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魏震五的革命精神，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顺其大自然

　　因时代原因，我与爷爷仅见过两面。记忆之中，爷爷言语不多，面容慈祥，那慈祥里却又透着刚毅与威严。此前我也读过一些记述他生平的回忆文章，但内容较为零散，皆是从不同角度对他的追思。在爷爷诞辰100周年时，老叔组织家人，包括我父辈与我们这一代，分别撰文怀念爷爷奶奶，并汇编成书，题名《春晖寸草》。今年适逢爷爷逝世40周年，我借助书中亲人的回忆，并查阅大量书籍、期刊等相关资料，系统梳理了爷爷的人生历程，以此纪念爷爷逝世40周年。

一、追求真理，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冲在前

爷爷原名魏振武，大学时名为魏启新，抗战时期名为魏健，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名为魏震五。爷爷1914年1月生于辽宁省海城县，1920年随长辈迁居到奉天省西安县（现吉林省辽源市）。爷爷年轻时便忧国忧民，嫉恶如仇。那时，爷爷从西安师中毕业后，曾在辽源魏氏小学教书，教书期间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因不愿做亡国奴，反对日本侵略，便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张贴标语，高喊抗日口号，被日寇逮捕，后被保释，之后被迫流亡关内，遂于1931年12月入读张学良在北京开办的东北学院中学部（后改名东北中学，全称“私立东北中学校”）①的高中部，完成了高一至高三年级的学习。

爷爷在中学时代，便同许多中国先进青年一样，追求真理，并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于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爷爷高中毕业后，于1934年9月，考入由沈阳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文学院史地学系，开始了动荡时代的大学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很快把魔爪从东北三省伸向热河、察哈尔和关内。1935年这一年，接连发生了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辱国丧权的一连串事件。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秘密谈判，接受《致何应钦备忘录》即《何梅协定》。再如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日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完全控制了华北。随后日寇策动汉奸炮制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

在此背景下，1935年11月，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率先联合北平各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决议以请愿、游行的方式反对“华北自治”，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北平学联的组织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就是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上午，东北大学学生高举“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旗帜，从西直门里崇元观5号校园出发，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拦，率先抵达新华门请愿，是当天首支到达请愿现场的高校队伍。

这天，北平爱国学生如醒狮怒吼，将九一八事变以来郁积的仇恨与愤懑尽数迸发。他们高举抗日旗帜，先往新华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向国民党派来北平负责“解决华北纠纷”的何应钦提出六项要求：（一）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二）公开宣布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领土的完整；（五）停止一切内战；（六）要求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何应钦拒绝同学生见面，遂发展为示威游行。

这天，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学生被军警阻隔在城外的情况下，东北大学作为游行队伍西路纵队的主力和先锋，学生们高举大旗，冲出军警包围，走上西直门大街。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都曾留下东北大学学生在数九寒冬里与军警搏斗的画面。皮鞭、水龙头、大刀、木棍也未能阻止东北大学学生们的坚韧步伐。他们高呼：“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一天的游行，共有30余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当时爷爷就在游行队伍之中，且一直冲锋在前。

　　1935年12月16日为抗议当局镇压、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东北大学学生再次牵头举行大规模游行。他们联合北平数十所院校上万名学生，从天桥出发游行至正阳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由北平爱国学生首倡并迅速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及对日抗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它广泛发动了群众，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二九运动期间，北平东北大学的校方负责人王卓然（秘书长、代理校长），勾结北平宪兵（即原东北宪兵）司令邵文凯，于1936年2月23日从东北大学逮捕了46位同学，被称为“二二三大逮捕”事件，由于爷爷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中一直冲在前，因此成为被捕者之一。被捕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爷爷得知宪兵队来抓人时，发现学校已经被团团围住了，他急中生智，躲入学校的厨房，扯过一条围裙系上，还往脸上抹了一把炭灰，假装炒菜的厨师，本想骗过敌人，不幸的是被预先混入校中的宪兵侦探识破，被指认出来，未能躲过这一劫，后来爷爷因这件事成为一些老同学的“笑谈”，爷爷遂被称为“厨子”。

一二九运动后，华北局势危在旦夕，各大学纷纷外迁。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于1936年2月，在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的旧址上成立了东北大学西安分校。

1936年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核心内容的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等口号，在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冲出军警戒严的中山门，向临潼出发，向驻那里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不但不愿意接见请愿的学生代表，反而下令给军警，准备新一轮的屠杀。张学良校长深恐学生遭到伤害，驱车追上学生请愿队伍，以校长的身份向学生承诺：“请大家相信我，在一个星期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仅仅三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以“兵谏”的实际行动，兑现了他对学生们许下的诺言。从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中国的命运由此转折……东北大学学生们的请愿行动，点燃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导火索，成为时局转换的有力推手……

（注：上段文字节选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上的文章《一路求学 一路斗争》。）

　　爷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于 1936年2月加入了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并积极参加“民先队”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组织，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追求民族解放，实现民主自由。“民先队”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和掀起全民族抗战的高潮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间，北平各高校选出代表聚集在燕京大学礼堂，召开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第二届代表大会，爷爷与杨蕴清(杨秉辰)、齐国卿三人，代表“东北大学学生救国会”参加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并积极响应联合会的号召，积极组织参加联合会发起的各项活动。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前身是“黄河水灾赈济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团体。它先后组织了“一二・九”大游行、“一二・一六”大示威，与天津学生联合会一起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还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等活动，是当时抗日救国学生运动组织的核心。之后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但他们仍坚持战斗。

　　二、不辱使命，抗战救国，为根据地建设生死度外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为了尽早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爷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步树立起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并于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爷爷，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他毅然决然放弃了未完成的大学学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革命生涯从此开启。

爷爷入党后便受党组织派遣，离开北京，到山西晋城国民党孙殿英部的冀察游击队②做兵运③工作（当时爷爷在冀察游击队政治部工作）， 其间他争取了一批国民党军官及士兵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亦为日后中共布局冀察游击队教导大队②奠定了基础。

1937年11月，中共地下党员李敏之出任阳城县长(国民党民国政府县长)，中共晋城中心县委随之成立了以李敏之为组长的中共阳城特别小组，使党在阳城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

1938年初，日军在相继占领豫北焦作、新乡和晋南、上党地区之后，不断轰炸阳城，阳城县的抗战工作处于极端艰难的时期。

在此背景下,中共冀豫晋省委和中共晋城中心县委于1938年1月，先后派遣爷爷等一批积极参加抗战的进步青年和秘密中共党员来到阳城，并以牺盟会④会员的身份，开始了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爷爷刚到阳城时，在阳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当干事。人民武装自卫队成立于1937年9月，这是一支在牺盟会监督、敦促下，由原“防共保卫团”改造教育后，重新组成的一支脱产的阳城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2月，日军对阳城实施密集轰炸，妄图摧毁阳城的抗日有生力量，并伺机攻占阳城。面对紧张的战争局面，中共晋豫特委一面发动群众空室清野，一面率县政府、县牺盟会以及县公安局全体人员暂时撤至横河镇下寺坪村，以保存抗日力量。当时爷爷也随同在阳城的中共相关单位及朱瑞、唐天际、聂真、八路军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及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领导人等一同转移至横河镇下寺坪村。

1938年3月，按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兼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根据豫北、晋南地区沦陷后的局势，准备创建以阳城为中心的晋豫边抗日根据地。随即朱瑞召集聂真、唐天际、李敏之等人，在阳城县下寺坪村举行会议，成立了以聂真为书记的中共晋豫特委，并组建了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纵队。遂于1938年4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

为解决抗日干部缺乏、素质不高的问题，1938年3月，中共晋豫特委、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纵队（当年10月改称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支队）在阳城县吉德村创建了晋豫边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后迁址阳城金台寺、阳城县城司上巷）。阳城牺盟抗日县长、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纵队副司令李敏之兼任校长，刘刚为党组织负责人，王佐为党代表，爷爷魏健为教务主任（因当时李敏之还有其他工作，所以该校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由爷爷负责），杨希孔、胡正六（胡宏）、唐兰石、巴占一、齐韫等人任指导员或辅导员。

学校招收的学员，主要以牺盟会会员及村政干部为主，同时吸收部分思想进步、积极抗日的青年、小学教员、各地流亡进步知识分子等。开学后，许多外地青年纷纷前来报名参加，凡愿抗日者，学校随时予以接收，编入班队。该校参照军事管理办法，编为若干分队，进行学习训练。训练内容，一是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二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三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四是宣传与民运工作。在学习训练中，还邀请地方干部中理论水平高，富有工作经验，有作战本领的魏克明、乔启运、魏永生、

赵树理等人讲课，特别是中共晋豫特委书记聂真，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唐天际司令员，经常给学员作政治形势与军事报告，使学员深受鼓舞。培训每期三个月，学习期满后，经过小组鉴定，集体宣誓，并举行结业典礼，分配到各地去开展抗日工作。

　　晋豫特委的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开办一年，共举办了三期培训，训练出500多名抗日骨干。

晋豫边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老师和学员都是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热血青年，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为开辟晋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抗日人才及军事和政治干部，日后有的做了中共的军队领导人，有的做了省委主要负责人，有的回到了中央部委。这批干部为晋豫边的抗战以及全国的抗战、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晋豫边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8年3月中旬，在中共晋豫特委的领导下，中共阳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阳城县工委”）在横河镇下寺坪村（今中寺村）成立，爷爷任工委秘书长兼宣传委员。

1938年5月，中共晋豫地委在阳城县蟒河镇石臼村崔氏祠堂召开有关负责人会议，决定将中共阳城县工作委员会改建为中共阳城县委，由刘刚任县委书记（后为胡晓琴）。县委设立组织部（部长胡晓琴）、宣传部（部长是爷爷魏健）、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袁克勤）、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齐韫 ），爷爷除任宣传部长外，还兼任县委秘书。

1938年5月，《奋斗报》在中共阳城县委领导下创刊，起初由阳城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宣传组主办，为石印单面16开，每隔三日出版一期。在办报之初，负责宣传工作的爷爷对《奋斗报》应该注意的事项作了简要的指示：一是要充分利用阎锡山给予县动员委员会的合法地位，把《奋斗报》办成具有权威性的报纸；二是以阎锡山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为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各项主张；三是所有的抗日口号尽量用阎锡山的口号，对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在称呼上都要一视同仁，对个人除牺盟会内部可以称同志外，对共产党八路军干部一律称官衔或“先生”，不要称“同志”等等。报纸创刊以后，写文章的“义务编辑”很多，大多为在阳城工作的党员干部，其中有爷爷，还有胡晓琴、赵明、魏克明、赵树理、胡宏以及当时代表唐支队与阳城联系的民运科长邢真等同志，都曾多次为该报写新闻评论或各种文章。1938年11月，该报编辑由县政府秘书王某某兼任，报纸一度偏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1939年7月，《奋斗报》易名《新生报》，寓意《奋斗报》获得新生，仍在中共阳城县委领导下，由动委会主办，其最高发行量为400份。“十二月事变⑤”时该报社被国民党顽固派⑥砸抄。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节点。武汉失守后，随着大后方投降妥协思想的大肆泛滥，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山西掀起了反共高潮。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此，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由过去对共产党偷偷摸摸的政治进攻，变为明目张胆的制造摩擦，公然向根据地的抗日武装、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发动军事进攻。阳城地方顽固势力依仗蒋、阎的大力支持，不断寻衅闹事，不断进行反共摩擦，矛头直指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及进步抗日组织。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驻阳城第九十三军一部顽军（顽固派）以军事演习为名，纠集军队地方工作队和土豪劣绅、流氓无赖等乌合之众，导演了一场反共闹剧。这天上午，三青团⑧分子上官凌云等反共顽固分子组成所谓的“示威队伍”，手执棍棒凶器，举着反共标语，高呼反共口号，由城西蜂拥入城，气势汹汹地朝城东牺盟会驻地而来，沿街“游行示威”，企图乘大批群众进城缴纳田赋（即地丁银，清代田赋制度）之机，造谣惑众，大造打倒牺盟会的舆论。与此同时，顽军一面派出荷枪实弹的岗哨和街头巷口护卫游行的小丑，一面兵陈县城周围山头，在统一号令下武装入城，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以此威胁群众。上官凌云组织的“游行示威”人员，直闯县牺盟会驻地奎星阁院内，将县牺盟会、《奋斗报》社以及抗日团体的门牌和所有办公、生活用具抄砸洗劫一空，并将抄出的文件、书刊连同牺盟会成员的衣物撕成碎片，付之一炬。顽军“演习”入城后，直捣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文庙内，以武装手段强行夺取自卫队的领导权。

　　事件发生之前，中共阳城县委、县牺盟会事先得到了四区分委、区牺盟会的报告和唐支队的情况通报，县委书记胡晓琴立即通知县委其他领导，包括爷爷魏健、赵明以及县牺盟会干部魏永生（牺盟会负责人）等人及时转移到唐支队司令部，并向中共晋豫地委进行汇报。中共晋豫地委同唐支队司令部紧急磋商，并在这天凌晨将支队第一、第三大队开上城周山头，牵制顽军，使顽军未敢轻易动用武力。

事件发生后，中共阳城县委、县牺盟会在中共晋豫地委书记聂真的直接指示下，进行了严正的抗议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鉴于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晋豫地委通过组织，对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进行立即转移。多数干部被党组织安排撤离到长治，同时撤走的还有赵树理、王良等数人。

随后爷爷被党组织调到长治五专署，任五专署民运科科长。（五专署为山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简称，亦称抗日五专署、山西省第五专署）

1938年1月，中共平顺县工委成立，同年9月，县工委正式改建为中共平顺县委。在中共平顺县委的领导下，由“牺盟会”和“各救会”公开出面，组织带领群众同平顺县旧政权阻碍抗日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逐步派共产党员到旧政权中任职，对旧政权进行渗透改造。

但是，尽管有一些共产党员进入了民国政权组织，但其国民党民国政府的本质没有变，招牌没有变。“十二月事变”之前，各派政治势力都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事，“十二月事变”之后，阎锡山破坏统一战线，撕破脸皮，向共产党开刀，各派政治力量明朗化了。关键时刻，中共平顺县委根据中共太南地委的决定，于1940年1月13日，当机立断，逮捕了国民党平顺县政府县长郝效儒，摧毁了国民党平顺县政府，同时宣告成立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1月13日，遵照中共太南地委“摧垮旧政权”的指示，经五专署安排，爷爷当选为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并兼任平顺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独立支队⑦队长，从此平顺县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成为平顺县首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

平顺县政府机关驻城关，除国民党平顺县政府（驻花园）控制平顺县东南边缘少数村庄外，全县均为抗日民主政府所管辖。

平顺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在原旧政权机构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除少数顽固分子被驱逐出政府机关外，大部分成员被留用，政府机关设置了秘书处、行政科、民教科、财政科、粮食科、武装科等工作机构。抗日民主政府初辖3个区公所。

1940年3月，平顺县政府对行政区进行了调整，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辖7个区公所。

1940年6月，平顺县分为平南、平北两个县，爷爷任平南县县长，不久两县合并，平顺县恢复建制，隶属太行第四专署，爷爷继续任平顺县县长。

爷爷自任县长之日起，就以抗战救亡为己任，在上级党委和边区政府领导下，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组建地方抗日武装，保卫根据地建设。他领导群众抗旱渡荒，生产自救，保障了当地党、政、军民的基本生活。他深入落实边区政府的“减租减息”“劳武结合”等政策，成为边区典范。

爷爷在任县长期间，还带领抗日武装，反扫荡、反蚕食，摧毁日军据点和“维持会”等，为保护根据地，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战时期平顺县有一个著名的“小五区”，通过“小五区”的来历便可知爷爷组织指挥摧毁维持会，与日寇斗争的过程：

那时，日本侵略者对平顺扫荡不断，而平顺西部地区，即平顺所辖的五区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更是不断受日军侵扰。五区与敌占区的长治、潞城、壶关接壤，周边有老顶山等十多处日军的据点。五区地势平坦，是“米粮川”，日军对五区垂涎欲滴。周边日军不断加紧对五区进行扫荡，不断向东“蚕食”，使五区由我党完全控制的根据地变为敌我双方经常进行反复争夺的游击区。日军企图把五区蚕食掉，完全占领。1940年9月20日，日军进驻老顶山据点后，就在西部边沿的东禅村建立了第一个日伪政权——维持会。

此后，按照“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日军极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采取了强迫、欺骗的手段，由西向东逐村建立伪政权维持会，并大量散发“良民证”，推行奴化政策，摊派差徭、钱粮，到1941年8月下旬，五区37个村全部被建立伪维持会，五区随时有沦为敌占区的危险。“维持会”还不断向东渗透，一、二区也维持了26个村，连距离第四军分区所在地平顺寺头仅4公里的西湾村也有了暗藏的维持会，平顺抗日根据地受到了严重威胁。

为了反击和粉碎日军的“蚕食”，巩固抗日根据地，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爷爷的领导下，决定实施反击行动，遂于1941年8月30日夜晚，调集全县民兵，并在32团的直接配合下，分三路出击，一举摧毁了29个维持会，抓获维持会成员79人，处决了5名罪大恶极者，教育释放74人。之后，到年底，恢复了48个村的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了“武委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和民兵武装。这次斗争极大地巩固了平顺抗日根据地，特别是这次斗争之后，五专署把长治、潞城所属的郭村、王村、南垂、南天贡、桥上、杏树凹、双桥庄、坡地等八个村划归平顺第五区管辖，这八个村史称“小五区”，这也是“小五区”的来历。

在八年抗战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平顺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践踏，轰炸、枪杀、纵火、烟熏……无所不为，他们杀光、抢光、烧光，手段极为残酷，不知有多少同胞牺牲了性命，不知有多少妇女遭受野兽们的蹂躏，悲惨至极。据相关记载，在1939年到1945年的7年时间里，日军对平顺县进行大小扫荡701次，直接杀死平民835人，致残600人，撂荒冻饿致死860人，致病而死者7651人，造成鳏寡孤独的653人，奸淫妇女751人，被日军焚火烧杀绝户的22户，财产损失更为惨重。据统计，全县被日寇烧毁房屋15963间，烧抢粮食4496万公斤，衣服60596件，烧毁家具44688件，被抢掠大牲畜2376头，猪、羊、鸡等家畜禽17万多只（头），全县194所小学，5所高小和1所民族教育馆均被日军破坏殆尽……

为了抗击日军的扫荡，抵御日军入侵，壮大抗日队伍，保卫根据地，平顺县政府响应上级号召，在爷爷领导下，从全县招收150名青年，并在32团第二营营长李德明的指导下，于1941年5月4日，成立了平顺县地方武装独立营（简称平顺独立营），爷爷兼任独立营营长。

独立营编为两个连，另编一个直属排，1941年9月7日进行扩编，发展到 250人，并在全县7个行政区组建了区干队，区干队每队编制 50-70人。区干队的武器、装备由县独立营统筹，军分区供给。到1942年8月15日,又有400多名青年参加了县独立营，连同区干队,形成 2000多人的地方武装。

在爷爷的组织领导下，县独立营和区干队，一面抓政治、军事学习，一面抓军事训练，同时配合八路军32团等主力作战。独立营军纪严明，作战勇敢，仅1941年短短8个月，就参加作战38次，曾16次配合八路军主力进攻敌据点，奇袭邯长公路。1943年参加了林南战役，战功卓著。

爷爷在任独立营营长期间曾多次参与指挥抗敌作战，与独立营战士一起出生入死，为保卫抗日根据地，置生死于度外，正是他们的付出，才使根据地民主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平顺抗战》中有一段关于平顺独立营与日伪军交战的记载：“1943年1月12日拂晓，长治、潞城、壶关日伪1500余人，民夫1000余人，携钢炮一门，轻机枪10余挺，分三路袭击苗庄村，我指挥部探得此消息，在天亮前率县独立营、区干队和民兵在猪头山、虎头山、土坡山设伏，与日军展开激战，打死日伪军9人，击伤100余人，中午时分敌分二路溃退。”

后来爷爷因工作需要调离了平顺县，但独立营仍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45年独立营在上党战役中，配合八路军解放了潞城、壶关、微子镇。在围点打援和战役后期的追击作战中，平顺独立营做出了突出贡献。上党战役中平顺独立营共毙敌18人，俘敌48人，缴获迫击炮3门，机关枪2挺，短枪30支，炮弹89发，子弹4000余发，各种军需品2000余件，粮食1000余公斤。上党战役后，独立营改编为正规军，编入“石志本支队”52团，后成为第二野战军17旅的一部分。

据相关资料记载，平顺独立营是抗战时期贡献最大的一支地方武装。在组建平顺独立营及独立营能发挥较大作用，取得辉煌战绩，作出较大贡献，爷爷功不可没。

　　据相关资料记载，在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平顺县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唯一没有沦陷的县。

爷爷在任县长期间还组织清除了平顺县“三青团⑧”组织：1941年11月，国民党派遣刘宗堂以伪装投案自首作掩护回平顺县组建三青团组织。刘宗堂回到平顺县后先假意向抗日政府投案自首，获得宽大处理后，隐居山林，伪装劳动，暗中他与原“精建会”（精建会是“精神建设委员会”的简称，是阎锡山于1939年成立的特务组织）骨干取得联系，同时在地主富农中积极活动筹划组建三青团事宜，遂于1942年3月在平顺成立了三青团组织。三青团县级机关设在北耽车村。刘宗堂任命段宪章为三青团秘书，刘绍基为组织委员，许之勤为宣传委员。三青团建立后猖獗从事反对根据地武装建设，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减租减息运动等破坏活动。为此爷爷组织并亲自指挥，经周密侦察一举破获了“三青团特务案”。

1943年3月，平顺县政府按照“对在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叛乱之奸细分子进行坚决镇压”的精神，经上级批准，对刘宗堂、刘绍基、段宪章三犯处以极刑。此次行动彻底根除了三青团的破坏活动。最终三青团在平顺县内未形成完整的组织系统。

1942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紧接着，2月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对减租减息政策及执行办法都作了明确规定。在上述文件的指引下，爷爷认真组织实施，随即减租减息工作在平顺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准确地说，是在1942年9月以后的这一年，根据中央和上级要求，全县各村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即农会），由农会牵头组织向地主进行减租减息，即把上级关于“扩大农会组织”、“运用群众团体自己的系统，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指示落到了实处。1942-1943年，是平顺县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很大成果的一年，由原来比较落后的县转变为开展较好的县……

（注：上段文字节选自《平顺抗战》）

由于平顺县始终未沦陷，整县没被日军占领，所以太南地区的中共党、政、军的领导机关都辗转来到平顺，八路军的许多医院、军工厂、报社、学校等六七十个后方单位也相继搬来平顺，或在平顺建立，如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八路军32团、抗大一分校、太行军区炸弹厂、被服厂、太行二中、人民报社、野战医院等等。连沦陷区的陵川、壶关、潞城、长治、高平、林县、辉县、阳城等8个抗日县政府也陆续转移至平顺。

一个时期，光寺头一带就驻扎有八路军3000多人，因此平顺成为太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成为太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被称为根据地的根据地。当时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居住和指挥战斗。

当时驻平顺的这些单位，其后勤供应大多依靠当地政府解决，所以平顺县每年要缴纳救国公粮34000石，而那个时候全县只有两万多户，平均每户要交1.5石粮食，只有这样才能支撑起驻扎在这里的那么多军队和单位，才能支撑起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日军、伪军组织了“抢粮队”，不断来根据地扫荡，抢夺粮食，做为一县之长的爷爷为保障根据地的粮食及其它供应，殚精竭虑，付出了极大心血，为此爷爷带领县政府相关部门及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从下图的“平顺县政府粮食收据”就可见一斑。

　　此“粮食收据”面积不大，是用薄麻纸油印而成，尺寸约15cm×7cm，内容也很简略，表格中设有编号、年度月份、交粮机关、粮食类别、数量、说明等项目。这份收据是1943年7月30日用毛笔填写的，交粮机关为牛岭村，粮食科目为夏粮，年度月份是民国三十二年七月（1943年)，粮食类别和数量是麦子31斤正（整）。收据字第85号。下方还印有县长、科长、会计字样，还有县长魏健的签字，及科长、会计的印章，平顺县政府印几乎盖满整张收据。从这小小收据就能看出爷爷及平顺县政府对征粮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及重视程度。

当时平顺还流传着一首童谣：“小米饭，香又香，爸爸赶驴送公粮，公粮送给八路军，早日打败狗豺狼。”这充分体现出当地百姓对政府征粮工作的支持，也充分说明县政府的抗战工作已深入民心。

1942年，太行根据地经受了严重自然灾害，曾先后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和蝗虫侵害，加上日寇发动的“五月大扫荡”，这些天灾人祸使根据地遭到空前大破坏。由于边区军政人员食粮奇缺，直接影响了抗战工作，对此，在秋季作物收获后，爷爷不失时机地亲自签署下达了派粮命令（见上页图）。文件中各项条款有条不紊，细致详尽，责任分明，惩罚有度，从中不难看出爷爷作为县长对具体到一个村庄的派粮工作都认真负责的精神。

此外，爷爷还通过组织农民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等办法，解决了农民生产自救和粮食问题，保障了当地党、政、军民的基本生活，成绩显著。（后文详述。）

　　三、心系群众,立党为公,为巩固民主政权而努力实践

爷爷在任平顺县县长期间，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到群众中去。他关心百姓生活，对涉及百姓利益的事，事无巨细，都能认真对待，高度负责。如下图所示的“结婚证明书”就是爷爷亲自签发的。

　　爷爷签发的这张结婚证书，是根据地首次依法推行的结婚证。

这张颁发于抗战时期，即根据地极为困难时期的结婚证，是用当地土造劣质麻纸油印而成，其长22厘米，宽9厘米。它与当今印制精良的结婚证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最粗糙的结婚证，也许会列入世界之最。别看它小，其内容却比现在的结婚证要详细得多，除男女双方姓名、年龄、性别、籍贯外，还有职业、结婚（完婚）年月日及所在地，另外还有两个证明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

此结婚证用毛笔填写着以下内容：男：王松来、23岁、务农；女：孔如支、20岁、纺织，二人均为石城人。证人：李景禄48岁、刘进和34岁，均为男性，石城人。下面并注明：“结婚声（申）请登记查与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结婚各条规定相合准予结婚登记本特发给证明书为证”。结婚证一式二份，此份由女方孔如支收执。

在证书的左侧印有朱红色的骑缝章“平顺县政府印”，签批者：“平顺县，县长魏健”。签字用毛笔书写，字体流畅，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3月14日）。

　　数千年来，太行山上实行着封建婚姻的陈规陋习，男女结合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买卖婚姻，一夫多妻、早婚、童养媳、权势者强霸民女等现象特别严重，对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2年1月5日至1943年1月5日，连续出台了《婚姻暂行条例》《婚姻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妨害婚姻治罪暂行条例》三部法规。这三部法规的公布实施，是为了打破压在太行山区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使妇女真正享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所以此结婚证明的签发，意义非常重大。

　　1942年灾荒出现后，生产自救、支援前线、度过灾荒成为燃眉之急,为此爷爷带领平顺民众抗旱度荒，用组织农民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等办法，解除灾荒危机，保障了当地党、政、军民的基本生活，成绩显著。

爷爷经常深入各村屯组织生产自救。爷爷最常去的村子就是西沟村，当时李顺达是西沟村的党支部书记，每次到西沟村，爷爷都住在李顺达家中。

李顺达的妻子吕桂兰曾回忆：有一次魏健来下乡，看到老李（李顺达）正在羊圈里出粪，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和裤腿就跳进了羊圈，和老李一起干起活来。

爷爷多次来西沟村与李顺达研究如何快速恢复生产的办法。在爷爷的帮助和鼓励下，李顺达带领6户贫农成立了抗战时期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

据李顺达的堂弟李才福回忆说：“老魏（魏健）比顺达哥大一岁，通过在西沟的接触，他知道李顺达是一个敢于斗争、不怕困难、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因此对李顺达更加信任了。在魏健的支持下，1941年，西沟村成立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武委会等各种抗日救国群众团体，李顺达当选为民兵队长。李顺达带领民兵白天劳动，黑夜练武。”

据李顺达妻子吕桂兰回忆说：“那年（1942年）冬天，快过年了,魏县长隔三差五就到西沟来，还是晚上来的多。来了就组织他们（李达才、路文全、王周则、宋金山、桑三则）在我家最边的那个窑洞里开会学习，后来才知道是商量成立互助组。有天晚上就开到了鸡叫，一晚上就点一油灯油。隔一会儿我过去给他们倒一碗水，真能吸烟，满窑里都是烟味。”

吕桂兰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家里，顺达一夜都没合眼，囫囵身躺了一会儿。早上早早就起来烘火做饭了，等魏县长过来吃饭的时候，他把饭端到魏健县长面前，非常严肃的说：魏县长，我答应你，这个互助组小组长就由我来当，保证完成好这个任务。”

李顺达的堂弟李才福回忆说：“那时我还小，也不是党员。他们一黑来一黑来的开会。我哥（李达才）早上起来就问我参加互助组好不好。当时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只跟他说，你和顺达哥让我咋做我就咋做，都听你们的。”

在爷爷的帮助下，李顺达和西沟村的李达才、路文全、王周则、宋金山、桑三则6户贫苦农民，于1943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二），联合成立了李顺达互助组，边区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据老劳模申纪兰回忆说：“老李（李顺达）经常讲，成立互助组是因为有魏健在这帮助他，那时魏健就在这工作了，他们和顺达很熟，来了就在李顺达家住。”

在爷爷的支持和帮助下，西沟村成立了互助组，使生产快速恢复，并获得丰收，之后此做法在全县进行推广，取得很好效果。

由于互助组的形式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互助生产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生产快速恢复，并获得丰收，因此西沟村成立互助组的作法被边区政府表彰为边区农民的方向，并在之后的若干年中，互助组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彰显，被毛主席称赞为生产战线的模范，并亲自为其题写了奖状。

解放后，西沟村陆续出现了李顺达和申纪兰等二位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并共同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国这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其中申纪兰自1954年开始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直到2020年5月22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参加了我国全国人大代表全部的66次会议，并于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

西沟村是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版图上唯一被标出名字的行政村，是中国首个农业生产互助组的诞生地，是新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典范，“西沟精神”已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爷爷在平顺县任县长期间注重民生，切实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如据《平顺县志》记载：“抗日桥，在石城村南漳河上，民国二十九年县长魏公健督筑。”这里所说的魏公健即爷爷魏健。如下图。

　　1943年夏，由于爷爷在平顺工作出色，成绩非凡，被调到太行四专署，随即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任命为太岳二专署⑨专员、太岳二地委委员。

二专署下辖士敏、高平、晋（城）北、晋（城）沁（阳）、长子和建宁6个县。

　　二专署在爷爷领导下，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组织所辖6个县的人民英勇杀敌，抵御倭寇，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二专署始终高度重视军民团结，与当地村民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在这份鱼水深情的支撑下，当地群众主动伸出援手，积极提供柴米油盐、棉袄棉被、军鞋、车辆、马匹等各类物资，全力支持专署各项工作开展，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二专署积极担当使命，一方面多次召开动员大会，号召民众参军参战，以实际行动支援全国抗日战争；另一方面认真组织生产活动，广泛团结各界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一系列举措不仅有力抗击了日军入侵，更在巩固与建设抗日根据地的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英勇斗争、敢于胜利、无私奉献的太行、太岳精神。太行、太岳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集中展现，因此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爷爷以旺盛的革命热情，不遗余力地同太行、太岳军民一起投身到抗日斗争中，他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把生死置之度外，为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重大贡献。

　　四、转战东北，服从安排，为解放战争再立新功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为实现党的“七大”制定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前身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整合了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及东北地方革命武装) 总部，并决定调2万干部、10万大军和100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当时东北籍干部成为首选。爷爷根据组织安排，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当时，组织上对开赴东北的干部，只给目的地，行进路线需自行规划。为防止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他们不敢乘汽车、火车，只能翻山越岭绕道而行。当时爷爷携家人与其他挺进东北的干部结伴而行。他们从高平县出发，经张家口、承德围场等地前往东北。他们行军两个多月才到达第一站，即辽宁省法库县。一同搭伴的还有王新三和刘希文等。

1945年11月初，爷爷随挺进东北的干部到达沈阳苏家屯，经东北局组织部分配，参加辽北省自治政府工作。此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已经于1945年10月上旬派李海涛、顾卓新、栗又文、倪志亮等到四平，组建中共辽北省工委和辽北军区，李海涛为省工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顾卓新为省工委副书记，倪志亮为军区司令员。11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再派郭述申到四平，在辽北省工委的基础上，组建起中共辽北省委。郭述申任省委书记、军区政委。李海涛任省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顾卓新任省委副书记。

1945年11月5日，辽北省自治政府在四平成立（后迁至昌北县八面城），阎宝航任主席（未到职），栗又文任副主席主持工作。中共辽北省委、省政府下辖3个地委、专署，包括辽北三地委、三专署。因辽北三地委、三专署驻地西安（今辽源）县，故称西安地委、西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西安专署），辖西安（辽源）、西丰、开原县，1945年12月增辖东丰、海龙县。

1945年11月12日，杜者蘅被任命为西安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霍明，军分区司令员伍坤山，副政委黄彬森，爷爷被任命为西安专署副专员。（其实爷爷回东北之前就担任太岳二专署专员，组织上考虑到我党我军在西安县落脚的重要性，就让他利用家乡的便利条件暂时屈居副专员的职位协助专员杜者蘅工作。果然爷爷的工作是出色的，他没有辜负组织上的安排，在西安专署的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党的新生政权在这一带扎下了根，成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西安地区地处东北中部、长白山余脉的三角地带，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物产丰富，粮煤俱有，兵员补充和军需供应条件优越。

彼时，西安地区斗争形势严峻，日伪残余拼凑的“地方治安维持会”把控局面，国民党设有县党部，百姓视国民党政权为正统，土匪、流氓与国民党、三青团勾结，对抗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1945年11月13日西丰县发生“大刀会”“红枪会”300多匪徒的武装暴乱，东丰县500多条枪分散各地受“地方维持会”指挥。面对艰难处境，西安专署秉持“依据新民主主义，为广大人民谋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施政方针”，以接收为核心，开展机关、群众组织和部队建设。一边宣传发动群众、争取进步士绅，一边解散伪“维持会”，接收日伪政权财产，建立民主政权，在农村组织反奸反霸、减租减息，组建人民武装。

按辽北省委指示，西安地委、专署接管西安、西丰等县。在接管过程中，对留下的干部妥善安排，发挥他们在接收工作中的作用。同时，专署加强机关组织建设，成立组织科、宣传科等科室，组建30多人的宣传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建150多人的分区警卫连保卫机关和维护治安。

为给东北民主联军扩充兵源，西安专署组建西安分区武装部队。通过招收、改造、收编三种方式，短期内组建多个团、支队及县大队。部队组建后，部分武器由省军区供给，部分从四平附近哈尔湖日军仓库获取修理后发放。在衣食住行方面，专署争取省委支持、发动群众募捐解决寒冬衣物问题，保证饮食。

依据中共中央指示，西安专署结合当地形势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不抗日、打内战的罪行，宣传共产党抗战功绩，消除群众“国民党正统”观念，发动反奸清算斗争，救济贫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和农会等群众组织，在条件成熟地区建立区政府。

西安根据地首个冬季，煤至关重要。抚顺煤矿停产，西安煤矿被苏联红军占据，多地火车因煤源不足停运，南方部队战士因缺煤取暖被冻伤。朱瑞司令员为解决煤炭问题来西安与苏军交涉，最终争取到超产煤供西安专署使用。专署发动工人多产煤，产量直线上升，超产煤运往多地，用于火车运输和部队，为东北解放战争作出特殊贡献。

194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关于辽北省与吉林省合并的决定》,撤销辽北省党政军机构，将辽北省属中长路以东的三地委(西安地委)及其所属各县委划归中共吉林省省委，组成中共吉辽省委，行政机构仍沿用吉林省政府，下辖吉林、吉东、辽北、通化4个分省委。

1946年2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在东丰县组建隶属中共吉辽省委的中共辽北分省委和同级行政机构辽北省政府，领导原辽北省政府（驻四平）所属的东丰、海龙、辉南、伊通、西安、梨东、西丰、开原和从吉林省划出的磐石县政府。辽北省分委、省政府下设一、二两个地委和专署。

1946年2月上旬，一地委、一专署在辉南县朝阳镇组建，领导东丰、海龙、辉南、伊通和从吉林省划出的磐石县政府，爷爷被任命为辽北一专署专员。

1946年3月，爷爷受党的委派在东丰县筹备组建第二期辽北省政府，

并于4月19日当选辽北分省委委员、辽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

1946年5月18日，爷爷被任命为辽北省二专署专员（驻地西安县），当时他正受组织派遣向哈尔滨输送新兵，又因战事变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又占领了西安（辽源），加之四平保卫战已打响⑩），被隔断在哈尔滨，因此无法返回赴任。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撤军哈尔滨后，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4月28日拂晓以第359旅为主力发起进攻，抓获国民党军5000多人，战至15时，哈尔滨市全部解放，哈尔滨也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

194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由长春撤至哈尔滨。当时国共两党为争夺四平正展开鏖战。此时中共中央东北局面对东北复杂的政治局面，急需用人，也正赶上爷爷因战事变化无法返回西安赴任二专署专员，所以组织上便安排爷爷留在了东北局，主要负责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筹建等工作。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对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人事调整，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1946年8月7日至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第一中学礼堂召开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彭真、周保中、冯仲云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代表185人，讨论通过了关于东北民主建设的施政纲领，选举产生了东北解放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东北各省行政联合会办事处行政委员会，简称东北行政委员会。选举林枫为主席，张学思、高崇民为副主席。

　　194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设立东北行政学院，爷爷负责筹建工作。经积极筹建及多方配合，同年10月5日，东北行政学院在哈尔滨正式成立，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兼任院长，爷爷兼任院务主任。

（注：1950年3月31日，东北行政学院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8月11日更名为吉林大学。吉林大学现为国家重点大学。）

　　五、忠于职守，勤勉尽责，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1946年10月16日，东北各省行政联合会办事处行政委员会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之后爷爷先后被任命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农业处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委员会代理副主任（负责人）、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47年2月，爷爷被任命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局长。

爷爷在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处长、农委负责人及农林局局长期间，认真落实我党的涉农政策。他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农业生产，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农村走访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我党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1946年冬，爷爷在嫩江考察时，发现土改后没有发土地证，有些贫困农民有顾虑，怕地主组织“还乡团”反攻倒算，不敢种地。考察回来后爷爷将这种情况向东北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做了汇报，之后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统一印发了土地证。土地证的颁发，标志着土地所有权的确定。

为做好1947年的春耕工作，爷爷起草了保护耕畜的通令，其中规定：严禁屠宰耕畜和把耕畜运往“蒋管区”，以解决春耕畜力困难等问题。

之后爷爷又起草了《生产令》，并于2月15日由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发布，其主要内容有：一、保证农民土地所有权（发地照）；二、所有土地一律按时耕种，不得任意荒芜，否则严予处分；三、奖励开荒，当年开荒之后地归本人所有，并免征公粮三年；四、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决定本年度全解放区征收公粮总数较上年度减少百分之十。

《生产令》的发布，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促进了春耕生产，使农民的权益得到了保障，受到农民的欢迎。

1948年初，北满地区土改运动结束后，黑龙江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大把菁”、“合伙组”、“四四二合作社”⑪等农业联合组织。这些合作组织原是在当地群众自发要求建立起来的，却遭到林彪、高岗的反对，硬说这是干部强迫命令搞起来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认为是“不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生产组织”。他们以东北局的名义发出指示，要各地立即解散。这年十月间，东北局又作出决议说：“许多地方本质相同、形式不一的所谓‘农业合作社’、‘大把菁’、‘合伙种地’等不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生产组织”、“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在农业生产中的反映”，再次宣布不准推行。为了搞清事实，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农委负责人的爷爷率领调查组，于1949年春节前，去泰来、龙江等地进行调查。通过调查，证明林彪、高岗的指责完全违背事实。这些农村合作组织确实是在群众自发要求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绝非出于干部的强迫命令，而且已经在春耕中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随即，爷爷向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作了报告。报告中说：对农民自发的合作组织不能一棒子打死，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土改之后农村出现的汪洋大海式的小农经济，不适合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要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发展农村合作事业。

随后东北行政委员会以调查组的名义将调查结果向中央提交了书面报告。中央很快把这份电报批回来，指示东北局认真研究。高岗置中央的批示于不顾，坚持东北局的决议不能修改。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决议》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决议》总结各地经验，明确地肯定了“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指出，“一般地说来，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具体的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着的。不问群众的条件和经验如何，企图用一种抽象的公式机械地硬套，当然是错误的，是有损害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的”。《决议》肯定了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明确指出：“这种农业合作社，就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并且着重指出“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正是富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形式。”至此，这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也证明了爷爷的观点是正确的。爷爷的调查报告为后来中央制定农业合作化政策提供了来自一线的真实参考。

(下段文字节选自1985年6月12日《辽宁日报》，署名李荒、张庆泰、金肇野的文章，标题为《怀念魏震五同志》)

“之后不久，农业部召开了一个小型干部会，学习中央的《决议（草案）》，会上展开了热烈讨论。魏震五作了发言，其观点：“现在少数地区出现的农民合作组织反映出土改后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适合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的，但我们要根据《决议（草案）》的要求稳步前进，因中国农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它是产生平均主义的社会根源。小生产者又往往容易犯急性病，因此他们可以单凭革命热情梦想在一个早晨就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时常会带有某种空想的色彩。”历史是无情的，在农业合作化后期，果然出现了匆忙并大社，匆忙成立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吃大锅饭”，刮“共产风”，正是说明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幽灵在我国大地到处游荡，后来，由于“四人帮”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几乎把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推向崩溃。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冲破了禁区， 解放了思想，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打开了健康发展的崭新局面，这也印证了震五同志当年观点的前瞻性。”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试办国营农场，同年10月，爷爷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的指示，组织并指挥在牡丹江地区(现属黑龙江省）通北县筹建一个机械农场，场名定为通北国营机械农场。

经过建设者们的努力，1948年便建成全国第一个国营机械农场，首开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先河。此农场后来为纪念烈士赵光同志更名为黑龙江省赵光农场。

现在的赵光农场已成为全国农垦系统中一个历史最久、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农场。赵光农场现另一名称为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赵光农场有限公司。

1948年7月1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扩充机构，其中包括成立农业部，爷爷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

1949年8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主持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政府，爷爷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副部长。工作地点由哈尔滨变为沈阳。同时举家迁往沈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人民政府辖区为后方基地，同年10月8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部长的杜者蘅被抽调，为参战志愿军做后勤保障工作。当时农林部只有两个副部长，张克威主要抓东北农学院的筹建工作，所以领导东北农林部的工作重担几乎全部落在爷爷一个人的肩上。其间爷爷注重农业的基本建设，注重把当前工作同长远建设相结合，使东北农业迅速恢复并且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当时，东北西部广大地区风沙、干旱灾害严重。每逢春秋季节，西北大风吹动了沙漠，不断东进，良田变成了沙荒。人民为了逃避风沙的侵袭，经常东迁，生活动荡，思想痛苦。这事引起爷爷的关注，为此他请教了沙患严重地区的群众，又召集有关人员对防治风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后，正式向东北人民政府提出了在东北西部建设防护林带的建议，并积极着手筹建苗圃，为大面积植树造林预作准备。1950年7月，东北人民政府先后派出林业技术干部100余名，协同各级政府进行勘测，同时动员各地筹备树种、建设苗圃。在此期间，爷爷充分组织协调各方面工作，1951年便营造防护林12万余亩。这年7月，东北人民政府决定继续在西满营造防护林，并制订初步规划草案，预定自1951年至1962年的12年间，在东北西部630万公顷土地上，每隔10公里营造一条宽为30至50米的基干防护林带；在耕地和可耕未垦地中营造防护林网（每个网眼面积10至20垧左右）；在主要河川两岸营造护岸林，沙丘地带营造固沙林，山区与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涵养林，总计要求造林面积达100万公顷。之后，这个规划得到陆续实施，收到很好的效果。

现在这个规模宏大的防护林带，南起渤海的山海关，北至黑龙江的镇赉，覆盖60余县，受益面积约达40万平方公里。它与华北、西北的防护林体系一起，构建成了我国最大的防护林体系，即三北防护林体系。

1952年4月，中央决定组建由中央农业部直属的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任命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副部长的爷爷兼任局长，为第一任局长。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构。1953年1月，根据以上《决定》，东北人民政府撤销，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在东北的派出机构，爷爷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并继续兼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

为了做好东北地区的农场建设工作，爷爷认真学习、潜心钻研农业科学知识，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出国考察、总结经验等方式，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并给出可操作的指导性意见，使国营农场建设顺利进行。如针对荒地勘测及选地条件不科学，导致开荒建场出现盲目性的问题，他在《关于拖拉机农场工作的总结和意见》中作出了总结，指出：“勘测和选地时，第一点要在交通方便，离铁路近的地方，在目前的条件下，偏僻的地方，运输机器油料粮食会遇到很大困难；第二点要在土地连片而且集中的地方，便于机器开垦经营；第三点土质要好，并注意适宜于机器作业及无湿凹而便于排水的土地……”

爷爷担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期间，积极推进农垦领域的技术推广工作。他还借鉴苏联农垦建设的先进经验，结合东北的气候、土壤条件等实际情况，牵头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农垦作业规范。在他的主导下，东北国营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展，经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更为后续全国农垦事业的规模化、规范化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参考。

爷爷非常重视农业水利建设。为了解决水患和农业灌溉问题，经过充分调研，爷爷提出在浑河流域的大伙房修建水库的建议，并负责筹建工作。这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城市用水、发电、养鱼等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整个水库分为拦河大坝、输水道和溢洪道三大主体工程，总库容面积达110平方公里，蓄水量为22亿立方米。在当时我国的水利建设工程史上，还从未修建过如此规模的大型水库。​

　　大伙房水库开工不久，施工人员发现筑坝土料不符合标准。爷爷亲临现场，与工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论证，经请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后，毅然决定紧急停工，并委托有关科研单位开展水工模型试验，还邀请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专家协助研究制定解决方案，之后才正式恢复施工。由于整个工程坚持科学施工，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因此确保了大伙房水库工程的高质量。该工程于1954年4月11日全面开工，1958年5月31日竣工。水库建成后，成功实现灌溉稻田200多万亩，同时在防洪、工业用水、民用供水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4年8月15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被撤销，随即爷爷奉调进京到农业部工作。爷爷的调动手续于1954年9月办结，10月正式到岗履职。

爷爷在东北工作期间，始终心系东北农业发展，不辞辛劳、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投身各项建设，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西满防护林带、大伙房水库、萨尔图种畜场、铁岭种马场、沈阳农具厂、熊岳果树试验场，以及沈阳、哈尔滨两所农业院校、公主岭农业科学研究所，尤其是东北多个国营农场的建设等诸多成就，无不凝聚着爷爷付出的大量心血与汗水。

　　1954年10月，苏联政府致电毛泽东主席，提出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大型谷物农场。10月12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1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并指派爷爷任组长，带领一个考察组，开展选址考察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查后，考察组认为黑龙江省集贤县三道岗地区较合适，最终报国务院批准。随后国务院批复同意，指定场址设在三道岗，命名为“国营友谊农场”，并由爷爷等6人组成建场委员会，负责农场的筹建工作。同年苏联专家进驻农场。

（当时爷爷仍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1955年7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与黑龙江省农业厅国营农场管理局合并，机构正式撤销，其职能由新成立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厅承接。）

　　苏联政府派遣专家并提供了开垦荒地和经营大型农场的先进经验，还送来可用于开垦播种2万公顷土地所需的各种机器设备⑫。经过一年的努力，国营友谊农场开垦荒地43.5万亩，播种粮食作物4.8万亩，收获小麦477.7万斤、大豆98万斤。粮食丰收了，满载粮食的汽车源源不断驶往国家粮库。

国营友谊农场现更名为黑龙江友谊农场，号称“天下第一场”，隶属于黑龙江农垦局红兴隆管理局。

　　1955年4月21日，爷爷任农业部部长助理。

1958年10月20日，爷爷任农业部办公厅主任。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务院批准兴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全国农业展览馆⑬，经9个月的紧张施工，于1959年8月胜利落成。全馆建筑面积47,831平方米，占地80公顷。

1959年8月爷爷任全国农业展览馆馆长兼党委书记，为首任馆长。（全国农业展览馆亦称中国农业博物馆）。

　　1960年4月29日，爷爷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

爷爷任农业部副部长期间情绪饱满，干劲十足，忘我工作。当时爷爷主管农业部20多个局中的10几个局，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工作繁忙时，不分昼夜。

爷爷任副部长期间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并对“农业八字宪法”的实施工作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

1959年至1962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部分地区出现饥荒。面对严峻形势，爷爷作为农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心情极为沉重，他以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稳健的工作作风及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贯彻中央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快速恢复农村经济，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六、坚定信念，失志不渝，为党的事业无怨无悔

1964年爷爷开始挨整，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所谓农展馆问题，起因是全国农业展览馆副馆长吴文华企图叛逃苏联驻华大使馆（未遂）。按当时农业部党组分工，爷爷分管农展馆工作，他还兼任农展馆党委书记，因此爷爷的“罪名”是“包庇坏人”。 第二个原因是说爷爷有经济问题，“多吃多占”，理由是爷爷曾陪同农业部的几位领导及家人去农展馆食堂吃过饭，当然是按规定付过钱的。那段时间爷爷多次被拉去批斗，晚上很晚回家，身心备受折磨。其实爷爷遭此厄运，农展馆问题只是表面文章，真实原因是其姻亲因的所谓“严重问题”而蒙冤，爷爷因此受到株连，爷爷成了牺牲品。

　 　1964年底，对爷爷的批斗和审查告一段落，在批斗会上所指控的问题，经中组部调查，都为不实之词。中组部的领导找爷爷谈话，告诉他“你的问题查清了，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下放锻炼，全国各地任选一个县去做副县长”。既然没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要被免职并下放去做一个副县长？爷爷内心虽充满委屈和不理解，但还是默默接受了这个不公正的安排。

1965年，爷爷去吉林省农安县任副县长，一个排名最后的副县长。到职后便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直到“文革”开始。

据在农安县政府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说：魏震五和蔼可亲，与群众关系密切，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魏头”。

1966年“文革”开始后，爷爷作为走资派当然要被关押、批斗、戴高帽游街，不但如此，在北京的造反派们又给爷爷“挖出”两个新罪名，一是“东北大学叛徒集团”成员，二是“东北帮”成员。

　　所谓“东北帮”是指抗战胜利后，由吕正操、刘澜波牵头起草，并由中共党内曾在东北军和东北大学工作、学习过的中高级干部签名的一封给蒋介石的信，要求释放张学良，为此，造反派将所有签字人员认定是“东北帮”成员，爷爷也在其中。这两大罪名给爷爷造成重大压力，使爷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据吉林省第一任民盟主委、原吉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徐寿轩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当得知魏震五被下放到农安当副县长，“文革”期间又被关押、批斗后，曾气愤地对吉林省有关领导说：魏震五没问题，他无法来看我，我可以去看他……”

1967年开始，各地造反派发生武斗，农安县也是如此，当地好心领导出于安全考虑，让爷爷出去躲一躲，爷爷也知道农业部和一些大学的造反派正在追查所谓的“叛徒”和“东北帮”问题，这时他还是被诬陷的身份，还是“戴罪之身”，所以不得已开始躲藏，大部分时间躲在东北各地，有时偷偷溜回北京，却不敢回家，有一次躲在大姑家后，把奶奶偷偷叫去见一面便匆匆离开，不知去向，很难想象那段艰难的日子里，爷爷是怎么度过的。

1972年，农安县给爷爷做了一个无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经查明“反共启事”是当时东北大学的教务长王卓然，在没有与被捕学生商量的情况下擅自代签的，学生们并不知情，所谓“东北帮”问题，也被证实给蒋介石的信是中共中央授意，不是个人行为。经查实所有诬陷均不成立，但还是没有人给爷爷安排工作。

爷爷得不到工作，只能居家待分配⑭，但他却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农业情况，同时也为“文革”的灾难深感忧虑，更渴望尽早出来为党工作，报效国家。

1976 年四五运动期间，北京群众聚集到天安门广场，表示对周恩来的追念和对“文革”的不满，爷爷对此事件非常关切，关注局势发展，还曾前往天安门广场，足见他的忧党、忧国、忧民的情怀。

1977年，全国都在落实老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老干部逐渐回到工作岗位，爷爷在王震副总理的关心和协调下，也终于获得了再次工作的机会，到吉林省任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

爷爷从挨整到复出工作，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身心遭受摧残，但他对党的忠诚始终没有改变，他不计个人得失，坚守信念，牢记使命，复出后，仍无怨无悔地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七、不忘初心，光明磊落，为我国农业发展鞠躬尽瘁

1977年10月，爷爷走马上任，任吉林省革委会主管农业的副主任。当时东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为小麦、大豆和玉米，水稻因气候条件、生产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大面积生产，只有少量种植，产量也很低，为此，爷爷组织人员到日本考察学习（因东北粳稻的原种是日本北海道的“赤毛”），聘请日本水稻专家与中国科研人员联合试验，培育适合我国东北气候条件的水稻新品种，取得较好成效。

同时爷爷还起草了《日本水稻技术组试验结果和今后推广的意见》，并就试验结果、试验结果在东北推广、如何借鉴日本机械化水稻种植经验、我国水稻种植机具研制、水稻种植技术再开发等问题分别向王震副总理、王任重副总理、农业部党组、农垦部党组分别做了报告，并提出建议。报告中提到：

“一、关于试验结果。王震副总理给日本水稻技术组承担的试验任务完成了。试验是成功的。在今年四月和九月气温偏低的情况下，试种的十公顷水稻，本月十七日已开始收割，亩产预计可以达到1100斤，比普通水稻增加四五百斤……日本水稻生产是现代化的，机械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日本人多耕地少，北部地区也常遭受低温冷害的侵袭，我国有些地区的情况与日本很相似。日本东北地区水稻高产稳产的栽培经验和种植水稻的机具设备对我国东北三省是适用的。日本现在的水稻生产口号是：优质、高产、省工。他们不仅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首先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二、关于试验成果如何推广。日本机械化高产稳产栽培经验，我认为不仅应在吉林推广，也要在东北三省推广。吉林现有水田面积五百万亩，东北三省约有一千五百万亩，如能改善水利工程，加强用水管理，节约用水，再扩大一部分水田，水田面积可以达到两千万亩。亩产达到日本东北地区千斤水平，总产量可达200亿斤，增产几十亿斤到100亿斤水稻……三、关于加强科学研究工作问题。关于水稻栽培试验研究工作，与日本签订的技术合同原定一年，必要时可以延长一年。我建议延长一年，把今年的试验研究工作继续深入一步，巩固发展试验研究成果。因此此事要早定下来，要与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商量。公主岭水稻研究所应成为东北地区研究所，除了与辽、黑联合进行研究外，还要负起培训技术人员的任务。另一方面要加紧进行支农工业的科研工作。由于水田机具的研究工作目前处于落后状态，水田育秧的成套机具应指定农机研究单位列人研究项目……塑料大棚是水稻生产的关键性设施。国产的塑料薄膜数量少，质量差，透光性不好，拉力差，用一年就不能再用。日本造的可用三五年。大棚的钢架日本是用铝合金管，我们是否可用薄壁镀锌管？是否可用一部分木竹竿代替一部分钢管？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研究。育秧苗用的塑料盘也要安排工业生产。稻田用的化学除草剂很重要，也需要进行研究实验生产……粮食产量上不去，生产粮食与增加经济作物用地的矛盾是难以解决的。粮食上不去，不能充分解决饲料问题，发展畜牧业增加肉食，也是很难的。抓粮食生产除了抓商品粮基地，水稻增产潜力很大，也应当重点来抓。”

爷爷的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被批转到有关部门得到了充分落实。

现在东北大米做成的米饭，已成为我们餐桌上最香、最好吃的米饭。东北大米已成为广受认可的优质稻米。据农业部门不完全统计，现在东北稻区水稻常年种植面积达6700万亩以上,按每亩平均1000斤年计算，产量可达670亿斤。爷爷当年的愿望得以实现，爷爷如在天有灵，定会欣慰的。

　　爷爷一生疾恶如仇，但对同志、战友或家人却充满着关爱。他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正直，他乐于助人，从不整人，在别人有难时，会无私地出手帮助，因此在一些回忆爷爷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说爷爷是个好人，足见他善良和爱憎分明的高尚品格。爷爷的人格魅力在处理他的老同事老战友杜者蘅的后事中便可见一斑。

杜者蘅20世纪50年代初曾任东北政府农林部部长，后任辽宁省省长，1958年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从行政七级降到十二级，下放到沈阳拖拉机厂任副厂长，“文革”中遭受很多磨难。1975年状况有所好转，被允许请假外出访友，不幸的是，在京期间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当时住在爷爷家），此时杜者蘅还没有平反，爷爷及杜者蘅的好友们此时心情非常沉重，尤其为他不平。

沈阳拖拉机厂得到消息后派代表迅速赶到了北京，并代表组织提出不允许召开追悼会，急于草草收场。但是爷爷等一大批老同志坚决地提出了“一定要向老杜做个告别”，最后沈阳拖拉机厂经过请示辽宁的主要领导同意，在北京远东饭店成立了“杜者蘅治丧小组”，决定在八宝山为杜者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是爷爷等一些自身难保的同志和战友们，舍命为杜者蘅“拼”出来的遗体告别仪式呀！（此时爷爷等参与此事的大多数老同事老战友都没有平反或恢复工作。）最后在爷爷的参与下，不顾杜者蘅所在工厂和辽宁省方面的阻挠，在八宝山为杜者蘅举行了一个有四五百人参加的民间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有杨秀峰、黄火青、吕正操、高扬、杨建群等许多老同志老战友，邓小平送了花圈（邓小平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领导，杜者蘅是他的直接下级）。

在办理杜者蘅后事的时候，爷爷好像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指挥若定，考虑问题细致周到。这次追悼会实际上是爷爷及许多老干部集体对“文革”不满的一次情绪表达，同时也体现出爷爷对革命同志的友爱，也充分体现出爷爷爱憎分明的性格。在回忆爷爷的文章中还有许多爷爷爱憎分明、无私助人的例子。

爷爷对他人如此，对家人亦是关爱有加。在他人的回忆中，爷爷是个开朗随和，忠厚善良之人，但在子女面前，却言语不多，略显威严。他关心着每个子女的成长，并用自己的方式去爱护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影响他们，进而爷爷为人做事的风格与品格，深深烙在每个子女的心中，为子女们树立了好榜样。

1979年5月，爷爷病倒了，且病得很重，先在长春，后转到北京住院治疗。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条件恶劣，爷爷得了气管炎病，解放后的一段时间病情较稳定，但在“文革”期间，由于“东躲西藏”，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由气管炎发展到肺气肿，最后发展成肺心病，但爷爷在恢复工作后，仍怀着满腔的工作热情，带病坚持工作，后来由于身体原因，在1979年底，爷爷的工作关系从吉林省转回了农业部，任顾问。

　　爷爷在任农业部顾问期间，还就我国东北水稻种植及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向国务院及相关领导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得到重视。

1980年1月5日，在广州从化疗养的爷爷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与爷爷一同疗养的吴冷西（原新华社社长）后来在回忆爷爷时说，在疗养期间，爷爷曾向他兴致勃勃地谈过很多有关农业和经济工作的想法和建议。从中也看出爷爷为党的事业、为国家的发展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爷爷的高尚品格，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也正如其老朋友、老战友关山复在回忆录中写到的“震五为人忠厚，待人亲切、相见以诚。他胸怀坦荡，豁达大度，对人无为己甚。震五晚年、健康日非，报国之心尤切。有时谈起要求工作的事，激情无已。难怪他在生命将尽之前，还带病出访日本，探究水稻培植技术，这就是鞠躬尽瘁的精神……”。

爷爷去世时遗体告别仪式在广州举行，习仲勋和杨尚昆等广东省、农业部的有关领导、部分爷爷生前好友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1980年12月23日，爷爷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农业部机关及爷爷生前友好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1981年1月3日的《人民日报》对此做了报道。

爷爷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被送回北京，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后来老叔将爷爷的骨灰与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奶奶的骨灰一同迁出，同老姑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

爷爷一生服从党的安排，勇于承担党所委派的各项艰苦工作。他坚定信念，不畏困难，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勤勉敬业，把毕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特别是解放后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他，将永远缅怀他。

虽然爷爷离开我们已整整40年了，但他那高尚的品德和坚毅的性格，他那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都深深地影响和鼓励着我们，我们要将它永远传承下去。

爷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我们将永远怀念爷爷！

注释：

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阳一夜之间沦陷，大批身无分文的东北学生流亡到北平。北平社会局拨款，并给学生发被子和衣物解决衣食住（每天两角钱）。成立不久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商请张学良在北京社会局于西单皮库胡同设立的难民收容所（原京师习艺所内）成立东北学院。1931年10月18日，在张学良的鼎力支持下，东北学院正式成立。虽然校舍破旧，但面积并不小，可容纳几百人上课，还有一处小操场。学院分为大学部和中学部，由张学良任董事长兼校长，王卓然为副董事长。后因大学部迁走，成为东北大学，于是1932年将东北学院更名为自励中学，同年又更名为东北中学，全称“私立东北中学校”，首任校长王化一。1931年12月22日，东北学院中学部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学校当时有流亡学生共三四百名，分编为高三、高二、高一、初三、初二、初一和补习班。学校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总务主任李孟兴，训育主任谭克实，教务主任魏日新。学生全部住校并免收一切费用。每月18日，全体师生举行国耻纪念会，升旗、默哀，唱校歌并敲响警钟，还经常邀请东北名士如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苗可秀等来校，讲解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的事迹，使学生们倍受鼓舞。学校设有文化课和军事课。学生按文化程度编班，共十余班，学生总计四百余人。军事教官有4、5名，多为“东北讲武堂”毕业的校尉级军官。张学良给学校配备了九七步枪600多支，重机枪6挺，轻机枪11挺，手枪若干支，子弹10余万发。每人在军训时可领一支步枪，操练时都是真枪实弹演练。学校采用十分严格的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每天早六点起床，晚九点熄灯。服装也是东北义勇军拨来的统一旧军装，男女学生一律穿着灰色军装，戴大沿军帽，扎皮带，打绑腿。后来改为浅黄色军装和军帽。男生一律剃光头。全校师生感情融洽，每逢“九·一八”同吃高粱米饭，共饮黄连水，卧薪尝胆，誓报国仇。1932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争夺学校领导权，遭到众多同学反对，无果。1933年，张学良出国考察前，曾委托下属们继续在京办好东北中学，但经费越来越困难，只能靠北平社会局和慈善家捐助。尽管条件艰苦，张学良的下属们还是不负众望，尽职尽责。1934年5月9日，东北中学创办了校刊--《东北中学校刊》。校刊由东北校刊社编辑，社长金日宣。该刊物为旬刊，每月逢八出版，从1935年6月第二十五期起改为半月刊，至1935年11月停刊为止共出版了二十七期。1935年7月，北平形势吃紧，已于1934年1月8日考察回国的张学良，为照顾流亡的东北学生学习，遂将东北中学由北平迁往河南省境内的鸡公山。在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国民党收缴了学校的武装。1938年暑期，东北中学迁往湖南桃花江畔的桃花坪。半年后，因战争吃紧，又从桃花坪水陆兼行，经贵阳而入四川，到达自流井。从1931年的建校到1941年东北中学解体，共培养出约一千五百余名学生，其中大部分学生之后投入到了滚滚的抗日洪流当中。因此东北中学当时被称为是培养抗日骨干的摇篮。

②:关于冀察游击队和冀察游击队教导大队。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了北平，在北平任国民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北民军司令的孙殿英率余部从北平撤出，一路南下。途中，孙殿英的一些部属就以孙殿英的名义收容北平溃退的士兵、警察、土匪，到石家庄附近时就已接收了两千余人。其后，撤退到冀南山区时，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蒋介石为拉拢这股力量，委任孙殿英为冀察游击司令，这支部队也被改编为冀察游击队，下辖两个支队。之后在日军大举南侵、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却从河北退入山西晋城一带。此时，孙殿英也有了趁日寇南侵、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河南一片混乱之机，出任河南省主席的想法。于是，他把一部分部队移驻豫西宜阳，在这里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同时，为了给新部队增加骨干、培养人才，他计划开办游击队教导大队。此时孙殿英逐渐认识到，他要想在豫西站稳脚，就必须借助共产党的威望，顺应民众一致抗日的潮流。此时在中共豫西特委对尽快培养军事人才也感到困难，于是在当时全民呼吁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大气候下，孙殿英跟中共豫西特委联系，双方正式决定在宜阳三乡合办冀察游击队教导大队。随即中共从其他渠道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孙殿英的教导大队中从事日常教学、管理等工作，其中，前往教导大队的共产党员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之外，还努力吸纳国民党部队中的进步人员，为我党储备人才。后来，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从山西晋城全部进入豫西。不久后，冀察游击队就被改编为新五军。

③:兵运是士兵运动的简称，是指地下工作者通过打入敌军内部，分化、瓦解、

争取各层次的敌军人员，最终实现叛逃、投诚、起义等行为的过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

④: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人，在1936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指定由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张文昂、张隽轩、刘玉衡等人正式发起。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即1936年9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1937年 11月8日太原沦陷后，山西各地旧县政府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土崩瓦解，其县长有的弃职而逃，有的投敌，有的勉强支撑着危局，而以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骨干为主体的各地牺盟会组织，则在共产党的掌握领导与八路军的支持下，在战地、敌后密切配合抗日部队，依靠广大民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影响力不断扩大。阎锡山深知唯有牺盟会才能维持地方局势，因此，他在11月临汾土门召开的军政民会议上，意欲利用牺盟会的力量来保全其地方政权，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乘此向阎锡山推荐了一批牺盟会骨干（多系中共党员），由阎锡山委任到晋东南、晋南等部分县担任县长，领导政府和民众进行抗日斗争。山西各地的牺盟会组织，积极利用阎锡山提出的守土抗日、合理负担等进步口号与法令，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可以说，牺盟会是山西地方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合作的产物，是山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团体，最终被中共取得了控制权，与阎锡山分道扬镳。

⑤: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发生于1939年12月。当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晋绥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动用全部晋绥军进攻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打击了山西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且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的组织，以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基础改编而成。决死队在山西省的组织，名义上归阎锡山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员薄一波担任领导人。决死队下设四个纵队，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

⑥:顽固派。1927年后，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叛变革命，后来，与反动派形成合流，国民党顽固派初步形成。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其指挥的军队常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发生摩擦和冲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

⑦: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高平、陵川等县被国民党军占领，平顺县形成了西抗日军，南拒国民党军的态势。为了防患于未然，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公安警察为基础，又招收一批青壮年，组建了平顺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独立支队。支队下设4个连，总兵力 500余人，1940年编入决死三纵队序列，开赴抗日前线。

⑧: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1938年7月在武昌成立，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陈立夫、康泽等31人组成中央干事会，陈诚、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三青团向青年灌输封建思想和反共思想﹐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对蒋介石的愚忠。为了尽忠，他们进行“精神训练”﹑“生活训练”等。有些地方的三青团﹐被复兴社分子操纵﹐堕落成了特务组织﹐与军统﹑中统沆瀣一气﹐设立青年劳动营﹐关押﹑迫害爱国进步青年。三青团内有些人曾要求改组政府﹑澄清吏治﹐但受到蒋介石的压制。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统一”﹐将三青团并入中国国民党。

⑨:二专署中的“专署”是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专员公署”的简称，是我党建立的地方政权机构，下辖若干个县，其行政领导称专署专员。

1943年3月，在原太岳四地委的基础上组建的新的太岳二地委（亦称岳南地委，书记席国光）在冀氏县碱土院村成立；随之，成立了太岳第二专署（当时称晋冀鲁豫第八专署，专员魏健）和第二军分区（第386旅兼，司令员王近山），并很快迁至士敏县（今沁水县）杜塘沟村。其后，利用386旅772团2营驻扎端氏地区的有利时机，太岳二地委、二专署和第二军分区机关从杜塘沟村迁驻端氏周边的士敏县楼底、杏林、郭壁一带。二地委驻士敏县楼底村，二专署驻士敏县高塘村，二军分区司令部、武委会驻士敏县杏林村。1944年1月，中共太岳第二地委机关迁往沁水县窦庄村，太岳二专署也由山区迁到士敏县沿固县河的王庄沟。

太岳第二专署下辖士敏、高平、晋（城）北、晋（城）沁（阳）、长子和建宁6个县。太岳二专署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岳行政公署，行政公署简称“行署”。

⑩:四战四平是东北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同国民党军队在四平街（今吉林省四平市）的四次作战。第一次作战为四平解放战，是东北民主联军为了夺取战略要地四平，同驻守在四平的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战斗。第二次作战为四平保卫战，是国民党新一军全面进攻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守城部队奋起还击，打响了四平城区保卫战。第三次作战为四平攻坚战，是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决战于四平外围的战斗。第四次作战为四平收复战，是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肃清四平国民党守军的战斗。在四平四次作战中，国共双方累计投入兵力达94万余人次，总计作战时间长达63天。四平各次作战的得失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着国共在东北的全局性战略得失，因此，双方不惜投入精兵良将，鼎力相夺，攻守进退，互有胜负。四平几易其手。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之战中，以总计伤亡4万余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6万8千余人，最终掌控了战略要地四平。

⑪:“四四二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为适应东北人力畜力少、可垦荒地多的客观实际而产生的，具体组织办法是：劳力股占四成，耕畜股占四成，土地股占二成。群众自己称为“四四二合作社”。

⑫:1954年，苏联党政代表团在新中国国庆5周年之际，送给我国建设两万公顷土地的谷物和国营农场的全部设备，其中设备包括180履带式拖拉机30台、五四履带式拖拉机64台、别洛霞西耕耘拖拉机4台、谷物联合收割机100台、载重汽车30辆、汽油车4辆、加油车4辆、流动修理车2辆、轻便汽车30辆、带侧座的摩托车10辆、单轴拖车6辆、双轴拖车8辆、机力犁128个、机力谷物播种机120台、耕耘机和粗耕机100台、耙1600个、净谷机16台、割草机16台、设备修理厂的方种机床14台、电焊设备2套、220瓦无线电设备13个，电话总机1个，流动电影放映机1部。苏联代表团还派来一批专家帮助建立国营友谊农场。正是这些专业设备和专家的到来，使我们在较短期间内学会开垦大面积荒地和经营大型农场的先进经验，使国营友谊农场较短时间便获得丰收。友谊农场是前苏联在中国援建的一个农场, 是中苏友谊的象征，友谊农场由此得名。

⑬:全国农业展览馆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其地理位置、规模、布局和风格均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1959年正式落成后，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的大型展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国农业成就展览，开创了京城60余年的展览历史。从此，全国农业展览馆名震京华，令世人瞩目。馆区树木成荫，繁花似锦，湖波荡漾，与回廊亭台、碧瓦黄檐古典建筑群交相辉映，环境十分优美，是北京唯一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园林式大型展览馆。2017年12月，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⑭:爷爷家当时住在北京东裱褙胡同56号。这是个小四合院，面积不大，是爷爷任农业部副部长时，国家按副部长待遇分配给爷爷居住的。后来爷爷被撤职降级，被下放到农安县任副县长后，这个小院又搬来两户人家，一户姓刘，一户姓李，三户人家就一直挤在了这个小院中。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因城市改造，这个小四合院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