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粮荒岁月

零点

　　1959年春夏之交，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上一年的这个季节，整个社会被一股狂热的激情所鼓动，人民公社的兴起仿佛一夜之间把人们带到了共产主义。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公社食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走到哪吃到哪”，着实让人们感受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公社食堂已无米下炊。

　　这一年，公社食堂少了许多规矩，不再要求人们在食堂就餐，每家每户新添了一只小木桶，将可鉴人影的稀粥打回家。为了便于识别，每只桶上都写有主人的名字，几十年后还能看到写有“某某某饭桶”字样的木桶。

　　我家离食堂大约两里地，一日三餐到食堂打饭的任务由祖母承担，半桶稀粥无论如何是不够一家人吃的，打回后还得倒回自家的锅里，再伴上野菜、树皮、麸糠之类食物蒸煮。从小我就跟着祖母挖野菜，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榆钱、桑叶、狗秧、鹅鹅肠这些是上好的野菜，五月滕、牛尾巴、刺芥次之，猫儿眼有毒那是万万吃不得的。

　　去掉表面粗皮后的榆树皮是上上等的食物，祖母剥下来晒干，揉烂，然后用石磨磨成面，熬成糊糊，喂给不满周岁的小妹吃，我只能站在一旁盯着祖母手中移动的小勺不断地留着口水。但我也有我的专利，就是那只倒出稀饭后的小木桶。稍等会儿，桶的内壁总会凝固一层粘稠的米汤，这时我的小手抻进桶内用食指沿桶壁刮上一圈，手指上就会留下厚厚的一层米汤。然后放入嘴里，吮吸着沾满米汤的手指，如此反复。每当此时我根本不会理睬抱着我腿脚哭叫的小妹，尽情享用着我的美餐。

　　我家祖屋坐东望西，座落在村子的最北头，屋后一片茂密竹林，北边是种有麦子的庄稼地，一个坟场将竹林与庄稼地隔开。尽管食不果腹，孩子们还是有开心玩耍的时候。记得一个月高星疏的晚上，我和几个伙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玩了一会忽然想起前几天与母亲一起捡野鸡蛋的坟场里一个棚起的秸杆堆。我想，躲在那儿是谁也找不着的。长大后我才晓得坟场充满恐惧，打死我再也不会往那儿躲了。

　　正当我盘算如何给寻来的小伙伴一个惊吓时，脚步声真的由远及近了，随后听到的是咔嚓咔嚓的剪刀声。但并没有人靠近我躲藏的秸杆堆，等了会儿自觉没趣，便从秸杆堆里窜了出来，窜出瞬间我看到一个人正在用剪刀剪着还未完全成熟的麦穗。

　　回到家里，晚饭已经开始了，我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野菜糊糊，一边跟母亲说，“邹妈在剪公家的麦子”。母亲先是一楞，接着一巴掌打过来，嘴里冒出一句：“瞎说，不打烂你的嘴。”我分辩道：“真的，不信，您自己去看看。”话音刚落，母亲的一巴掌又打了过来，这一巴掌比上一个重。我正在吃饭的筷子被打落，嘴角还渗出了血。恰在此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母亲忙起身开门。昏暗的麻油灯下，只见邹妈扑通一声跪在大门外，一边抽噎一边述说：“我家老二……高烧……几天不进水……眼看不行了……我想……弄点麦子……熬点糊糊……不料被你家小冬子……看到……”母亲连忙把邹妈扶起，回过身盯着我，问：“小冬子，你看到什么啦？”看着母亲的眼光，分明感到是那么的威严，我一边擦拭嘴角的血，一边摇摇头。母亲转过身对邹妈说，小冬子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快回去吧，老二的病要紧。母亲还把前几天捡的两个野鸡蛋送给了邹妈，临走时邹妈给母亲深深鞠了一躬。

　　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偷集体的东西，轻者要游乡示众，重者是要蹲大牢的。母亲为邹妈免除了一次劫难，让我也明白了有些真话是不能说的。

　　随着粮食的日益短缺，榨油剩下的废料——麻饼也成了香饽饽，一担大粪(人的粪便)可到集市上换回一块10斤左右麻饼。那年头没吃的也少了拉的，一户人家很难在短时间内积攒一担大粪。我们村子就出现过一次几家大粪被盗的事件，“盗贼”竟是我家大伯，也是让我捉住的。几家的女人联合起来到大伯家问罪，结果是每家分得一碗砍碎的麻饼。这麻饼在煮糊糊时放上一点，有种喷香的味道。

　　随后便进入夏收季节，但人们的生活并没因夏收的到来而有所改变，收获的粮食绝大部份被国家统购去了。这一饥荒持续了整整三年，1959、1960、1961后来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的粮荒岁月已经远去，但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刻骨的，以至文革期间忆苦思甜大会上，一位军属老大娘的哭诉就是从“1959年……”开始的。那岁月倒给了我不少长进，我端起白花花米饭的时候，就知道一粒粒粮食在那种年代里的份量，就想起那个时候人们的祈盼。那个岁月是苦难的，也许从苦难岁月中走出的中国人从中悟到了什么，以至近半个世纪再也没有覆蹈那个时代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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