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冕状元刘宗道一一漳州牌坊人物

写手阿敏

　　他是一道闪电，曾经在漳州的科举史上发出过耀眼的光芒；他却又像是一颗流星，在明朝的官宦浮沉世界里倏然一现，旋即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他就是漳州史上第一个无冕状元——刘宗道！

一、刘宗道创造了漳州史上两个第一。

一是第一个获得全国官员选拨考试第一的人（无冕状元）；

第二个更厉害，他是漳州史上第一个以“征对人才第一名”的身份，被直接授予都御史（正二品官）的人，这不仅在漳州，即便是在全中国科考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漳州的塔口庵曾经有过一座牌坊——状元坊，建于隆庆6年（1572）年（林震中状元142年之后），时任漳州知府罗青霄为表彰漳州史上两位最杰出的读书人，就把原来位于塔街的“拱辰坊”整修改成“状元坊”，坊分为两面，其中一面是为表彰明初“准状元”刘驷（征对人才第一名）而立，另一面则为表彰宣德五年（1430年）状元林震而立。

说起林震，在漳州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漳州大都知道他是漳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状元，林状元也为漳州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但对于漳州的第一个状元级人物刘宗道，人们却知之甚少，甚至连府志在介绍他的生平时，也只是寥寥数笔。为什么呢？

　　二、英才没有状元命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诏实行科举取士，连续举行三年，但由于科举所得之士皆为年少的青年后生，缺乏实际的任事能力，使朱元璋颇感不满，所以自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起便暂停科举。停废科举的间接后果就是造成人才缺失，百官零落、满朝空缺。不得已之下，明王朝采取了荐举取士和兴学育才两大措施，大量取士。（然而荐举的情况也并不比科举好多少，甚至不如科举，经过反复比较权衡，在停办了科举第十年，也就是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王朝又决定恢复科举制）。而刘宗道恰好在废除进士科考的十年间参加征对人才考试。明洪武十年（1377年），那年全国共有八千多名（一说八百多名）秀才入试，在对策考试中，刘宗道获第一；然后是举德行特异，刘宗道又是第一名，皇上大喜，破格拜为都御史，都御史为御史的一种，中国古代封建朝廷设有专门行使监督职权的机构--都察院，都御史即为都察院的长官。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都御史官居正二品，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见此时的朝廷有多么的缺官，也从中体现了刘宗道的才华横溢。

其实刘宗道早就是漳州一带有名的诗人和学者，元末明初，由于受倭寇侵挠之害，漳州经济和文化遭受双重打击，全境内佛学盛行、理学没落，世风日下。刘驷一生追宗漳州七真儒之一的理学家陈淳，对时下的社会很不以为然，曾经感叹道：“紫阳之化衰、家家阿弥佛”。因此他广收学徒，致力于传播程朱理学，加上诗文卓越，吸引了一大批门生追随。

三、得罪权臣遭巨祸

初入仕途就位居这么高的官职，刘宗道行事小心谨慎，他认真的研究当下的时政，恭敬地向朝廷提出了许多治国的良策，受到了皇上的采纳和赞许。而当他想要继续为国为民施展才华时，却引起了奸党的忌恨，被诬陷连坐诏谪云南，不过很快又接到赦免通知，要求他回来。宗道担心不敢去，就在播州（今贵州义）待命。

奸臣把持的都察院，竟然派人追至他家中，将他的父亲刘宝押往京城，岂知刚走到兰陵（古代有两个兰陵，推算应该是江苏武进）这个地方时，他父亲就得病而亡。宗道(得知消息后)易装奔丧，至武昌哀不自制，投水死（龙溪县志载）。也许是为了避讳，漳州府志仅用八个字描写这件对刘宗道一生至关重要的事件：“后坐事发往云南，卒”，后面再补上：“门人私谥爱礼先生。驷宗陈淳之学，诗文多涉性理。著有爱礼集十卷，《四库总目》行于世。”一个状元之才，就这样被浩瀚的历史长河所淹没……真是侯门一入深似海啊。

　　四、波诡云谲的明代官场

明初洪武年间共发生了四大案件，一是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1380年)、，它是指洪武帝诛杀宰相胡惟庸事件，随后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此案牵连甚广，胡惟庸被杀，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从此中国再无宰相一职。二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 的空印案，因空白盖印公务文书而引发的案件。此案在当时受到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并因此诛杀数百名相关官员。本案实为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三是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 的郭桓贪腐案，以其涉案金额巨大，对经济领域影响深远而为世人瞩目。《明史·刑法二》在记载郭桓案的起因时，曰: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四是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的蓝玉案，是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君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这四大案历史已有定论，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巩固皇权的政治事件，这两个案件将明朝元功宿将屠戮殆尽，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干掉了三万人，又通过蓝玉案杀了一万五千人，共计四万五千人；共而“空印案”与“郭桓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化现象，但也殃及许多无辜，当时全国共有13个布政使司（省）、141个府（地级市）、192个州（大县及县级市）、1031个县。共的1300多名官员，在“空印案”中不分良莠好坏，正职全部杀掉，副职以下则是打一百棍然后充军边疆。又如后来被朱棣诛十族的名相方孝儒的父亲方克勤（听这名字，明显就是一个勤政为民的好官），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此君一件布袍穿十几年，每天两餐只用一盘素菜下饭，而府下百姓人人富足，因此在百姓中享有勤政廉洁的口碑，他也被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地诛杀了。

“郭桓案” 以其涉案金额巨大，对经济领域影响深远而为世人瞩目。因此明太祖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 。后来为了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地主，遭到抄家破产的不计其数，地主对此怨恨极深，朱元璋为了平息怨气又将审刑官吴庸等人处死。（郭桓案"促成了大写数字的出现。"郭桓案"后，朱元璋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以杜绝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贪赃枉法。）明代《刑法志》载：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朗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至于刘驷是牵涉到哪个大案中，目前仍然查证不到）。

五、为何明朝喜欢把罪犯流放云南？

洪武元年（1368年），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一带依然处于元梁王的据守控制之下，而且不承认明朝的统治，梁王凭借边疆山高皇帝远和苦心经营云南百年的根基实力，继续与其他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遥相呼应。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初一日，朱元璋下诏调集各路大军聚集京城，并亲自制定进军战略。拜能征善战的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帅三十万大军挺进云南。洪武十五年(1382)闰二月，云南江山易主，并交由朱元章的义子沐英防守。在明朝庭眼里，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诏书句），再加上山高路远，是流放罪臣的好去处。因此有明一朝，不知有多少高官名士，无辜徙滇。就连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另一个状元杨升庵（杨慎，时任翰林院编修），也两度徙滇，而发出无奈的感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二十一史弹词临江仙）”。

六、生不逢时的刘宗道

流放云南的官员以戴罪之身，过的是逆来顺受，暗无天日的日子，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明朝的云南不像现如今是旅游打卡胜地，而是蛮荒之地，离京城有五千时之遥，许多被流放者不堪舟车劳顿，皆丧命于途中。剩下的人到了云南，整天能干的事，除了劳作，无非就是结社聚会，吟诗作对；或者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刘宗道是否有无家室或后人，漳州府志没有一星记载，只知道他死的时候仍是戴罪之身，是学生私下给了他一个谥号——爱礼先生，想想他的一生，让人唏嘘不已，只能说刘驷的命运多舛,生不逢时！一代魁星，黯然而逝，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 长使故人泪满襟。

塔口庵前的状元坊早已被毁，记载刘宗道的功与过，就只有漳州府志和龙海县志里寥寥数行的文字，试问如今的漳州，还有几个人知晓本郡曾经有过的无冕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