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r></p><p><br></p><p> 说起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在我大学毕业分配去湖北省统计局报到之前，还不知道“统计”到底为何物。然而，在此工作仅四年多时间，我竟然被破格当上这个局的副局长。</p><p> 因此，尽管很多人认为“一切皆有可能”是悖论，但我的此段令自已都回不过神来的奇特经历证明确有一定道理。</p> <p>（实话实说，当年走进这座办公大楼报到时，心中的忐忑绝对多于新奇。）</p> <p> </p><p> 大学期间，《统计学》在武汉大学经济系仅为一门选修课目。而我当时因对《逻辑学》颇感兴趣，权衡一番便将《统计学》拒之门外。到单位报到之后，立即赴当时的湖北财经学院一位朋友那里借来《统计学原理》等书藉攻读。然而读完掩卷，脑子只剩一片空白，因看到后面就忘了前面。于是心头的圧力陡增，我意识到自己只有作出更加刻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胜任统计工作。为此，我必须加油加油再加油！当后来真正接触到实际工作时，却发现统计并非所想象的那样困难，也才明白那些编写教材的专家教授们也许是过于专业的执着，或许还有少许的故弄玄虚。一些很简单的道理，却用很多字母和公式进行玩魔术般的组合，让你看了往往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p><p> 就我看来，凡是参与过统计工作的人，只要稍稍用心一般都会在两个方面有所收获：一是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一是习惯数据分析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对于第一点，我的感受最深。记得正式上班没两天，下午快下班时局办公室的一位副科长找到我，要我帮他誊写一份三十多页的文字材料。我听罢欣喜异常，因为刚一上班就能一展自己的身手。为此，下班后我匆匆吃罢晚饭就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早晨一上班即交到他手中。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他一看材料就狠狠地批评我说：你算什么大学生！怎么连逗号和顿号都写不清楚……我一看自己抄写时的确是用一个比较随意且不规则的圆点来标识逗号和顿号，便连忙说道：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不会这样马虎了。我马上重抄……若干年后我当上湖北省统计局局长，有一次与这位时任办公室副主任的南下老干部私下交谈时提及此事，他就慌忙不迭地再三道歉。我则极其诚恳地对他说道：我国五代时曾有“一字师”之说，而您对我应该严格区分一个标点符号的帮助真的让我终生受益。不知您注意到没有？我现在写字再怎么潦草，但标点符号绝对是工整的。没有您那次的严厉批评令人警醒，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说实话，我一直对您心存感激……</p><p> 由于当时风靡全国的“三学”(即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活动还未过时，1978年10月我即被抽调到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队工作，进驻荆门的沈集公社(真不好说我与荆门是有缘还是无缘，因为十九年后我突然出任荆门市长，但仅仅一年时间即被匆匆调离)。</p> <p>（荆门市位于湖北省中部，素有“荆楚门户”之称，1.2万平方公里面积，300万人，在1983年前则为荆门县。）</p> <p>（沈集距荆门城区26公里，现隶属荆门市的沙洋县管辖。）</p> <p><br></p><p> 担任省委农村工作队的队长是当年在湖北省以至全国都颇有名气的饶兴礼，可算得上是湖北的“陈永贵”。典型的农民出身，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曾当过浠水县十月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由于基本上是坐守省城武汉，此间我与他打交道不多，印象中象是个敦厚、话语不多的农村老干部……</p><p> 副队长由当时的一位省物资厅的副厅长担任，湖南桃江人，年龄五十余，好象是南下干部。而省直单位的一帮处长则任组长，带领处以下的干部常住在生产队。当然，象我这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不少。</p><p> 不知是什么原因，抵达沈集的当天即宣布我和省物资厅、省储备局的两位干部留守队部，而我则主要是跟随副厅长工作。刚开始我内心对这项工作颇不愿意，因从懂事时起就不太喜欢与当官的多接触。为此，回机关办事时遇到同事询问我在工作队具体干什么时，我不无调侃地答道：往好里说，是“联络副官”；往坏里说，当狗腿子……</p><p> 如果两相比较，此时在荆门沈集的工作内容，与我当年在阳新县委农村工作队则完全不同，主要是为地方制订农业(其中最重要的则是粮食，因为荆门是全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生产发展规划，且帮助上一些比较大的水利工程项目，基本不直接与农民打交道……而在阳新一年到头的全部工作，就是围绕着农民“催粮、收款、结扎、引产”八个字打转转。那时我二十岁刚出头且未婚，每当挨家与一些已婚的小媳妇商定计划生育的具体措施时，她们那时而有意、时而无心的戏谑，常常令人脸红得无地自容；每当年底组织超支兑现，带着队干部和基干民兵到一些农民家中強收粮食、逮鸡牵猪时（实话实说，这也是迫于无奈之举。因当时我国广大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体制，而生产队的积累往往为零，又不准农民搞任何副业，只能靠挣点死工分等到年终分配兑现以分红度日。此时此刻，生产队如果不使用一些“准暴力”手段，从超支户的手中挤点钱款转到分红户的口袋里，将会严重影响次年他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总觉得自己有点象电影《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心中格外不是味道……</p> <p>（当年在阳新县委农村工作队的住队地点，就位于这条空中渡槽右端的白浪山下。）</p> <p><br></p><p> 慢慢地，我发现副厅长颇为敬业，也有一定的水平，且对随行的干部比较关心。如省成套局的一位早过知天命之年的副处长，是抗日时期的干部。驻队期间，老处长经常从他所在的帅店大队到沈集来打牙祭，说起来象是笑话，所谓打牙祭就是喝半斤白酒外带两个小菜和一个大馒头。原来他老家在山东吃惯了面食，如果光吃大米饭就解不出大便……副厅长知道此事后，便特意叮嘱我经常从沈集给老处长带馒头去……</p><p> 到后来，我决定既来之，则安之，在心中拜副厅长为师，以争取跟他学两手。一是仔细研究他修改文字材料的遣词用句，想透彻他为什么要这样修改；二是认真地思索他在各种场所的讲话，弄清楚其所说主题以及围绕主题所采取对策、措施之间的关系；三是经常琢磨他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的指示，并换位思考地联想如自己此时在他这个位置时该如何决断……偶尔，如果发现自己的某个方面的想法也许比副厅长要略高一筹，心中不免会泛出一阵窃喜。便会跑到镇上买两个沈集我最喜欢的油饼啃啃，以作为对自己进步的奖赏……</p><p> 除此之外，此间我跟随着副厅长奔走各处，从某种角度掀开了官场帷幕的一角，增长了不少见识。</p><p> 首先，我初步见识到官场的奢华。记得我第一次跟着领导走进豪华的宾馆餐厅，其情景真让孤陋寡闻的我眼界大开。我是第一次置身如此装饰精美的场所，第一次看到如此琳琅满目的菜肴，还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喝酒竟需要三套酒杯！尤其令我在人们眼中成为大观园内可笑的刘姥姥的是，每次就餐完毕我总要坚持按照规定交纳就餐费(当时规定驻队干部在外就餐，每天需交0.36元钱、1.5斤粮票)，不光自已交，还主动地替领导交。记得当我第一次请示领导时，他看了我一眼，便含糊其词地说：“那就交吧。”然而管接待的人则一边象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一边打着哈哈推托说你真会开玩笑。于是，我只有乘他们不注意时将钱及粮票压在菜盘底下(当时大部分地方还未流行餐桌转盘)……时间一长，我看到领导也不还我代交的钱粮，且每月的工资开始频频出现亏空，才明白这是自己在“小题大作”，便决定“顺其自然”了……</p><p> 其次，我也初步见识到官场的权力。那是一个物资相当贫乏的时代，且实行计划分配与市场销售价格的“双轨制”。一些市场紧俏的钢材、水泥、煤炭以及化工产品，有的批发价与零售价竞然相差一倍左右。因此，作为省物资厅的领导也许不算“位高”，然而绝对“权重”。往往他的一个电话、或者一个签字，就能决定数以万吨的紧俏物资的去向以及归属。所以我跟着他不管走到那里，当地领导甚至毗邻县市的领导都会趋之若鶩……</p><p> 同时，我还初步见识到官场的一些丑陋。有些官气十足的县市领导，平常骄横得象是没有爹妈生的，然而在副厅长的面前，则能一下子象川剧中的“变脸”那样无常，满脸堆笑，媚气十足。尤其是在把酒言欢时，他们逢场作戏，口吐莲花，一句句阿谀奉承之词让人浑身不由得起鸡皮疙瘩。此外，他们(包括我们省委农村工作队的部分干部)在公开场合讲话时的一本正经，与私下酒足饭饱之余寻欢作乐的作派反差极大，有些真让人不屑一顾……</p><p> 到1979年2月，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全召开之后的“拨乱反正”，“农业学大寨”运动随之寿终正寝，省委农村工作队也正式撤销。</p> <p>（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为神州大地带来一片勃勃生机。）</p><p><br></p><p> 在离开沈集之前，副厅长曾与我深谈了一次。交谈之中，我很坦诚地对他说道：尽管相处时间不算很长，跟着您我真的学到不少东西，同时也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真的谢谢您！他便大笑着说道：你心中的那些“小九九”，我早就看在眼里。然而不管你有什么想法，还是应该知道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有时必须入境随俗，否则就会举步维艰。然而我要对你说的是，我真的喜欢你这种个性，也很放心你在我的身边工作，要不按常理我会让本单位的干部跟随我的……最后，他建议我考虑可否调到省物资厅去工作，并承诺会从各个方面给我以帮助。我听毕在表达真诚的感谢同时便婉言谢绝，主要是通过这几个月的工作实践感觉物资系统的水太深恐怕自己难以把持，不如搞统计业务工作单纯。不过，我还是衷心地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和信任，并半真半假地说道，如果那天在省统计局实在混不下去了，一定会找他“投靠三爷、改换门庭”的……</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