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亦难忘

——记《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始末

作者:符骥良

上世纪50年代,上海西隅的余姚路134弄6号,居住着著名的篆刻家、印泥研制专家、收藏家张鲁庵和他的夫人叶宝琴女士,这里也是后来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的所在地。

鲁庵素好客,他家人少、房屋宽敞,他研制的印泥和所收藏的四百余种珍贵原拓印谱,以及大量的篆刻资料,使众多原西泠印社社员和金石篆刻家慕名来访,而鲁庵从不吝啬提供所需者阅读抄写,因此张家二楼时常高朋满座,成了研究金石篆刻的好去处,聚集了一个爱好中国篆刻艺术的群体。

我清楚记得当时中国唯一的印学团体——杭州西泠印社停止了活动(到1959年该社才恢复活动)。上海地区历来是金石篆刻活跃的地方,很多原西泠社员、金石篆刻家居住在上海。张氏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在与众多同道的接触中,他们觉得在上海成立一个金石篆刻团体对金石篆刻艺术的发展是十分需要的,也符合党和政府倡导艺术创作兼收并畜的方针政策。经过酝酿,于1955年秋,由马公愚、陈巨来、钱瘦铁、叶露园、王个簃、来楚生、高式熊等参与筹组,成立了“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筹备委员除上述几位外,还有朱其石、钱君匋、沙曼公、单孝天、吴朴堂、方去疾;公推王福厂为主任委员,马公愚、钱瘦铁为副主任委员,张鲁庵为秘书长。筹备会拟订并通过了“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组织缘起(草案)"、“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章程"和“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业务计划概要"三个文件。该社到1957年4月共有社员一百零九名,其中上海地区七十九名,他们是王福厂、王个簃、王仁辅、王扶霄、王哲言、王敬之、支慈庵、方去疾、包伯宽、刘伯年、刘酉棣、刘颖白、田叔达、朱其石、朱起、朱庸、朱积诚、任书博、吴中、吴仲垌、吴幼潜、吴传恩、吴朴堂、杜镜吾、沈令昕、沈觉初、沈云荪、汪大铁、沙曼公、来楚生、金铁芝、林介侯、徐公豪、徐孝穆、徐祖赓、徐植、徐廉甫、徐簠、徐穆如、徐懋斋、凌虚、胡佐卿、胡穆卿、侯福昌、马公愚、孙启粹、倪冏人、张方晦、张梦痕、张维扬、张鲁庵、陈子彝、陈石湖、陈巨来、高式熊、高甜心、高绎求、陆丹林、陆鲤庭、秦彦冲、黄汉中、葛子谅、葛书徵、董石良、叶露园、单孝天、邹梦禅、杨为义、杨煦、郭若愚、潘学固、钱君匋、钱绮兰、钱逸云、钱瘦铁、薛佛影、穆一龙、应小厂、符骥良。外省市三十名,他们是王文浩、王能父、王咏嘉、方介堪、任士镛、刘钧庆、吴味雪、吕人龙、沙孟海、林石庐、林萱生、周礼予、周承彬、姚贻谋、胡松尧、游定远、高茶禅、张寒月、陈子奋、陈申侯、黄易庵、郭瞻衡、冯立远、裘祖范、潘主兰、鲍乐民、诸乐三、谢荔生、韩登安、谭钧。以后又有白蕉、高络园、黄葆戊、徐绣子、吕灵士、谢耕石、吴觉迟、邓散木、沈道悼、谢磊旺、陈佩秋、平初霞、张培之、朱复戡、应白凡、陈半丁、黄西爽、吴振平、沈小明、徐英铎、王亦令、徐伯年、谢博文、唐云、韦志明、张石园等参加。从名单可见几乎囊括了当代中国著名的金石书法篆刻家,阵容之大,前所未有。

我是带了作品由田叔达、张维扬两位先生介绍得识鲁庵先生的,并顺利地走进了这个艺术家汇集的殿堂。记得就在此时,鲁庵命刻了一方“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便章,鲁庵见后大为赞赏。那时鲁庵体弱多病,患有糖尿病和肺结核,每天总要自己打二针“英素林"(一种专治糖尿病的针剂)。我很幸运,在社里是属于年轻者,精力充沛,又有空余时间,便协助他处理日常社务,如收集资料、抄录全国有关金石篆刻的信息和钤拓工作等。当时来访的书法篆刻家大多是我的前辈,来得最勤的有秦康祥、陈巨来、葛书徵、马公愚、高式熊、叶露园等。他们常带来各自的近作,相互观摩探讨,有时争论得颇激烈。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益良多,不啻于聆听教诲。鲁庵是研制印泥的专家。在他的指导下,我常为他握杵制作,以应来求者之需。钤拓印章是日常工作之一,经常有社员携来自刻的或收藏的印章要求钤拓成帖或单片备用。后来为了便于社友掌握钤拓工艺,高式熊和我合写了《拓印章边款的方法》,油印后分发社员。这是一份毫无保留地传授拓边款方法的教材,读者只要依样操作,持之以恒,是完全可以掌握的。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自1955年筹组至1961年这六年中,为篆刻艺术的开拓发展作出了以下一些重要贡献:

一、集体创作《鲁迅笔名印谱》,参加者共七十二人,都是名重当时的篆刻家的倾力之作。付刻印一百三十二方。这是解放后第一部钤拓成谱的高水平的印谱,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田叔达刻《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印谱》,连同边款共五百十八方,分装十七册,由符骥良钤拓部,其一呈献毛主席,后得到党中央的鼓励函件;其二在国庆节呈上海市人民政府,以作国庆献礼;其三由社保存、供社员阅看。

三、方去疾、吴朴堂、单孝天合刻《瞿秋白笔名印谱》,计印八十方,装一册,沈尹默题签,康生题,郭沫若题诗,唐弢作序,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四、钱君匋藏印甲集《赵之谦印谱》,收赵印一百十六方;乙集《吴昌硕印谱》,收吴印一百十二方。赵谱由符骥良助校和钤拓三十五部,吴谱由符骥良拓墨,华镜泉钤朱,亦为三十五部,均二册装一函。赵谱除1917年西泠印社手拓本之外,此为数量最多最完美的一部。此两谱之特点是印面、边款都具释文,并详细说明石质品种及印章的具体尺寸,这是自有印谱以来所未见者。1988年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五、湖州谭钧刻《毛主席沁园春词句印谱》,原印钤拓装一册,后由湖州工艺美术社出版。


六、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辞海》,由社组织撰写词目约二百条,从1960年2月开始至6月竣工。


七、庆祝国庆十周年,由社员刻印三百余方,选取八十方钤拓精裱四幅,配以红木镜框,呈送上海市文化局。


八、1959年杭州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为庆祝国庆举办“金石书画展览会",社协助征借陈列品,计:珍贵印谱八十种,周、秦、汉、魏、六朝古印一百余方,金石家书画数十帧,由张鲁庵携带赴杭州陈列展览。


九、苏州市工人文化宫为庆祝国庆举办“金石书画展览会",携去本社集体创作之《鲁迅笔名印谱》钤拓片一百三十二帧,田叔达刻《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印谱》钤拓片五百余帧,方去疾、吴朴堂、单孝天合刻之《瞿秋白笔名印谱》钤拓片八十余帧,由居住苏州市的社员王能父、张寒月、黄异庵协助陈列。


十、1959年社长王福厂八十大庆,假座南昌路蕾茜饭店为其祝寿,出席者有张鲁庵、吴朴堂、单孝天、秦康祥、陈巨来、包伯宽、王哲言、朱其石、马公愚、钱君匐、侯福昌、高式熊、符骥良等十四五人。


十一、1958年至1960年是社的丰收年,社员在《新民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等发表作品六十余次,对当时普及篆刻艺术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以简体字入印之尝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二、为庆祝建军三十三周年纪念,由社内五位军属社员篆刻了毛主席的《元旦》、《会昌》、《大柏地》,《娄山关》词四首,钤拓装裱二册,分别呈献北京、上海两地,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献礼。


1961年2月,我因故离开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这时秘书长张鲁庵病情加重。同年四五月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社务逐步过渡给该会。张氏于1962年3月14日病逝,享年六十二岁,一代大家长眠于杭州南山公墓;所藏珍贵印谱四百余种、印章一千余方均归于杭州西泠印社。

(作者为符骥良先生,原文载于《博古》丛刊第十期,选摘略有删节。感谢周建国先生供稿,并提供大量照片素材) 中国篆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