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罗世文烈士

素缘了凡

罗世文（1904年—1946年8月18日），四川省威远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烈士

1937年回川领导统战工作。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在成都被捕。军统局长戴笠将他押到重庆军统局总部看守所，亲自审问，妄图诱降，遭到严辞拒绝。1940年下半年，罗世文被转往贵州息烽监狱关押。在狱中，罗世文担任秘密成立的临时党支部书记，以各种方式坚持斗争。1946年7月，罗世文被押解回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8月18日，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壮烈牺牲。

罗世文，幼名自元，号特生，出生于四川省威远县向义镇观音滩。

1920年，罗世文在家乡组织进步青年参加学习新文化的"读书会"。1921年考入重庆甲等商业学校。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暑假，罗世文回到威远，改"读书会"为"劳农读书会"，组织青年学习进步书刊，传播马列主义。

1924年暑假，罗世文与罗世良等人建立观音滩"农协小组"，组织佃农开展斗争，取得看谷减租的胜利。

1925年秋，罗世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秋回国，任中共地下四川省委宣传部秘书。1929年初，罗世文被派往川军第28军第7混成旅从事兵运工作。混成旅宣布起义，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世文任前敌委员会书记。1930年上半年，罗世文与省委其他同志重建中共地下四川省委，任宣传部长。

1931年初，罗世文任省军委书记，不久任省委书记，领导了四川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同时领导了南部升钟地区和梁山南岳场的农民起义，策动及德阳孝泉等地的兵变。

1936年，罗世文担任延安红军大学理论教员。1937年回川领导-工作。

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在成都被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他押到重庆军统局总部看守所，亲自审问，妄图诱降，遭到严辞拒绝。

1940年下半年，罗世文被转往贵州息烽监狱关押。在狱中，罗世文担任秘密成立的临时党支部书记，以各种方式坚持斗争。

1946年7月，罗世文被押解回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8月18日，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壮烈牺牲。

建国初，人民政府将罗世文遗骨重新安葬在歌乐山松林坡，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墓碑。

1904年，罗世文出生在当地一个颇具盛名的大盐商家庭。但就在他出生那一年，由于清政府横加税额，其父破产入狱，而后病死狱中。罗世文自幼丧父，受尽歧视和冷遇，但他牢记母训，发愤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罗世文与堂弟罗世良、罗世法等十余人组织起“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

1923年夏，罗世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重庆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1924年，罗世文与杨闇公、萧楚女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助社”等进步团体，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5年夏，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赴苏联留学深造，并在出国前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

1933年，罗世文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工作，由于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过批评，遭到非法关押。长征途中，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他们同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到平反。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和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1946年8月17日，敌人放话说要将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到南京监狱。罗世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表示：“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8月18日，罗世文和车耀先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先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墓碑碑文。

1907年6月，罗世文的父亲因为在重庆经营的盐号破了产，欠了官府的税债，冤死狱中。7月，浑身重孝的罗郭氏，携着年仅3岁的儿子罗世文，扶着丈夫的灵枢，黯然来到威远河的观音滩上。棺木在杠夫的咄喝中起灵了，年轻的孀妇呼天号地，哀痛欲绝。孝子罗世文，裹在头上的孝帕象顶了一块磨盘，双手捧着灵牌，颠簸不稳地走在棺木前面，在别人的挟持下，惶惶然地走进他在此呱呱坠地的罗家大院老宅。罗家靠凿并煎盐发迹。在观音滩聚族而居已是好几代了，特别是在“洪、杨事发”（太平天国革命）后，淮盐西溯受阻，由川盐济楚、湘之际，刺激了自贡盐业兴旺，罗家亦达鼎盛之时，从而大兴土木，营造豪华府第。院内有被天井回廊间隔开的套房内宅，厅堂栉比，匾额争辉；楼台高饰，雕梁画栋，五彩纷呈，水榭流筋，别具匠心，整个建筑面积达4千多平方米。宅后的大花园里，龙池、听雨轩、知止斋、莲舫、吟风馆、花曹山房、钓鱼台、留香壁等布局有致，自然妙成。

“一洞天”门前有对联曰：“花径有尘邀雨洗，洞门无锁待云封”。临溪的大观亭上“有羡鱼情船归不系”“无出山意云与俱闲”的对联，亦不失雅趣。在怡乐园入口处的对联则是：“放鸭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桃花潭、白莲池，放舟徜徉，涟漪随往，恍若仙界。葱岭出帕，云蒸霞蔚，不与一般苟同。院内间植水桶粗的丹桂多株，每值中秋时节，熏香周围数里；两人以上才能合抱的贞楠，挺拔参天。大院后山上，近千株上百年的桂团，郁郁葱葱。加了观音滩沿岸竹林荫，重拂扶疏，一座雄伟的三曲拱桥，似长虹一样横跨滩上，两边桥头各有一对高大的石狮，使这座50多米长的石桥分外显得有气势。从桥头至罗家大院近一千米长的石板大道两旁，杨、槐、黄桷蔽日，麻柳似墙护道，更衬托出罗家大院周围景观。桥头有作坊、么店子、小磨麻油、自流井火边子牛肉、威远泡糖等特产，名小食阵阵溢香．更添鱼米之乡风情。朱德率护国军北伐途经自流井在这里休整时，就曾经评论这里堪称“川南第一园林”。

清末民初，颇具传奇色彩、饱游天下名山大川的武林高手“罗跛三爷”，曾经被聘来此教武，对此也流连忘返。可惜，这里却并不是少年罗世文的乐园。孤儿寡母，加上母亲出身贫贱，又是以卖身葬父到罗家作妾的，在罗家近乎一个奴脾的地位。所以，母子俩常年浸泡在白眼、恶语、欺凌的深坑中。罗世文从母亲讲述的故事中，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这个世道不平，应该造反，并惋惜“兰大脚板”、“李短辫子”造反军没有打到观音滩来。他在花粤山房发蒙读书后，从不逃学，当别的蒙童在成群嬉戏的时候，他也能在书案前坐得住；晚上，就伴着针线不离手的母亲，琅琅背诵直到深夜。他在储有成套成轶书籍的藏书阁里，成天手不释卷的读《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西游记》、《官场现形记》这类小说，他不仅读懂了这些半文半白的大部头，还能绘声绘色地在同辈兄妹中摆龙门阵，常常一有空就被小朋友们簇拥着，讲到了掌灯时分还不放他走哩。他边学习书中的豪侠行为，敢打抱不平，反对大欺小，终于使个别逞凶撒豪门的劣少再不敢对他耍霸了。

1924年，罗世文在重庆被组织安排任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在肖楚女、杨闇公等革命家领导下积极发展团的组织，在青年中开展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工作。暑假回到家，又同罗世良等人发动佃农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成立了“农协小组”，取得了“看谷减租”的胜利。这时期自发地组织的领导佃农的斗争，增强了罗世文革命的信心，为他后来从事党的地下斗争积累了经验和奠定了基础。

1925年，罗世文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组织派遣到前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东方大学是共产国际为以中国为主的东南亚国家培养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人才的学校。罗世文在东方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革命理论学说，同时因其俄语成绩突出，被安排任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的翻译和助教。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结束后，罗世文又到德国进修炮科专业。那时德国反共势力嚣张，迫害和打击共产党。罗世文到德国后虽然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但因是从苏联过去的，所以处境也十分危险，只好回到莫斯科，不久奉命回国。

罗世文从苏联回国是1928年秋，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已历时一年多，“清党”高潮未退，全国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我党除举行暴动创建的几个根据地外，在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均转人地下。罗世文回国后被党安排到中共四川省委(地下)任宣传部秘书。1929年，党又派他去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做兵运工作。经他的组织和发动，第七混成旅在蓬溪举行暴动，攻占了蓬溪县城和营山、渠县等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世文任党代表。蓬溪起义遭到军阀刘湘、刘存厚、田颂尧等反动势力镇压而失败，罗世文重新转入地下。

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被捕被杀，四川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在紧要关头，中央决定重组四川省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罗世文临危受命，任新组建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当时中央受李立三“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不考虑全国各地具体情况是否允许，指示各地举行武装暴动。罗世文对当时中央的指示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一名党员，他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指示精神，参与和领导了四川江津、荣县、威远、广汉等地的军事暴动。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外援策应，几次暴动均告失败。

1931年，罗世文被中央安排任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任省委书记，领导四川的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日军侵我东北，全国掀起抗日浪潮。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四川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展开。为了配合红军行动，中共四川省委还领导了川南升钟地区和梁山南岳场的农民起义和发动了德阳、孝泉等地“兵变”。

1933年10月，罗世文和廖承志一道受中央派遗，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罗世文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负责人。在高级训练班，罗世文亲自讲授《马列主义初步》等理论课程。

1935年，因反对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他和廖承志一起被张国焘抓起来，非法拘禁。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懋功，张国焘拒绝中央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分裂红军，率红四方面军南下，意图创建川西北根据地，遭到敌军重创。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已重新北上。在整个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过程中，罗世文始终站在正确立场，反对张国焘的做法。他和廖承志等被武装监视随部队行军，重新爬雪山、过草地，几乎丧命。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北上和中央汇合后，在中央直接过问下，罗世文、廖承志才获得自由。在延安，罗世文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参加了对张国焘机会主义的批判和斗争。罗世文被中央安排去任陕北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理论教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以国共两党为主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根据抗日大局的需要，1938年3月，中央派罗世文回四川领导四川的统战工作，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委书记。193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扩大会决定分别组建中共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罗世文任川康特委书记，兼第十八集团军成都办事处负责人和《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长。同时应川军二十四军军长、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邀请担任二十四军高级军事顾问。

罗世文烈士的堂弟、什邡市市委党校教师罗世展，应邀到自贡市蜀光中学“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英烈报告会”上作报告。罗世展以慷慨激昂、饱含深情的语调，向学子们讲述了罗世文烈士等革命英烈的不朽事迹，大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牺牲时年仅42岁。年近七旬的罗世展系罗世文烈士堂弟，他历时近十年，行程十万余公里，在全国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个市、县及上千个乡镇，举行以罗世文等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为主要内容的“红岩精神”讲座1580场次，听众达100多万人次。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本诗注释

本诗是罗世文在遇难前在白公馆朗诵的。

群情：指群众都盼望解放。“英雄”是对蒋介石的讽刺，他们曾经夸口要“统一全国”，把全国人民置于独裁统治之下，可是他们的妄想注定失败，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人民，最后笑的必然还是人民。

罗世文重情，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他对母亲也怀有一片深情。由于长年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罗世文没有时间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思念儿子，每天就朝门口望着大路叫：“自元（罗世文小名），你还不回来呀？” 1944年中秋节，身陷囹圄的罗世文从亲友口中知道这事后，倚着铁窗，写下《无题》一首：“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情。”

曾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史志办主任的冷国文参与了罗世文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告诉记者：“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阅读罗世文那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切感受他英勇无畏的革命风范的同时，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加可亲可敬的罗世文。”

1940年3月18日，时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在成都被捕。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壮烈牺牲。参与残害罗世文的凶手，隐姓埋名十余年落网。2009年，罗世文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罗世文，四川威远人，1904年生，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等职。

抗战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兼第十八集团军成都办事处负责人和《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长。

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他押到重庆军统局总部看守所，亲自审问，妄图诱降，遭到严辞拒绝。在监狱中，罗世文受尽折磨，坚贞不屈。

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在一本俄文书籍上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表示：“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在牺牲前，罗世文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没有给母亲准备棺木。

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和车耀先一起被敌人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敌人残忍地将他们毁尸灭迹。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先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亲自为烈士题写了墓碑。

成都解放后，逮捕罗世文的特务——四川特种委员会行动组组长周作桢，组员刘于利、张治等一一被抓获，但凶手刘鹤梅却杳无消息。

1955年下半年的一天，南通县肃反办公室收到了一封检举信。内容是：“刘传祖，扬州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受过专门特务训练，干过密捕、暗杀等特务活动，解放前夕去过香港……”

最终，一张国民党四川特种委员会行动组的集体照片让真相显露。原来，长期追捕未归案的刘鹤梅，就是暗藏在南通县教师队伍中的刘传祖。

1950年，刘传祖从香港返回，经上海回到其家乡扬州。随后不久，他改名刘传祖，考入苏北师资训练学校，并最终分配至南通县当老师，并与当地村一妇女干部朱某结婚。

据刘传祖交代：“5月里（1940年）的一个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警务团副周作桢对我们说：‘行辕来令，今晚和他们去破获共产党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我到斜对门新华日报馆（罗世文同志住处），周作桢把门喊开……当时里面有四五个人，当时查获很多书籍，其中几百本有‘列宁’两字的书籍和化学通讯药水。”

刘传祖还交代他参与的一次杀害共产党员的行动，其手段极其残忍。

“在40年6月间的一个晚上……这时李淑伟用绳套在犯人的头上，我就和谢道隆、刘于利等在一边拉，另一个边由冯振兴和其他几个宪兵在拉，后周作桢和李淑伟用刀子戳入犯人的气管和太阳心。其他两犯人也是用同样的手段执行的……”

1957年9月，中共南通县委经过调查审讯，形成《关于刘传祖问题的结论》：“刘传祖任职期间，敲诈勒索、骗奸妇女，多次搜集我军政情报向特务机关汇报。特别在1940年充任特务时，参与逮捕反饥饿、反蒋运动的群众六七人，同年4月参与拘捕我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车耀先，中共党员唐介舟3人，结果罗、车二人解重庆遭受杀害。同年匪特暗杀我共产党员唐介舟、薛觉先等6人时，刘也积极动手凶杀。”

《关于刘传祖问题的结论》称：“根据上述事实，刘实属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有严重罪恶的特务分子。”

1958年8月，刘传祖被南通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这首五言绝句，洋溢着强烈的革命豪情，抒发了一个革命者坚定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诗篇的作者叫罗世文。罗世文是什么样的人物？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下这一首短诗的？这里有一个悲壮感人的故事。

1940年3月15日早晨，在成都焦家巷的一座房屋里，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是36岁的特委书记罗世文。他脸孔白皙而清秀，戴着一副圆形的眼镜，深黑的大眼睛透露出一种坚毅的神情。特委召开这次紧急会议，是因为成都刚刚发生了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导演的一起严重事件。

就在前一天傍晚，国民党暴徒二三百人化装成贫民，在成都南门外捣毁了地方军阀潘文华的银行粮食仓库的大门，抢劫了存放在那里的大量大米。消息传开后，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前往现场围观。这时，从城内开来五辆满载着军警的卡车，全副武装的军警一跳下汽车，就凶狠地殴打和逮捕围观的群众，还抓走了正在现场观看的共产党员、《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然后，国民党又倒打一耙，捏造了“共产党煽动群众抢米破坏抗战后方”的谎言，并硬说抢米事件的现场组织者和指挥者就是朱亚凡，企图破坏我党和四川地方实力派结成的统战关系，胁迫四川地方实力派同意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抢米事件发生之后，川康特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罗世文和大家一起分析形势，认定抢米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阴谋陷害，提出必须提高警惕，迅速转移，疏散已经暴露的党员，防止敌人破坏。局势是紧张的。不时有情报传来，说国民党特务捕人的黑名单上有罗世文的名字，还说敌人正在加紧准备，要对罗世文等同志下毒手。川康特委副书记邹风平知道，罗世文还负责领导《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工作，共产党员的身份早已公开，如果让罗世文继续留在成都，那是很危险的。他恳切地对罗世文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你应该赶快转移，到乡下去避一段时间。”罗世文的妻子王一苇也很担心丈夫的安全，劝他说：“你赶快离开成都吧，这里的事情有我来处理。”

战友的关怀，妻子的叮嘱，使罗世文很受感动。但他想到大敌当前，应当以革命利益为重，不愿离开战斗的岗位。他坚定地回答说：“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的影响很大，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转移吧。”3月18日晚上，风雨交加，天地显得分外昏暗。在浓重的夜幕中，罗世文迎着茫茫雨雾，在祠堂街上匆匆行走，去《新华日报》报馆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他不曾想到，国民党特务在夜色中早已包围了这一地区。他一走进报馆，埋伏在四周的特务便蜂拥地闯了进去把黑森森的枪口对准了他。罗世文神情自若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透过镜片闪射出鄙夷的目光。他环视了一下报馆的同志，镇定而清楚地说道：“同志们！《新华日报》是我们党在大后方的一面旗帜，我们一定要把分馆办好，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就是一个人也要工作下去！”“不准抓人！不准抓人！”报馆的工作人员举着双拳大声呼喊，虽然明知道特务是不会接受他们的要求的。晶莹的泪珠在他们的眼睛里滚动。罗世文又深情地望了同志们一眼，挥手推开特务的枪刺、昂然地走出门去......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在成都进行了大搜捕，先后抓了1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共产党员、成都著名的抗日群众领袖车耀先也被捕入狱。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欣喜若狂，急忙由重庆飞往成都。此刻，戴笠完全沉醉在狂热的幻想之中了。他得意地感到，这次抓住了罗世文、车耀先这两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是自己工作的大收获，只要抓紧时机，从罗世文、车耀先身上打开缺口，然后跟踪追击，扩大战果，就可以把四川的地下党员一网打尽。戴笠一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地驱车来到军统局的看守所，要对罗世文、车耀先进行一场秘密的提讯。

当戴笠矜持地出现在牢房后，罗世文未等这个特务头子开口，就怒不可遏地说道：“戴笠先生，我要请问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我们八路军驻重庆的办事处，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建立的，《新华日报》也是贵党同意创办的，我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驻成都的代表，又是《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负责人，你们凭什么抓我？”罗世文这一连串义正词严、落地有声的质问，如同一记沉重的闷棍，打得得意忘形的戴笠一时不知所措。他勉强保持住冷静，虚伪地笑着说：“罗先生，对不起，你受惊了，这实在是出于误会......”罗世文打断了他的话头，逼视着特务头子说：“既然是出于误会，那好，就请你马上放我们回去。”戴笠装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轻轻摇了摇头说：“莫急，莫急，这事我们可以商量嘛。”“你说，拘捕我们是出于误会，可是又不释放我们，你们这样做算什么呢？到底想干什么呢？”戴笠被问得目瞪口呆，无言以答，脸上的得意和自信突然消失了。他恼羞成怒，眼睛里冒出凶光，用威胁的口气说道：“罗先生，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处境。你快把你们的地下组织交代出来，承认抢米事件是你们煽动的，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罗世文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傲然地说：“你也应该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吓、不怕死的。你们想把抢米事件栽到我们的头上，是根本办不到的。”戴笠没有料到，自己赤膊上阵的头一个回合，就碰了个硬钉子，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可是这个老狐狸并不就此罢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一位穿着西装革履，手中提着礼物的中年人，突然来到牢房“探望”罗世文。他一见到罗世文，就亲热地叫起“老同学”。来者叫邓文仪，与罗世文确有同学关系。如今，邓文仪是国民党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在顽固派里颇有点地位。罗世文很了解邓文仪的为人，也知其来意不善，便嘲弄地说：“哎呀，邓先生，你大驾光临，莫非是充当说客来了？有话就请讲吧。”邓文仪脸上露出一丝奸笑，毫不掩饰地答道：“老同学真是个爽快人！凭罗兄的才干，如果能到我们这一边来，一定前途无量。”罗世文哈哈一笑，斩钉截铁地说：“我参加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革反动派的命。现在国难当头，全国人民在抗击日本侵略者，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是决不会作出认敌为友、破坏抗战的事情来的。”邓文仪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罗世文身陷魔窟，矢志不移。他经常站立在牢房的铁窗前，激动地吟诵自己写的一首诗：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百战身经尝考验，廿年冰蘖励忠贞。铿锵的诗句，庄严的誓言，激励着罗世文和他的战友以钢铁般的坚强意志，迎接更加严酷的斗争。

罗世文，四川威远人。重庆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曾留学苏联、参加长征。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川陕苏区省委常委、苏区党校校长、延安红军大学教员，抗战爆发后，被党中央派到成都，任南方局领导下的八路军驻蓉办事处主任兼《新华日报》社成都负责人。

1940年3月，国民党当局诬其煽动成都“抢米事件”，并借机逮捕，辗转关押于重庆望龙门、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等监狱。1946年8月与车耀先同被秘密枪杀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 

罗世文1904年出生在四川威远一个盐商家庭，虽家境比较富裕，但由于其亲生母亲不是原配夫人，因此母子二人在家中经常受到其父罗万隆及其原配夫人和一些不良族人的虐待欺侮。罗世文的母亲天生傲骨，不愿屈服，因此母子俩的生活过得很是艰难。特别是在父亲罗万隆去世之后，罗世文母子的日子更是举步维艰。罗世文的母亲咬紧牙关，以做女红获得的微薄收入将罗世文拉扯大，供他读书。罗世文与母亲相依为命，深知母亲的艰辛和不易，从小便发誓：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罗世文是重庆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曾留学苏联、参加长征，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参加革命后，罗世文很少有机会回家。但只要有老乡回去，他便一定会托老乡去看看自己的老母亲，并帮忙从家乡捎话回来。

罗世文平时生活特别节俭，但他总会省下钱给母亲邮过去。罗世文经常寻思，除了用这些微薄的钱来聊表孝思以外，自己还能为母亲多做些什么呢？母亲老了，身体又不好，身边没有别的亲人。每每想到母亲孤苦伶仃的情景，罗世文就会泪湿衣襟。

罗世文烈士青年时期照片

1940年3月，时任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的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诬其煽动 “抢米事件”而逮捕，狱中的酷刑和霉米饭没有能使他屈服，但对母亲强烈的思念和担忧常常使他辗转反侧，泪流满面。他经常站在牢房的扦子门前，望着皎洁的月光，难以抑制地想起母亲，想起她那苍老、憔悴却充满了深切思念和痛苦期待的面容。

他在心中默默倾诉：“母亲啊母亲，孩儿自从1925年到苏联留学到现在，您已整整悬望孩儿20年啦！您在屈辱、痛苦中将孩儿抚养成人。孩儿不但没有给您一点安慰和帮助，反而让您日夜担惊受怕。您能理解您的儿子吗？您能原谅您的儿子吗？”罗世文曾吟诗一首来写照在这样情景之中的心境：

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

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 

罗世文自知是重要“政治犯”，出狱机会微乎其微，他便多次拜托难友，希望他们如果能出狱，请代为看望家中年迈的母亲。

罗世文、车耀先之墓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和谈中，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特别点名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等人。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都认为罗世文一定能出狱，替他感到高兴。

当大家问他出狱后有何打算时，他坦然告诉难友说，自己从小就没有了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可自从自己参加革命以后，除了回去看过她几次外，一直在外奔忙，不仅未能尽孝，反而让母亲为自己担惊受怕，心中很是不忍。母亲年岁大了，过去从未抱怨和提出过什么要求，但曾流露过想要置办一副寿木的念头，从前因自己太忙，一直想办而没有给她办成，这次如果真的能够获得自由，将一定回老家，看望年过七旬的老母，还要把置办一副寿木事情办好，了却老人家的一桩心愿。 

当时有难友表示不理解，认为罗世文这个想法是封建意识加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想到罗世文一改往日和善的态度，正言厉色地对难友大声说道：“百善孝为先，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也要讲求孝道！”

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和车耀先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英勇就义。在押赴刑场的路上，特务问罗世文有什么话留下，环顾四周松柏苍翠，罗世文朗声说道：我这一生，献给了人民壮丽的解放事业，我唯一遗憾的是，未能满足母亲小小的愿望，给她置办好一副棺材。 

先烈自信无悔惟憾母愿未了，我辈每念前事当思人生如何。这正是： 

一副寿木，慈母心愿未圆终成遗憾世文情难却；

满腔热血，此身为国尽忠毕竟无悔烈士志不移。

“高扬旗帜济苍生——罗世文、车耀先事迹展”现场展出的罗世文临刑前寄给党组织的信。

1946年8月18日下午，军统重庆集中营辖区内的松林坡戴公祠停车场，一辆美式吉普车从山下疾驶而来，在停车场戛然刹住。几个武装特务从车里拖下两个戴着手铐的人，两个人都身着旧黄军服，一个戴着眼镜，一个拄着一根拐杖。

戴眼镜者环顾四周的苍松，忽然哈哈一笑，随即高声吟诵起来，拄拐杖者也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吟诵声和口号声响彻了寂静的松林坡，特务们闻声惊恐失色。随着几声慌乱而沉闷的枪声，两人踉跄着倒下……

“戴眼镜者就是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主任兼《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负责人等职的罗世文。他和车耀先一起，被特务秘密处决。”7月2日上午，歌乐山松林坡遗址群内，站在罗世文烈士的雕像前，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将转移机会让给别人，自己不幸被捕

出生于四川威远的罗世文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秋，罗世文从延安来到重庆，领导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负责统战工作。“从1937年到1940年，在南方局和川康特委、川东特委的指导和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下，在罗世文等人的领导下，四川地区的抗日民主力量不仅迅速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王浩说。

1940年3月14日，为打击迫害成都共产党，军统特务头目康泽等人策划了成都“抢米事件”，并在事后发表了《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的文章，给中国共产党加上“破坏抗战”的罪名，大肆抓捕进步人士……一时之间，四川地区的革命活动陷入低潮。

“作为四川地区的革命领导人，罗世文自然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抓捕的对象，但他本来是可以逃脱国民党的围捕的。”王浩说，3月16日，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传出情报，说敌人的黑名单上指名要抓罗世文等同志。当晚，川康特委副书记周凤平也表示，鉴于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建议罗世文转移到乡下避一段时间。

“即使如此，罗世文依然不为所动。”王浩说，罗世文以自己是公开的中共代表等为由，把转移机会让给了别人，自己则选择留在成都坚持工作，直到3月18日被捕。

“为了党的事业，罗世文明知道留下来坚持斗争会被捕、牺牲，但他毅然选择留下，在这一点上，罗世文无疑为新时代党员做出了榜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说，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才能做出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业绩，才能感召亿万人民接续奋斗，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在狱中组建党支部，不断壮大队伍

在“高扬旗帜济苍生——罗世文、车耀先事迹展”现场，记者看到了一些罗世文在狱中创作的作品，但这几篇文章的署名都是“史迷”。

“‘史迷’就是罗世文在监狱中写作时所使用的笔名。”王浩介绍，在罗世文被捕后，国民党立刻把他转移到白公馆监狱，想从他口中得知中共四川党组织的机密。但让特务们没想到的是，即使是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马，也没能从罗世文口中得到任何情报。

随后，戴笠等人又派大特务邓文仪（罗世文留苏时的同学）前去招降。面对昔日的同窗，罗世文依然不为所动，他大声训斥邓文仪：“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是会合作的，我‘自首’什么？”

“在拒绝特务招降的同时，罗世文还充分利用监狱里的条件进行宣传工作。”王浩说，自1940年下半年被转移到贵州息烽监狱关押后，罗世文不仅秘密地给同监房的同志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还在狱中创办的《复活周刊》及《养正周刊》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赞扬苏联红军的功勋，以及民主和人民必胜、法西斯必败的真理，鼓舞难友的斗志，坚定难友的信心。

不仅如此，罗世文还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一起，在息烽监狱内成立临时党支部，以团结和领导革命同志开展斗争。“党支部成立之后，不仅为难友们争取到散步、晒太阳、看书、看报纸的权利，还通过参加生产，让组织得以扩大。”王浩说。

不忘初心，就义前交纳最后一笔党费

在“高扬旗帜济苍生——罗世文、车耀先事迹展”现场，有一张俄文书的扉页，上面写着：“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这是罗世文临刑前写给党组织的信，而那一万元则是罗世文交纳的最后一笔党费。”王浩说。

时间回到1946年8月18日，渣滓洞监狱内，一名拿着两张飞机票的特务对罗世文和车耀先说：“恭喜张先生、田先生！接上峰命令，您二位马上转移到南京，蒋委员长要召见你们，然后就可以自由啦！”

王浩介绍，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点名要求蒋介石释放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等人。为掩人耳目，蒋介石一边宣称罗世文等人已被处决，一边密令戴笠，把罗世文、车耀先二人改用张世英、田光祖的化名，隔绝与外界的接触。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统区，蒋介石则决定通过秘密处决罗世文等人，强化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

“其实，早在敌人动手的几天前，罗世文就凭借在长期地下斗争中形成的政治敏锐度，意识到蒋介石要对自己下手。”王浩说，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罗世文显得十分坦然，他从特务手中接过机票后，立刻从一本俄文书上撕下一页，写下了上面的那一段文字。

“革命先烈‘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的精神，也是当下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需要学习和发扬的精神，面对困难、百折不挠，面对逆境、永不放弃。”王浩说。

罗世文，四川省威远县人，1904年出生在当地一个盐商家庭。但就在他出生那一年，由于清政府横加税额，其父破产入狱，而后病死狱中。

1924年，罗世文与杨闇公、萧楚女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助社”等进步团体，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925年夏，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赴苏联留学深造，并在出国前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1933年，罗世文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工作，由于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过批评，遭到非法关押。长征途中，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他们同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到平反。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和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罗世文重情。由于长年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罗世文没有时间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思念儿子，每天就朝门口望着大路叫：“自元（罗世文小名），你还不回来呀？” 1944年中秋节，身陷囹圄的罗世文从亲友口中知道这事后，写下《无题》一首：“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情。”

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和车耀先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先隆重安葬，周恩来总理为他们题写墓碑碑文。

1946年8月18日正午，关押在渣滓洞监狱中的难友，从一双皮鞋的鞋底取出了一张老旧的俄文书页，难友警惕地站在牢门边望了望，然后摊开书页，上面写道：据说将押往南京，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原来，这就是革命烈士罗世文在临刑前写下的遗信。

罗世文一生致力于革命。从1924年到1925年，罗世文在重庆先后组织参与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

1924 年11月19日，重庆发生了日本商船私运劣币并将上船检查的士兵推入江水的事件，史称“德阳丸事件”。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重庆当局的妥协投降行径，激起了人民极大愤慨。重庆团地委决定以此为契机，激发山城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打破气沉沉的局面。罗世文以重庆学联主席身份，到重庆各学校开展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市学生行动起来，同全市人民一道，坚决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11 月 27 日，重庆各团体举行代表会，成立了“‘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会后，罗世文代表学联，同其他群众代表一起到日本领事馆，向日本领事当面表达山城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行使所谓“警察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共同意愿，并严正指出，日本船主在中国土地上违反中国法律，伤害中国士兵，必须由中国政府和人民按照中国法律予以审判和制裁！

12月13日，重庆各界人士7000多人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和阻拦，在打枪坝广场召开了“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惨杀华人的‘德阳丸案’”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要求日本领事赔偿死者命债和丧葬抚恤费以及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的宣言。随后，罗世文率队示威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许多市民和学生受到感染，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当游行队伍到达省署时，罗世文等作为群众代表前往请愿。四川省省长邓锡侯慑于群众威势，不敢出面，只是派人接谈。一位官员为群众和代表们的爱国热情和凛然正气所感动，感慨地说，“‘德阳丸案’有今日举动，足见中国民心未死”，并表示立即转达全市人民要求，促使省长等尽快拿出解决办法。这次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极大地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1925年6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团地委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全市人民声援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罗世文等以“重庆劳工互助社”的名义向全市发出通知，并于6日上世文午出面召集各群众团体代表开会讨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办法。6月7日上午，重庆各界84个群众团体派出代表400多人在巴县图书馆召开了“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罗世文被推选为文书部副主任。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首次主任会上，由罗世文代拟的向政府提出的重要条件及最低要求，获得会议一致通过。

在后援会领导下，重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学生上街演说，商人抵制英日货物，这使驻渝英、日领事十分恐慌。他们威逼重庆地方官员压制群众爱国运动，宣布实行“厉禁”。在此情况下，作为后援会代理主席的罗世文，主持了后援会第二次主任会议。会上，他提出与卫戍司令部接洽，取消戒严令，并商量团结社会各界，共同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他还起草了给北洋政府外交部及全国各界军民的函电，鲜明地提出要求英、日两国赔偿损失，要求政府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管理权等主张。

此外，后援会还领导重庆各界群众于6月25日举行了声援上海人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大大振奋了山城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6月28日，日本、英国雇用的重庆华工全体罢工，并断供粮食，沉重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在渝势力，进一步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7月2日，英国士兵在南岸刺死刺伤多名工人，罗世文等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示威游行，并同军警展开激烈斗争。

1939 年底至 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指挥部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同时，还把魔爪伸向了国统区的党组织和救亡运动。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辗转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罗世文被捕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获蒋介石批准，用专机将罗世文押送到重庆军统局总部看守所。随即，戴笠亲自审问，威胁利诱，妄图使罗世文就范，但没能成功。

于是，戴笠又利用特务邓文仪曾同罗世文一起留学苏联的关系，派他带着厚礼去“看望”罗世文，企图通过叙旧情、拉关系、谈利害和许以高官厚禄，使罗世文俯首归顺。但是，罗世文看透了敌人的诡计，正义凛然地对邓文仪说：“我们共产党与你们国民党是第二次合作，这次，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1927年的那段历史重演，再次破坏国合作，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是那样做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民党的彻底完蛋！如果你们一定要倒行逆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那么，我至死也不投降！”邓文仪也碰了钉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命令将罗世文押解到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关押，轮流审讯，要其为国民党工作，但一次次地遭到罗世文严词拒绝。

1946年8月17日，敌人放话要把罗世文转到南京监狱。罗世文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他把自己和党支部多年积存的一万块钱悄悄交给了宋绮云，作为党的活经费。临刑前，还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8月18日，罗世文牺牲在歌乐山松林坡。

他是大盐商家的“少爷”，也是小说《红岩》中英雄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他是渣滓洞里英勇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满腔柔情的赤子。他就是罗世文，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烈士。

罗世文，四川省威远县人，1904年出生在当地一个颇具盛名的大盐商家庭。但就在他出生那一年，由于清政府横加税额，其父破产入狱，而后病死狱中。罗世文自幼丧父，受尽歧视和冷遇，但他牢记母训，发愤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罗世文与堂弟罗世良、罗世法等十余人组织起“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1923年夏，罗世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重庆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4年，罗世文与杨闇公、萧楚女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助社”等进步团体，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5年夏，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赴苏联留学深造，并在出国前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1933年，罗世文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工作，由于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过批评，遭到非法关押。长征途中，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他们同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到平反。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和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1946年8月17日，敌人放话说要将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到南京监狱。罗世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表示：“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8月18日，罗世文和车耀先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先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墓碑碑文。

曾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史志办主任的冷国文参与了罗世文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告诉记者：“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阅读罗世文那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切感受他英勇无畏的革命风范的同时，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加可亲可敬的罗世文。”

罗世文重情，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他对母亲也怀有一片深情。由于长年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罗世文没有时间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思念儿子，每天就朝门口望着大路叫：“自元（罗世文小名），你还不回来呀？”1944年中秋节，身陷囹圄的罗世文从亲友口中知道这事后，倚着铁窗，写下《无题》一首：“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情。”

罗世文自幼丧父，受尽歧视和冷遇，但他牢记母训，发愤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罗世文与堂弟罗世良、罗世法等十余人组织起“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1923年夏，罗世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重庆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4年，罗世文与杨闇公、萧楚女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助社”等进步团体，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925年夏，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赴苏联留学深造，并在出国前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1933年，罗世文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和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1944年中秋节，身陷囹圄的罗世文从亲友口中知道母亲经常因为思念自己而呼喊自己的小名的事情后，倚着铁窗，写下《无题》一首：“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情。”而他写的另外两句诗也让冷国文深有感触。

1946年8月17日，敌人放话说要将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到南京监狱。罗世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表示：“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8月18日，罗世文和车耀先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罗世文都始终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便是罗世文对青春的最好回答。

1937年罗世文回川领导统战工作，1938年2月省临时工委与罗世文研究决定在祠堂街建立《新华日报》推销处。

1938年2月，罗世文租下祠堂街103号（后改为88号）设立推销处（后改为《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罗世文、邹风平共同负责推销处工作，罗世文负责政治领导。

1940年3月18日晚8时许，罗世文在《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被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

写在俄文书籍封面上的遗言

1946年7月罗世文被押解回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8月17日罗世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在俄文书籍封面上写下遗言，塞进鞋中传递给难友。“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这是罗世文临刑前写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8月18日罗世文与车耀先壮烈牺牲。“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这是罗世文在重庆歌乐山下松林坡刑场时，口头吟诵的就义诗《望春》。

罗世文狱中手稿