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人的一生,只要上学,就必有老师。就我而言,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幸遇了许多好老师。沒有他们,就沒有今天的我。几十年过去了,在时间这条永不停息的河流地冲刷下,当年的老师们慢慢淡出了我的记忆。然而有一位老师时至今日却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他就是我上初中时的班主任党俊山老师。</p><p> 愈是印象深刻的事物,就愈是记得牢固。我所以至今不能忘怀党老师,不仅仅是因为他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干,更是因为他的正直和善良,是他对学生的无私的爱!</p><p>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幸运地考入了当时全县仅有的三所中学中的一所——岐山县益店中学。我们的班主任就是党俊山老师。党老师是凤翔县横水镇人,偏高而略瘦的身材,清秀而慈祥的面容,稍带一点沙哑的语音,戴着一幅近视眼镜,初次接触便感到十分和蔼可亲。</p><p> “文革”前的中学和当时整个社会一样,“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非常紧,学校党团组织非常看重学生的“家庭成分”,因为它不仅和学生加入共青团,和选举班干部选举学生会干部有关,而且和评定每人每月三到五元的“助学金”有关。所以学校要求每个新生入学后在注册登记时必须如实填报自己的“家庭成分”以及主要“社会关系”的家庭成分。还要填报自己家和舅家姑家等主要亲戚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而在这些方面“先天不足”的我,曾经遇到过几道几乎难以逾越的“坎”!</p><p> 我入学后遇到的第一道“坎”就是评定“助学金”。“文革"前国家限于财力,只能普及小学教育。对于占比很小、能考上中学的学生,国家以发放“助学金”的方式对家庭困难的学生从经济上予以补助。每学年开学不久,学校就会以班为单位按照“本人申请,组织调查,班级评定”的程序开展这项工作。按学校要求,我利用星期天先找生产队长和“贫农代表”在调查表上填写了意见,再到生产大队填字盖章,最后还须学生所在公社批准同意。所有这些手续都办好了,但最后却在学校卡了壳,原因是我家虽是“下中农”成分,符合评定助学金条件,但我舅家却是“开明地主”成分,而且是全县有名的“大地主″。因此,学校在初审时去掉了我。</p><p> 看着我那些天低头纳闷的样子,一天晚上上自习时,党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收入状况,还问了我舅家的情况。第二天,他找到学校的分管校长,专门就我的情况作了说明。一是学生家庭情况符合条件,评定助学金应主要看学生本人的家庭状况。二是该生家中当时有两人上中学,一个在蔡家坡中学读高中,一个在益店中学读初中,一个农民家庭,供养着两个中学生,这在当时农村不太多见,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应该享受国家助学金。三是舅家必竟只是社会关系,家庭成分只能说明曾经的历史,和该生享受助学金没有直接关系。经过党老师据理力争,我最终评上了每月三元钱的助学金,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元钱,对于一个从家里揹粮在学生灶上搭伙,每天只吃一顿饭的农村学生而言,已经足够了!</p><p> 我在中学曾经遇到的第二道坎是被指责为“只专不红”。“文革”前中学校园里学生刻苦学习的气氛十分浓厚,六十年代初通过学雷锋焕发出来的良好社会风气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望。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除了努力学好所开设的课程外,晚上还经常在教室里“开夜车”,钻研学校成立的“兴趣学习小组”布置的学习内容。放学后则拿上“借书证”,钻进图书馆象春蚕食桑一样埋头阅读《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烈火金钢》、《暴风骤雨》等当代文学作品。每个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我们几个的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记得初一和初二的几次俄语考试,九十分钟的考试时间,我只用了一半多时间就答完了试卷,而且几乎每次都是滿分。</p><p> 渐渐地,班上有的同学, 特别是团支部的干部对我们有了看法和意见。说我“只埋头读书,不关心政治”,批评我“唐诗宋词背得多,毛主席著作学得少”,甚至说我迟迟不写“入团申请书”,不向团组织靠拢走的是“白专道路”。我们班教室后面墙壁上创办的“学生论坛”甚至贴出了公开批评我和几个好友的小字报。我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和委曲,作为学生,刻苦学习难道错了吗?</p><p> 细心的党老师看到了这一切,他及时地和我谈了一次话,问我学习这样努力,各方面表现也不错,但为什么不申请入团呢?我说我太想加入团组织了!那时侯学校的共青团组织非常有威信,一个班只有两三名团员,而且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看到他们佩戴在胸前的闪闪发光的团徽,我真的打心眼里羡慕和向往!但我的舅家是地主成分,我估计即使我申请也过不了“查三代,翻六亲”那道关,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党老师问我:“你上学读书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将来报效国家和社会吗?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学生,除了必须掌握文化科学知识,还应该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追求真理和正义,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从而自己也得到更大的发展!党老师还给我讲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道理,讲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例子,他们都是富裕家庭出身,但却选择了为劳苦大众谋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全体人民谋幸福,最终成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党老师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班干部和团员会议,安排对我们进行“一帮一,一对红”的帮扶活动。不久,我的三个要好的学友中,一个就入了团,我也成为了发展对象。</p><p> 党老师帮我过的第三道坎是让我重进校门,考上了高中。</p><p> “文革”中,县属的三所中学都被迫停课,原来的中学老师都被下放到了各个“公社中学”(“文革”前的完全小学,“斗、批、改"中贫下中农办学时改制更名为“公社中学”)。大约是一九六九年吧,历经“文革”劫难的党老师被分配到我的家乡的枣林公社中学任教。党老师知道我家在枣林,便通过学生和家在本地的老师捎话给我,让我来学校找他,说有要事相商。一见面,老师第一句话就说,真是可惜了你们这批“老三届”的中学生!老师指着桌子上放的几本书对我说,这是为你准备的一套中学数理化课本和辅导资料!明年全县三所高中可能要恢复招生,你必须提前做准备,挤时间好好复习功课,有弄不懂的问题可随时来找我,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改变命运,千万不要中断学业,一定要考上高中!</p><p> 在每天的艰苦劳动之后,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之下,在难得的雨雪天带来的休息时面里,我如饥似渴地复习着老师送给我的课本和资料,为重进校门做准备。我没有辜负恩师的爱心和期望,一九七O年九月,我通过了“贫下中农推荐”和文化课统考,以较好的成绩被益店高中录取,又回到母校进行高中阶段的学习。老师为我指引的这条求学之路成为我人生之路的转折点!</p><p> 如今,我所敬重的党俊山老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老师那善良正直,敢于担当,爱生如子,助人为乐的高贵品德和教诲之恩,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p><p><br></p><p> 张永奇 2020.9.10</p><p> 2020.10.19修改稿</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