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北大荒知青的故事 (十五) 逃票

吴卫平

<p>  1969年初去北大荒插队的知青,可能不会去考虑什么时候能回杭州?我们离开杭州前,三月二日,中苏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交战,我们到富锦后,三月十五日和三月十七日,耳闻从边境传来的激烈枪炮声。如此紧张的形势,我们都在考虑:知青哪一天会被派上前线?</p><p><br></p><p> 终究,前线再无战事。</p><p><br></p><p> 我们从踩格子、铲地、割地到打场,干到了年尾,并未感受战争来临的恐惧,却感受了北大荒寒冬的残酷。这时,知青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是可以自由回家的!</p> <p>  没到元旦,有很多知青已经成群结伴的跑回杭州去了。当时,气温已经是零下四十五度。同屋知青走的多了,屋里更冷。晚上睡觉,一床被子,再盖上棉袄和棉大衣还是觉得冷。干脆穿上棉衣和棉裤,戴上狗皮帽子睡觉,脚后的被子用根绳子捆扎住。早上醒来,眼睫和眉毛结了一层白白的霜、嘴边和鼻孔下挂着冰渣子,被窝脚后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p><p><br></p><p> 想回杭州,可是没有回家的路费。麦子收割后,生产队曾经给我们每个知青预发了3 0元钱,添些生活必需品已经花去了一半,买张火车票(慢车)需要3 5元。不回家,能熬过这三九寒冬吗?我们剩下几个人商量,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逃票回家。 </p><p><br></p><p> 临行前,我把身边的十几元钱分藏在棉袄和棉胶鞋的破口子里,然后用线缝上;还烙了一小袋苞米饼,当路上的干粮;再让人推光了头发,就上路了。</p> <p>  从富锦县城出去大约一公里的拐弯处,有一个大车店(旅店),平时都是路上来回跑的货车司机和赶马车的住宿打盹的地方,旅店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场院用作停车和喂牲口。有好心人告诉我,那里搭车比较方便,因为在公路上跑的飞快的卡车,到那里都会减速,司机在反光镜中也不容易看见右后方的车厢,所以容易爬上缓速的汽车。</p><p><br></p><p> 还真如此,走那拐角一瞅,飞速行驶的车到那里都自然减速,连续关注了几辆车后,我就把随身带的行李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紧紧固定在身上。然后,在喂马的马槽旁抽了一把麦秸,以便在车上当坐垫用。不一会儿,一辆从县城疾驰过来的空车缓缓的减速拐过弯道,我跟着在行驶中的汽车跑了几步,先是把那捆麦秸扔上车厢,然后两手抓住车厢拦板顺势蹦进了车厢。也许是天黑,驾驶员没有注意车后有人跳进车厢,加速后就飞快地往前跑了。 </p><p><br></p><p><br></p><p><br></p><p><br></p> <p>  北方的冬天夜色来得早,出了县城,公路上也没有路灯,偶尔从对面驶过的汽车露出瞬间即逝的灯光,汽车跑的快,风就大,刺骨的风像一把把刀子扎进身上的每一处骨头缝隙,我蜷缩在车厢角落里,也没有任何遮挡,又不敢活动一下身体,生怕被司机发现后扔在这黑暗的荒野中。漆黑寒冷的夜,我身子在不住地哆嗦,心在不停的颤抖,是冷是怕,已经麻木了。但是,我时不时的用手使劲地掐自己的腿,就担心自己不小心困倦而睡着了。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住,手脚冻僵了,就在原地摆动一下,肚子饿了,就啃一口已经冻的崩崩硬的窝窝头。</p><p> 当看见前面有一片亮光时,我想那里就是福利屯了。此刻,我胆子也大些了,心想,这时即使被司机发现,我走也能走到火车站了。于是,趁着煤车在与对面交汇的车辆放慢车速时,我挺起了身子,在车上使跺了几下已经冻僵了的两只脚。在交汇过车辆后,煤车停靠在了路边,司机从驾驶楼跳了下来,跑到后面对我说,小王八犊子是什么时候上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上的。那司机是个四十开外的中年汉子,满脸的络茬胡子,看上去一脸的敦厚,我心里也显得平坦些。连忙递上一根迎春烟卷说:大叔,我是杭州知青,想回家,没有钱。那司机果然是个好人,说:你下来吧,坐前面驾驶楼去。我生怕是司机卖个幌子,等我下车后就一溜烟的把车开跑了。就赶紧说,没有关系,就这样地吧。司机又说,离福利屯还有一半路程,看把你冻成瘪羔子似的,到前面去吧,我孩子和你一样也在下乡呢。遇见了好人,心里好感动的,赶紧把点着了的烟卷塞进司机的嘴里,司机也不客气,就把自己的茶缸递给我,让我赶紧喝点热水暖暖身子。</p><p><br></p><p><br></p> <p>  福利屯是个小站,一个狭小的进出口检票处,想从那里溜进车站是不可能的。司机大叔告诉说:下车往北走有个厕所,隔堵墙就是车站,墙上有个豁口,可以溜进站内。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厕所,没有灯,划了几根火柴,司机大叔说的没错,我踮起脚,爬上豁沿,呼口气,跳了下去。趁着夜色,挨着墙根,小心翼翼的摸进了车站。 </p><p><br></p><p> 我进站不久,从双鸭山到三棵树(哈尔滨)的直达列车,就缓缓驶进了福利屯车站。上车后,发现车厢里也有许多穿黄棉袄的知青,听口音是上海和天津的,见了列车员从身旁挤过,就显出慌兮兮的神态。列车员睁一眼闭一眼的,除了到站开门关门,也不愿管这样的闲事。所以这一路还是很顺当,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在晃晃荡荡的、人挤人的车厢里站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的9点多到达三棵树车站。下车后我找一个角落蹲着,等待下一趟去南方的车。傍晚,我跳上三棵树发往济南的列车,占先找一个座位的下面,弄了两张报纸一铺,就权当成了卧铺。 </p><p><br></p><p>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只听见熙熙攘攘的声音不断涌来,好像是在说前面开始查验车票了。我赶紧从座位底下钻了出来,看见有几个杭州的知青也挤到了我的座位旁,他们都说前面就要到站了,还是下去再找另外的车走。我想就随大流吧,不一会,列车停站,我也跟着一帮子人下了车。 </p><p><br></p> <p>  我们下去的车站叫“三岔河",属于吉林管段,下车后就发现情况不对,灯光下,站台上有很多的警察,还有头戴藤帽手带铁棍的民兵,想往车上跑,已经来不及了。有人喇叭在叫:不买票的都过来站好了。我们穿黄棉袄的知青被带进一个生着火炉的小房间。随后进来一个约4 0开外的警察,个子不高,眼神中却显露咄咄逼人的凶光。 </p><p><br></p><p> 那警察要我们拿出钱来补票,说:从哈尔滨到三岔河两元五毛,你们补完票就走人。我们一个个像是事先都串了口供似的,这个说父亲工伤,那个说奶奶病重,没有钱买票。还有拿出了家里拍来的加急电报。警察看我们都磨叽着不愿补票,就发火说:你们谁也不要耍花招,没有钱,你们骗谁?说着,拿起桌上的手铐晃动几下。我在犹豫,要不要交这补票的钱。看看同伴,都心神不定但都不吱声。就在这档口,一位知青把缩在棉大衣袖子里的手,撸了一下袖口,警察很快就察觉到了,一把拽住他的棉大衣袖口,用手一扯,棉絮中露出了十张两元钱的票子。这下,没辙了。警察稍微思索了一会说:你们知青有难处,我不难为你们。像你们那样的年纪,我从四川的农村当兵去了朝鲜,差点把命也搭进去。你们六个人,一共需要补票十五元钱,他替你们交了,回头,你们自己去算账。他还说:天亮有趟车去北京的,我送你们上车。四川籍的警察这么一说,我们只好走了这一步再说。 </p><p><br></p><p> 天快亮的时候,警察把我们送上一辆哈尔滨去北京的列车。车轮滚动时,他向我们轻松的挥挥手。我们几个都不约而同的骂道:滚你的犊子去吧! </p><p><br></p> <p>  以后的这一路行程还算顺利,车到天津时,我没有出站,等候北京到福州的4 5次列车,我知道4 5次车上女列车员多,好对付一点。想办法上车后,我还是找了一个座位下面躺着,肚子被窝窝头填饱了,喝了自来水也不渴了,就那样好好的躺着吧! </p><p><br></p><p> 也不知道列车开了多少时间,我一直迷迷糊糊的在睡梦中。 那时的我,刚过了1 7岁,但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也体会了人世间的沧桑,蜷缩在那个狭隘的车座位底下,我在想:人生的路才刚开始,明天的路究竟怎样走下去?越想越糊涂! </p><p><br></p><p> 列车行驶近两天一夜,杭州终于到了。</p><p> </p><p> 从小在铁路边长大,杭州火车站的每一根铁轨、枕木和枕釘,都掰着手指数过。离开这里才不到一年,却感觉那么陌生。车站里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的,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有很多,我想找一个熟悉的脸孔,看似都眼熟,却一个也不认识。我径直走向出站口。</p><p><br></p><p> 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脱掉狗皮帽子,借着暗淡的灯光,从玻璃中可以看见自己,才没几天,剃光的头皮已经长出发茬子,灰暗的脸上堆积了些许的无奈,我把已经肮脏和有点异味的棉袄脱掉,塞到网袋里,然后,捋捋皱巴的衣服。</p><p><br></p><p> 在补票窗口用五分钱买了一张站台票,一切都是天经地义,也许售票者和我同住一个铁路小区,她冲我笑笑,我对她点点头。车站检票员没有看我一眼,即打开出入闸,我挺胸跨出门栏,心里却有些后悔,白费了这五分钱啊!</p><p><br></p><p> 一共花了二元五毛五分钱,我从遥远的北大荒,回到了家!</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