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彭绍政战友回忆21—715核试验事故情况

红柳恋

感言：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马兰罗布泊核试验场爆炸成功！时至今日已经56周年了！我国在塔爆、地爆、空爆、平洞爆和竖井爆等形式的45次核试中，几乎都成功试爆！然而，也有失败的风险。大家对首次试爆成功细节了解较多，失败的试爆鲜为人知。成功失败都是客观存在的！转发失败的核试情况虽然有煞风景，但也反映出核试的艰难。今日转发敢向“死神”挑战的人们——21-715核试验事故亲历记，就是让大家了解马兰基地军人和协作单位的艰难经历。

作者彭绍政，山东省淄博市人，1970年入伍。是与我同一个连队（124团1营2连）出来的战友，我与他有相同的2连文书、营部书记等任职。1983年5月，是他到124团考察，我被调到马兰基地司令部办公室，并进入8区基地核试指挥部，从他手中交接秘书工作，不久他被提拔调离司办。他具有较高的写作水平，所写文章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1979年9月，我随连队进入7区，驻在108地区帐篷⛺️营地（核试最前沿），也参加了21——715核试任务，对此次事故略知一二，看了战友彭绍政教导员、李荣业处长、王明贵参谋长等所写的回忆文章后，了解了此次事故的更多细节。

现将彭绍政战友所写的21——715核试任务的事故材料转发于此，与战友和朋友们分享、回味！

（文中图片来源于战友美篇、微信和自己的照相。）

进出核试验场区证件

进出核试验场区（不同时期）证件

汽车36团运输车队

4、7核试验场区草图（仅供参考）

敢向“死神”挑战的人们

——21-715核试验事故亲历记

拜读过战友王明贵撰写的关于核试验事故处理的回忆录，他从基层的角度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实况；后来看到原二机部九院测试人员的回忆，从科研角度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济南战友也有回忆录见诸网络；在审核清涛战友编纂的《蘑菇云下的回忆》时，也多次涉及到21-715核试验事故。原以为保密不能说，但到网上一查，竟然议论的沸沸扬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有错讹。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秘密武器也只剩下武器的秘密，连公开的出版物也多次报道，屡见报端。笔者时任核试验基地司令部办公室秘书，随基地朱平副司令员在场区前进指挥部工作。作为随首长在事故后进入现场的第一台车、第一批人员，且参与组织事后处理并见证了整个过程的一员，自觉有责任记叙下那段历史。现仅从试验现场最高层次的角度及当时的所见所知，记录在案，以飨读者。

搭帐篷⛺️

核爆控制台

核弹空爆十字投影点

核弹降落之中

21-715氢弹试验是一次全当量的核试验，理论设计当量百万吨级，是我国核试验工程中唯一一次没有爆响的大事故。当时基地经过十几次的试验实践，在组织指挥方面已经驾轻就熟；各效应单位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从原沈阳军区23军调基地来不久的副司令员朱平（调基地来时是司令部参谋长，不久就升任基地副司令员），因初来乍到，很想了解试验过程，在基地党委工作安排时，积极要求到前进指挥部工作并得到批准。于是，朱副司令员作为这次试验的总指挥率基地司政后机关有关人员进驻“720”场区指挥部，一干人员都是多次参加核试验的精兵强将。

临近“零”时，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陈彬也亲临现场，坐镇指挥；这次产品的研制生产者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九院（后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邓稼先早已在马兰机场和试验场区往来奔波，运输、装配、机载、试投等进行了多次演练；为了一次试验，多方收效，总参谋部首次组织当时十二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军以上首长以及各地人防部门的领导上千人到现场参观，由总参副总参谋长李达、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带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笔者作为山东人，特别注意家乡人，时任济南军区的副司令员张峰、山东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峰、参谋长王一民、驻防淄博的67军副军长秦镜、淄博武装部的部长都是参观者，我曾经几次去看望他们，他们有事也爱找我，当时通讯条件较差，为了与原单位通话，多次到场区指挥部通过我利用红机子，也就是专线电话与单位联系。21-715试验的“零”时定在1979年9月13日12时，场区临时指挥部与参观人员转移到白云岗参观场。现场喇叭声声，彩旗猎猎，气势恢宏。各路参观队伍按划分区域排列就坐，运送参观人员的车辆停满了坡下空旷的戈壁滩。临时指挥部是在岗上搭起的几顶连接帐篷，中间是用行军桌拼起来的指挥席，周围分别是作战、指挥、保卫、气象、通讯、防化、效应、器材、运输等随叫随到的保障部门。我的工作位置就在朱副司令员身后。警卫工作由基地警卫团负责，在指挥部周围执勤的战士特别严肃，也特别精神，军姿端庄，刺刀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着银辉。10时许，各位首长陆续到达，总参副总参谋长李达、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陈彬、作试部部长高健民，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试验基地副司令员朱平、核技术研究所所长程开甲……这些参试、参观的首长们齐聚一堂，交谈甚欢。九院副院长邓稼先在马兰机场现场监督核弹装配完成签字后，也马不停蹄的赶到参观场。随着“零时”的临近，气氛越来越紧张。广播中不时播放零前时间、试验通知、参观注意事项……通讯人员的话筒一直放在耳畔，北京传来消息：试验“零时”已经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华国锋主席在中南海等待试验成功的消息。当投弹飞机带着轰鸣声飞过上空，播音员提醒参观人员戴好护目镜，陈副主任、王部长、赵副部长、朱副司令员不约而同的带上10万倍的护目镜，走到朝向爆心一侧的窗户前，嘴巴微张，手指塞住耳朵，静候核弹爆响。

测试工号——地下室是各种测试仪器

测试工号

核试验爆心光学照相站

阳平里气象站——被军委命名的模范气象站

飞机在第一次飞越爆心概略瞄准后折返回来，指令员开始发出起爆指令，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爆！多少人静候那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的出现！但是，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爆心方向却没有任何动静和变化。既没有灿如闪电的光辐射，也没有摧枯拉朽的冲击波，更看不到宏伟壮观的蘑菇烟云，全场人都惊呆了，现场一片躁动。首长们纷纷摘下护目镜，最沉不住气的是九院副院长邓稼先，这次的核弹产品，是邓稼先签字认可，向国家负责。现场分析，这么长的时间，即使不爆炸，核弹早已落地，结果如何，谁也说不清楚。程开甲所长拿出随身携带的计算尺，算出核弹着地的地点约在爆心以南3公里，但与事后找到的地点大相径庭。邓稼先执意要到现场找弹，但陈彬副主任不让，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是啊！核弹的起爆装置已经启动，无法关闭，这时进入厂区，万一核弹爆炸，那不都成了效应物了吗！即使不爆炸，从高空摔下，必然破损，那将是严重的核污染。前面就是刀山，就是火海啊！现在进场，就是与”死神”握手。我原先的老单位基地工兵团，就有多起因为排哑炮而造成牺牲或致残的事故，何况这是威力巨大的原子弹。

“我去！”朱副司令员站起来说。他那本来就黑红的脸庞更加凛冽。“彭秘书，备车！”“现场指挥由王副参谋长全权负责，所有参观人员按序列撤出。作战试验处迅速联系空九军派出直升机现场搜索，”这位野战军出身的干部，这时方显出干练和果敢，一边下达命令，人已经出了帐篷。首长们的专车就在指挥部旁待命，我刚跑到车旁叫来司机，朱副司令已疾步赶到。时任科工委作战试验部部长高健民（后调任基地副司令员）也追了出来，紧随其后的警卫员陈明万，手里还抱着临时抓来的一套防护服。我们四人迅即钻进车内。司令部车队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司机，我只说了“爆心”两个字，车已经窜出去十几米，北京212吉普车越野很适合场区的路况，一路狂奔，车上没人吭声。司机是69年入伍的河北兵，姓王，技术很好，在场区是朱副司令的专车。此时他也深知前面的凶险，但当时谁顾得上那么多！即使刀山火海，也毫无畏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军人的使命就是牺牲。四十公里，到达防护部检查站，他们也莫名其妙，早就跑出工号，但不知如何是好，急的团团转。见我们的车来，按常规伸出红旗叫停，司机望我一眼，我看着朱副司令的脸只说了一个字“进”！司机油门都不松瞬间闪过，留下了一脸惊愕的防护部处长郭震，这位老防化兵还算机灵，看到车上是场区的最高指挥官朱副司令员，立即带上前进防化分队的两台车追了上来。越野吉普简直就是在飞，六十公里，在不经意中已到爆心。我们站在空爆试验的投影十字靶标上，极目四望，没有发现异常，各种效应物仍然整齐的排列在戈壁上，摆放的动物还在悠闲的四处张望。这时，防护部郭震处长带领两台防化指挥车赶到，向朱副司令员报告并请示。随后，又见一台吉普赶来，一看下来人，原来是二机部赵副部长和九院邓稼先副院长，他们还是进来了。实际上他们看到朱副司令一走，马上紧跟我们的车而来，只不过在检查站被耽搁了一会。当时我们集中精力赶往爆心，根本没有留意后边的车辆。试验场区就是这样，朱副司令员是最高指挥官，那里都不敢拦他。而各参试单位，互相之间又没有隶属关系，级别还不低，虽然工作齐心协力，但管理上往往互不干涉。朱副司令员看到进来的人车数量，立即进行分工，他说：我们不能乱跑，四台车朝四个方向慢慢搜寻，先在10公里范围内找，谁先发现，就按喇叭。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车载电话，只能用这种原始方法了。我们坐在车上除司机集中精力开车，其他人向车两边观察，但四台车跑出10公里后，返回爆心，均无发现。这时，乌鲁木齐军区空军指挥所宋连弟主任亲自安排的直升机已飞临爆心，在空中盘旋搜寻。基地司令部通信处人员也赶到，立即调取参数，与空中联系，根据他们提供的可疑位置搜寻，分头又找了几处，无果。最后商定先让直升机搜寻，我们回指挥部调动兵力，安排更多人进场搜寻。凡是试验，必有成功和失败，虽然要求做到“万无一失”，毕竟有失的可能。但当时的指挥部门，试验预案每次都做不少，但从没有做过这种光弹着地化爆、严重污染的预案。所以一旦出现事故，就会无所适从，忙乱。朱副司令员赶回720指挥部，得知所有参观人员均已安全撤场，才松了一口气。立即召集有关单位和防化部门开会，决定由防护部和前来轮训的济南军区防化13团携带仪器进场搜寻。防化13团实际上只有一个连，是济南军区临时组成的，是为了提高我军防化部队的技战术水平，每次试验都由各军区派出部队来基地轮训，因名额有限，各军区又抽调人员组成，该连的连长是67军199师防化连的李连长，指导员是67军军直防化连的指导员臧希望，他们的这一次轮训真是一次刺刀见红的训练。此时，空九军请示，说直升机由于天黑，能见度太差，可否暂停，待明天继续。朱副司令员立即同意。同时，朱副司令员立即安排防化部队马上进场，不等不靠，力争尽快找到核弹。安排完毕，炊事班送来已经热了几次的饭菜，这时我们才想起，早饭后至今还没吃饭，从离开指挥部，冲进场区至今没顾上喝一口水。防化部队连夜出发，可想而知，在漆黑的夜晚，在茫茫戈壁滩上，去找一颗核弹，犹如大海捞针。更何况这是一颗虽未爆炸但放射性物质可能已经外泄的核弹。但在当时，部队没有丝毫的犹豫。指挥部迅速调集场区所有的越野车，重新调整了专业编组。按照每台车配备四个人，携带一部辐射侦测仪和一部硅-2瓦电台编成一个机动侦测群，随即迅速开到了爆心。现场有防护部副部长郭献民、处长郭震组织，他将爆心划分为每块1平方公里的方块，然后命令各车一字排开，每台车间隔20米。统一以15公里的时速齐头并进，逐块搜寻。为了便于夜间观察，远光灯全开，每台车都插上一面小旗作为标志。考虑到核弹的弹体撞击到地面后可能已经变形破裂，里面的放射性装料可能已经外泄。指挥员严令参加行动的所有人员必须穿戴防护服，不准随便下车；一旦发现并确定了弹着点后，必须迅速做好标记，撤到安全距离。搜寻开始还算顺利，可当第一块区域搜索完毕后风向突变。50多台车扬起的沙尘弥漫在地表，只能靠车窗外隐约看见的小旗来判断。至于核弹的落点，只好借助仪器的判读了。场区的辐射本底本来就高，一打开仪器，耳机里就"嘀嘀嘀"的响成一片。连老防化兵也不知所措。不敢贸然判定仪器读数是否异常，只能将结果按车号顺序上报，通过对比来判定是否异常。这方法果然见效，就在第三次开始搜索后不久，就发现读数异常。很快，判定出了弹着点：核弹终于被我们找到了！消息传来，陈彬副主任、朱平副司令员立即又带上我及参谋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在防化检查站，防护部郭震处长坚决要求我们穿上防护服，带上防护头盔才允许前行。但是那“猪笼嘴”带上确实难受，一车人只是拿在手上，并没有使用。核弹的化爆现场发现在距空爆十字投影点东北方向十公里处的平坦戈壁上。

核辐射检测

测绘

防化兵待命出发

观看核爆炸现场

　　实际上在我们搜寻时多次从旁边走过，怪不得我们找不到，弹坑只有一米多深，直径也就两米多，坑内的盐碱土已被炸松。核弹的残骸斜躺在坑内，周围散落着大小不一的碎片，弹头不远处有烧焦的东西。据防化人员检测的结果看，地面沾染十分严重，沾染范围向东方倾斜，东南方向较远，东北方向较近，可能是风向所致。夜里，二机部九院人员闻讯已经到现场勘查过，并对现场取样和弹体进行了初步分析。化爆后的沾染严重，据九院专业测试人员判断，现场“空气中钚气溶胶浓度可能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DAC）数万倍以上”，甚至“为防止仪器损坏，关掉了仪器”，我和防护部郭处长力劝首长回去。陈彬副主任怅然若失的说：走吧！也没有什么好看的，等二机部分析原因吧！回到720场区指挥部，朱副司令顾不上休息，立即让我通知试验委员会全体人员召开了事故分析会议。但负有直接责任的二机部人员却迟迟未到。一屋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说什么好。初次参加核试验的朱副司令员动员大家分析原因后也无话可说。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乱说话。责任啊！责任！这是天大的责任啊！虽然早在1975年就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这些过来人谁不心有余悸!带上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是轻的，说不定判刑枪毙也有可能。看到大家不敢发言，为缓和气氛，国防科工委陈彬副主任调侃的说：今年我的运气不好，看导弹导弹落地，看核爆核弹化爆。大家不要气馁，事故责任应该由科工委来负，我在现场，主要责任在我。科工委作试部高健民部长一看首长这么说，也表态说作试部也负有的责任。程开甲所长实事求是的从技术方面分析说：我认真考虑了一下，从整个情况来看，问题出在弹上，组织指挥上经过多次试验，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程序；试验测试上没有问题，所有项目都正常，从弹着点看，飞机操作正常，与空投无关。他的发言一结束，会场又陷入了沉默。正沉默，二机部赵副部长和九院邓稼先副院长走了进来，顿时会场鸦雀无声。他们落座后，赵副部长向陈彬副主任和朱副司令点头示意，说：经过化爆现场情况和核弹残留部分检查分析，已经找到原因，由邓副院长向前进指挥部汇报。面容疲惫的邓稼先副院长用手指顶了一下眼镜说：根据现场情况看，弹体已经摔坏，形成化爆。我们发现核弹下降时弹上携带的降落伞没有打开，进而发现带动降落伞打开的引导伞与降落伞的链接处断裂。结论是当核弹投下后，由于引导伞与降落伞的伞绳断裂，未将降落伞拉开，造成光弹着地。当发出爆炸指令时，核弹已落地化爆。按常规，飞机投弹后，飞机就全速飞离爆心。核弹首先弹出引导伞，由引导伞带出降落伞，降落伞打开后核弹“缓慢”下落。当落到规定高度时就引爆核装置。虽然问题找到了，但原因待查：一种可能是引导伞弹出时，伞绳被出口处的金属棱割断，从而未能带出大降落伞，使核弹自由落地; 一种可能是在引导伞弹出后，引导伞未能将大降落伞带出，使弹体直接落地。如果是前一种原因，那么应该是九院的责任，如果是后一种原因，那是三机部的事情，因为降落伞由他们研制和提供。

海军效应物——舰艇局部

火车🚉效应物

飞机✈️效应物

　　以后进一步分析研判的事情，笔者无法参与，至于责任，以及处理，不得而知。核燃料放射性钚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200年。这就是说，它将对人体造成终生伤害。这一切，九院以及科技人员最清楚不过。每次试验结束，九院都是迅即完成回收撤场。而基地的参试人员，试验过后，还要回收效应物，还要善后，场区一切处理完成后才能撤场。有的还要留守场区。他们不仅长年施工在场区，长年生活在场区，作伴的就是历次核试验的核污染。即使在场区外围的生活区马兰，放射性本底水平也高出规定上百倍。战士们配发的计量笔，往往因核污染远超计量而无法使用。最好的待遇是一天一身的防护服，天天都回收深埋。如果说邓稼先是因为这次事故造成的伤害而英年早逝，那我们在场区施工的工程兵，事故后检测的防化兵，参加核试验的全体人员和各效应大队，身体伤害程度可想而知！在九院对现场进行勘查、取样、拍照后，场区的风骤然加大，连指挥部驻地都堙没在沙尘中，核污染区域迅速扩展，善后处理摆上日程，如不及时处理，试验场区面临核污染的严重威胁，一旦扩散，场区将毁于一旦，无法继续使用，后果不堪设想。

核爆后的火车🚉

核爆后的飞机✈️

试爆后坦克车

试爆后坦克车

效应动物——猴子🐒

　　先期为保护现场，场区指挥部命令基地防护部采取洒水措施，避免扬尘，污染扩散。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根治的措施要么回收，要么密封。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污染物无法回收。按照常规，需要用相当厚的铅板对沾染区域密封，但代价太大，也缺少物资。最后商定出掩埋覆盖的替代方案。即用推土机将严重污染区域的30厘米地表土收集起来，以弹坑为中心堆起压实，上面灌注30厘米厚的混凝土进行覆盖，防止核污染的扩散。这项任务下达给基地建筑工程兵124团，到场区指挥部接受任务的是副团长范春。按理说，这项任务对他们来说十分简单，但现场的严重核污染在无形中给施工造成极大的威胁，无异于用血肉之躯去堵枪眼。但参加施工的人员士气高昂，争先恐后的报名，根本不考虑核污染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纷纷要求到第一线施工。多么可亲可敬的战士啊！虽然立功受奖，但身体的伤害是终身的遗憾。我陪朱副司令员到现场检查，看到战士们汗水和着尘土，有的连手套都不带，精神让人感动。施工的主要力量是王明贵、岳洪海所在的工兵四连等，配属机械营相关人员和汽车团1个连。事后，由于戈壁滩过于干燥，加之养护不够，混凝土层干裂出多处裂缝，防化部门检测到核污染泄露较重，在1980年又安排工兵团九连进行了加固工程，即在原基础上又覆盖了30厘米混凝土层，树立了永久沾染区的标志。从此，那一段历史被尘封进档案，掩埋在戈壁风沙里。这些善后人员，哪一个都受沾染不少。科技人员们懂得厉害关系，防护措施到位，在沾染区一完成任务立即撤离。而我们的基地官兵，长年与“死神”为伍，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的熏陶，以无知而致无畏。施起工来，落后的防护措施十分不便，紧张的高强度劳动，加重了呼吸频率和深度，连续几天下来，到底受到多少核污染，无法说清。但是，这工作毕竟要有人干，我们不干谁干，“舍我其谁也”。本人作为事故现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第一台车，第一批人员进入事故现场，事后又多次陪首长到现场检查工作，了解情况，但在进入事故现场的人员名单中却找不到，防护部郭震处长发现后，专门打电话找我询问，我莫名其妙。经了解，因为第一次进场是直接冲进去的，那时还没有开始登记，后来几次都是陪首长进去，检查站人员一看是朱副司令员，场区最高领导，光顾了敬礼，哪敢让我们登记。可见即使再严格，也会百密一疏，差错时有。好在有郭震处长及好多人证明，才得以补登。因九院和司令部汽车连已专门登记，我郑重的在《进入21-715核弹化爆严重沾染区人员登记表》上写下了我们的名字：朱平，基地副司令员；彭绍政，基地司令部办公室秘书；陈明万，警卫员。这些内容，只说明我们参加了21-715核试验，早已湮灭在中国核试验的浩瀚历史史册中。

1979年夏，在7区108地区二连帐篷⛺️区留影。黑板报是我与新疆库尔勒市战友夏田合作办的。

1979年夏，在7区108二连帐篷⛺️营区出入口留影。

为了对参与事故处理人员补偿，我享受定期疗养，乙级保健。当时月工资仅64.40元，但乙级保健费就是45元。转业时，凡公费医疗的不再享受，没有公费医疗的有一次性高额补助。我转业安排在机关，享受公费医疗，什么也不给就走了。时过境迁，政策执行不一，地方人员又不懂核污染为何物，严重程度如何，也就不了了之。现在众说纷纭，连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的回忆也不准确。邓稼先确实多次进入场区，几乎每次试验必到，当时压力最大的就是他了，是否下到弹坑我不知道，但抱起弹体似不可能，作为科学家，深知其中的厉害关系，与他的身份不符；是谁最早找到核弹，是基地防护部组织的搜寻中发现，不是邓稼先，也不是九院的专业测量人员。就连说是他们发现核弹的九院专业测量人员，还是在基地找到核弹后连夜赶到，由基地防护部的引导车领到事故点进行测量的，他们的测量设备比基地防护部先进的多，专业；事故的善后是基地建筑工程兵124团用人力把混凝土一车一车推上去的；陈斌也不是基地首长，而是更高一级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1961年的少将军衔；参加掩埋的人员也不是待遇特高，吃不了喂猪，只不过就是当时的四类灶加两毛……事故已经过去30多年，往事历历在目，虽然有的事故参与者的名字已经模糊，但事故的整个过程却终身难忘。特别是想起那些敢于和“死神”挑战的的基地官兵，不禁油然而生敬意。那些用血肉之躯冒死掩埋化爆沾染区的战友们，那些在风沙中搜寻弹体的防化兵汽车兵们，现在可安好？

（彭绍政）

1985年秋，陪李光启司令员去7区时在“通京路”的北边留影。

1985年秋，我在空爆爆心留影。

首次塔架核爆视频

首次核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