出，支撑起这个家。

全家搬进干休所。

1985年4月，工作了近40年的母亲办理了离休手续。母亲是在科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按资历享受处（县）级待遇。其实1951年她就是副连职了，因为身体的原因，也因为多次随父亲调动，她没有担任更高的职务。另外因她敢于直言，也难免会影响“仕途”。她在普通的岗位上，克服病痛，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离休前的几年，领导再三说服，她才答应当财务科长，同时提出“让我干，我就要把好关”。以为她不过是说说而已，谁想到她是认真的。领导要动用一笔钱，她认为不符合规定，就是不签字。公家的事讲原则，自己的事好说话。她因参加革命早，行政级别在单位里算高的。单位调级有指标，领导动员她让出半级给工资低的同志，她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所以她最后的级别是17.5级。

1986年12月，母亲在承受了丧夫之痛两年后，又一场灾难向她和我们袭来。妹妹在去单位开会的途中，遭遇车祸，撒手人寰，年仅29岁。妹夫隐瞒了两天想等我和弟弟赶到，但母亲警觉到出了问题，追问之下终于知道了实情。这是怎样的一种打击啊！如果说父亲患病不治，还给了母亲三个月时间，妹妹出事则是瞬间飞来横祸。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母亲能挺得住吗？母亲挺住了！她表现得非常坚强，自己没有倒下，还安慰赶开的亲属，让我们冷静处理问题，她甚至考虑肇事司机家里有孩子……

处理完妹妹的后事，母亲把妹妹的遗像和父亲的遗像并排挂在她的房间里，一挂就是多年。曾有好心的朋友劝她取下，母亲谢绝了。她说这样可以随时看到他们，他们没有走远。

1989年母亲迎来花甲之年。

这张照片是与外孙女（我妹妹的女儿）的合影。

1991年春，给外孙女过8岁生日。

由于孩子的父亲和继母相继下岗，母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用自己一个人的工资养活4口人。

母亲90年代初的工资不到200元，90年代末也刚1千元出头。随着物价上涨，孩子上学等费用越来越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尽管如此，母亲也不向我们儿女诉说、求助。给她钱，她不要，即使急用收了，日后也偿还。

母亲不求人，乐于助人，从亲朋到邻居。

父亲逝后，经济困难的母亲继续寄钱给奶奶。奶奶88岁去世，母亲依然汇款，资助在农村生活的父亲的弟弟。

母亲还一直接济我的三舅，他在农村，身体有病，生活比较困难。

母亲和奶奶的这张合影拍于九十年代初。我曾陪母亲回父亲的老家看望奶奶，母亲执意要和奶奶睡在一张大床上，在那昏暗的老房子里，婆媳俩说话、聊天。奶奶早年对母亲的误解，已烟消云散。

有段时间，我在新组建的单位做行政管理，每天加班，只能带盒饭回家给女儿吃。我在电话里告诉了母亲，她主动提出来北京帮忙，解了我燃眉之急。

1994年左右在我家拍。

这张照片是母亲参加老年合唱队演出。

母亲喜欢唱歌、听歌。记得我小时候，她最爱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

母亲和在津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合影。

2003年，母亲收到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来的邀请函，请她参加北京市计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由于健康的原因，她未能前往，但一直保存着邀请函。

2006年在母亲77岁生日到来前夕，我为她制作了一枚贺卡。母亲一向喜欢荷花，曾为幼年的我画过荷花、莲蓬和莲藕。母亲的品格也像荷花那样高雅。

生日当天。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母亲交纳了1000元特殊党费。

2008年10月，母亲回到南通老家，亲人们为她庆生日。

生日那天在上海崇明岛。

2009年3月，母亲到西苑中调部大院，为她65年前的中学老师祝贺九十大寿。

我大舅也是黄老师的学生。兄妹俩送的寿礼是一幅对联，我请北大教授、楹联专家及书法家谷向阳先生撰写的。

黄老师1944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学校长、省文教处长、驻外使馆二秘、驻外领事等。

母亲经常委托我去看望她的老师，至今我每年要去一到两次。

这一年，母亲表示身后要捐献眼角膜和遗体。7月1日，我和弟弟与她一起去公证处做了公证。作为执行人的我，把相关联系电话记入通讯录。

10月1日，母亲书写了一封表达捐献意愿的信，嘱咐我们在她身后公开。

从母亲保留的剪报可以知道，早在2004年她就开始关注遗体捐献。她了解到捐献遗体、角膜的人太少，远远满足不了医学解剖的需要，95%的角膜病人复明无望。她决心身后捐献，为人民做最后的贡献。

2009年11月，我在母亲家中为刚过耄耋之年的她拍的照片。

2010年春节，我根据母亲的经历写了这首诗。

2010年8月，母亲为甘肃丹曲捐款500元。

2010年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在南京共度重阳节，南京表舅的女儿张罗安排。老人们来自昆明、广州、成都、天津、合肥、上海、南通等地。

聚会那天，恰逢母亲生日。

母亲和表舅交谈。

离开南京，母亲来到南通老家，母亲和哥哥、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在此聚齐。

大舅妈、二舅妈和母亲在一起。

在南通，母亲拜访了年过九旬的长辈。

大家和老寿星合影。

母亲又来到父亲的老家，与叔叔、姑姑及家人团聚。

2011年4月，原北京计委老干部聚会。聚会每一到两年举行，我陪母亲去过几次。这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第三排左边第五人是母亲。

2012年冬，母亲时常头晕，严重时都不敢下楼。起初以为是过去的老毛病，到2013年春节前已感觉不对。我要陪她去检查，她说过完节再说。她是不愿意因为她影响家人过节的好心情。节没过完，我就带她去验血验便，结果是严重贫血、便中有血。节后立刻办理住院检查，肠镜显示有环形肿物。3月12日，进行手术，历时4小时。当母亲被从手术室推出来，我们悬着的心才落地。术后又经历心动过速等，母亲挺了过来，恢复也比较快，半个月后出院。同一天，外甥女产下一个胖小子，我们家迎来四世同堂。

母亲手术后恢复得那么好，十分令人高兴。但她是带着“肠癌晚期肝转移”的结论出院的，又让我们心情沉重。母亲调整自己的心态，同时还宽慰我们。

2013年8月，母亲搬离住了近30年的老房子，入住新居。9月，外甥女夫妇宴请母亲，喜庆乔迁。

我的同学和战友一起贺喜。

2013年国庆，女儿从北京来看望姥姥。小姨夫妇也从广州来津。

来津看望母亲的还有二舅夫妇。大家在新居前合影。

五位老人一起吃面。

2013年10月，母亲在新居度过了84岁生日。

时光进入2014年1月。看母亲和重外孙在一起笑得多开心！

实际这时她已经开始发低烧，腿脚浮肿，食欲不佳。她解释说是感冒，心里明白是癌症在作祟。

2月24日母亲因心率不齐住进医院心脏监护病房（CCU）。医生告知，主要问题是肝转移癌和肺转移癌。医院没有家里清静，母亲的血压高居不下。在心率得到控制后，母亲坚决要求出院。

回家后，血压比较稳定了，其它方面越来越差，吃不下饭，连水也不能多喝。浮肿加剧，走道艰难。

得知母亲病重，很多亲属从外地赶来探望。

大姨到津，一直陪伴母亲有一个月之久。白天和母亲说说话，做点家乡口味的饭菜给她吃，晚上给她按摩，扶她去卫生间，尽显姐妹情、手足情。大姨也年过八旬，带病之身照料母亲，令我们十分感动。

4月下旬，母亲更加虚弱，浑身酸疼，夜不能寐。面对病痛的折磨，母亲表现得很坚强，自己默默承受，能自己做的事就不麻烦别人。此前母亲一直不让我来陪她，以便我全力带好外孙，后来同意我晚上来。我在她的房间打地铺，为了方便照料她。她夜里难受得睡不着时自己坐起来，也不叫醒我。我发现后起来给她揉背，只一会儿她就叫停，怕我累着。半夜饿了，她躲在被子里吃东西，怕弄出声音影响我休息。她总是替别人着想，即使在自己最需要别人照顾之时。

当她连翻身的力气也没有时，仍不愿意住院。我们理解她的想法，她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和家人在一起。

我打听、联系了社区医院的家庭病床科，给母亲办理了上门输液。29日刚输了一次，母亲又因心率失常不得不再次住进CCU。医生说母亲已经多脏器衰竭，随时有生命危险。

此时正逢五一节，大舅在女儿的陪同下来津。

CCU每天只有半小时探视时间，我们让远道而来的亲人进入病房与母亲相见。

当母亲在医生的治疗下病情稳定，我提出转到家属能陪伴的普通病房。可哪个科室肯收这样的危重病人呢？外甥女求助“朋友圈”，终于落实了病房。

5月7日上午，母亲转到普通病房。下午5点左右，母亲进入昏迷状态。晚10点10分，母亲停止了呼吸。我们挽留不了她的生命，但做到了她所希望的临终陪伴。

我还要去实现母亲捐献器官和遗体的愿望。在住院时我已经联系了摘取眼角膜的事情，红十字会说到医院来摘取，医院不同意，说只能他们自己做。我无法也来不及去协调了，决定等母亲走后回家里摘取。

我们联系了私人的运尸车，因为救护车是不拉逝者的。

母亲回家了，平静地躺在她的卧室里，再也没有病痛折磨她。

红十字会的人很快到了。8日零时36分，医生摘取了母亲的角膜并赶回医院给患者实施移植。

5月8日清晨，花店送来订制的十个鲜花篮，我们摆放在床的周边。床头的收音机播放着母亲最爱听的越剧，优美婉转的乐曲陪伴她度过在家的最后两天。

我们在家中举行吊唁，来与母亲告别的人络绎不绝。母亲写的《一封遗信》张贴在墙上。

9日下午，接受遗体捐献的医科大学的车辆驶进干休所，工作人员将母亲的遗体抬上汽车。15点10分，我们敬立楼前，目送车辆远去。

母亲的遗愿实现了。

眼角膜捐献证书和纪念品。

遗体捐献证书。

2015年4月2日，我应邀参加了天津蓟县元宝山区陵园举办的“奉献者生命礼赞 红十字清明追思”暨“生命意义博爱教育基地”开放启动仪式。

遗体捐献纪念碑

碑上刻着天津所有遗体捐献者的名字，母亲名列其中。

2015年清明节，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角膜纪念者纪念碑前，举行了祭奠追思活动。

眼科医院大楼内设立了纪念室。

母亲不入墓地，捐献眼角膜和遗体。天津人民为她和所有捐献者立了墓碑，年年有纪念活动。当我前两年再去陵园时，纪念碑上的名字增加了许多。为医学事业捐献遗体的理念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母亲走了，没有悼词，没有生平介绍。每个熟识她的人甚至短暂接触过她的人都对她有很高的评价和良好的印象。

她的坚定信念、坚强意志、宽广胸怀、平和心态；她的克已奉公、坚持原则、朴实无华、乐观豁达、委屈求全、助人为乐……

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她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

母亲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